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天寶十四年 (公元 755 年)，安史之亂爆發。叛軍由范陽南下，陷洛陽，破潼關，入長安。玄宗奔蜀，太子李亨在陝北靈武即皇帝位，是為肅宗。叛軍對「西北士馬」趕盡殺絕之餘，分兵爭奪「東南錢穀」，即進犯江淮糧產地區，於睢陽遭遇張巡、許遠負隅頑抗，軍事行動因而受挫，東南力保不失。
江淮以南未被安史叛軍戰火蹂躪，對唐朝中興貢獻極大，因尚有堅實經濟基礎可以依靠。惟張巡、許遠為了守城，拖慢叛軍進度，不惜斬殺愛妾奴僕，甚至睢陽城中婦人老弱以供將士充饑，這在張巡等人死後已在朝中受到非議，故李翰要為張巡立傳以正視聽。至中唐韓愈，以儒者身份，撰＜張中丞傳後敘＞，自此張巡、許遠成為忠義之典範，最明顯見於北宋歐陽修《新唐書》將二人列入＜忠義傳＞，司馬光《通鑑》基本沿襲《新唐書》觀點。
張巡、許遠的歷史評價再次發生轉變，要到金朝中後期的大儒王若虛 (字從之，號慵夫，金朝滅亡後自稱滹南遺老)。見盡戰火連年、生靈塗炭，王若虛對孔子仁愛、孟子不忍人之心有深刻體會和感受 (又稱「存在的呼應」)，他雖同意張巡、許遠有道德氣節，為忠義之臣，但另一方面，二人犯下「食人之罪」，亦永遠不能推卸。人命的珍貴、對人命的重視，是人本關懷、人文精神的核心，見於王若虛的評論。這番見解，竊以為通於孔孟立教的本意，也能避免忠君愛國錯誤走向為專制獨裁張目，減少不必要的犧牲。
本文寫作目的有三：
(1) 檢視正史對張巡、許遠食人守城的記載和論述，考察其異同；
(2) 追蹤張巡、許遠由被非議到被視為忠義之臣的總過程，韓愈在中間擔當著重要角色；
(3) 指出王若虛評論的獨到與突破 – 以「回向孔孟」揚棄唐宋儒者的共識 (保存既有觀點中有道理的，捨棄不合理的，謂之揚棄)，彰顯人本關懷。
比對兩唐書、通鑑關於張巡食人的記載
張巡殺愛妾供守睢陽城的將士食用，首見《舊唐書．張巡傳》：
尹子奇攻圍既久，城中糧盡，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人心危恐，慮將有變。巡乃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曰：「諸公為國家戮力守城，一心無二，經年乏食，忠義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人，坐視危迫。」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強令食之。乃括城中婦人；既盡，以男夫老小繼之，所食人口二三萬，人心終不離變。
睢陽城為何不能失陷 (即其戰略價值)，文中未有交代。許遠有否犧牲家眷奴僕，文中也無提及。只知張巡為了避免因缺糧而發生兵變，把愛妾殺了，迫諸將士食用以充饑。及後隨著斷糧時日推移，城中婦女、老者、幼兒皆成為守城將士的食物，合計二三萬人。
《舊唐書》成書於後晉，根據唐朝留下的官方檔案寫成，中間或有隱瞞。至成書於北宋的《新唐書》，歐陽修把張巡、許遠事跡列入＜忠義傳＞，這是一大值得留意的地方。記載方面也有所補充：
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餫濮陽、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即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齕木皮、煮紙而食，才千餘人，皆臒劣不能彀，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沖傳堞，巡出鉤銘乾拄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痍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眾，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饑？」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
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遣民止四百而已。
賊知外援絕，圍益急。眾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帥饑眾行，必不達。
按照《新唐書》的說法，睢陽本來貯存了一年的軍糧，因李巨 (河南節度使、宗室親王) 不顧許遠反對，堅持分出一半給濮陽、濟陰，導致睢陽糧食數量下降。濟陰得到糧食後，起來叛變。睢陽城在安史叛軍圍攻下，開始缺糧，將士餓死者眾多，仍然生還的士氣消沉。張巡殺愛妾供將士充饑，實屬迫不得已，旨在振奮士氣以負隅頑抗。
許遠也有「殺奴僮以哺卒」，響應張巡做法。從食戰馬，到食「羅雀掘鼠」，再到煮鎧甲、弓弩而食，至最後食「婦人老弱」。食人決定乃最後無可奈何的選擇。
張巡之所以要死守睢陽，跟睢陽具有重要戰略價值有關。因睢陽乃江淮地區之屏障，一旦棄守，叛軍蹂躪江淮，東南豐富的物產和糧食很大機會為戰火摧毀，而唐朝立國以來，一直奉行關中本位政策，所謂「以東南錢穀養西北士馬」，任由江淮落入安史叛軍手上，等於制唐王朝於死命，張巡、許遠意識到此一點，所以寧願犧牲無辜人命，都要堅守下去。
