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傳＞有以下一段文字：
「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為己任，裁削幸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蔭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
這裡透露出幾個重要訊息：
(a) 范仲淹之所以被宋仁宗重用，原因有二：陝西用兵有功、獲知識分子擁戴。
(b) 變法剛開始，仁宗、中央及地方官員皆對仲淹抱有期望。而仲淹亦為一無私為國之賢臣。
(c) 變法推行過於急進，缺乏循序漸進的變革。
(d) 變法牽涉範圍甚廣，內容流於空洞不具體，保守派因此不太看好。
(e) 變法中限制恩蔭、嚴密磨勘等，令既得利益者有所損失，紛紛反撲。
(c) 至 (e) 可視作「慶曆變法」失敗的主因，保守派大臣及既得利益集團則為窒礙變法進行的兩股阻力。
我們過去講過，「慶曆變法」是在一不穩固的基礎上展開。
范仲淹和呂夷簡雖然已經和解，但范仲淹派系內的歐陽修、蔡襄、余靖等仍與夏竦 (讀音：慫)
等勢成水火。他們的直言極諫、嫉惡如仇、好言變革，尤其令朝中守舊因循不願變的大臣反感。諫官不代表朝中大多數聲音，偏偏范仲淹是諫官推薦出任參知政事，其力量有多大，變法可以做得有多徹底，可以想像。
范仲淹唯一的靠山，是仁宗的信任，這亦是傳統帝制下的無可奈何
(余英時：「皇帝所擁有的是最後的權源，任何帶有根本性質的變法或改制都必須從這個權力的源頭處發動，所以皇帝個人的意志是一個決定性的力量」)。
可惜仁宗對「朋黨」非常忌諱。仲淹有「前科」，加上部份變法措施彷彿衝著既得利益集團而來，既得利益集團一旦利用仁宗的心理弱點，藉重提「朋黨之論」以脫困，此等於制仲淹於死命，也制變法於死命。
果然，慶曆四年 (公元 1044 年) 夏，仁宗「與執政論及朋黨事」。
儘管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各為一黨，在主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不可禁也」、歐陽修撰＜朋黨論＞重申「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仁宗逐漸對變法失去興致。
不久，夏竦命家中女奴模仿石介 (作《慶曆聖德詩》，贊揚范仲淹、歐陽修等，斥夏竦為「大奸」)
筆跡，偽造了一封石介給富弼的信，信中指革新派陰謀廢掉仁宗，另立新君
(「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
仁宗初時不相信，但范仲淹、富弼等心裡恐懼，內不自安，先後請求外調。保守派及既得利益者乘機加強輿論攻勢，肆意誣陷、抹黑，仁宗信心慢慢動搖。
慶曆五年 (公元 1045 年)，「慶曆變法」宣告失敗。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3.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
2018年7月11日 星期三
2018年7月10日 星期二
既得利益者反對
范仲淹向仁宗上呈《十事疏》，史載「天子方信向仲淹，悉採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可見仁宗對仲淹非常信賴。「獨府兵法，眾以為不可而止」。
仁宗又用富弼為樞密副使。富弼堅決推辭，說：「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仁宗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富弼最終受命。
是時仁宗銳意變法圖強，屢次詔見弼與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 (二人) 書其所欲為者；且命仲淹主西事 (即西北邊務，阻遏西夏坐大)，弼主北事 (跟遼人交涉)」。
富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概以「進賢退不肖 (進納賢才，斥退無能)、止僥倖 (限制恩蔭)、去宿弊 (革除往日積弊)」為根本。其中，逐步更換監司 (宋朝設經略安撫使、轉運使、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司，即「帥、曹、憲、倉」，分管地方的軍民、財政、刑法、糧倉，合稱四監司) 中沒有才能的人，讓監司裁汰所屬各部的官吏，令既得利益者深感不滿。
和范仲淹友好的韓琦，於「二府合班奏事」時，言無不盡，即使「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此處有不在其位而謀其政的僭越之嫌)，招來同僚的反感。
仗賴仁宗撐腰 (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不妥韓琦的官員暫時不敢發作。韓琦不知自己「犯眾憎」，還條列先行者七事：清政本，念邊計，擢才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陳救弊八事：選將相，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值得注意是「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基本上跟富弼、范仲淹看法一致。「裁冗官」成為革新派的共識，既得利益者於是對他們咬牙切齒、恨之入骨。
呂夷簡慶曆三年 (公元 1043 年) 九月因病退休，既得利益集團失去一領袖，顯得群龍無首。
十月，范仲淹落實「十事」中的「擇官長」，「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張昷之、王素、沈邈、施昌言、李絢，分別出任河北、淮南、京東、河東、京西的都轉運按察使。
仲淹選監司時，一絲不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其意念雖善，為人民謀福祉 (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卻開罪了許多無所作為的官員。
更定磨勘法，考課中外職事，無過犯或有勞績者方獲升遷。更定蔭子法，凡選人遇郊赴銓試，不試者永不預選，且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侄年過二十，乃得蔭。兩項新措施尤其令希圖僥倖的人深感不便。
