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孤后與楊堅帶有缺陷的婚姻

獨孤后與楊堅的婚姻，與其說是自由戀愛的結果，不如理解為政治聯姻更為合適。

獨孤信有三女，長女嫁北周明帝宇文毓為皇后，四女嫁李昞為夫人，七女 (即獨孤后) 嫁楊堅為夫人。宇文毓是皇帝，宇文泰之後。李昞父親為李虎，李虎是西魏八柱國之一。楊堅父親楊忠是十二大將軍之一。要之，三人皆來自代郡武川鎮，有鮮卑血統，而且身份顯赫。獨孤信是想借此擴展自己的政治實力。

對女兒們來說，以獨孤后為例，她嫁楊堅時才十四歲，我們委實很難想像如此年少的女子如何與異性自由戀愛至結婚。史書記「高祖與后相得，誓無異生之子」更多是講婚後二人相處得宜，相敬如賓，基於親厚的夫妻情，加上忌憚獨孤后的家世背景，楊堅遂發「無異生之子」之誓言。這不是熱戀男女情到濃時的承諾，因二人本沒經過此一階段也 (漢光武與陰麗華、清光緒與珍妃有，但楊堅與獨孤后則未必)。

關於獨孤后的名字，《周書》、《隋書》未有記載，僅《北史》有「隋文獻皇后獨孤氏，諱伽羅，河南洛陽人，周大司馬、衛公信之女也。」提及「伽羅」二字。「伽羅」語出佛典，多伽羅 (Tagara) 的簡稱，香木名。由這個名字，可窺獨孤家篤信佛教，整個家族該有胡人血統 (佛教當時被視為胡人的宗教)。

又獨孤后之母為崔氏，證據見於：

崔彥穆……隋開皇初，以獻皇后外曾祖，追贈上開府儀同三司、新州刺史。

初，信入關後，復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順、陀、整；崔氏生隋獻皇后。

崔彥穆出身清河崔氏，清河崔氏乃北方漢人士族大姓之一。換言之，獨孤后是胡漢混血兒。此也令她和楊堅有接合點，楊堅自稱是東漢楊震之後，為站到漢人一邊的代北胡人。

和漢族婦女順從夫君、一心專注家庭事務迥異，獨孤后有政治識見，且親手化解過一些危機，以下是其中例子：

(1) 鼓勵楊堅奪位：周宣帝死，楊堅居禁中，總攬朝政，獨孤后竟使人對高祖說：「大事已然，騎獸之勢，必不得下，勉之！」

(2) 體恤將士辛勞：幽州總管陰壽私自勸獨孤后買胡商價值八百萬的明珠，被獨孤后嚴辭拒絕，理由是「非我所須也。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

(3) 救出親女麗華：北周宣帝欲賜楊麗華死，獨孤后親自到皇宮為女兒求情，不惜叩頭流血，救出女兒之餘，也令楊家、獨孤家避過一劫。

尤其甚者，楊堅做了皇帝後，每次臨朝，獨孤后必與丈夫「方輦而進，至閣乃止」，兩車並排而入，標誌著獨孤后擁有和楊堅平等的地位，宮中因此有「二聖」之稱。「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據此，獨孤后儼然成為楊堅的政治顧問，楊堅一言一行，皆難逃獨孤后的法眼。儘管史載「候上退朝而同反燕寢，相顧欣然」，楊堅有感痛失自由，為此忿忿不平，箇中心境，亦不難推想。

欲見楊堅自覺不得自由，可參考：「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上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此得幸。后伺上聽朝，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騎從苑中而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熲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少解，駐馬良久，中夜方始還宮。」

尉遲迥孫女被獨孤后殺害只是一觸發點，背後是多年來楊堅的委屈，以及對獨孤后的不滿的總爆發。

在這件事上，渤海高氏出身的文官高熲，站到楊堅一邊，「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可以為證。武官楊素未見反應，但由獨孤后後來「聞熲謂己為一婦人，因此銜恨」，誰向獨孤后告密當天的事？必是楊素無疑！楊素選擇站在獨孤后一邊。這個分歧，不久成就太子楊勇與晉王楊廣的對立。

