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國歷朝一樣，清朝面對嚴重的蝗災。《清史稿．禮志三 (吉禮三)》：
世宗朝，各省祀猛將軍元劉承忠。先是直隸總督李維鈞奏：「蝗災，土人禱猛將軍廟，患輒除。」於是下各省立廟祀。已，兩江總督查弼納亦言：「猛將軍廟祀所在無蝗害，無廟處皆為災。」被訶責。詔言：「水旱蝗災，疆吏當修省，勿專事祈禱。」
元朝末年，劉承忠任江淮指揮使，當時蝗災嚴重，劉率領軍民把蝗災撲滅。雍正年間，各省立廟祭祀劉承忠，希望憑藉神明力量消去蝗災，足見蝗蟲為患之烈，地方官民皆束手無策。
「勿專事祈禱」是治標，治本還得用有效可行的方法解決蝗災。早於順治時，朝廷已有把個別地方成功捕蝗的經驗分享的機制。《清史稿．胡全才傳》：
是歲山、陜蝗見，全才為捕蝗法授州縣吏，蝗至，如法捕輒盡，不傷稼。因以其法上聞，命傳示諸直省。
陳世倌提議雍正帝設「社倉」，勸富民輸穀，艱困時貸給貧民，這未嘗不可減輕蝗災對人民生活的打擊。《清史稿．陳世倌傳》：
時山東境旱蝗，糧運淺阻，世倌單車周歷，密察災輕重、吏能否，乃視事。趣捕蝗略盡，並疏治運道，世宗書扇以賜。世倌疏言：「社倉通有無、濟豐歉，古今可行。宜令各鄉勸富民輸穀，不限多寡，量予獎勸。舉公正鄉約三人司其出入，官為稽覈。貧民春貸秋償，石納息二斗，歉則減之，十年後納息一斗。請飭諸行省先就數州縣行之。俟有成效，然後推廣。」下所司議行。
捕蝗不力的官員，往往遭到處分。如陳宏謀，《清史稿．陳宏謀傳》：
又以督屬捕蝗不力，奪總督銜，仍留巡撫任。
胡文伯、范宜賓。《清史稿．范宜賓傳》：
宜賓奏言屬縣蝗見，屢請捕治，文伯執不可。上為黜文伯，而宜賓亦以捕蝗不力下吏議，當左遷。
竇光鼐。《清史稿．竇光鼐傳》：
坐屬縣蝗不以時捕，左遷四品京堂，仍留任。
和瑛隱瞞蝗災災情，不向上報，結果「譴戍烏魯木齊」。曹秀先被責以未有憑「實力捕治」蝗蟲。凡此種種，俱見清朝皇帝處事務實，其對蝗災處理也異常認真。
惟蝗禍未曾止息，咸豐年間，「河南南陽諸地旱蝗」，《清史稿．王慶雲傳》：
又以河南南陽諸地旱蝗，請飭發倉籌賑，俾災民不為土匪勾脅，以救災即以弭患。捻匪擾南陽，慶雲密陳省南分三路，遣兵巡防。
《清史稿．夏子齡傳》：
比歲旱蝗，盜劫肆擾……
蝗災導致農作物受損，倘若朝廷不加救濟 / 救濟失當，農民不免飽受饑餓之苦。為求生存，只好落草為寇，打家劫舍，以求一餐溫飽。此卻助長盜匪蔓延，其中之一即為捻匪。
蝗災與民變的關係，《清史稿．梁以樟傳》有很好的說明：
中原盜起十餘年，所在荼毒，督撫莫能辦，率倡撫議，茍且幸無事，盜且服且叛。而河南比年大旱蝗，人相食，民益蜂起為盜。
一旦蝗災衍生流寇，地方委實難以處理。明末的困境，在咸豐一朝再次出現。
《清史稿．劉秉琳傳》：
蝗起，督民自捕，集貲購之，被蝗者得錢以代賑，且免踐田苗。
用錢財作誘因刺激人民自行捕蝗，也用錢財彌補受災者損失，可見清朝財政基礎並不壞。惟官方確實沒有辦法消除蝗災，賑濟亦不到位，只好將責任交到人民身上。
康沛竹＜災荒與太平天國革命的失敗＞提到蝗災與太平天國敗亡的關係，文中引述《何桂清等書劄》：
蝗蟲將瓜、鎮、金陵賊種之稻全行吃完，此所以克復有期。
康氏解釋：
從 1855 年到 1856 年，太平軍在江西、安徽、湖北等戰場取得了一系列勝利。這時，長江流域很多地區旱象嚴重：湖泊乾涸，田地龜裂，禾稼枯萎。由於亢旱持久，氣候異常乾燥，致使蝗蟲蔓延。太平天國境內大部分地區遭受蝗災，遍野飛蝗，蝗蟲所過之處，禾稼蕩然無存……1861 年以後，由於失去了對長江中上游的控制，南京上游的糧道也因此被截斷，太平軍只能依靠蘇南、浙江地區的糧食。然而，1862 年前後，正值蘇南亢旱……浙江的很多地區也是水旱成災……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太平軍要想取得充足的糧食顯然是比較困難……羅爾剛先生就認為「天京失陷，由於缺糧」。
據此可知，蝗災連年，太平天國亦不能倖免，甚至因此走向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