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二十四年 (公元七三六年) ，朝廷曾經就著「增宗廟籩豆之薦」進行議論。
初，上因藉田赦，命有司議增宗廟籩豆之薦及服紀未通者。（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太常卿韋縚奏請宗廟每坐籩豆十二。
太常卿韋縚奏請宗廟每坐籩豆十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然而，張均
(張說之子)、韋述卻主張不宜修改，理由是：「聖人知孝人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人之嗜好本無憑準，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今欲取甘旨肥濃，皆充祭用，苟逾舊制，其何限焉！」。因此之故，「豈可廢棄禮經以從流俗」。
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議曰：「聖人知孝人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人之嗜好本無憑準，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屈到嗜芰，屈建不以薦，以為不以私慾干國之典。今欲取甘旨肥濃，皆充祭用，苟逾舊制，其何限焉！《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泥古，則簠簋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在御矣，韶濩可息而箜篌箏笛當在奏矣。既非正物，後嗣何觀！夫神，以精明臨人者也，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為！豈可廢棄禮經以從流俗！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章？」（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均，說之子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強調禮之節制人情的作用、古禮之不可違逆及廢棄，這顯然是荀子「隆禮」思想之一路。由此可見唐代儒學的一個方面。
不過，唐代儒學是否僅有「隆禮」一支？不然。太子賓客崔沔的言論可以為證。
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祭祀之興，肇於太古。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薛，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然以神道致敬，不敢廢也。籩豆簠簋樽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宴饗賓客，而周公制禮，與毛血玄酒同薦鬼神。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清廟時饗，禮饌必陳，用周制也。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搜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敕有司，無或簡怠，則鮮美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籩豆之數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禮之貴在得其本、得其實。其根本、其實質是什麼？答曰：是「仁」，是對祭祀對象的誠敬之心。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可證。崔沔說「苑囿之內，躬稼所收，搜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這正是謂禮之貴在誠敬之心。誠敬之心作為禮之本，此乃荀子所少言，而更近於孔孟之正脈。由是可知唐代儒學仍不失孔孟儒家「重心性」之一支。
玄宗最後的決定是：
上固欲量加品味。縚又奏每室加籩豆各六，四時各實以新果珍羞；從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除了「增宗廟籩豆之薦」，韋縚又奏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
縚又奏：「《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堂姨、舅親即未疏，恩絕不相為服，舅母來承外族，不如同爨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為崔沔、韋述、楊仲昌所反對。
崔沔議曰：「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理歸本宗。是以內有齊、斬，外皆緦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願守八年明旨，一依古禮，以為萬代成法。」（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韋述議曰：「《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等焉！都邑之士則知尊檷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檷，系族姓而親其子孫，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若外祖及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古之製作者，知人情之易搖，恐失禮之將漸，別其同異，輕重相懸，欲使後來之人永不相雜。微旨斯在，豈徒然哉！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隳矣。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敘，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為定。」（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鄭文貞公魏徵始加舅服至小功五月。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竊恐內外乖序，親疏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記》曰：『無輕議禮。』明其蟠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損益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值得注意的是，韋述的一番說辭，明白地表示出《禮經》的不可被非議、聖人之制禮優勝於後人的修改，此不正是荀子原來的看法麼？
又楊仲昌說：「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記》曰：『無輕議禮。』......賢者由之，安敢損益也！」，這不是孟子論禮之起源的摹本麼？《孟子》曾論葬禮曰：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貍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滕文公上＞)
楊仲昌之言，正反映他的想法和孟子接近。
玄宗最後作了下列的決定：
敕：「姨舅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總括而言，由「議禮」一事，我們可見唐代儒學仍有「孟」、「荀」兩支並行不悖，「荀」學之衰落及被視作歧出，乃是兩宋以後之事。
順帶一提，早在開元七年 (公元七一九年) 褚無量的感嘆語中，我們已可見「孟」、「荀」之看法並行的痕跡：
（開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秋，閏七月，右補闕盧履冰上言：「禮，父在為母服週年，則天皇后改服齊衰三年，請復其舊。」上下其議。左散騎常侍褚無量
(案：褚無量次年春天逝世)
以履冰議為是；諸人爭論，連年不決。八月，辛卯，敕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無量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戎狄也。俗情膚淺，不知聖人之心，一紊其制，誰能正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由是更足以證明「孟」、「荀」兩支並行乃唐代儒學 (至少是盛唐) 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