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亂後，唐室未有即時滅亡，卻能延祚百年，也有一段因緣可說。
憲宗即位後，以杜黃裳為相。黃裳乃初唐杜如晦之後人，對德宗一朝姑息藩鎮極為不滿，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則天下可得而理也。」(《通鑑》卷二百三十七)
憲宗採納其意見，先於元和元年 (公元 806 年) 擒斬西川節度使劉闢，再在十二年 (公元 817 年) 以裴度督師，討平淮西節度使吳元濟。直到十四年 (公元 819 年)，全國藩鎮名義上已歸順中央，史稱「元和中興」。地方勢力割據問題稍為舒緩。
宣宗即皇帝位，用令狐綯、白敏中等為相，積極締結善治。《舊唐書》＜宣宗紀＞：「洎大中臨馭，一之曰權豪斂跡，二之曰奸臣畏法，三之曰閽寺讋氣。由是刑政不濫，賢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
宣宗打擊不法權貴、外戚，減少賦稅，體恤百姓，同時抑制宦官勢力膨脹，《通鑑》對他有很高評價：「宣宗性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小太宗」成就「大中之治」，撥亂反正，唐室因而不會進一步墮落。
藩鎮間的互相牽制也是唐能延祚另一原因。根據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背叛、威脅中央的僅「河北三鎮」，中原、邊疆乃至東南藩鎮很多給予唐室經濟支持，鞏固其國防 (西北邊疆藩鎮鞏固了關中軍事地位，東南藩鎮則是「賦稅之地」)。唐室得以苟延殘喘。
對外方面，儘管回紇、吐蕃入寇，但朝廷採取「聯回抗吐」策略收效，藉著大量賞賜、通婚及互市成功拉攏回紇作為外援，對抗吐蕃。破損的帝國未有被外族傾覆。
帝國經營需要金錢。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指出，中唐以後，劉晏一度提出種種辦法改善漕運 (如以榷鹽利益僱船夫運糧、改良漕運工具及路線)。運河不再淤塞，江南地區的租賦能夠順利上輸中央，補充中原經濟之不足。這是唐朝能夠生存最大動力。
德宗又接納楊炎的建議，改行兩稅法 (不再計口授田，直接徵稅，解決均田及租庸調制無法施行的問題，卻失去「為民制產」的精神)，分夏秋兩季繳交，徵及商人。發售「度牒」(僧尼的身份證)、鹽鐵茶酒專賣、於廣州增設「市舶使」招徠外商，亦令唐室收入大增，恢復元氣。
最重要是寺院及官僚地主的莊園令貧民得到溫飽，有基本生活保障 (寺院不時贈醫施藥)。社會基礎沒有動搖，管治可以延長。
順帶一提，由於銅錢短缺，「飛錢」被發明，「飛錢」即紙幣之雛型也。林天蔚＜隋唐史新論＞說：「(『飛錢』) 令資金易於流動，促進商業之發達，是經濟上一大改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