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穆宗本紀二》：
辛酉，武英殿災。癸亥，倭仁、徐桐、翁同龢請勤修聖德，以弭災變，上嘉納之。
翁同龢跟倭仁、徐桐價值立場一致，利用天降災異勸同治帝修身立德，此分明是漢儒以降「以天意窒君威」的路數。
《清史稿・曾國藩傳》：
時太常寺卿唐鑒講學京師，國藩與倭仁、吳廷棟、何桂珍嚴事之，治義理之學。
《清史稿・唐鑒傳》：
唐鑒，字鏡海，善化人……鑒潛研性道，宗尚洛、閩諸賢。著學案小識，推陸隴其為傳道之首，以示宗旨。
另《清史稿・何桂珍傳》：
桂珍鄉試出倭仁門，與唐鑒、曾國藩為師友，學以宋儒為宗。
綜上所引，可以知道倭仁的老師唐鑒，學宗程朱性理之學，倭仁出其門，自然受影響。又同學何桂珍亦「學以宋儒為宗」，翁同龢與倭仁相提並論，翁的學問造詣當也是程朱理學。
徐桐方面，《清史稿・徐桐傳》：
桐崇宋儒說，守舊，惡西學如仇。門人言新政者，屏不令入謁。
同樣墨守宋儒舊說，卻多了「惡西學如仇」、厭惡門人談「新政」，「新政」即以恭親王奕訢為首推行的洋務運動。大體這批人都是頑固的保守主義者，一方面對固有文化思想自覺優越，一方面對西學不以為然，視之為奇技淫巧，加以排斥。
翁同龢較明顯地跟洋務派唱反調，持相反意見，當數修造天津至通州鐵路一事。《清史稿・交通志一》：
會粵商陳承德請接造天津至通州鐵路，略言：「現造鐵路，其所入不敷養路之用。如接造此路，既可抽還造路借本，並可報效海軍經費。」直督李鴻章以聞，已如所請矣；於時舉朝駭然，尚書翁同龢、奎潤，閣學文治，學士徐會灃，御史餘聯沅、洪良品、屠仁守交章諫阻。其大端不外資敵、擾民、失業三者，亦有言宜於邊地及設於德州、濟寧以通河運者。
《交通志一》另有一段文字，清楚交代興建鐵路的構想從何而來，竟跟李鴻章的提議有關：
鐵路創始於英吉利，各國踵而行之。同治季年，海防議起，直督李鴻章數為執政者陳鐵路之利，不果行。
李鴻章，安徽合肥人，太平天國作亂時，響應曾國藩號召，在家鄉組織團練，建立淮軍，與湘軍聯手，夾擊太平軍，期間與常勝軍合作，因而得知英法軍備之先進。《清史稿・李鴻章傳》：
思以西國新法導中國以求自強，先急兵備，尤加意育才……初在上海奏設外國學館，及蒞天津，奏設武備海陸軍，又各立學堂，是為中國講求兵學之始。嘗議制造輪船……鴻章持國事，力排眾議。在畿疆三十年，晏然無事。獨究討外國政學、法制、兵備、財用、工商、藝業。聞歐美出一新器，必百方營購以備不虞。嘗設廣方言館、機器制造局、輪船招商局；開磁州、開平煤鐵礦、漠河金礦；廣建鐵路、電線及織布局、醫學堂；購鐵甲兵艦；築大沽、旅順、威海船砲臺壘；遴武弁送德國學水陸軍械技藝；籌通商日本，派員往駐；創設公司船赴英貿易。凡所營造，皆前此所未有也。
據此，謂李鴻章是洋務派的骨幹，亦未嘗不可。李鴻章的敢作敢為，看在保守派眼裡，自然感到不是味兒。在修築鐵路上，洋務派的回應如下，見《清史稿・交通志一》：
原奏所慮各節，一在資敵。不知敵至而車已收回，豈有資敵之慮？一在擾民。建設鐵路，首在繞避民間廬舍丘墓，其萬難繞避者，亦給重價，諭令遷徙，可無擾民之事。一在失業。鐵路興而商業盛，謀生之途益廣，更鮮失業之虞。津通之路，非為富國，亦非利商，外助海軍相輔之需，內備徵兵入衛之用。乃議者不察底蘊，不相匡助，或竟道聽途說，或竟憑空結撰，連章論列，上瀆天聽。方今環球諸國，各治甲兵，其往也，非干羽所能格，其來也，非牛餼所能退，全視中華之強弱，為相安相擾之樞機。臣等創修鐵路本意，不在效外洋之到處皆設，而專主利於用兵。不僅修津通之路，而志期應援全局。誠能於江南、趙北、關東、隴西各設重兵，各安鐵路，則軍行萬里無胼胝之勞，糧運千倉有瞬息之效，零星隊伍可撤可並，浮濫餉乾或裁或節。此外如海防河運，裨益實多，而通貨物、銷礦產、利行旅、便工役、速郵遞，利之所興，難以枚舉。
翁同龢跟李鴻章的矛盾，甚至影響到甲午戰爭的結果，以及後來的東南互保章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