結果，范仲淹、富弼等以為對國家有益的政策，通通被既得利益集團誤解成針對自己的惡意進攻，他們因此「先下手為強」，指責范仲淹等黨同伐異 (「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蔭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仁宗又用富弼為樞密副使。富弼堅決推辭，說：「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仁宗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富弼最終受命。
是時仁宗銳意變法圖強，屢次詔見弼與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 (二人) 書其所欲為者；且命仲淹主西事 (即西北邊務，阻遏西夏坐大)，弼主北事 (跟遼人交涉)」。
富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概以「進賢退不肖 (進納賢才，斥退無能)、止僥倖 (限制恩蔭)、去宿弊 (革除往日積弊)」為根本。其中，逐步更換監司 (宋朝設經略安撫使、轉運使、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司，即「帥、曹、憲、倉」，分管地方的軍民、財政、刑法、糧倉，合稱四監司) 中沒有才能的人，讓監司裁汰所屬各部的官吏，令既得利益者深感不滿。
和范仲淹友好的韓琦，於「二府合班奏事」時，言無不盡，即使「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此處有不在其位而謀其政的僭越之嫌)，招來同僚的反感。
仗賴仁宗撐腰 (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不妥韓琦的官員暫時不敢發作。韓琦不知自己「犯眾憎」，還條列先行者七事：清政本，念邊計，擢才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陳救弊八事：選將相，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值得注意是「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基本上跟富弼、范仲淹看法一致。「裁冗官」成為革新派的共識，既得利益者於是對他們咬牙切齒、恨之入骨。
呂夷簡慶曆三年 (公元 1043 年) 九月因病退休，既得利益集團失去一領袖，顯得群龍無首。
十月，范仲淹落實「十事」中的「擇官長」，「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張昷之、王素、沈邈、施昌言、李絢，分別出任河北、淮南、京東、河東、京西的都轉運按察使。
仲淹選監司時，一絲不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其意念雖善，為人民謀福祉 (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卻開罪了許多無所作為的官員。
更定磨勘法，考課中外職事，無過犯或有勞績者方獲升遷。更定蔭子法，凡選人遇郊赴銓試，不試者永不預選，且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侄年過二十，乃得蔭。兩項新措施尤其令希圖僥倖的人深感不便。
結果，范仲淹、富弼等以為對國家有益的政策，通通被既得利益集團誤解成針對自己的惡意進攻，他們因此「先下手為強」，指責范仲淹等黨同伐異 (「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蔭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2018年7月8日 星期日
殺死 TVB 體育組的真兇
TVB 體育組被殺，連帶老牌節目《體育世界》亦壽終正寢，又一集體回憶消失了。
對於這次事件，有人覺得 TVB 涼薄，話解散就解散。然而，筆者覺得無節制的「新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 才是殺死 TVB 體育組的真兇。
TVB 體育組過去是以直播奧運、亞運、世界盃、歐聯等國際性賽事為工作重點。根據鍾志光最近在港台透露，世界盃轉播權費用於過去二十年一再創新高，由合理上升至癲價。開支過鉅，而收入 (包括廣告收益) 無法填補，不免令電視台卻步。奧運、歐聯等亦價值不菲，久而久之，惡性循環下，唯有加大劇集、綜藝節目製作 (因成本較低)，體育即被放棄。沒有大賽要報導、評述，體育組自然多餘。
加上互聯網發達，普羅大眾不用依靠電視觀看賽事，體育台偏偏要收費，遂支持不住。
總之，整件事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極至、「大市場」的產物。站在 TVB 的角度，蝕本生意固然不應做下去。而奧運、亞運、世界盃等播映權漲價也是大勢所趨，無法避免。可憐苦了一眾基層香港人，免費「睇場波」、「排球支持下中國隊」的機會都沒有。
香港政府在這裡有沒有角色呢？當然有。
「全民運動日」不是年年舉行推廣普及體育嗎？如果有免費電視直播 / 轉播奧運、世界盃等，學游泳、足球、乒乓球......的人一定更多，普及體育效果一定更好。
而從管治角度考慮，民主無寸進，民生死結難解 (只是樓市已令林鄭束手)，政府負評不斷，利用國際性體育賽事轉移民眾視線，給民眾「消消氣」，亦是有益的。說不定，中國隊的優秀表現，可再次凝聚部份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
一味強調「小市場」，甚麼都不介入，儘管能夠換得經濟自由城市之美名，卻迎來一連串後遺症 (不利體育普及、社會貧富界線分明、民怨無處消解)，何必？
或許，林鄭會學梁振英，說：「體育界沒有經濟貢獻」。若然是這樣，不如連大中小學的體育課、「全民運動日」都取消，一味唯利是尚，首尾貫徹。
否則，當商業機構無法承受大型體育盛事播映權的癲價，政府是有責任用資助 / 補貼方式支持他們。
TVB 體育組被殺，是值得注意的警號。
曾幾何時，我們只要打開電視，就可以聽到「阿叔」林尚義講世界盃、西甲、歐聯，見證「風之后」李麗珊奪得首面奧運金牌，那是一個美好的時代。
因為資本主義發展過了火，因為讓市場完全主導一切，結果未臻專業水平的足球評述也要付費收看。情況進一步惡化的話，香港人隨時無法享受國際大賽，據說來屆歐聯播映權連收費電視都沒有意欲買下。
當地產商用高價投得政府拍賣的土地時，無人會想到這些地全部變成貴價豪宅，更無人想到自己買不起樓，被迫屈居斗室。
同理，當大家認為 TVB 體育組被殺不是一個問題，他朝奧運、亞運、世界盃、歐聯等絕跡於香港各電視台，請不要抱怨慨嘆。
對於這次事件，有人覺得 TVB 涼薄，話解散就解散。然而，筆者覺得無節制的「新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 才是殺死 TVB 體育組的真兇。
