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埠初期娼妓行業在香港的發展
1841 年香港開埠後，因英國派遣大批駐軍來港，在港定居 / 經商的華人和歐籍人士又絕大多數是男性，女性人數極少 (直至 1872 年為止，華人男女比例是 7：1，歐籍人士是 5：1)，基於滿足生理需要，妓院於是有存在的必要，也有獲取厚利的市場，為娼妓行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據資料記載，1842 年 3 月，「維多利亞城」已有妓院 23 家，從業者 439 人。1844 年 4 月，妓院數目增至 31 家。
由於未有對妓女進行身體檢查，伴隨著娼妓行業的氾濫，是性病的蔓延。1850 年代，香港已然成為著名的賣淫中心和性病溫床 (尤其是梅毒)。英國駐軍、水手、警察無一倖免，性病因而被諷為「香港病」。
儘管娼妓行業的如日中天帶來不少問題，港府一直視此為合法、正當，准許已登記的妓女在指定地區公開營業。港府甚至以妓院為財源，派警察逐月徵收妓捐，且規定凡開設妓院「滋擾鄰舍者」處以 5 英鎊以下罰款。輕微的罰款，無法消弭人們開設妓院的念頭，反而助長港府官員經營娼妓行業。警察司查理士‧梅理 (Charles May) 在警署附近擁有一家妓院、總登記官高和爾 (D. R. Caldwell) 在太平山開辦 3 家妓院，便是其中顯例。
1876 年的人口普查顯示，香港二萬五千名華人女性中，六分之五是娼妓。次年港府的估算則指出，香港華人女性每六人只有一人已婚或為妾，其餘都是娼妓。雖然上述數字不乏歐籍人士對華人女性的歧視、偏見 (歐籍人士常視華人女性為性和道德的危險之源)，但它多少反映一定程度的史實。
通過《防止性病蔓延法例》、《傳染病條例》
有見於性病為禍之烈，港府在 1857 年 11 月通過《防止性病蔓延法例》，規定妓院必須向總登記官登記，領取營業牌照，強制妓女每週接受體檢。又下環、西營盤、太平山街被劃為特定的營業區域。妓女一旦染有性病，必須停止接客，並扣留在性病醫院，違者 (包括妓院負責人) 予以嚴懲。
高馬可認為，《防止性病蔓延法例》與馬耳他、愛奧尼亞群島在同年制定的法例相似，馬耳他、愛奧尼亞群島同為英國屬地，此正好證明「規管娼妓行業」不是純粹屬於香港內政，而是英國政府發展整個殖民帝國的一個方面。
1866 年，英國國會通過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傳染病法》。香港隨即在 1867 年制定《傳染病條例》，取代 1857 年的法例。《傳染病條例》規定，總登記官和警察司可以無須搜查令進入被懷疑是妓院的場所，對涉嫌者處以 200 元以下的罰款或監禁。港府權力的進一步擴大，無疑令女性華人的生活遭受極大困擾。
軒尼詩對《傳染病條例》的質疑與批評
制定《防止性病蔓延法例》、《傳染病條例》的主要目的，在於：為士兵、水手、警察供應健康的華人妓女，藉此防止他們染上性病。故此，只有服侍西方人的妓女被要求接受身體檢查，備受規管。其他接待華人的妓女，基本上得不到任何保障。至於「遏止娼妓行業的發展」，更從來不獲港府考慮。
軒尼詩上任後，目睹「此地幾乎每家妓院都有婦女被買賣」，其於是向殖民地大臣提出對《傳染病條例》的質疑：「香港制定妓院法例的真正目的，非為保護娼妓，而是提供潔淨的華人婦女，供殖民地上的英國士兵和皇家海軍水手取樂」。軒尼詩批評，法例「不但沒有遏止這種齷齪的奴役」，反而「無疑令它更猖獗」。殖民地部不完全認同軒尼詩的看法，但始終准許他對《傳染病條例》作出些微的修訂。
妓院、娼妓的分類
已完成登記和持牌營業的妓院，一般分成兩類：
(1) 專門迎候外國嫖客；
(2) 只接待華人。
按照妓女和顧客的質素，妓院又可被分為「頭等」、「二等」、「三等」。
(a)「頭等」：俗稱「大寨」，集中在水坑口一帶。院中妓女年少貌美，能歌善舞，擅於詩文，有晚明名妓之遺風，光顧者多為富家子弟。
(b)「二等」：俗稱「細寨」，集中於東邊街和西邊街，院中妓女大多年逾二十四、五，年華老去，被人厭棄，遂由「頭等」妓院降落至此，或賣笑，或物色合適的嫖客收自己為小妾。
(c)「三等」：俗稱「炮寨」，集中於四方街。顧名思義，院中妓女純粹作為嫖客的洩慾對象，嫖客以下層市民為主。院內房舍簡陋、骯髒，與貧民窟無異。
娼妓方面，有「公娼」、「私娼」之分。已登記的妓女叫做「公娼」，未登記的稱為「私娼」(或稱「暗娼」)。「私娼」無固定工作地點，常藏身於橫街窄巷。她們無力繳納妓捐，亦未曾接受性病檢查，卻比「公娼」的人數為多。
按來源地劃分，妓女復有「中國娼」(來自廣東的華人婦女)、「西洋娼」(以賣淫為生的歐美婦女，人數較少，活躍於灣仔、荷李活道等地，可在家中接受身體檢查，不必前往醫院)、「東洋娼」(來自日本，1880 年代末來港賣淫)。
妓女受鴇母 / 龜公所操控，無人身自由可言。除非有人替其贖身，否則終身沉淪火坑，永不超生。妓女接客所得，盡歸鴇母 / 龜公所有，前者可謂是後者的「搖錢樹」。
結語
娼妓行業的興盛，使誘拐婦女、逼良為娼之風日熾，社會人心惶惶。
軒尼詩本乎「人本主義」精神和平等的價值觀，要求殖民地部全面檢討《傳染病條例》，未能成事。其只好另闢蹊徑，利用新興的華商階層，成立「保良局」，以「保赤安良」為宗旨，專責防止誘拐婦孺，並為受害者提供庇護及教育。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
3.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