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利用義和團對付洋人，激發英、美、法、德、俄、日、意、奧八國聯軍攻打北京。當時盛宣懷倡議東南各省互保，避免跟隨中央政府步調，向洋人宣戰。《清史稿．盛宣懷傳》：
二十六年，拳禍作，各國兵艦紛集江海各口。宣懷倡互保議，電線、江、鄂、閩諸疆吏，獲同意，遂與各領事訂定辦法九條，世所稱東南保護約款是也。
細查盛宣懷背景，其與李鴻章淵源甚深。《清史稿．盛宣懷傳》：
盛宣懷，字杏蓀，江蘇武進人……嘗贊置輪船招商局，開採湖北煤鐵礦，李鴻章頗信任之……時鴻章督畿輔，方鄉新政，以鐵路、電報事專屬宣懷……於是之洞賞其才，與王文韶交薦之，遂擢四品京堂，督辦鐵路總公司。入覲，奏言築路與練兵、理財、育才互為用，並請開銀行，設達成館，稱旨，補太常寺少卿……
值得留意是他對修築鐵路的立場。李鴻章等從軍事支援、物流運輸的角度論證築路有必要性，盛宣懷完全同意，換言之，其為李之同路人。又推動教育、財金機構、通訊現代化，盛宣懷不遺餘力，他屬於洋務派陣營，實無疑問。
響應東南互保倡議的地方官員，包括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清史稿．劉坤一傳》：
拳匪亂起，坤一偕李鴻章、張之洞創議，會東南疆吏與各國領事訂約，互為保護，人心始定。
《清史稿．張之洞傳》：
二十六年，京師拳亂，時坤一督兩江，鴻章督兩廣，袁世凱撫山東，要請之洞，同與外國領事定保護東南之約。及聯軍內犯，兩宮西幸，而東南幸無事。
劉坤一在甲午戰爭的取態甚為可觀，《清史稿．劉坤一傳》：
日本犯遼東，九連城、鳳凰城、金州、旅順悉陷，北洋海陸軍皆失利。召坤一至京，命為欽差大臣，督關內外防剿諸軍。坤一謂兵未集，械未備，不能輕試，詔促之出關。時已遣使議和，坤一以兩宮意見未洽為憂，瀕行，語師傅翁同龢曰：「公調和之責，比餘軍事為重也。」
一言以蔽之，他認為光緒及帝黨大臣堅持對日作戰的立場根本不切實際，尤其是黃海海戰及平壤陸戰慘敗後，負隅頑抗已不可能，反不如及早議和，平息干戈。這裡他對李鴻章存有同情，對翁同龢不以為然，是明顯的。
至於張之洞，據《清史稿．張之洞傳》，其為洋務派的中堅分子：
(a) 設廣東水陸師學堂，創槍砲廠，開礦務局；
(b) 上疏請整頓水師，每年提專款購置兵艦；
(c) 積極申述修築鐵路的好處，促成其事；
(d) 設槍砲鋼藥專廠；
(e) 於荊襄地區設織布、紡紗、繅絲、制麻革諸局；
(f) 廣立武備、農工商、鐵路、方言、軍醫諸學堂；
(g) 購新出後膛砲，改築西式砲臺，設專將專兵帶領。招募德國人擔任教練，名曰「江南自強軍」。
不過，相比康有為「全變則強，小變仍亡」(＜應詔統籌全局折＞) 的激進主張，張之洞傾向在保留原有基礎上循序漸進地改革，在「廢四書五經，改試策論」上，張氏的看法是這樣：
時國威新挫，朝士日議變法，廢時文，改試策論。之洞言：「廢時文，非廢五經、四書也，故文體必正，命題之意必嚴。否則國家重教之旨不顯，必致不讀經文，背道忘本，非細故也。今宜首場試史論及本朝政法，二場試時務，三場以經義終焉。各隨場去留而層遞取之，庶少流弊。」
他又提議武舉試火器。
又言：「武科宜罷騎射、刀石，專試火器。欲挽重文輕武之習，必使兵皆識字，勵行伍以科舉。」
張之洞對盛宣懷賞識，更見他跟李鴻章政見一致。
《清史稿．選舉志二．學校二》：
八月政變，由舊黨把持朝局，卒釀成庚子之禍。逮二十七年，學校漸有復興之議。其首倡者，則山東巡撫袁世凱也。初，世凱奏陳東省開辦大學堂章程，有旨飭下各省仿辦，令政務處會同禮部妥議選舉鼓勵章程。
此見袁世凱有份推動教育現代化。
《清史稿．兵志三．陸軍》：
陸軍新制，始於甲午戰後，步軍統領榮祿疏保溫處道袁世凱練新軍，是曰新建陸軍。復練兵小站，名曰定武軍。
此見袁世凱有份建立現代化陸軍。
《清史稿．裕祿傳》：
義和拳起山東，入直境。初，義和會源出八卦教乾坎二系，聚黨直、魯間，為臨清郜生文餘孽，後稱團，專仇教。裕祿初頗持正論，主剿，捕其酋姚洛奇置之法。逾歲，開州傳舉烽，言匪復至，擒渠率斬以徇。居無何，毓賢撫山東，縱匪，匪散入河間、深、冀，而裕祿承風指，忽主撫。袁世凱方將武衛軍，語裕祿：「盍不請嚴旨捕治？」裕祿曰：「拳民無他伎，緩則自消，激則生變。且此委璅事，何煩瀆天聽邪？」已而毓賢去，世凱代之，自興兵疾擊，以故匪不敢近山東，而紛紛入畿疆矣。
袁世凱對義和團嚴厲鎮壓，把他們趕出山東，跟裕祿、毓賢的縱容大相逕庭。「裕祿，字壽山，喜塔臘氏，滿洲正白旗人，湖北巡撫崇綸子」、「毓賢，字佐臣，內務府正黃旗漢軍」，維新思想與漢人背景，令袁站到洋務派一邊，不跟從慈禧太后的主旋律。
假如上文分析無誤，謂東南互保是親李鴻章勢力 (洋務派) 的聯合共識，亦未嘗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