TVB 體育組過去是以直播奧運、亞運、世界盃、歐聯等國際性賽事為工作重點。根據鍾志光最近在港台透露，世界盃轉播權費用於過去二十年一再創新高，由合理上升至癲價。開支過鉅，而收入 (包括廣告收益) 無法填補，不免令電視台卻步。奧運、歐聯等亦價值不菲，久而久之，惡性循環下，唯有加大劇集、綜藝節目製作 (因成本較低)，體育即被放棄。沒有大賽要報導、評述，體育組自然多餘。
加上互聯網發達，普羅大眾不用依靠電視觀看賽事，體育台偏偏要收費，遂支持不住。
總之，整件事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極至、「大市場」的產物。站在 TVB 的角度，蝕本生意固然不應做下去。而奧運、亞運、世界盃等播映權漲價也是大勢所趨，無法避免。可憐苦了一眾基層香港人，免費「睇場波」、「排球支持下中國隊」的機會都沒有。
香港政府在這裡有沒有角色呢？當然有。
「全民運動日」不是年年舉行推廣普及體育嗎？如果有免費電視直播 / 轉播奧運、世界盃等，學游泳、足球、乒乓球......的人一定更多，普及體育效果一定更好。
而從管治角度考慮，民主無寸進，民生死結難解 (只是樓市已令林鄭束手)，政府負評不斷，利用國際性體育賽事轉移民眾視線，給民眾「消消氣」，亦是有益的。說不定，中國隊的優秀表現，可再次凝聚部份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
一味強調「小市場」，甚麼都不介入，儘管能夠換得經濟自由城市之美名，卻迎來一連串後遺症 (不利體育普及、社會貧富界線分明、民怨無處消解)，何必？
或許，林鄭會學梁振英，說：「體育界沒有經濟貢獻」。若然是這樣，不如連大中小學的體育課、「全民運動日」都取消，一味唯利是尚，首尾貫徹。
否則，當商業機構無法承受大型體育盛事播映權的癲價，政府是有責任用資助 / 補貼方式支持他們。
TVB 體育組被殺，是值得注意的警號。
曾幾何時，我們只要打開電視，就可以聽到「阿叔」林尚義講世界盃、西甲、歐聯，見證「風之后」李麗珊奪得首面奧運金牌，那是一個美好的時代。
因為資本主義發展過了火，因為讓市場完全主導一切，結果未臻專業水平的足球評述也要付費收看。情況進一步惡化的話，香港人隨時無法享受國際大賽，據說來屆歐聯播映權連收費電視都沒有意欲買下。
當地產商用高價投得政府拍賣的土地時，無人會想到這些地全部變成貴價豪宅，更無人想到自己買不起樓，被迫屈居斗室。
同理，當大家認為 TVB 體育組被殺不是一個問題，他朝奧運、亞運、世界盃、歐聯等絕跡於香港各電視台，請不要抱怨慨嘆。
2018年7月6日 星期五
十事疏
仁宗希望擺脫積弱困境，用范仲淹為參知政事，屢次詢問變法方略。仲淹初時說：「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及至仁宗「為之開天章閣，召二府
(中書門下、樞密院) 條對」，仲淹卒之被他的誠意打動，上呈《答手詔條陳十事》(簡稱《十事疏》)。
在天章閣接見大臣，向大臣問治國方略、軍政要事，是宋朝皇帝對大臣們最高規格的待遇，難怪仲淹願意對仁宗鞠躬盡瘁。
所謂「十事」，即十項變法重點，包括：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
(a) 明黜陟 (嚴格官員升遷)
宋朝官員升遷，只講年資，不問政績，「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導致官員因循苟且，無所作為。
范仲淹提出「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京官及地方官須在職滿三年，才接受磨勘 (政府勘察官員政績，升降官員的一種考核方式)。京官「非選舉而授」(未經過科舉選拔而獲授官)，須在職滿五年，才得磨勘。
他又破格提拔政績卓著的官員，撤換有罪及不稱職者。
(b) 抑僥倖 (限制恩蔭特權)
宋初恩蔭令官僚濫進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冗官充斥，「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濫進之極也」。
范仲淹「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並規定「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限制中、上級官員的蔭子特權，防止權貴子弟、親屬壟斷官位。
(c) 精貢舉 (改革科舉制度)
「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
針對進士科以往偏重詩賦，仲淹改成「進士先策論 (議論當前政治問題、向朝廷獻策的文章)，後詩賦」。
明經科不再著重死記硬背，要求考生闡述經書的意義和道理 (「取兼通經義者」) 。
另外，令州縣立學，士子必須在學校學習一定時間方許應舉。
(d) 擇長官 (細選地方長官)
先由中書門下、樞密院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 (比較重要的州郡一級的行政區) 知州。
再由兩制 (翰林學士受皇帝之命，起草詔令，稱為內制；中書舍人與他官加知制誥銜者為中書門下撰擬詔令，稱為外制。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合稱兩制)、三司、御史台、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
再由知州、通判舉知縣、令。
簡單講，即由中書門下、樞密院慎選各路、州的長官。由各路、州長官慎選各縣的長官。
(e) 均公田 (平均職田分配)
公田，即職田，是宋朝地方官的定額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不均，有些官員長期缺乏公田。
范仲淹針對「外官廩給不均」，重新按照等級給予官員一定數量的職田。仲淹認為，地方官有足夠收入養活自己，朝廷便可以督責他們廉節 (清廉而有節操) 為政。對於那些違法的人，朝廷亦可予以懲罰或撤職，提高地方管治質素。
(f) 厚農桑 (重視農業生產)
命令各地方官獎勵農桑，興修水利 (如築堤堰、開渠塘)，「興農利，減漕運」，使「江南之圩田 (沿江河、沿湖或沿海的區域藉修築堤壩，再將河水、湖水或海水排出，所取得的可利用土地)，浙西之河塘，隳廢者可興」。
(g) 修武備 (整治軍事武力)
恢復唐代府兵制，招募京畿一帶精壯者為衛士，平時負責耕作，並接受軍事訓練，戰時協助正規軍作戰，寓兵於農。
府兵制確保政府有兵可用之餘，節省軍費開支 (「省給贍之費」)。
如果京畿一帶成效顯著，將擴及各地方。
(h) 推恩信 (一說覃恩信，落實朝廷恩惠)
范仲淹說：「今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谷司督責如舊，桎梏老幼，籍沒家產。至於寬賦斂、減徭役，存恤孤貧，振舉滯淹之事，未嘗施行，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
他因此建議「赦令有所施行」，主管部門若有人拖延或違反，依法重罰。
