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對他評價不一。學界中人、政治領袖紛紛予以褒揚，林鄭更以領受過饒公教訓為榮。普羅大眾，特別是年青抗爭者及異見分子，卻覺得饒公生前賜字給民建聯籌款、未有為「六四事件」講過一句公道話，於知識分子的責任方面有所未盡。旅美作家余杰甚至說：「共產黨及其在香港的傀儡官員追捧的國學大師，當然要打一個問號。」
死者已矣，如何能客觀理解及評價饒宗頤，我們還得從他的學問切入。
饒宗頤專著逾八十種，超過一千二百萬字，遠自夏商，近至明清，皆有豐碩的研究成果。不過，請注意，其研究領域僅限於：古文字學、楚辭學、甲骨學、敦煌學、考古學、金石學、詩詞學、簡帛學、目錄學、方志學、藝術學等，皆偏向瑣碎煩細，曲高和寡。即使是談文學、歷史，如《人間詞話平議》、《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讀者首先要知道《人間詞話》是王國維的書，「史學」、「正統」何所指，這絕非一般水平讀者可以駕馭。誠然，從掌握罕見學問而有所成就的角度，饒宗頤卓然自成一家，舉世無出其右。可是，亦正因為此，他顯得「離地」，對俗世輾轉呻吟不聞不問。
饒宗頤的治學風格，鄭重審視細微末節，認真鉆研偏鋒之學，竊以為脫胎自清人遺風。
滿人入關後，對知識分子妄議朝政、借古諷今非常忌諱。歷經幾次文字獄，清代學者將全副精神、心力集中到訓詁、考據、音韻、名物、目錄諸學，因這些學問與現實政治無干也。他們越研究，越感興味盎然。適逢集會、結社、公開講學被朝廷禁止，其索性埋首故紙堆，閉門造車，不理世事。此學風下迄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英法聯軍之役相繼爆發始有所改變 (轉為著重通經致用的今文經學，並引入西方思想)，但影響所及，民國學者無一倖免，在美國唸哲學的自由主義大師胡適，就曾經坦白承認自己有嚴重的「歷史癖」和「考據癖」。
饒宗頤某程度上也是在清末民初的學風薰陶下，開展其學術生涯。
和他的前輩一樣，在各專門範疇，其著作含金量極高。他還精通梵文、巴比倫古文字，故此，能夠跟大陸通曉梵語、吐火羅語的季羨林並稱「南饒北季」。然而，前輩們的缺點，他亦繼承無遺。饒宗頤念茲在茲的，是他畢生研究的那些東西，誰懂得 (假裝懂得？) 欣賞他所嗜好，他都不介意和對方分享，大家交個朋友，對方持什麼政治立場根本無關宏旨。這正是他與林鄭見面、捐墨寶給民建聯的原因所在。
饒宗頤未有盡知識分子的責任？的確是，但至少他未有發表違心言論，較馮友蘭、郭沫若之流優勝。至於他配不配稱「國學大師」，宋明理學的「道統」沒契接上，二十四史的「政統」未加疏理，答案不言而喻。
最後，以「長時間，遠距離」的「大歷史」眼光看，全賴大英帝國殖民香港，賜予港人言論、出版、學術、思想自由，饒宗頤方能建立非凡學術造詣，不受世俗污染。林鄭一面叨老先生的光，一面肆意限制港人言論、出版、學術、思想自由，太自相矛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