請留意，「后俟上於閣內。及上至，后流涕拜謝，熲、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衰折。」獨孤后清楚知道，經過尉遲迥孫女一事，她和楊堅之間的信任、相敬如賓已不復再，她因此要自保，將隨時危及自己權力地位的人 (如高熲) 剷除，並時刻提醒楊堅妾侍是可惡的 (高熲有妾生子，獨孤后加以譖毀。諸王及朝士有妾懷孕，獨孤后勸楊堅斥責。太子楊勇多內寵，又愛妾侍雲氏，獨孤后叫楊堅廢太子)，從而鞏固自己元配的地位。

楊堅愛不愛獨孤后？不愛又怎會言聽計從？但獨孤后呢？她的嫉妒，是出於真愛，抑或對權力地位的迷戀？答案不言而喻。唐朝高宗李治對武后也有深情，但武后更多是看中李治手上的權力，另一對「二聖」，另一段帶缺陷的婚姻，歷史何其相似！

[主要參考資料]

1. 李延壽，《北史．后妃傳下》

2. 魏徵等，《隋書．后妃傳》

3. 李延壽，《北史．崔彥穆傳》

4. 李延壽，《北史．獨孤信傳》

俄國覬覦中國東北

1894 – 95 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戰爭以清廷戰敗告終，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條約其中一項條款是將台灣、遼東半島、澎湖列島割讓予日本。對於割讓遼東，俄國反應非常大，《清史稿．邦交志一．俄羅斯》：

明年春，與日本講成，割臺灣及遼河以南地，俄聯法、德勸阻遼南割地，日本不允。俄忽調戰艦赴煙臺，日本允還遼，惟欲於二萬萬外加償費。

俄國主動從外交途徑聯合德國、法國向日本施壓，甚至不惜動用武力恫嚇，其非有意幫助清朝，實為自身在東亞之利益打算。關於這一方面，許景澄看得最清楚，《清史稿．許景澄傳》：

是時俄、德迫日人還遼東，景澄曰：「俄謀自便，德圖償報，事故從此多矣！」

果然，「三國干涉還遼」未幾，德國借兩名傳教士在山東省曹州府鉅野縣被殺 (即曹州教案)，出兵佔據膠州灣，旋即向清政府提出租借，為期九十九年。消息傳出，俄國亦強佔旅順、大連，《清史稿．邦交志一．俄羅斯》：

(光緒) 二十三年 (1897 年) 十一月，俄以德占膠州灣為口實，命西伯利亞艦隊入旅順口，要求租借旅順、大連二港，且求築造自哈爾濱至旅順之鐵道權。

旅順的重要性，可參考王家儉＜旅順建港始末 (1880 – 1890)＞：

位於遼東半島的南端，東太平洋、西扼渤海灣，是我國華北最重要的國防門戶。清末時期，李鴻章鑒於其處形勝天然，位置險要，決定將之建為北洋海軍的基地 (Naval Station)，於是大力展開經營、修築砲臺、營壘、船隖、船池、廠房、倉庫以為海軍停泊修理之所，我國之有近代化軍港，自此始。

俄國主要海岸線位於北冰洋一帶，境內港口在冬季常被冰封，限制了國家的海上活動和經濟交流。故此，擁有一個暖海港 (ice-free port，即全年不結冰的港口) 對俄國全年進行海運和軍事行動至關重要。而旅順恰好是一座不凍港，所以俄國對之虎視眈眈。

至於大連，同樣位於遼東半島南端，地處黃渤海之濱，背依中國東北腹地，與山東半島隔海相望，是中國重要的港口城市和經濟中心。干涉還遼，實際是要將自身勢力延伸到遼東半島，俄國野心至此徹底暴露。

不止於此，還想取得修築哈爾濱至旅順的鐵路權。這段鐵路即東清鐵路南下支線。東清鐵路西起赤塔，東到海參崴，以哈爾濱為中心。南下支線經長春、沈陽至旅順 / 大連，可謂貫穿東北三省主要命脈。《清史稿．許景澄傳》：

