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希望擺脫積弱困境，用范仲淹為參知政事，屢次詢問變法方略。仲淹初時說：「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及至仁宗「為之開天章閣，召二府
(中書門下、樞密院) 條對」，仲淹卒之被他的誠意打動，上呈《答手詔條陳十事》(簡稱《十事疏》)。
在天章閣接見大臣，向大臣問治國方略、軍政要事，是宋朝皇帝對大臣們最高規格的待遇，難怪仲淹願意對仁宗鞠躬盡瘁。
所謂「十事」，即十項變法重點，包括：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
(a) 明黜陟 (嚴格官員升遷)
宋朝官員升遷，只講年資，不問政績，「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導致官員因循苟且，無所作為。
范仲淹提出「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京官及地方官須在職滿三年，才接受磨勘
(政府勘察官員政績，升降官員的一種考核方式)。京官「非選舉而授」(未經過科舉選拔而獲授官)，須在職滿五年，才得磨勘。
他又破格提拔政績卓著的官員，撤換有罪及不稱職者。
(b) 抑僥倖 (限制恩蔭特權)
宋初恩蔭令官僚濫進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冗官充斥，「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濫進之極也」。
范仲淹「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並規定「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限制中、上級官員的蔭子特權，防止權貴子弟、親屬壟斷官位。
(c) 精貢舉 (改革科舉制度)
「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
針對進士科以往偏重詩賦，仲淹改成「進士先策論 (議論當前政治問題、向朝廷獻策的文章)，後詩賦」。
明經科不再著重死記硬背，要求考生闡述經書的意義和道理 (「取兼通經義者」) 。
另外，令州縣立學，士子必須在學校學習一定時間方許應舉。
(d) 擇長官 (細選地方長官)
先由中書門下、樞密院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 (比較重要的州郡一級的行政區) 知州。
再由兩制
(翰林學士受皇帝之命，起草詔令，稱為內制；中書舍人與他官加知制誥銜者為中書門下撰擬詔令，稱為外制。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合稱兩制)、三司、御史台、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
再由知州、通判舉知縣、令。
簡單講，即由中書門下、樞密院慎選各路、州的長官。由各路、州長官慎選各縣的長官。
(e) 均公田 (平均職田分配)
公田，即職田，是宋朝地方官的定額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不均，有些官員長期缺乏公田。
范仲淹針對「外官廩給不均」，重新按照等級給予官員一定數量的職田。仲淹認為，地方官有足夠收入養活自己，朝廷便可以督責他們廉節 (清廉而有節操)
為政。對於那些違法的人，朝廷亦可予以懲罰或撤職，提高地方管治質素。
(f) 厚農桑 (重視農業生產)
命令各地方官獎勵農桑，興修水利 (如築堤堰、開渠塘)，「興農利，減漕運」，使「江南之圩田
(沿江河、沿湖或沿海的區域藉修築堤壩，再將河水、湖水或海水排出，所取得的可利用土地)，浙西之河塘，隳廢者可興」。
(g) 修武備 (整治軍事武力)
恢復唐代府兵制，招募京畿一帶精壯者為衛士，平時負責耕作，並接受軍事訓練，戰時協助正規軍作戰，寓兵於農。
府兵制確保政府有兵可用之餘，節省軍費開支 (「省給贍之費」)。
如果京畿一帶成效顯著，將擴及各地方。
(h) 推恩信 (一說覃恩信，落實朝廷恩惠)
范仲淹說：「今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谷司督責如舊，桎梏老幼，籍沒家產。至於寬賦斂、減徭役，存恤孤貧，振舉滯淹之事，未嘗施行，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
他因此建議「赦令有所施行」，主管部門若有人拖延或違反，依法重罰。
又政府應派遣使臣到各地，巡察那些恩惠是否落實，以取信於民。
(i) 重命令 (謹慎法令頒佈)
有見於朝廷頒佈的法令「煩而無信，輕而弗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范仲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 (事先須對法令詳加審議)，刪去煩冗，裁為制敕
(皇帝的詔令) 行下 (頒行天下)」。
(j) 減徭役 (減去人民徭役)
省并戶口稀少的縣邑，並使「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
「十事」中，除了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大部份與政治有關。明黜陟、抑僥倖更明顯得罪朝中既得利益者，為變法帶來阻力。
其他如精貢舉、修武備等，立意雖善，但要麼令士子反感 (需重新適應考試內容)，要麼失於迂闊
(唐之府兵建基於為民制產的均田及租庸調制上，人民不愁生活，自然樂意為國效勞。宋朝卻沒有均田及租庸調制)，不切實際。
不過，無可否認的是，范仲淹的意見乃日後王安石變法之濫觴。修武備、精貢舉、厚農桑、減徭役，俱為王安石所承繼，而作進一步發揮，開出保甲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等。
范仲淹於政治領域觸礁，也給予王安石可鑑的前車。故此，「熙寧變法」僅以經濟、軍事、教育三方面掛帥，不敢碰政治。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