又政府應派遣使臣到各地，巡察那些恩惠是否落實，以取信於民。
(i) 重命令 (謹慎法令頒佈)
有見於朝廷頒佈的法令「煩而無信，輕而弗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范仲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 (事先須對法令詳加審議)，刪去煩冗，裁為制敕 (皇帝的詔令) 行下 (頒行天下)」。
(j) 減徭役 (減去人民徭役)
省并戶口稀少的縣邑，並使「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
「十事」中，除了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大部份與政治有關。明黜陟、抑僥倖更明顯得罪朝中既得利益者，為變法帶來阻力。
其他如精貢舉、修武備等，立意雖善，但要麼令士子反感 (需重新適應考試內容)，要麼失於迂闊 (唐之府兵建基於為民制產的均田及租庸調制上，人民不愁生活，自然樂意為國效勞。宋朝卻沒有均田及租庸調制)，不切實際。
不過，無可否認的是，范仲淹的意見乃日後王安石變法之濫觴。修武備、精貢舉、厚農桑、減徭役，俱為王安石所承繼，而作進一步發揮，開出保甲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等。
范仲淹於政治領域觸礁，也給予王安石可鑑的前車。故此，「熙寧變法」僅以經濟、軍事、教育三方面掛帥，不敢碰政治。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
在天章閣接見大臣，向大臣問治國方略、軍政要事，是宋朝皇帝對大臣們最高規格的待遇，難怪仲淹願意對仁宗鞠躬盡瘁。
所謂「十事」，即十項變法重點，包括：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
(a) 明黜陟 (嚴格官員升遷)
宋朝官員升遷，只講年資，不問政績，「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導致官員因循苟且，無所作為。
范仲淹提出「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京官及地方官須在職滿三年，才接受磨勘 (政府勘察官員政績，升降官員的一種考核方式)。京官「非選舉而授」(未經過科舉選拔而獲授官)，須在職滿五年，才得磨勘。
他又破格提拔政績卓著的官員，撤換有罪及不稱職者。
(b) 抑僥倖 (限制恩蔭特權)
宋初恩蔭令官僚濫進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冗官充斥，「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濫進之極也」。
范仲淹「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並規定「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限制中、上級官員的蔭子特權，防止權貴子弟、親屬壟斷官位。
(c) 精貢舉 (改革科舉制度)
「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
針對進士科以往偏重詩賦，仲淹改成「進士先策論 (議論當前政治問題、向朝廷獻策的文章)，後詩賦」。
明經科不再著重死記硬背，要求考生闡述經書的意義和道理 (「取兼通經義者」) 。
另外，令州縣立學，士子必須在學校學習一定時間方許應舉。
(d) 擇長官 (細選地方長官)
先由中書門下、樞密院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 (比較重要的州郡一級的行政區) 知州。
再由兩制 (翰林學士受皇帝之命，起草詔令，稱為內制；中書舍人與他官加知制誥銜者為中書門下撰擬詔令，稱為外制。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合稱兩制)、三司、御史台、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
再由知州、通判舉知縣、令。
簡單講，即由中書門下、樞密院慎選各路、州的長官。由各路、州長官慎選各縣的長官。
(e) 均公田 (平均職田分配)
公田，即職田，是宋朝地方官的定額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不均，有些官員長期缺乏公田。
范仲淹針對「外官廩給不均」，重新按照等級給予官員一定數量的職田。仲淹認為，地方官有足夠收入養活自己，朝廷便可以督責他們廉節 (清廉而有節操) 為政。對於那些違法的人，朝廷亦可予以懲罰或撤職，提高地方管治質素。
(f) 厚農桑 (重視農業生產)
命令各地方官獎勵農桑，興修水利 (如築堤堰、開渠塘)，「興農利，減漕運」，使「江南之圩田 (沿江河、沿湖或沿海的區域藉修築堤壩，再將河水、湖水或海水排出，所取得的可利用土地)，浙西之河塘，隳廢者可興」。
(g) 修武備 (整治軍事武力)
恢復唐代府兵制，招募京畿一帶精壯者為衛士，平時負責耕作，並接受軍事訓練，戰時協助正規軍作戰，寓兵於農。
府兵制確保政府有兵可用之餘，節省軍費開支 (「省給贍之費」)。
如果京畿一帶成效顯著，將擴及各地方。
(h) 推恩信 (一說覃恩信，落實朝廷恩惠)
范仲淹說：「今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谷司督責如舊，桎梏老幼，籍沒家產。至於寬賦斂、減徭役，存恤孤貧，振舉滯淹之事，未嘗施行，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
他因此建議「赦令有所施行」，主管部門若有人拖延或違反，依法重罰。
又政府應派遣使臣到各地，巡察那些恩惠是否落實，以取信於民。
(i) 重命令 (謹慎法令頒佈)
有見於朝廷頒佈的法令「煩而無信，輕而弗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范仲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 (事先須對法令詳加審議)，刪去煩冗，裁為制敕 (皇帝的詔令) 行下 (頒行天下)」。
(j) 減徭役 (減去人民徭役)
省并戶口稀少的縣邑，並使「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
「十事」中，除了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大部份與政治有關。明黜陟、抑僥倖更明顯得罪朝中既得利益者，為變法帶來阻力。
其他如精貢舉、修武備等，立意雖善，但要麼令士子反感 (需重新適應考試內容)，要麼失於迂闊 (唐之府兵建基於為民制產的均田及租庸調制上，人民不愁生活，自然樂意為國效勞。宋朝卻沒有均田及租庸調制)，不切實際。
