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 (父親為唐代宗，即廣平王李俶) 建中四年
(公元七八三年)，「涇原兵變」爆發。涇原地方將士發動兵變，擁立前涇原節度使朱泚為主帥，攻入首都長安。唐德宗最後倉皇出走奉天，史稱「奉天之難」。
張光晟 (陝西盩厔人) 於「涇原兵變」中曾參與擁立朱泚。他之所以能走進歷史舞台，竟和授馬給王思禮有關。
且說哥舒翰兵敗潼關時，王思禮的坐騎中流矢而斃。當時擔當騎卒的張光晟，義無反顧將自己的馬匹讓給王思禮。思禮本來打算詢問其姓名，卻因光晟早已走遠而不得要領。
初，潼關之敗，思禮馬中矢而斃，有騎卒盩厔張光晟下馬授之，問其姓名，不告而去。(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一)
王思禮後來暗自憶記張光晟之面容，並派人到處查訪，可惜遍尋不獲。
思禮陰識其狀貌，求之不獲。(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一)
直至思禮抵達河東，有人譖告代州刺史辛雲京，適逢光晟在雲京麾下，替雲京思量解困之法。思禮於是有機會與光晟再度相遇。
及至河東，或譖代州刺史河西辛雲京，思禮怒之，雲京懼，不知所出。光晟時在雲京麾下，曰：「光晟嘗有德於王公，從來不敢言者，恥以此取賞耳。今使君有急，光晟請往見王公，必為使君解之。」雲京喜，即遣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一)
觀乎光晟「光晟嘗有德於王公，從來不敢言者，恥以此取賞耳。今使君有急，光晟請往見王公，必為使君解之」一番說話，其頗能盡忠於辛雲京，又不好追名逐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張光晟的行事準則，可說是儒家思想的一種體現、一種落實。
思禮驟見光晟來謁，大為歡喜。其不僅流涕曰：「吾之有今日，皆子力也，吾求子久矣」，而且決定與光晟約為兄弟，並捨棄對辛雲京的追究
(雲京之過失其實不輕，思禮的做法無疑是以「人治」凌駕「法治」)。
光晟謁思禮，未及言，思禮識之，曰：「噫！子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邪！」光晟以實告，思禮大喜，執其手，流涕曰：「吾之有今日，皆子力也，吾求子久矣。」引與同榻坐，約為兄弟。光晟因從容言雲京之冤。思禮曰：「雲京過亦不細，今日特為故人捨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一)
光晟即日更被擢用為兵馬使，贈予豐厚的金帛、田宅 (王思禮當時任職「潞沁節度使」，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
即日擢光晟為兵馬使，贈金帛田宅甚厚。(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一)
(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年，七月)
丁亥，以潞沁節度使王思禮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一)
補充資料：淺談「涇原兵變」
「安史之亂」期間，唐室為了盡快平息叛亂，竟批准安史降將出任「節度使」的職位。其中，田承嗣 (魏博節度使)、李懷仙 (盧龍節度使)、李寶臣 (成德節度使)
勢力最強，稱為「河北三鎮」(又名「河朔藩鎮」)。
「河北三鎮」往往截留賦貢，且指定繼任人，中央無權過問，稱為「留後」。德宗即位後，有意大力打擊藩鎮之跋扈。其於是拒絕李惟岳 (李寶臣之子)
繼承父親位置的要求，引發李惟岳聯合魏博節度使田悅 (田承嗣之姪兒)、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一同舉兵謀反，史稱「四鎮之亂」。
「四鎮之亂」爆發後，德宗命幽州留守朱滔、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等率兵平亂
(安史亂後，唐室已無可用的常規軍隊，只有宦官手上的中央禁軍及地方藩鎮之職業軍隊可用)。乿事不久被平息，但朱滔、李希烈因向唐室求地不遂，聯合田悅、李納
(李正己之子) 起兵叛唐，戰亂於是再起。
建中四年 (公元七八三年)
八月，李希烈發兵三萬，圍攻襄陽。九月，德宗欲解襄城之圍，詔令涇原節度使等各道兵馬援救襄城。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率領五千士卒抵達長安。
由於天氣寒冷，士兵飢寒交迫，希望得到朝廷優厚的賞賜。可是，德宗一無表示之餘，竟命京兆尹王翔賞賜粗飯予眾士兵。涇原士兵期望落空，心有不甘，於是發動嘩變，攻入首都長安，揭開「涇原兵變」的序幕。
姚令言嘗試勸解涇原士兵，未能成功。德宗急令賞賜士兵布帛二匹，反激起士兵的憤怒。士兵後來與李忠臣、張光晟等擁立朱泚 (朱滔兄)
為主帥，攻入長安。德宗倉皇出走奉天。
在李晟等將領的努力下，「涇原兵變」於一年後被平定。自此以後，唐室的中央權力進一步下降，對地方更是無力控制
(張光晟後來投降李晟，被德宗下詔處死。「一不做，而不休」一語，據說出於光晟臨刑之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