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並未將懷疑特別標舉作為一種應該的讀書態度。孔子說：
疑思問。(《論語・季氏》)
此處的「疑」指疑惑、疑難。《荀子・解蔽》：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未可定然否也。
當中的「疑」也是指疑惑。真正從讀書法講「疑」，始於南宋朱夫子。
《朱子語類・學五・讀書法下》：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
我們讀一本書，或者學習一門知識，常不自覺地依書直說，或以背誦記憶為學習，朱子強調讀書要「有疑」，說白了就是要人去咀嚼、消化所學，只有提煉出自己關心、在意的問題，深入鑽研下去，此方是讀通、學得透徹。
朱子又說：
人之病，只知他人之說可疑，而不知己說之可疑。試以詰難他人者以自詰難，庶幾自見得失。(同上)
讀書或學習，常會有種錯覺，認為自己所理解就是對，他人看見的都是錯。推而廣之，古時聖賢都是言有不盡，須待今天的我加以補充。世界各地的學者都不如我觀察入微、洞悉深刻。自我膨脹的結果，往往迎來傲慢自大，竟看不到自己所知實為一孔之見。
朱子對治此一幻覺的良方很簡單，就是退後一步，反省自己所持的論點是否全無破綻，自己所憑藉的論據是否真的無堅不摧。對自己懷疑，方能成就客觀謙虛冷靜的認知心境，妄自尊大對讀書學習是種障礙。
明代羅欽順恪守朱子遺教，主張
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困知記》)
言下之意，就是要對不取證於經書的種種講法保持懷疑，不輕易相信。此一原則，在清初獲閻若璩繼承。
閰氏撰《古文尚書疏證》，初衷
不過從朱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耳，初何敢顯背紫陽，以蹈大不韙之罪？(閻詠＜《尚書古文疏證》後序＞)
他又說：
朱子者，孔子後取信一人而已。(同上)
惟對於人心道心的區分，他終覺未安：
「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此語不知創自何人，而見之《道經》述之。《荀子》至魏晉間竄入《大禹謨》中，亦幾沈埋者七八百年。有宋程、朱輩出，始取而推明演繹，日以加詳，殆真以為上承堯統，下啟孔教者在此。
堅持合理懷疑的讀書態度，令他走出朱學門戶，下開考證學。
乾隆朝崔述，撰《考信錄》，原意是充當朱子羽翼，卻在懷疑態度的指引下，顛覆朱子別出心裁的《論》《孟》《學》《庸》四書並列。他說：
《中庸》亦不出子思之手，乃戰國之儒者採輯前人之言以成。
《大學》之文繁而盡，又多排語，計其時當在戰國，非孔子、曾子之言也。然其傳則必出於曾子……忠恕二言，大學之道盡矣。蓋曾子得之於孔子，而後人又衍之為《大學》者也。
進入民國，仍然教人讀書要有疑的，是胡適 (除特別標明，以下引文見《胡適文集》)。
做學問要於不疑處有疑。
疑古的態度，簡要言之，就是「寧可疑而錯，不可信而錯」十個字。……我們疑古的目的，是在得其「真」，就是疑錯了，亦沒有什麼要緊。
因為講究懷疑，所以需要證據，他說：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
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在＜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胡適提到
程、朱的格物論注重「即物而窮其理」，是很有歸納的精神的……程、朱的歸納手續，經過陸、王一派的解放，是中國學術史的一大轉機。解放後的思想，重新又採取程、朱的歸納精神，重新經過一番「樸學」的訓練，於是有清代學者的科學方法出現，這又是中國學術史的一大轉機。
許炎初說：
胡適更提出要敢於「懷疑以存真」、再進一步建立「大膽假設」、終而形成「廣為求證」的三部曲，合而為一種「參驗」。
這種疑古的精神與胡適格外重視先秦墨經名家之學、提倡王充，崔東璧的懷疑精神，可謂相呼應。他把「懷疑」當作為治學 (尤其是國故) 的起點，其著眼點在「疑」，而不在「信」，重在「破」而不在「立」。胡適目的當然是希望本此「疑」與「破」的批判方法，去蕪存精，因此多處提醒，但也認為這種方法中的「懷疑」雖為「破壞」實為「重建」。據鄭吉雄教授之研究，同時之際，傅斯年於＜清梁玉繩史記志疑＞也呼應「學術之用，始於疑而終於信，不疑無以見信」。(＜試比較錢穆與胡適兩家治學方法與成果與對通識教育之啟發＞)
一言以蔽之，胡、傅「史料學派」對讀書、學習的態度，與崔述、閻若璩一脈相承，同遙接朱子之「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