不過，無可否認的是，范仲淹的意見乃日後王安石變法之濫觴。修武備、精貢舉、厚農桑、減徭役，俱為王安石所承繼，而作進一步發揮，開出保甲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等。
范仲淹於政治領域觸礁，也給予王安石可鑑的前車。故此，「熙寧變法」僅以經濟、軍事、教育三方面掛帥，不敢碰政治。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
2018年7月4日 星期三
「慶曆變法」的背景
仁宗慶曆三年 (公元 1043 年) 九月，范仲淹等人上呈《答手詔條陳十事》，厲行變法，史稱「慶曆變法」。
之所以有「慶曆變法」，跟宋朝政治、軍事、經濟出現一連串問題有關。
政治
宋朝優待知識分子 (旨在革除五代軍人專政的弊病)，進士一登第即授官 (唐代分禮部、吏部試，宋代只設禮部試)，此令官員數目大增。
另外，復有恩蔭，准許大臣「蔭子蔭孫，乃至於蔭期親、蔭大功親，甚至蔭及異姓親，乃至門客......沒有子孫近親，便只有鬻賣朝恩，把異姓及門客來充數」，這導致「官吏日多，俸給日繁」。
為了安置大批官員，官僚機構往往變得臃腫，架床疊屋，政出多門，影響行政效率。
結果，宋朝極力締造文治，竟太阿倒持，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包拯上疏仁宗：「今內外官屬總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其未受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不在數內，較之先朝，纔四十餘年，已逾一倍多矣......今天下州、郡三百二十，縣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縣所任之職，素有定額，大率用吏不過五六千員，則有餘矣。今乃三倍其多，而又三歲一開貢舉，每放榜僅千人，復又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廕序之官、進納之輩，總而計之，又不止於三倍。是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則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乏哉？」
由此可見冗官問題之嚴重。
軍事
宋朝採輕武政策，軍隊組成非游手好閒之輩，即負罪亡命之徒，戰鬥力低。
又武人需在面上刺字，且無法如文臣般出任中央要職，士氣低落。
「定禁兵分番戍守郡縣」，三年一調 (即更戍法)，造成軍費開支龐大，且「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兵將之間缺乏溝通)，軍力大為削弱。
宋代兵士更無退役制度，「募兵終身在營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間四十餘年，實際可用者至多不過二十年。廩之終身，實際即是一卒有二十年向公家無用而仰食」，宋朝經濟負擔沉重，卻無可用之兵。
經濟
真宗朝開始，土地出現兼併，史載「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併冒偽習以為俗，重禁莫能止焉」、「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
稅收短絀，衍生兩方面的影響：(1) 無法完成修橋築路等基建工程 (2) 天災來臨時，政府無法對人民施以救濟。管治容易動搖。
尤其甚者，收入減少，宋朝將無力應付冗官冗兵的開支，入不敷支。
仁宗「銳意太平」，希望解決上述問題，他於是聽從諫官歐陽修等的建議，罷免「懦默不任事」的王舉正，起用范仲淹為參知政事 (副宰相)。
仁宗「數問 (仲淹) 當世事」，仲淹為其誠意所打動，遂上《十事疏》(即《答手詔條陳十事》)。所謂「十事」，即十項變法重點，包括：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
范仲淹靠諫官們推薦成為執政推動變法，本身就對變法不利，蓋諫官們與朝中保守派、既得利益者勢成水火也 (儘管呂夷簡慶曆三年春已病重)，夏竦即為其中之一。
在浮沙上築高塔，是注定要失敗的。「慶曆變法」僅維持了一年零四個月，就宣告失敗。
補充一點，「變法」有別於「改革」。「變法」是通盤的轉變，連根拔起。「改革」則是在固有的基礎上小修小補。
[主要參考資料]
1. 錢穆，《國史大綱》下冊。
2. 脫脫等，《宋史》。
3.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4.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
之所以有「慶曆變法」，跟宋朝政治、軍事、經濟出現一連串問題有關。
政治
宋朝優待知識分子 (旨在革除五代軍人專政的弊病)，進士一登第即授官 (唐代分禮部、吏部試，宋代只設禮部試)，此令官員數目大增。
另外，復有恩蔭，准許大臣「蔭子蔭孫，乃至於蔭期親、蔭大功親，甚至蔭及異姓親，乃至門客......沒有子孫近親，便只有鬻賣朝恩，把異姓及門客來充數」，這導致「官吏日多，俸給日繁」。
為了安置大批官員，官僚機構往往變得臃腫，架床疊屋，政出多門，影響行政效率。
結果，宋朝極力締造文治，竟太阿倒持，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包拯上疏仁宗：「今內外官屬總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其未受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不在數內，較之先朝，纔四十餘年，已逾一倍多矣......今天下州、郡三百二十，縣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縣所任之職，素有定額，大率用吏不過五六千員，則有餘矣。今乃三倍其多，而又三歲一開貢舉，每放榜僅千人，復又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廕序之官、進納之輩，總而計之，又不止於三倍。是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則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乏哉？」
由此可見冗官問題之嚴重。
軍事
宋朝採輕武政策，軍隊組成非游手好閒之輩，即負罪亡命之徒，戰鬥力低。
又武人需在面上刺字，且無法如文臣般出任中央要職，士氣低落。
「定禁兵分番戍守郡縣」，三年一調 (即更戍法)，造成軍費開支龐大，且「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兵將之間缺乏溝通)，軍力大為削弱。