況且，棄城逃亡，真的執行起來，亦不容易，因將士人民都饑腸轆轆，勉強出逃，只有被擒收場。
司馬光《資治通鑑》吸收了《新唐書》的補充，相關記載如下：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眾飢贏，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群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才四百人。
除了補入張巡錯誤估計將有援軍來救，基本上與《新唐書》無大差異。《通鑑考異》有一段文字，值得留意：
唐人皆以全江、淮為巡、遠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既被圍，賊若欲取江、淮、繞出其外，睢陽豈能障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巡為後患，不滅巡則不敢越過其南耳。
據此，謂睢陽有地理優勢，不得不守，亦不適切，是張巡根本沒有投降南走的選擇。
張巡、許遠保江淮立下大功，司馬光以為這是唐朝人的共識。然而，李翰 (＜弔古戰場文＞作者李華之子) ＜進張巡中丞傳表＞提到：
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賊勢憑陵，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眾，橫而制之。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兵彌廣，財彌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五師，雖終於殲夷，而曠日持久。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扼其東，故陝鄢一戰，而犬羊北走，王師因之而制勝，聲勢才接而城陷，此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伐，猶有分災救患之義，況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懷獨克之誌，亦以恃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本圖，非其素誌，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眾，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誌乎！
李翰要據理力爭、以正視聽，正是張巡做法在朝廷內遭人非議。韓愈＜張中丞傳後敘＞：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
按此，李翰為中唐以前人，非議張巡之聲也在中唐以前已有。由責難非議到承認張巡有大功，中間有一段曲折發展，不是一蹴而就。
中唐儒者韓愈對張巡死守睢陽予以高度肯定
牟鍾鑒＜從儒佛關係看韓愈、柳宗元與李翱＞提到韓愈與宋明新儒學的關係：
韓愈提倡復興儒學，以強固儒家的正統地位……在唐代儒學向宋代理學的過渡中，韓愈指明儒學復興的必要性，提出了任務……為宋代理學的興起，作了思想上的準備。
他又提到韓愈是「中唐時期新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和主要作家」。陳來＜從「思想世界」到「歷史世界」-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述評＞引述余英時對「古文運動」的理解：
作者認為，北宋儒學的發展以古文運動為第一階段，成熟於慶曆時期。這一時期以「回向三代」的外王理想為主導觀念，並成為士大夫的共識。熙寧變法為第二階段，以王安石新學為主流，此時士大夫開始在三代的理想號召下提出對於政治社會文化的大規模革新的要求，促成了神宗熙寧變法。第三階段為道學興起，道學要求社會改革以道德性命之學為基礎。
簡言之，韓愈的價值立場，也是後來宋儒基本取態。那麼，韓愈怎樣評價張巡、許遠為守睢陽而食人一事？且看＜張中丞傳後敘＞以下文字：
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贏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磚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
字裡行間洋溢對張巡、許遠、南霽雲的欣賞欽佩之情自不待言，更重要是韓愈肯定張巡死守睢陽有正面價值，棄城等非議責難之聲，如同為安史逆賊張目，乃邪僻荒誕的異論，所謂「淫辭」也。
從韓愈的定調，我們大概可知何以歐陽修會把張巡、許遠列入＜忠義傳＞，此為唐宋新儒家的共識，卻非中唐或以前大臣們一致認可。靖康之難後，程伊川一脈南傳，至朱熹發揚光大。可是，中原地區是否再無儒者？答案是否定的。王若虛即為其中之一。由王若虛對張巡等人的評論，可以看到受金國統治的儒者是如何揚棄北宋諸儒既定價值立場。