會俄建西比利亞鐵道，謀自黑龍江達海參崴，朝議拒之，乃更名商辦，許中國投貲五百萬，所謂東清鐵路公司也。詔景澄綜其事，力阻路線南溢，稽察運船毋漏稅。已而俄人索租旅順……

試想一下，南下支線是俄國佔主導地位下修建，旅順、大連亦被俄國強行租借，鐵路除了方便物資運輸，更可以快速運兵往前線。如此下去，東北尚有什麼國防可言？清朝變相默許東北喪失！朝中上下反對東清鐵路，特別是南下支線的修築，是有原因的。奈何國家積弱，無法阻擋。

《清史稿．邦交志一．俄羅斯》：

十二月，俄以兵入金州城徵收錢糧，阻之，不省。鄉民聚眾抗拒，俄人遂於貔口槍斃華民數十……俄皇謂許景澄曰：「俄船借泊，一為膠事，二為度冬，三為助華防護他國占據。」

金州城、貔口隸屬大連市，據此可知俄國入大連期間，曾對當地中國人進行經濟掠奪，並為此開殺戒。

肆意侵占他人領土，犯下血跡斑斑的罪行，仍以「助華防護他國占據」包裝粉飾，只有俄國如此厚顏無恥！

二十年代，蘇聯取俄國而代之，仍以「扶助被壓迫民族對抗帝國主義殖民地侵略」一類漂亮說辭，附以豐厚的經濟援助，扶植中共，滲透顛覆國民黨，以遂其赤化全中國之欲望。可憐中國政客、學者對俄國一知半解，心存善念，終至墮入陷阱而不自知。

義和拳亂導致八國聯軍入北京，俄國藉口防馬賊、保鐵路，乘機出兵侵佔東北三省。《辛丑和約》簽訂後，清廷與俄國商議接收東北三省事。李鴻章手擬四事：一，歸地；二，撤兵；三，俄國在東三省，除指定鐵路公司地段，不再增兵；四，交還鐵路，償以費用。未成事而鴻章逝世 (《清史稿．邦交志一．俄羅斯》)

及時行樂 (12-07-2025, 舊歌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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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郭富城 – 聽風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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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夜瑠☆エピファニー – 彈珠式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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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來的立憲與激進革命浪潮

1901 年，辛丑和約簽訂，清朝聲名掃地，盡失人心。為挽清室於不墮，1905 年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奉命前往東西洋各國考察政治。載澤等人「歷十五邦，凡八閱月」，歸國後「裒輯 (彙集編輯) 列國政要百三十三卷、歐美政治要義十八章」，同時主張「各國所由富強，在實行憲法」、「時處今日，惟有仿行憲政」。清朝自此進入預備立憲階段 (參《清史稿・德宗本紀二》和《清史稿・戴鴻慈傳》)。

戴鴻慈在甲午戰爭時彈劾過李鴻章和丁汝昌，見《清史稿・戴鴻慈傳》「日韓啟釁，我軍屢挫。鴻慈連疏劾李鴻章調遣乖方，遷延貽誤，始終倚任丁汝昌，請予嚴懲；並責令速解汝昌到部治罪，以肅軍紀：均不報」。不過，他對國事始終熱心，愛之深責之切。端方，《清史稿・端方傳》「顓志興學，資遣出洋學生甚眾」，傾向維新。惟當時革命黨人的活動已發展至恐怖暗殺，這個時候才計劃立憲未免太遲。

在載澤等離國出洋考察當日，「載澤等啟行，甫登車，有人猝擲炸彈」、「將發，黨人挾炸藥登車狙擊，從者或被創，人情惶懼」(參《清史稿・德宗本紀二》和《清史稿・戴鴻慈傳》)。1907 年，安徽巡撫恩銘被革命黨人徐錫麟槍殺，往後清廷官員遭暗殺成為常態。關於恩銘遇刺，《清史稿・恩銘傳》：

