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 年初，香港爆發「海員大罷工」，歷時五十六日。
背景
一次大戰結束後，香港通貨膨脹嚴重，工人生活困苦。工人屢次要求資方加薪，皆遭拒絕，心生不滿。
華人海員甚至要從事較低賤及勞累的工種，工時長達十七、八小時，工資卻每月僅得二、三十元 (同工種的外籍海員四分一工資)。因他們很多來自廣東，曾協助孫中山發動革命振興中華 (藉此改善華洋不公待遇)，孫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給予華人海員十足支持。加上受到歐洲工運啟發，華人海員遂於 1921 年 3 月 6 日在德輔道中 137 號 3 樓成立「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簡稱「海總」)，爭取合理權益。
「海總」招牌獲孫中山親筆提字，會長陳炳生、副會長蔡文修等全是國民黨員。港府最初並不批准工會成立，經倫敦政府施壓 (倫敦需要顧及遠東船務發展，且不願與護法政府有過節) 才讓步。
經過
(1) 罷工開始
1921 年 9 月和 11 月，兩大英資公司渣甸和太古船務的華人海員向資方要求加薪 (加 30 – 40%，以追上飛漲的生活費)，同時爭取工作介紹權 (即聘用海員須由工會介紹，非通過包工頭) 等，為資方所忽視，反而增加外籍海員薪酬百分之十五，華人海員怒不可遏。翌年 1 月 13 日，「海總」第三次要求加薪得不到答覆，正式宣告罷工。
罷工令發出二十四小時內，共有一千五百名海員離船，返回廣州 (生活費較低)。「海總」每日向罷工海員派發 4 毫 5 仙到 1 元的生活費，短短一周內，參加罷工的海員人數多達六千，碼頭起貨工人、煤炭工人也相繼響應，香港航運癱瘓，百多艘船滯留維港。
不過，資方態度依然強硬。
(2) 孫、陳角力
「海總」得到廣東省長陳炯明支持，於廣州西濠口越華酒店設立罷工總辦事處。陳又提供地方、飯食予罷工海員，可謂不遺餘力。
然而，孫中山決心北伐，不希望罷工無限期擴大，觸怒英國，並影響後方穩定的社會環境。何況他賴以北伐的軍火，貨船全滯留香港，無法卸貨。孫因此希望事件和平解決，海員盡快復工。
陳炯明不同意北伐，和孫中山有矛盾。他積極給予罷工海員經濟援助，某程度上是要跟孫對著幹。
(3) 港府強硬回應
罷工展開當日，華民政務司夏理德曾親自前往「海總」要求海員盡快復工，無功而還。華商要求東華醫院和華商總會介入調停，但談判不久破裂。
港府一口咬定罷工不是純粹經濟性的，而是孫中山一手策劃攻擊英國殖民管治的政治行動 (華人及歐亞混血裔領袖，如劉鑄伯、周壽臣、何東等則認為，事件乃共產主義者鼓動，譴責罷工者自私愚昧。高馬可：「這些精英最關心的似乎並非調停斡旋，而是防止工會取代他們成為華人社會的領導者」)。錯誤判斷催生錯誤做法。
1922 年 2 月 1 日，港府以維持治安及秩序為理由，宣佈「海總」為非法團體，派軍警到「海總」搜查封禁，更拆去招牌 (高馬可：「當海員工會在沿岸派駐武裝糾察，並截留九廣鐵路列車運載的食物後，司徒拔於 2 月 1 日將海員工會列為『妨害本殖民地治安與秩序』的『非法組織』加以取締」)。
各界同情「海總」遭遇，覺得港府過份，發起同盟總罷工，參與者超過十二萬 (佔全港人口兩成以上)。倫敦政府知悉司徒拔採取強硬手段，亦十分不滿。
(4) 沙田慘案
大量罷工工人離港返鄉，令市面百業蕭條。司徒拔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禁止張貼海報和舉行公眾集會，警察可檢查郵件和隨意搜身)，2 月 28 日下令九廣鐵路停駛。
罷工工人改為步行往深圳，再轉車上廣州 (「行路上廣州」的由來)，警方卻在上水、粉嶺一帶堵截，驅逐他們回市區。3 月 3 日清晨，數千名罷工工人步行返廣州途中，在沙田遭軍警開槍射殺 (副警司經亨利下令，經亨利又譯京氏。徐承恩：「英軍鳴槍示警，禁止罷工者繼續前進，他們卻繼續前行衝擊防線，英軍之後向民眾開槍」)，釀成五死八傷。「沙田慘案」發生，使僵局更難化解。
(5) 罷工結束
群情洶湧，港府及資方只好讓步。3 月 5 日，經英國駐廣州總領事代表出面調停，雙方達成協議，資方答應華人海員加薪百分之十五至三十、支付海員於罷工期間的一半薪金，港府允許「海總」以原有名字恢復運作，解封會址，並把招牌送回。3 月 8 日，「海員大罷工」結束，華人勞工大獲全勝。
影響
「海員大罷工」的成功，刺激了開灤煤礦工人大罷工、安源煤礦工人大罷工，為後來「省港大罷工」埋下伏筆。它也引入「工人」、「社會主義」等一套話語。
司徒拔向英國殖民地部報告：「孫中山領導下的國民黨是此次罷工的幕後組織者。廣州政府已完全處於這一具有布爾什維克主義性質的組織控制下」，使倫敦政府、粵港富商開始懷疑孫中山「左傾」，他們轉為支持陳炯明。
共產國際方面，馬林對孫中山支持「海員大罷工」表示高度讚賞，間接促成「聯俄容共」政策出現。
結語
徐承恩說：「事實上罷工者提出的，都是本土的經濟民生訴求，與中國國族主義無關。工人之所以行路上廣州，主要是因為當地生活指數較低，使工人較易維持生活以持續抗爭……海員大罷工是非政治化的本土勞工活動，因本土經濟因素而起，以本土勞工權益為目標，與愛國主義無關。」
這應該是對「海員大罷工」最中肯、最客觀的評價。
另外，華商的既得利益遭罷工損害。其也無法自命為華人社群唯一領導者。精英們忿忿不平，普羅華民以「英商代表的同路人」回敬，華人階層至此正式決裂 (1922 年 2 月 8 日，東華醫院召開大會討論如何處理「海員大罷工」，與會人士大多批評罷工者，指斥他們破壞社會秩序。東華精英未幾甚至慫恿港府強硬對付工潮，反而英商階層傾向與罷工者和解)。
強硬鎮壓被證明無效，只會令局面惡化。慶幸尚有倫敦政府明白事理，司徒拔的粗暴作風方得到斷制、糾正。
97 主權移交後，英商遠去，中共不懂陰柔之道，香港失去阻止暴政的保險掣。行政長官一味強硬，親建制人士猶如昔日華商只知維護既得利益，指斥反政府人士擾亂社會，歷史彷彿重演，結局卻大不一樣。
[主要參考資料]
1.《香港歷史系列 II – 海員大罷工》，http://podcast.rthk.hk/podcast/item_epi.php?pid=285&lang=zh-CN&id=10437
2. 徐承恩，《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 (修訂版)》。
3.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4. 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 (1895 – 1925)》。
5. 麥勁生、李金強，《共和維新：辛亥革命百年紀念論文集》。
6. 張俊義，＜20 世紀初粵港政局之互動＞，收錄於《嶺南近代史論：廣東與粵港關係 (1900 – 19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