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2日 星期四

沙特的存在哲學與「雨傘革命」後香港人不尋常的政治冷感

二次大戰結束後,「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 思潮一度盛行於歐洲大陸,特別是德、法兩國。

法國哲學家沙特 (Jean-Paul Sartre) 是「存在主義」的領軍人物之一。他提出「存在先於本質」,可說是「存在主義」的中心要旨。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個人要成為一個怎樣的人,並不是先天地被決定的,而是取決於人後天的種種選擇和決定。人要進行各種選擇又不能離開肉身在時空間的存在,肉身在時空間的存在因此是人塑造自我的先決條件。

沙特的講法,其實是針對當時的基督教而言。傳統基督教認為,人先天地帶有原罪,這是人的「本質」。人由是需要透過後天的祈禱、懺悔,求上主赦免自己的重罪。可是,歷經兩次大戰,基督教的「上帝存在」逐漸失去說服力,代之以「上帝已死」(尼采語)。上帝既死,一切必須被重新估價,包括人的「本質」。沙特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批評「本質先於存在」的傳統觀念,轉而提出「存在先於本質」。他之所以這樣做,目的只有一個:讓人學會自作主宰、自我承擔。

沙特認為,人自有生以來,即需為自己的各種選擇負責。老師、傳媒、歷史案例、基督教義......可給予你一些建議,但不能替你作出選擇和決定。選擇權和決定權始終由你掌握。據此,沙特提出另一著名論斷:「人注定是自由的 (condemned to be free)」。

面對被迫接受的「自由」,人會感到極為焦慮不安。於是,有人打算用種種方式作出逃避,沙特稱此一念頭為「墮落的信念」。不過,沉醉於「墮落的信念」終究不是人存在之正道,「承擔過去、活在當下、展望將來」方能把人的真實存在彰顯,「過去」、「現在」、「將來」由是在人的真實存在的帶動下,連貫在一起,不再互相割裂。

驟眼看來,沙特對「存在」的見解略嫌抽象。可是,倘若我們把它應用於分析香港今天的政治狀況,我們即不難理解沙特的想法了。

「雨傘革命」以失敗告終,這不僅代表著「民主回歸」夢碎,還反映著「和平抗爭」的做法行不通。然而,香港人過去三十多年正是以前者作為社會抗爭之目標,後者作為社會抗爭的手段。時至今日,抗爭之目標、手段竟被宣告無效,新的抗爭目標及手法卻尚未成形。一個類似「上帝已死」的困局由是出現,惹得香港人既焦慮,又不安。

香港人面對一片慘白的前景,反應不一。有人勇於承擔過去,把握現在,為將來的「香港國」樹立「本質」。可是,更多人是選擇「掩耳盜鈴」、默不作聲。他們說「這個城市真的變得太多了,無藥可救了!我要走了!」、「香港那麼多『港豬』,不死去才古怪呢!」,反映他們以「墮落的信念」逃避著自作主宰、自我承擔的責任。他們焦慮、沉淪、自欺,其最後必然走入自我放棄、自我毀滅一途。今天香港大部份市民對本土政治議題異常冷漠,顯然是「墮落的信念」的體現,是逃避著自己應盡的責任。這種狀況長此下去,對香港日後的整體發展,實在是百害而無一利。

人不能長期墮陷,而必須有所醒覺。同樣道理,香港也不能長期墮陷,而必須有所醒覺,彰顯其獨一無二的存在。今天的香港人,更多應該:

(1) 承受香港過去數代人所造成的過錯;

(2) 勇武投入當下的抗爭行動;

(3) 為將來「香港建國」訂立出種種切實可行的構想。

只有如此,香港才能夠繼續有意義地存活下去。這亦是沙特思想對今天香港的貢獻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