恩銘，字新甫，於庫里氏，滿洲鑲白旗人，錦州駐防……

……時經拳亂後，十三廳、州、縣教民洶洶圖報復，宣化華教士且強逼民入教，恩銘患之，與西教士反覆辨論，始允約束，民、教始安……

是時廷議行新政，銳意興警察，於是承上指，整頓巡警學堂。適王之春薦道員徐錫麟才，遂畀以會辦……明年夏，巡警學生卒業，恩銘詣校試驗，錫麟乘間以槍擊之，被重創。知縣陸永頤銳身救護，先殞。錫麟令經歷顧松閉校門，不從，亦斃之。從者負恩銘還署，遂卒……恩銘既死，錫麟亦被獲。

錫麟者，浙江山陰人。就學日本，以貲為道員。志在謀綰軍隊，便起事，倉卒發難，卒被擒僇。閱數年，復有孚琦、鳳山被刺事。

值得留意是恩銘在拳禍後積極擔當穩定局面、調停各方矛盾的角色，是難得的對國家民族有益的滿族官員。奈何理性務實漸進改良不敵革命激情，恩銘被殺，徐鍚麟亦身死，兩敗俱傷，卻無任何益處，此其實已預示辛亥革命後的民國困局。

1894 年，廣東人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革命團體興中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為政綱。1904 年，湖南長沙人黃興成立華興會，旨在推翻滿清，建立民主自由國家。同年，陶成章、蔡元培、章太炎等在上海成立光復會。通過聯合江、浙一帶的會黨，以作為革命主要力量。徐錫麟便是屬於光復會成員。1905 年，在日本人內田良平牽線下，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在日本東京合組成為「中國革命同盟會」(簡稱「同盟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自同盟會成立後，革命發展一日千里。

恩銘被殺後，復有采琦、鳳山遇害。《清史稿・孚琦傳》：

孚琦，字樸孫，西林覺羅氏，隸滿洲正藍旗……有溫生才者，隸革命黨，事暗殺。會日將暮，伏道左，俟其至，轟擊之，遂殞命。生才被執，論棄市。

《清史稿・鳳山傳》：

香港為粵民黨藪，謀攻省城，眾阻其勿往，曰：「吾大臣也，不可不奉詔。」遂毅然去。將至時，總督及布、按以下官皆不敢出迓，或勸宜微服先入城，毋蹈孚將軍覆轍，鳳山不可。日午，輿衛導行，抵南城外，黨人匿市廛簷際擲炸彈，屋瓦摧壓，從者死十餘人，街石寸寸裂。暮得鳳山尸，焦爛無完膚。

1910 年，革命黨人汪兆銘等更以炸藥轟擊攝政王載灃，失敗被捕後，在獄中留下「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傳世詩作。汪兆銘即汪精衛，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和得力助手。

革命浪潮下，立憲已顯得保守，不合時宜，《清史稿・張景良傳》記有以下一段：

張景良，湖北人。將弁學堂畢業生。游學日本歸，充湖北新軍標統。武昌既擁立都督，景良慷慨說之曰：「朝廷已宣布立憲，不宜更言革命。公受知遇久，諸將惟公命是聽，盍三思之？」變軍怒，拘景良署中。

張景良的無奈，恰好反映清末革命潮流不可逆轉。

楊堅為何自稱是漢人之後？

隋文帝楊堅，《隋書．高祖紀上》稱他是「弘農郡華陰人」，乃東漢太尉楊震之後。不過，翻查其父楊忠及上幾代的家族資料，早自楊元壽起，已於「後魏代為武川鎮司馬」，至楊忠，跟從宇文泰入關中，賜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國、大司空。能在關隴集團內手握軍政實權，楊忠必定是鮮卑人，或至少有鮮卑血統 (王桐齡＜楊隋李唐先世系統考＞)，要之，他不可能是純正漢人。可是，何解《隋書》要提到弘農楊氏？要提到楊震？竊以為這和楊堅有意爭取漢人士族大姓支持有關。

