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改變了「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的舊例，轉為「分州兵為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眾寡，使更 (輪流) 出禦賊」。延州宋軍在新編制下戰鬥力提升，「夏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 (范仲淹) 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 (范雍) 老子可欺也！』」不久，其他地方皆採取他的方法，西夏軍隊不敢隨便進犯。
鑑於「關中民苦遠輸」，范仲淹「請建鄜州之鄜城縣為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邊兵就食，可省糴價十之三」，「康定軍」遂設立。
他又進行屯田 (營田)，准許互市以通有無，且建議復修承平、永平等寨「稍招還流亡」：「鄜延路入界，比諸路最遠，宜先修復城寨，請以二月半合兵萬人，自永平寨進築承平寨，俟承平寨畢功，又擇利進築，因以牽制元昊東界軍馬，使不得並力西禦環慶、涇原之師，亦與俱出三路無異」，自此「蕃 (羌人)、漢之民相踵復業」。
九月，西夏軍侵犯三川寨，楊保吉戰死。劉繼宗、李緯、王秉等分兵出戰，皆失利。王珪率領三千騎兵前來救援，被西夏軍隊重重包圍。珪孤軍血戰，「殺賊將二人，獲首級甚多」。雙方交戰三日，宋軍戰歿者高達五千餘人，戰況都算慘烈！
三川寨諸將敗陣的消息傳到韓琦耳邊，韓琦上言時為諸將說項：「劉繼宗、李緯等倉卒出戰，遂致退衄，望特免推鞫，但量其罪輕重等第削官，或更移降差遣，責其後效。王珪以孤軍血戰，身被重創，尚求益兵出鬥，雖失亡數多，望貸其罪。」仁宗採納。
西夏軍勢如破竹，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韓琦派環慶副都部署任福等領兵攻克白豹城 (西夏據點)，「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
戰爭不純粹是兵刃相交，還涉及龐大的軍費支出。十二月，「出內藏庫絹一百萬助糴軍儲」、「詔司農寺以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鑄大錢，一當十......以助邊費」，俱反映用兵西北對宋朝經濟構成沉重負擔。
本來，李元昊乞和出自真心誠意，宋朝將可鬆一口氣。
奈何「元昊使人於涇原乞和，又遣高延德詣延州與范仲淹約。仲淹既見延德，察元昊未肯順事，且無表章，不敢聞於朝廷，乃自為書諭以逆順 (痛陳利害)，遣監押韓周同延德還抵元昊」。韓琦聞元昊乞和，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宋夏對峙的局面始終無法消解。
約和不成，要避免曠日持久，只好採取一勞永逸之計 - 正面擊潰敵方主力。夏竦派韓琦、尹洙詣闕呈上攻守兩個方案，仁宗與兩府大臣 (宰相) 認定要對西夏展開攻勢。杜衍不贊成，說：「僥倖成功，非萬全計」，未被理會。
尹洙至延州請范仲淹聯合出兵，仲淹認為：
(1) 宋軍人數雖多，但缺乏精兵悍將，戰鬥力薄弱；
(2) 西夏境內山川險惡，沙漠廣袤，興慶府地處黃河以北，不宜貿然深入。
堅持不可 (韓琦主攻，范仲淹主守，此見韓范之間有意見分歧)。
韓琦派任福率兵出擊，西夏軍佯敗，任福下令急追，追至六盤山下 (西夏境內) 的好水川，糧草不繼，人困馬乏，饑渴交迫。西夏伏兵乘機發難，任福等十六名將領陣亡，士卒慘死一萬餘人，史稱「好水川之戰」。
漢武帝能夠採取一勞永逸之計重挫匈奴，是由於其軍隊內部冗兵問題不嚴重。宋仁宗時，冗兵已然充斥。儘管正面進攻理論上可令戰事不再拖延、消減宋朝經濟重擔 (韓、尹等人主攻理由在此)，實踐起來不免風險太高，難度太大，隨時「偷雞唔到蝕渣米」(故范仲淹堅持不可)。好水川慘敗，證明主動攻擊真的不合時宜，范仲淹堅持不出兵是對的。
有一著作佐郎、睦州通判張方平，曾上言：「國家自景德以來，將不知兵，士不知戰，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力制其後，必勝之道也。」
當時「議者皆不謂然」，但事後回望，張方平哪裡有講錯？
[主要參考資料]
1. 畢沅，《續資治通鑑》。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3. 脫脫等，《宋史》。
4. 梅毅，《刀鋒上的文明：宋遼金西夏的另類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