宋代兵士更無退役制度，「募兵終身在營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間四十餘年，實際可用者至多不過二十年。廩之終身，實際即是一卒有二十年向公家無用而仰食」，宋朝經濟負擔沉重，卻無可用之兵。
經濟
真宗朝開始，土地出現兼併，史載「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併冒偽習以為俗，重禁莫能止焉」、「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
稅收短絀，衍生兩方面的影響：(1) 無法完成修橋築路等基建工程 (2) 天災來臨時，政府無法對人民施以救濟。管治容易動搖。
尤其甚者，收入減少，宋朝將無力應付冗官冗兵的開支，入不敷支。
仁宗「銳意太平」，希望解決上述問題，他於是聽從諫官歐陽修等的建議，罷免「懦默不任事」的王舉正，起用范仲淹為參知政事 (副宰相)。
仁宗「數問 (仲淹) 當世事」，仲淹為其誠意所打動，遂上《十事疏》(即《答手詔條陳十事》)。所謂「十事」，即十項變法重點，包括：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
范仲淹靠諫官們推薦成為執政推動變法，本身就對變法不利，蓋諫官們與朝中保守派、既得利益者勢成水火也 (儘管呂夷簡慶曆三年春已病重)，夏竦即為其中之一。
在浮沙上築高塔，是注定要失敗的。「慶曆變法」僅維持了一年零四個月，就宣告失敗。
補充一點，「變法」有別於「改革」。「變法」是通盤的轉變，連根拔起。「改革」則是在固有的基礎上小修小補。
[主要參考資料]
1. 錢穆，《國史大綱》下冊。
2. 脫脫等，《宋史》。
3.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4.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
2018年7月3日 星期二
夏竦罷樞密使
仁宗慶曆三年 (公元 1043 年) 四月，杜衍出任樞密使。
樞密使一職，仁宗本來安排夏竦出任，但因諫官歐陽修、蔡襄等先後反對：
「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眾人之言，至遣敕使臨督，始陳十策。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元昊嘗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為賊輕侮如此。今復用之，邊將體解矣。且竦挾詐任數，奸邪傾險，與呂夷簡不相協。夷簡畏其為人，不肯引為同列，既退，乃薦之以釋宿憾。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
加上侍御史沈邈指夏竦與內侍劉從願暗中有勾結，御史中丞王拱辰亦言：
「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 (指抵禦西夏無功)，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
仁宗卒之改變決定，「罷竦而用衍代之」。
夏竦在蔡州 (自河中府徙判蔡州) 聞朝廷召他返京，不敢怠慢，瞬間已抵汴京。
右正言 (諫官之一) 余靖認為：
「竦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敘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解釋，則聖聽惑矣！」
覺得夏竦會動搖仁宗心志，令仁宗自我推翻，故堅持不讓夏竦見仁宗。
蔡襄甚至視夏竦為「奸邪」，把一眾直言極諫者 (包括他自己) 視作「賢人」、「良醫」：
「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眾邪並退，眾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史載「竦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律曆，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為文章，典雅藻麗」，其基本上為一知識分子，只是不純粹以儒學為宗。
出任襄州知州時，適值大飢荒，夏竦曾「大發公廩，不足......又勸率州大姓，使出粟，得二萬斛」，救活四十餘萬人。「徙壽、安、洪三州。洪俗尚鬼，多巫覡 (能運用超自然力的人) 惑民，(夏) 竦索部中得千餘家，敕還農業，毀其淫祠以聞」。
以民為本，重視農業生產，破除迷信，夏竦怎會是「奸邪」？
「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眾人之言」，此乃文人不知軍事之正常反應，有什麼值得苛責？
退一步，就算真的「至遣敕使臨督，始陳十策」，這不過反映夏竦做事不夠主動，不能以「奸邪」目之 (何況「十策」極有可能是洋洋灑灑的東拼西湊)。
夏竦不知軍事，勉強要討論西北邊防問題，就唯有「列眾人之言」了。他更「雅意在朝廷」，希望在朝廷做高官，「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盡量避免丟失性命，何足怪哉？事實上，夏竦「數請解兵柄」，他是知道自己不擅軍事，不勝任抗擊西夏的工作。
做著自己不擅長不喜歡的崗位，鬱鬱不得志，於是有「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有利用手中權力撈取個人利益......這些皆是人生的無可奈何，應該體諒的。
一味冠以「懷詐不忠」之惡名尚不止，還要仁宗不任其為樞密使、不讓其有機會見仁宗，歐陽修、蔡襄、余靖等人的做法未免有點兒過份，對夏竦不公道。
至於自稱「賢人」、「良醫」，尤其失於傲慢。
夏竦也是聰明人，仁宗即日要他離開，他自請還節鉞 (符節與斧鉞，古代授與官員或將帥，作為加重權力的標誌)，未幾「徙知亳州」。
至亳州，夏竦從歐陽修、蔡襄、余靖等人的彈劾奏疏中 (由仁宗封存好，於夏竦離開時交予)，知道誰令他無法進入中央權力核心，誰令他夢碎。夏竦於是「上書萬言自辯」。
有一石介，「為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眾」。他支持歐陽修、蔡襄、余靖等人，作《慶曆聖德詩》，斥夏竦為「大奸」，「夏竦怨 (石) 介斥己」，決意報復。
石介「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為蠹」，偏偏夏竦「以文學起家」、「多識古文，學奇字」，且通曉佛老 (此實際是宋代新儒家跟傳統知識分子的矛盾)。