有別於一般代北胡人，楊堅對漢文化並不抗拒，一個旁證見於《隋書．鄭譯傳》：

初，高祖與譯有同學之舊……

《周書．鄭孝穆傳》：

譯幼聰敏，涉獵群書，尤善音樂，有名於時。

楊堅能與滎陽鄭氏出身的鄭譯一同讀書，講究音律，此令他顯得不一樣，可充當代北胡人、漢人士族大姓之間的橋樑。又與鄭譯矯詔安排楊堅輔政的劉昉，是「博陵望都人」(《隋書．劉昉傳》)，楊堅在漢人士族大姓中有相當份量的地位，可見一斑。

北周武帝是一令主，任內消滅北齊，統一北方。他死後，長子宇文贇繼位，是為宣帝。劉昉於周武帝時，

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隋書．劉昉傳》)

至於鄭譯，

東宮建，以譯為宮尹下大夫，特被太子親愛……宣帝嗣位，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封歸昌縣公，邑千戶。既以恩舊，任遇甚重，朝政機密，並得參詳。(《周書．鄭孝穆傳》)

換句話說，劉、鄭皆以東宮僚屬的身份，進入中央權力核心。楊堅方面，一方面承繼父親的「隨國公」，一方面將女兒楊麗華嫁予宣帝，以后父身份攝政。劉昉之所以支持楊堅，就是因為楊堅「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於天下」(《隋書．劉昉傳》)。

不過，楊堅此一外戚身份，並不保其全家安全。據《隋書．高祖紀上》：

高祖位望益隆，帝頗以為忌。帝有四幸姬，並為皇后，諸家爭寵，數相毀譖。帝每忿怒，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動，即殺之。」高祖既至，容色自若，乃止。

北周宣帝早對楊堅起猜疑，甚至動殺機，而這又有一遠源，即宇文護、宇文憲對楊堅的不放心：

宇文護執政，尤忌高祖，屢將害焉，大將軍侯伏、侯壽等匡護得免。其後襲爵隋國公。武帝聘高祖長女為皇太子妃，益加禮重。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曰：「此止可為將耳。」內史王軌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高祖甚懼，深自晦匿。(同上)

不只北周宗室不信任，連北周武帝最信任的王軌 (父親王光，自稱是東漢司徒王允的後裔，卻有胡姓烏丸氏，曾作為爾朱榮部下參與「河陰之難」屠殺漢人) 都說楊堅「有反相」，楊堅必有一些東西，在根本上與北周立國原則相違背，這極有可能就是與漢人士族大姓過從甚密，乃至把自己看成是漢人的一分子。

朝中大臣對自己疑心，連天子女婿都不相信自己，處處恫嚇威脅，楊堅唯一可以做，就是盡力巴結宣帝兩位寵臣。劉、鄭選擇和楊堅合作，也很簡單，二人在朝堂上本來就無深厚根基，純粹依賴宣帝寵信，火速冒起。但宣帝一死，二人何去何從？在代北武川鎮出身的人主導的朝堂，二人要麼被整肅，要麼靠邊站，既然如此，何不推舉一個與自己為善的代北武將輔政？況且，鄭譯與楊堅曾是同學，推楊堅出來絕對萬無一失。

只有置於這一脈絡，我們才可理解為何楊堅汲汲於要說自己是弘農楊氏「關西孔子」楊震之後，為何他專政後尉遲迥、王謙要起兵發難。尉遲迥正是代北鮮卑人，王謙父親王雄則跟從賀拔岳入關中。「謙以世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周書．王謙傳》) 不是為反叛而作的藉口，而是發自內心的真誠。

《周書．顏之儀傳》：

顏之儀字子升，琅邪臨沂人也……之儀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群書，好為詞賦……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太子後征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並以不能匡弼坐譴，唯之儀以累諫獲賞。即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邑二百戶。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帝後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為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之。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

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為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署記，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沖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隋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民之望也，乃止。

