仁宗慶曆二年 (公元 1042 年) 三月，富弼出使遼國。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年少時篤志好學，氣度恢宏，獲范仲淹賞識，曰：「(帝) 王 (輔) 佐 (之)
才也。」王曾、晏殊也欣賞其文采，晏殊把女兒許配給他。
仁宗恢復制科，范仲淹提議富弼藉此出仕為官，「舉茂材異等，授將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仲淹因反對廢郭皇后被貶，富弼為其求情：「宜還仲淹」(此見富弼屬范仲淹一派，受儒家精神薰陶，傾向改革時弊，不因循苟且)，富弼不久出任絳州通判，升直集賢院。
李元昊稱帝，建立西夏國，富弼上疏陳述八件事，乞斬其使者。仁宗以他為開封府推官、知諫院。三川口一役，黃德和誣陷劉平、石元孫投降，富弼還二人清白，德和遭要斬。富弼又反對宦官監軍，不贊成入內都知王守忠為鈐轄：「用守贇既為天下笑，今益以守忠，殆與唐監軍無異。守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直言極諫，加上和范仲淹關係密切，令宰相「呂夷簡不悅」。適逢契丹派大臣蕭特末
(漢名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之地，夷簡於是推薦富弼為「接伴使」。
是時，遼興宗耶律宗真年紀漸長，「國內無事，戶口蕃息，慨然有南侵之意」。眼見宋朝受西夏困擾，遂「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儘管有「主和派」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期期以為不可
(「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況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興宗卒之採納「主戰派」南院樞密使蕭惠建議
(「兩國強弱，聖慮所悉，況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用強大武力作後盾，企圖奪取故地。
特末至，擺出一副傲慢姿態，「託疾不拜」，富弼不滿：「昔 (吾出) 使北 (朝)，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富弼之前曾出使遼國)
特末感尷尬，矍然起拜。富弼見對方講道理、知愧恥，「開懷與語」，特末亦十分感動高興，不再隱瞞實情，將遼興宗所要求的一切，暗中告知富弼，並說：「能順從，就順從他，不能順從，就以一件事搪塞他就足夠
(「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
富弼將種種資訊奏報仁宗，仁宗「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 (許以信安僖簡王允寧女與遼之皇子梁王洪基結婚)」，卻不同意歸還關南之地。
富弼為回謝國信使，出使契丹。從他不接受樞密直學士、說：「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可見富弼重義輕利，為一儒臣。
契丹有武力作後盾，所謂「聚兵幽、薊，聲言南下」，宋朝亦不甘示弱，「河北、京東皆為邊備」。
呂夷簡雖汲汲於私怨，但他不失為一人才，這由「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可以看出
(「澶淵之盟」能夠成功締結，宋朝軍民上下一心，遼軍無必勝把握，是一大關鍵。必須擺出一副強硬姿態，令遼軍虛怯，富弼在談判時才能不落下風，夷簡看通箇中關節，故為一人才)。
大名府即今邯鄲市大名縣，乃真宗當年親征駐蹕之所。以此地為北京，等於示意宋朝堅決抗遼。
建都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讓契丹人見識宋軍陣容、軍紀之嚴整，產生畏懼之心：
「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虜中始懼。」
富弼見遼興宗，興宗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群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
竟把自身脅武力奪取關南地之舉措，包裝成對宋朝「違約」(「約」指「澶淵之盟」) 的網開一面。
富弼回答：「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
他不是正面駁斥遼興宗，而是猜測興宗心理無非為一己之私利 (「義利之辨」是儒者慣用之思維模式)，乘機因勢利導，分化興宗及其臣下。
興宗果然驚曰：「何謂也？」富弼估計無誤了。
富弼說：「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
此處富弼開始講道理，其理據有二：
(1) 宋朝疆域遼闊，「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早就不如五代般困窘，契丹南侵，不必然取得勝利，隨時「賠了夫人又折兵」。
(2) 即使南侵成功，所得利益未必盡歸興宗本人，群臣必定分沾。相比兩國和好，利益盡歸興宗本人，後者顯然更明智。
從「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興宗已被說服。
和談將成，富弼方回應興宗開頭的詰難：「塞雁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
興宗自知理屈，故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不過，關南之地始終要奪回，包裝被拆穿，只好單刀直入：「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洗雪前恥，替祖宗爭一口氣，竊以為是興宗原來之目的。
富弼答：「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
這其實是曹利用見蕭太后時，蕭太后說：「晉畀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曹利用答：「晉、周事，我朝不知」的摹本。
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相當於昔日的政事舍人高正始 (「今茲引眾而來，本謀關南地，若不遂所圖，則本國負愧多矣」)。
六符非契丹君主，富弼見大局已定，遂不再客氣，厲聲道：「本朝皇帝言，朕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
遼興宗後來召富弼一同打獵，借故把富弼的馬靠近自己，說：「得地則歡好可久」。富弼依舊不為所動，反覆陳述不能這樣：「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
他甚至不贊成兩國和親：「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
遼興宗最後無奈地讓富弼返國，僅求增加歲幣 (史稱「重熙增幣」)。
九月，富弼與張茂實持誓書再至契丹，興宗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富弼反對：「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
興宗退而求其次：「然則為『納』字。」富弼仍然反對。興宗不耐煩：「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富弼據理力爭：「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己增幣，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
興宗敵不過富弼的固執和疾言厲色，「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仁宗知悉，「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富弼「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到頭來功虧一簣。
富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子生 (出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可見他捨家為國，大公無私。
仁宗以他為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他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敢受賞乎？」
劉向《說苑》＜立節＞：「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無功不受祿，乃儒家之做人原則。富弼拒絕仁宗升遷，是他篤信儒學之鐵證！
「重熙增幣」，契丹每年可得銀絹五十萬 (銀增至二十萬兩、絹增至三十萬匹)，自此宋、遼一百二十年不交兵
(值得注意是，李燾的評價比較負面：「時契丹實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呂夷簡等乃許與過厚，遂為無窮之害」)。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3. 畢沅，《續資治通鑑》。
4. 葉隆禮，《契丹國志》。
5. 錢穆，《國史大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