補充一點，「竦材術過人，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以為奸邪。當 (劉) 太后臨朝，嘗上疏乞與修《真宗實錄》，不報。既而丁母憂，潛至京師，依中人張懷德為內助，宰相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遂起復知制誥，為景靈判官、判集賢院，以左司郎中為翰林學士、勾當三班院兼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又兼譯經潤文官」。
原來夏竦是透過依附宦官張懷德、結交奸相王欽若發跡，而且見風轉舵，難怪歐陽修、蔡襄、余靖等那麼敏感了 (歐陽修、蔡襄、余靖等跟范仲淹聲應氣求，而仲淹大體接續寇準、王曾一系之處事作風，其自然視王欽若一系之人物如仇敵，不予同情)。
呂夷簡在仁宗甫親政同意罷免「后黨」(支持劉太后的官員)，夏竦在「后黨」之列，二人因此不和 (從出身、學問、處事等看，二人其實無本質上的分別)。
[主要參考資料]
1.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2. 脫脫等，《宋史》。
3. 畢沅，《續資治通鑑》。
樞密使一職，仁宗本來安排夏竦出任，但因諫官歐陽修、蔡襄等先後反對：
「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眾人之言，至遣敕使臨督，始陳十策。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元昊嘗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為賊輕侮如此。今復用之，邊將體解矣。且竦挾詐任數，奸邪傾險，與呂夷簡不相協。夷簡畏其為人，不肯引為同列，既退，乃薦之以釋宿憾。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
加上侍御史沈邈指夏竦與內侍劉從願暗中有勾結，御史中丞王拱辰亦言：
「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 (指抵禦西夏無功)，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
仁宗卒之改變決定，「罷竦而用衍代之」。
夏竦在蔡州 (自河中府徙判蔡州) 聞朝廷召他返京，不敢怠慢，瞬間已抵汴京。
右正言 (諫官之一) 余靖認為：
「竦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敘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解釋，則聖聽惑矣！」
覺得夏竦會動搖仁宗心志，令仁宗自我推翻，故堅持不讓夏竦見仁宗。
蔡襄甚至視夏竦為「奸邪」，把一眾直言極諫者 (包括他自己) 視作「賢人」、「良醫」：
「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眾邪並退，眾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史載「竦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律曆，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為文章，典雅藻麗」，其基本上為一知識分子，只是不純粹以儒學為宗。
出任襄州知州時，適值大飢荒，夏竦曾「大發公廩，不足......又勸率州大姓，使出粟，得二萬斛」，救活四十餘萬人。「徙壽、安、洪三州。洪俗尚鬼，多巫覡 (能運用超自然力的人) 惑民，(夏) 竦索部中得千餘家，敕還農業，毀其淫祠以聞」。
以民為本，重視農業生產，破除迷信，夏竦怎會是「奸邪」？
「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眾人之言」，此乃文人不知軍事之正常反應，有什麼值得苛責？
退一步，就算真的「至遣敕使臨督，始陳十策」，這不過反映夏竦做事不夠主動，不能以「奸邪」目之 (何況「十策」極有可能是洋洋灑灑的東拼西湊)。
夏竦不知軍事，勉強要討論西北邊防問題，就唯有「列眾人之言」了。他更「雅意在朝廷」，希望在朝廷做高官，「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盡量避免丟失性命，何足怪哉？事實上，夏竦「數請解兵柄」，他是知道自己不擅軍事，不勝任抗擊西夏的工作。
做著自己不擅長不喜歡的崗位，鬱鬱不得志，於是有「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有利用手中權力撈取個人利益......這些皆是人生的無可奈何，應該體諒的。
一味冠以「懷詐不忠」之惡名尚不止，還要仁宗不任其為樞密使、不讓其有機會見仁宗，歐陽修、蔡襄、余靖等人的做法未免有點兒過份，對夏竦不公道。
至於自稱「賢人」、「良醫」，尤其失於傲慢。
夏竦也是聰明人，仁宗即日要他離開，他自請還節鉞 (符節與斧鉞，古代授與官員或將帥，作為加重權力的標誌)，未幾「徙知亳州」。
至亳州，夏竦從歐陽修、蔡襄、余靖等人的彈劾奏疏中 (由仁宗封存好，於夏竦離開時交予)，知道誰令他無法進入中央權力核心，誰令他夢碎。夏竦於是「上書萬言自辯」。
有一石介，「為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眾」。他支持歐陽修、蔡襄、余靖等人，作《慶曆聖德詩》，斥夏竦為「大奸」，「夏竦怨 (石) 介斥己」，決意報復。
石介「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為蠹」，偏偏夏竦「以文學起家」、「多識古文，學奇字」，且通曉佛老 (此實際是宋代新儒家跟傳統知識分子的矛盾)。
補充一點，「竦材術過人，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以為奸邪。當 (劉) 太后臨朝，嘗上疏乞與修《真宗實錄》，不報。既而丁母憂，潛至京師，依中人張懷德為內助，宰相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遂起復知制誥，為景靈判官、判集賢院，以左司郎中為翰林學士、勾當三班院兼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又兼譯經潤文官」。
原來夏竦是透過依附宦官張懷德、結交奸相王欽若發跡，而且見風轉舵，難怪歐陽修、蔡襄、余靖等那麼敏感了 (歐陽修、蔡襄、余靖等跟范仲淹聲應氣求，而仲淹大體接續寇準、王曾一系之處事作風，其自然視王欽若一系之人物如仇敵，不予同情)。
呂夷簡在仁宗甫親政同意罷免「后黨」(支持劉太后的官員)，夏竦在「后黨」之列，二人因此不和 (從出身、學問、處事等看，二人其實無本質上的分別)。
[主要參考資料]
1.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2. 脫脫等，《宋史》。
3. 畢沅，《續資治通鑑》。
2018年7月1日 星期日
枕戈待旦