顏之儀是南人，後入北周為官，以直言極諫見稱。宣帝死前，以他為輔政大臣之一，匡扶年幼的靜帝，《隋書．劉昉傳》：

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悆，召昉及之儀俱入臥內，屬以後事。帝喑不復能言。

顏氏既以北周為歸宿，且看其如何對待劉、鄭矯詔一事，又如何反應楊堅索取符璽，清一色義正辭嚴地反對，不惜冒死直言。由顏之儀的言行，可知楊堅仍爭取不到朝中全部漢人官員支持。他和劉昉、鄭譯亦基本上是北周的背叛者。楊堅後來是篡周自立。

補充一點，為楊堅所用以平定尉遲迥的韋孝寬，乃「京兆杜陵人」，「世為三輔著姓」，「涉獵經史」(《周書．韋孝寬傳》)。另有王誼，

河南洛陽人也……誼少慷慨，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群言……時大塚宰宇文護執政，勢傾王室，帝 (北周孝閔帝) 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為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士無敢不肅……丁父艱，毀瘁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

也是漢人，有文化素養，本乎忠孝行事。大體為楊堅所吸納的，皆為北方漢人。

楊堅代周後，劉昉被投閒置散，《隋書．劉昉傳》：

昉鬱鬱不得志。時柱國梁士彥、宇文忻俱失職忿望，昉並與之交，數相來往。士彥妻有美色，昉因與私通，士彥不之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為帝。後事泄，上窮治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

鄭譯方面，《隋書．鄭譯傳》：

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臟貨狼籍。高祖陰疏之……譯自以被疏，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上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曰：「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

《隋書．劉昉傳》有以下一段：

于時尉遲迥起兵，高祖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高祖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等兩人，誰當行者？」昉自言未嘗為將，譯又以母老為請，高祖不懌。而高熲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

不敢與代北武川鎮勢力直接正面衝突，決志效忠楊堅，是劉、鄭被疏遠的主因。

韋孝寬死於公元 580 年，公元 581 年楊堅始篡周，故得免。但王誼也難逃楊堅猜疑，而不得善終，《隋書．王誼傳》：

于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相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上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為同學，甚相憐湣，將奈國法何？」……于是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楊堅得位不正，故每有風吹草動，必起過度的疑心。劉、鄭方面，當初擁楊純為保存自身權力，豈料事成後竟落得被疏遠，投閒置散，他們自然要「另謀出路」，這也在情理之中。總之，三人的結合本來就是建基於利益 (故為顏之儀所不恥)，兔死狗烹，鳥盡弓藏，此也是理所當然的結局。

晚清務實派官員的下場

中日甲午戰爭，翁同龢與李鴻藻站在主戰的一方，《清史稿．翁同龢傳》：

同龢善伺上意，得遇事進言。上親政久，英爽非復常度，剖決精當。每事必問同龢，眷倚尤重。時日韓起釁，同龢與李鴻藻主戰，孫毓汶、徐用儀主和。

1894 年，光緒廿四歲，年少氣盛，激進而忽略現實局限在所難免，可悲是翁作為帝師，竟完全逢迎光緒心意，不就實際情況予以諫阻，這卒之令他與朝中務實官員發生矛盾，孫毓汶、徐用儀則屬於務實派。

《清史稿．徐用儀傳》：

徐用儀，字筱雲，浙江海鹽人……日朝構釁，舉朝爭議和戰，樞臣孫毓汶被劾罷，翁同龢繼入，主戰益力。用儀論事與同龢忤，遂出樞廷，並解總署事。二十四年，皇太后再訓政，復直總署，乃密薦太常寺卿袁昶。會許景澄奉使還，被命同入署。

二十六年，拳禍起。先是上以行新政為中外所推，而儲嗣久虛。載漪既用事，陰謀廢立，慮外人為梗，聞拳民有神勇，仇西教，欲倚以集事，召入京，遂縱恣不可制。用儀請嚴禁遏，不聽。俄戕德使克林德，用儀駭曰：「禍始此矣！」言於慶親王奕劻，厚斂之。各國兵艦至津沽，詔廷臣集議和戰。用儀、景澄、昶及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並言：「奸民不可縱，外釁不可啟。」而載漪等主戰甚力，在廷大臣率依違不決。用儀以太后命詣使館議緩兵，當事者益目為奸邪。

