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唐代之史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論韓愈＞) 可從政治、經濟、軍事、學術思想四方面得到證實。
(一)
唐代開國，主要沿襲北周至隋「關隴集團」搭配「山東士族」的格局。瓦崗寨投奔李世民，寨中不少兄弟與北齊有淵源，因隋末山東大水起事，這群擁有武裝力量的「山東豪族」(徐世勣、程咬金等)，也是朝廷的中堅分子。
武昭儀要奪取皇后之位，「關隴集團」、「山東士族」兩派皆反對
(武士彠僅為一平凡木材商人)，獨李勣發出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要問外人」，武於是在「山東豪族」默許下當皇后。不過，李敬業 (李勣之子)
未幾起兵，武再不能依靠「山東豪族」。她透過科舉提拔一大批知識分子以供己用，同時剷除「關隴集團」，用武承嗣、武三思等取代。諸武在「唐隆之變」遭肅清。狄仁杰、宋璟、張九齡......科舉出身，其先後為相，有助唐室撥亂反正。
科舉以進士科最受人注重，進士科又以詩賦取士
(這亦始於武后)。中唐以後，藉進士科入朝為官者漸多。他們文筆犀利，懷有改革理想，卻帶輕浮之氣，不黯具體政治操作。尤其甚者，會黨同伐異，徇私枉法。門閥世族出身的官員們因而對其反感。「永貞革新」失敗，李黨長期打壓牛黨，皆與此相關。
作為維持國家管治的柱石，「衣冠清流」勝任有餘，但長期對寒門士人歧視、壓迫，還自鳴得意，不免招致仇恨。「白馬之禍」裡，李振說：「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為濁流。」便是仇恨的證明。
隨著門閥世族 (包括「山東士族」)
被摧毀殆盡，未來國家經營，唯有靠科舉選拔優秀人才一途。北宋王安石、司馬光、蘇軾，或懷有改革理想，或文筆犀利，或黨同伐異，或三者兼備，追源溯始，乃中晚唐科舉流弊未革之後遺。
(二)
唐初「均田制」、「租庸調制」並行，計口授田，為民制產。「均田制」乃北魏李安世上疏倡議。至於「租庸調制」，則脫胎自李沖「調」法。
兩制俱依賴地廣人稀作為前提，偏偏歷經貞觀、開元之治，人口急劇上升，土地不足分配。尤有進者，「每歲一造帳，三年一造籍」的慣例未被嚴格恪守，均田可行卻必須先審正戶籍。安史亂起，百姓遷徙他方避難，戶籍散失嚴重，理無可理。朝廷於是改用「兩稅制」，不復分田，直接在夏秋兩季徵稅，以確保稅收。
「租庸調制」以徵收實物 (如農產品) 為主 (即實物地租)，「兩稅制」則規定一律用銅錢繳稅
(即貨幣地租)。後來明清時期政府普遍要求人民用白銀交稅，有關做法肇始於中唐。
另外，唐代發明了「飛錢」，宋代的交子、元清兩朝的鈔票，皆濫觴於此。
(三)
全國置六百三十四個折衝府，寓兵於農
(每戶招一二丁男，平時負責耕作及接受軍事訓練，戰時由中央遣將帶領出征，戰後將歸朝廷，兵返本府)，沿襲西魏蘇綽「府兵制」。
唐玄宗時，邊患日亟，用兵不斷，無人願意當府兵，以致折衝府無兵可交。玄宗採納張說建議，改行彍騎制，招募京兆、蒲、同、歧、華、潞諸州壯丁擔任宿衛京師的工作
(共十二萬人)，稱「長從宿衛」。邊防戍守方面盡數委之於「十節度使」。中央軍與地方軍的界劃，漸趨明顯，對立性亦隨之增加。
蔥嶺、南詔喪師，兩京精銳毀於一旦，給安史有可乘之機。安史亂後，節度使不聽朝廷命令，據地自雄。中央禁軍操控在宦官之手。皇帝要剿討某節度使，往往需借助其他節度使的軍隊，萬一被借助者心生反叛，皇帝即時陷於劫難，不能自救。「涇原兵變」德宗出逃便是一好例子。
宦官手握軍隊，故能廢立君主，皇帝也要仰其鼻息。朱全忠盡殺宦官，篡唐自立，禁軍重新由皇帝執掌。後唐時禁軍改稱「侍衛親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是為「侍衛司」。後周世宗柴榮另組「殿前軍」，置「殿前都點檢」、「殿前副點檢」，是為「殿前司」，位在「馬步軍都指揮使」上。中央禁軍分成「侍衛親軍」和「殿前軍」兩支，其中以「殿前軍」戰鬥力較強，地位較高。「殿前都點檢」位高權重，宋太祖趙匡胤即憑位居此一要職，奪周室天下。
又遭北宋蕩平的南方諸國，很多是唐末藩鎮的延續。
(四)
學術思想上，唐初佛道比較興盛，中唐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後，風氣始有復興儒學的跡象。李翱作《復性書》，更利用佛學義理詮解儒家心、性、情等概念，為兩宋儒者鉆研心性之學埋下伏筆。
伴隨儒學復興而來，是文學革新。反對駢四儷六、言之無物的浮華誇張文字
(三國六朝最流行)，強調「文以載道」，追求簡單樸實，「古文運動」因而出現，影響及於三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