在對外侵略擴張、稱霸亞洲的問題上，日本內部向來有「北進」和「南進」之分。「北進」以陸軍為主，主張向北進攻蘇聯，奪取蒙古等地。「南進」以海軍為主，主張佔領中國後，向南轉攻東南亞，奪取該地資源，對英、美作戰。
侵華初期，日本陸軍勢如破竹，「北進」佔盡優勢。然而，中國軍民退至丘陵地帶，日軍如陷泥沼。加上德、蘇 1939 年 8 月 23 日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同年 5 月至 8 月諾門罕戰役 (又稱哈拉欣河 / 哈拉哈河戰役」) 日本關東軍為蘇聯所擊敗，「北進」不得不擱置，「南進」抬頭。1940 年 7 月 2 日，日本在御前會議定出兩大國策，其中一項即為：配合適當時機「南進」太平洋 (另一是以日本為中心，建設以日、滿、華為骨幹的「大東亞新秩序」)。
1941 年 4 月 13 日，日、蘇簽訂《日蘇中立條約》，日本等於放棄北侵蘇聯。8 月，美國對日本實施石油禁運，嚴重不利日本長期作戰，日本被迫提早毅然「南進」，制訂「南方作戰」行動 (Southern Operations)，對香港發動進攻屬這項作戰行動的「C 作戰」。
日本跟美國談判，旨在爭取時間完成戰爭準備，奈何英國對箇中內情全然不知，邱吉爾還估計日本不會在 1942 年春之前開戰。
英國錯誤判斷日本謀劃，致使參謀長委員會曾重新關注香港防務，要求加拿大政府再派一營至香港，將 C 部隊 (C Force) 擴編成一旅。
可是，泰國首相洩密，英國終於夢醒，明白到戰爭近在咫尺，參謀長委員會遂擱下派兵香港一事，改為討論如何拉攏美國參戰。
莫德庇少將得知日本快將開戰，下令香港防衛軍集結，積極準備。1941 年 12 月 6 日下午，香港警察接報三師日軍 (第 38 師) 進駐深圳布吉。英國遠東三軍總司令樸芳雖仍對記者宣稱戰爭不會發生，但他已通知啟德機場進入一級戒備狀態 (No.1 Degree of readiness)。
6 日晚，所有高射炮位準備就緒。7 日清晨，守軍已離營就位。由此可見香港的戰爭準備比其他英國遠東殖民地完善。日軍戰機在 8 日上午飛臨香港，守軍其實守候已久。
一些口述歷史提到，有市民誤以為日軍轟炸啟德只是英軍演習，此可能與香港憲報 12 月 1 日刊登英軍將於 12 月 8 至 11 日進行包括重炮射擊等演習有關。
莫德庇少將 1941 年 7 月 (一說 9 月) 接任駐港英軍司令，當時他手上有四營正規步兵，包括：皇家蘇格蘭步兵團第 2 營、米杜息士團第 1 營、第 7 拉吉普團第 5 營、第 14 旁遮普團第 2 營。另外，他有一營香港防衛軍、一連香港華人軍團、曉士軍團民兵、四團炮兵、三連工兵、若干後勤部隊。
莫德庇的防守方案與 1938 年參謀長委員會的決議一致，集中守護香港島。他起初以三營步兵留駐港島，一營旁遮普步兵到新界、九龍拖延日軍。後來加拿大同意派皇家加拿大來福槍營、溫尼柏榴彈兵營增援香港，莫德庇於是決定增加新界、九龍的兵力，並重新駐守醉酒灣防線，以爭取更多時間破壞道路通訊，拖延日軍推進。
莫德庇把六營步兵分成「大陸旅」(Mainland Brigade，意指新界和九龍) 及「港島旅」(Island Brigade)，「大陸旅」拖延日本陸軍南侵，由華里士准將 (Cedric Wallis) 指揮。「港島旅」防衛港島南岸，阻止日本海軍登陸，由加拿大援軍司令羅遜准將 (John K. Lawson) 指揮。當日軍突破醉酒灣防線，「大陸旅」須撤返港島北岸防守，組成第二道防線。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2. 邱逸、葉德平、劉嘉雯，《圍城苦戰：保衛香港十八天》。
侵華初期，日本陸軍勢如破竹，「北進」佔盡優勢。然而，中國軍民退至丘陵地帶，日軍如陷泥沼。加上德、蘇 1939 年 8 月 23 日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同年 5 月至 8 月諾門罕戰役 (又稱哈拉欣河 / 哈拉哈河戰役」) 日本關東軍為蘇聯所擊敗，「北進」不得不擱置，「南進」抬頭。1940 年 7 月 2 日，日本在御前會議定出兩大國策，其中一項即為：配合適當時機「南進」太平洋 (另一是以日本為中心，建設以日、滿、華為骨幹的「大東亞新秩序」)。
1941 年 4 月 13 日，日、蘇簽訂《日蘇中立條約》，日本等於放棄北侵蘇聯。8 月，美國對日本實施石油禁運，嚴重不利日本長期作戰，日本被迫提早毅然「南進」，制訂「南方作戰」行動 (Southern Operations)，對香港發動進攻屬這項作戰行動的「C 作戰」。
日本跟美國談判，旨在爭取時間完成戰爭準備，奈何英國對箇中內情全然不知，邱吉爾還估計日本不會在 1942 年春之前開戰。
英國錯誤判斷日本謀劃，致使參謀長委員會曾重新關注香港防務，要求加拿大政府再派一營至香港，將 C 部隊 (C Force) 擴編成一旅。
可是，泰國首相洩密，英國終於夢醒，明白到戰爭近在咫尺，參謀長委員會遂擱下派兵香港一事，改為討論如何拉攏美國參戰。
莫德庇少將得知日本快將開戰，下令香港防衛軍集結，積極準備。1941 年 12 月 6 日下午，香港警察接報三師日軍 (第 38 師) 進駐深圳布吉。英國遠東三軍總司令樸芳雖仍對記者宣稱戰爭不會發生，但他已通知啟德機場進入一級戒備狀態 (No.1 Degree of readiness)。
6 日晚，所有高射炮位準備就緒。7 日清晨，守軍已離營就位。由此可見香港的戰爭準備比其他英國遠東殖民地完善。日軍戰機在 8 日上午飛臨香港，守軍其實守候已久。
一些口述歷史提到，有市民誤以為日軍轟炸啟德只是英軍演習，此可能與香港憲報 12 月 1 日刊登英軍將於 12 月 8 至 11 日進行包括重炮射擊等演習有關。
莫德庇少將 1941 年 7 月 (一說 9 月) 接任駐港英軍司令，當時他手上有四營正規步兵，包括：皇家蘇格蘭步兵團第 2 營、米杜息士團第 1 營、第 7 拉吉普團第 5 營、第 14 旁遮普團第 2 營。另外，他有一營香港防衛軍、一連香港華人軍團、曉士軍團民兵、四團炮兵、三連工兵、若干後勤部隊。
莫德庇的防守方案與 1938 年參謀長委員會的決議一致，集中守護香港島。他起初以三營步兵留駐港島，一營旁遮普步兵到新界、九龍拖延日軍。後來加拿大同意派皇家加拿大來福槍營、溫尼柏榴彈兵營增援香港，莫德庇於是決定增加新界、九龍的兵力，並重新駐守醉酒灣防線，以爭取更多時間破壞道路通訊，拖延日軍推進。
莫德庇把六營步兵分成「大陸旅」(Mainland Brigade，意指新界和九龍) 及「港島旅」(Island Brigade)，「大陸旅」拖延日本陸軍南侵，由華里士准將 (Cedric Wallis) 指揮。「港島旅」防衛港島南岸，阻止日本海軍登陸，由加拿大援軍司令羅遜准將 (John K. Lawson) 指揮。當日軍突破醉酒灣防線，「大陸旅」須撤返港島北岸防守，組成第二道防線。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2. 邱逸、葉德平、劉嘉雯，《圍城苦戰：保衛香港十八天》。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