景澄、昶先被害，用儀知不免，意氣自如。七月既望，遽發拳匪捕之於家，擁至莊王邸。用儀不置辯，第曰：「天降奇禍，死固分耳！」遂與立山、聯元同棄市。越三日，聯軍入京，而兩宮西狩。

由光緒重用翁同龢而徐用儀被迫離開中央權力核心，直至戊戌政變慈禧訓政局面方有改變，可見徐用儀屬「后黨」而非「帝黨」。今人往往以為慈禧敗壞晚清政局，阻礙光緒維新，殊不知慈禧所重用的大臣如李鴻章 (《清史稿．孫毓汶傳》：「毓汶素與鴻章相結納，力言戰不可恃」)、徐用儀等，實為令晚清行穩致遠的務實官員。《清史稿．劉坤一傳》記劉坤一提醒翁同龢：「公調和之責，比餘軍事為重也」，何以要積極擔當皇帝與太后的調和者？因光緒與慈禧在對日問題上意見不合，由此也可知慈禧是傾向主和。就當時形勢論，主和確實是較為理性的選擇。

戊戌政變後，光緒遭軟禁，外國介入追問光緒健康狀況，令慈禧痛恨洋人，給予高舉「扶清滅洋」的義和拳民以可乘之機。據以上引文，縱容利用義和拳民者，包括端王載漪。另《清史稿．聯元傳》：

拳民仇西教，載漪、剛毅助之，勢益橫，日夜圍攻使館，不能下。大臣負清望者徐桐、崇綺，皆謂：「民氣可用。」聯元與崇綺爭論帝前，謂：「民氣可用，匪氣不可用。」聯軍既陷大沽，載漪等猶壹意主戰。聯元謂：「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勝，況八強國乎？儻戰而敗，如宗廟何？」載漪斥其言不祥，七月十七日，斬西市。

剛毅、徐桐、崇綺亦有份包庇拳民。相反，徐用儀及他推薦的官員如袁昶等，極力主張遏止拳禍，反對向八國宣戰。兩派角力以徐用儀等被殺、載漪一派得勢告終，結果是光緒、慈禧棄京避走西安。徐用儀等是晚清的中堅分子，更加清晰，他們被殺，清朝等於自毀長城。

《清史稿．徐桐傳》：

桐崇宋儒說，守舊，惡西學如仇。門人言新政者，屏不令入謁。二十四年政變後，太后以其耆臣碩望，頗優禮，朝請令近侍扶掖以寵之……方太后議廢帝，立端王載漪子溥儁為「大阿哥」，桐主之甚力……各國不慊載漪等所為，漪恚甚，圖報復。二十六年，義和拳起釁仇外，載漪大喜，導之入都。桐謂：「中國當自此強矣！」至且親迓 (親自迎接) 之。

原來慈禧有意廢光緒另立載漪之子溥儁，難怪她對載漪用拳民排外的意見完全採納！也可以說，戊戌政變的震盪，令慈禧放棄一貫的理性務實，向滿洲親貴 (毓賢、剛毅都是滿洲人) 及守舊派靠攏，終釀成大禍，徐用儀等良臣也不得善終。

為清朝收拾殘局者，是年近八旬的李鴻章。《清史稿．李鴻章傳》：

拳匪肇亂，八國聯軍入京，兩宮西狩。詔鴻章入朝，充議和全權大臣，兼督直隸，有「此行為安危存亡所系，勉為其難」之語。鴻章聞警兼程進……孑身入京，左右前後皆敵軍，日與其使臣將帥爭盟約，卒定和約十二款。二十七年七月，講成，相率退軍……積勞嘔血薨，年七十有九。事聞，兩宮震悼，錫祭葬，贈太傅，晉封一等侯，謚文忠。

盲目躁動不能為國家民族帶來美好前景，理性務實穩健才是正途。李鴻章逝世，清朝距離滅亡不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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