金國大儒王若虛視張巡食人以守城為犯下人文世界的大罪惡
《金史．王若虛傳》：
王若虛，字從之，槁城人也。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間者。擢承安 (金章宗年號) 二年經義進士。調鄜州錄事，歷管城、門山二縣令，皆有惠政，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用薦入為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為著作佐郎。正大初，《宣宗實錄》成，遷平涼府判官。未幾，召為左司諫，後轉延州刺史，入為直學士。
元興元年，哀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群小附和，請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為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忤，則讒構立見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雖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誦功德而可信乎後世哉？」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眾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為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為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也。
金亡，微服北歸鎮陽，與渾源劉郁東游泰山，至黃峴峰，憩萃美亭，顧謂同游曰：「汩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令子忠先歸，遣子恕前行視夷險，因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年七十。所著文章號《慵夫集》若干卷、《滹南遺老》若干卷、傳於世。
《金史．章宗本紀》對金章宗有這樣的評價：
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內小康，乃正禮樂，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規。又數問群臣漢宣綜核名實、唐代考課之法，蓋欲跨遼、宋而比跡於漢、唐，亦可謂有志於治者矣！
歷經金章宗的治世、蒙古大軍入侵、崔立投降蒙古背叛金國、金國滅亡，王若虛雖為儒臣，飽讀聖賢經典，有道德氣節，卻對生靈塗炭感受特別深，連帶影響他對張巡、許遠食人守城事跡的看法。
《滹南遺老集》收王復翁所寫的序：
夫言生於人心，心既不同，言亦各異。其在彼也一是非，其在此也一是非。左右佩劍，其誰能正之？必有大人者出，獨立當世，吐辭立論，掃流俗之所徇，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有以塞其口而厭其心，而後呶呶之說息矣。自秦火以來，漢武帝表章六經，不謂無功於聖人。然諸儒曲學，往往反為所汨。陵遲至於唐、宋，人自為說，雖其推明隱奧為多，其間踳駁淆混，詿誤後生，蓋亦不少。顧六經且如是，況百家乎？……今百餘年，鴻生碩儒，前後踵相接，考其撰著，訇礚彪炳，今文古文，無代無之。惟於議論之學，殆為闕如。豈其時物文理相與為污隆耶？其磊落之才，閎大之器，深識英眄，為世檦表者不常有耶？抑亦有其人遭世多故，不幸而無以振發之也？滹南先生學博而要，才大而雅，識明而遠，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以為傳注六經之蠧也，以之作六經辨；論孟聖賢之志也，以之作論孟辨；史所以信萬世，文所以飭治具，詩所以道情性，皆不可後也，各以之為辨。而又辨歷代君臣之事跡，條分區別，善惡著見如粉墨然，非夫獨立當世，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能然乎哉。
這段文字足以證明王若虛為金國學問淵博的大儒。
讀《滹南遺老集》，王若虛經常不同意朱熹的解釋：
晦庵釋不得其醬不食，曰：惡其不備也。予稱君子食無求飽。又以士恥，惡衣食為不足議。夫豈以一物不備而不食哉。彼事事必求義理，則宜其陋之至是也。
晦庵觧食不語，寢不言，云，荅述曰語，自言曰言，此何可分而妄為注釋，只是變文耳。
他更看重，是人情之常，視之為天理。
父死子繼，天理人情之常也。
漢武老且死，意欲立昭帝，而憂其子少母壯，或至於亂也，遂殺鉤弋大人，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蓋其違天理而拂人情耳……
孔子作《春秋》，王若虛說：「《春秋》，人情之書也」。他又分享：
昔予居故人安仲和家，將殺雁食客，見而不忍，為作哀之之詞，今三十餘年矣。近讀趙公誡殺生文，有動於心……
王若虛把不忍之心、人情之常看成孔子學問的核心，跟當代新儒學大師唐君毅的見解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唐君毅說：
仁心的本性，不同於分析的理智之從事抽象，而是要成就具體的事，而不傷之。人望人之得其生，是仁心之表現。春天來了，樂於觀彼草木之欣欣向榮，亦是仁心之表現。以至對於當前之任一物，喜其成，而惜其毀，皆是仁心之表現。故人之仁心，是一直接成就、持載、護惜具體事物之世界的心。而此心亦復是能肯定「一切有價值的自然事物，與一切能實現價值的人之精神態度，如人之宗教態度、藝術態度」，肯定「表現價值的人類文化與其歷史」的心。
《論語．陽貨》有一段非常重要的文字，可以看出孔子以內心安不安指點仁。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因為對仁心看得很重，王若虛於是批評張巡殺妾食人為不仁，指其犯下「食人之罪」，「萬劫不能滅」。
或問張巡、許遠如何？曰：忠矣，然而未仁，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為，守一城而食人三萬口，其忍為之乎？寧使賊殺，豈容自食。故予嘗謂其死節之名，固千古不可磨，而食人之罪，亦萬劫不能滅也。或曰：為己則不可，為國何害？曰：為己與為國等耳，天下只有一個是。或又曰：圖大事者，不顧其小。曰：守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三萬口之命而謂之小事，何邪？使江淮果由此而保，亦不足道，況其未必哉。為巡等計，可走則走，不可則戰，戰不勝而死之，足以塞為臣之責矣。國之存亡，付之天可也。蓋當時公論亦多尤之。李翰輩曲為辨說，詎能服人之心，而史臣猥曰：議者遂定。嗚呼，去古逾遠，義理不明於天下，士大夫以名節自高，而卒不免害道者，可勝數哉。
誠然，張巡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激勵將士死守睢陽，拖慢叛軍南進，保住東南經濟，於唐室有大功勞。殺人以供將士食用亦為戰爭狀態的不得不已，情有可原。
不過，從長遠的人文精神的實現的角度，國保得住，倘若視人命如草芥，人隨時可因為一些理由無辜被殺，這個國家的存在，又是否大家所想望？用政治哲學的術語，即此國家是否有合法性 (legitimacy)？
黃兆強＜唐君毅先生的史學價值判斷論＞提到：
史學上的價值判斷 / 價值意識不只幫助史家執行、貫徹「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的使命感而已，兼且在人類所創造的未來的歷史中，會使人珍愛有價值之事物，排棄反價值的事物。
儘管這番話針對唐君毅的歷史哲學而言，「愷然儒者的人文關懷」，在王若虛的歷史評論中也能找到，因二人皆本仁心照察中國歷史的血河淚海。
忠君愛國是德行，但在此之上，有沒有一更高的價值？又或者忠君愛國有無一極限？王若虛的回答是有。君主值得忠心對待，國家值得愛護，是因為其存在能令人民有好生活，至少生命得到保障。若其存在反而令大批人民無辜枉死，忠君愛國縱然仍有德，在另一層面看只是犯罪。張巡、許遠是唐朝中興的功臣，卻是人文世界、文化意識宇宙的大罪人，竊以為是王若虛的看法。
結語
學界研究兩宋儒學，只講周、張、二程、朱、陸，旁及北宋諸儒及事功學派 (陳亮、葉適)，遠追中唐韓愈、李翱，甚少考究靖康之難後中原儒學的發展。此一慣性，筆者推測，可能和朱熹威名太大 (元仁宗頒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科舉定本，自此朱子成為理學集大成者)，以及全祖望《宋元學案》的涵蓋範圍有關。周、張、二程的學脈，是朱熹在《近思錄》的構造。至於《宋元學案》，更是近人研究宋明儒學的必讀書。如此氛圍，自然造成對金國儒學的忽略。
張巡、許遠食人守睢陽的歷史評價，是一面鏡子，可以看到金國儒者也有能契接孔子原初洞見 (philosophical insight) 的。比觀之下，韓愈雖汲汲於道統的創建，但他乃至歐陽修對張巡等人的正評，無疑與孔子的人本關懷、人文精神有隔閡。即使是朱夫子，對仁心的體會，只怕也不如王若虛所見真切。
當代自由主義 (英美民主憲政的思想基礎) 強調國家是由人組成，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享有天賦人權，統治者不得以國家之名，剝奪其生存權利。王若虛講為國守城不是無條件，中間有一限極、底線，要尊重每條寶貴的人命，別動輒為國家作無謂犧牲。由此可見儒家思想和自由民主並非二元對立、不可調和，兩者可以是互相補充。
近人羅夢冊撰《孔子未王而王論》，提出「應然之史」、「實然之史」一對區分。歷史的發展應以「天下為公」作目標，推進人權的落實，爭奪權力、成王敗寇不該作為歷史的歸宿 (官德祥＜羅夢冊教授的生平及其歷史應然論＞)。羅夢冊的「歷史應然論」，和王若虛的觀點，是遙相呼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