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廣弒父淫母，不見於《隋書》本紀，而見於后妃傳。司馬光撰《資治通鑑》，採后妃傳說法，但兩書皆後出 (《隋書》由魏徵等編撰，《通鑑》寫於北宋)，追源溯始，故事可能來自隋末唐初趙毅的筆記《大業略記》。
比對《大業略記》和《隋書．后妃傳》，可以發現《略記》：
a. 指被姦者為容華夫人蔡氏，非宣華夫人陳氏。
b. 有疑似強姦的描述，如「召蔡於別室」、「面傷而髮亂」，為后妃傳所無。
c. 有具體描述文帝怒時動作「齧指出血」。
d. 無后妃傳特別提到的「獨孤誤我」。
e. 提及文帝急召楊勇的動機 – 即令廢立。
f. 不把柳述、元巖歸入楊廣陣營，即未有與楊廣、楊素同流合污。后妃傳則有「述、巖出閤為勑書訖，示左僕射楊素」，含主動出示義。
g. 有楊廣遣楊素、張衡同進毒藥一節。后妃傳刪去楊素、進毒藥，改為楊廣遣張衡入文帝寢殿，不久文帝暴崩。
h. 有「帝簡驍健官奴三十人皆服婦人之服，衣下置仗，立於門巷之間，以為之衛」。
從史籍可信性看，后妃傳雖為正史一部份，但因其成書年代較後，且有相當部份疑似抄自《大業略記》，其並不比《大業略記》更可信。但《大業略記》本身是部筆記，筆記自不免含有主觀虛構杜撰成分，如是者，楊廣弒父淫母，可以是純屬虛構，至少無法完全獲得證實。故此，若用嚴謹的治史態度，此則隋宮疑案可謂無討論餘地，只能付之闕如。
不過，退後一步，在相信二書皆反映一定史實的前提下，我們未嘗不可考證出哪個版本比較合理，從而還原較為貼近史實的說法。
以下我們從一個不顯眼，卻非常重要的人物切入，這個人物是張衡。
據《隋書．張衡傳》：
衡幼懷志尚，有骨鯁之風。年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覃思，為同輩所推……擢拜漢王侍讀。衡又就沈重受《三禮》，略究大旨。
讀儒書出身，曾親自前往太學受業，又任侍讀，跟隨沈重受《三禮》，張衡怎可能違背忠臣節義，助紂為虐，毒殺文帝？
他對楊廣「竭慮盡誠事之」，甚至「奪宗之計，多衡所建」，一來楊廣是他的直屬上司，待他甚為親厚 (見「王甚親任之」)，基於報答知遇之恩，不得不為此。二來楊廣與當時太子楊勇相比，確有過人德行 (見《隋書．煬帝紀上》「當時稱為仁孝」)。張衡認楊廣有聖主之資，為其出謀劃策，在當時是很合理的，亦符合其儒生身份。
然而，「衡亦竭慮盡誠事之，奪宗之計，多衡所建也」不等於無底線地幫助楊廣奪位，後者張衡決不為之，因違背儒家忠義觀念也。事實上，楊廣做了皇帝後，大興土木，張衡曾不怕身死，勸諫楊廣，《隋書．張衡傳》：
時帝欲大汾陽宮，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敝，伏願留神，稍加折損。」帝意甚不平。
張衡既不唯楊廣之命是從，當他知道楊廣要毒殺當今聖上，其怎願意為之？其必諫止楊廣所為，至少事後和楊廣關係有隔閡。可是，觀乎楊廣即位後，「煬帝嗣位，除給事黃門侍郎，進位銀青光祿大夫，俄遷御史大夫，甚見親重」，二人關係並未疏遠，反而親上加親，據此逆推，楊廣必定並未要求張衡做不忠之事，甚至乎，在張衡看來，楊廣亦未做出謀父性命一類禽獸般的惡行，否則「甚見親重」不可能成立。
有謂張衡送藥時，或不知該藥為一毒藥，至文帝服用暴斃，楊廣以藥力過猛解釋開脫，張衡便不覺楊廣有心下毒弒父。此非不可能，但張衡熟讀儒書，會不問情由為楊廣送藥嗎？又文帝暴卒，楊廣雖可砌辭狡辯，但張衡內心必存愧疚，繼而不願受楊廣的升官。兩人關係全無影響，只有一個可能，就是：張衡並未在知情 / 不知情下殺害隋文帝。
假如以上分析無誤，張衡無親手殺死隋文帝，已可確定。但《大業略記》記楊素、張衡一同入內，會否楊素出手，張衡敢怒而不敢言？且看《隋書．張衡傳》以下一段：
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冤。玄感固以衡為不可。及與衡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為枉死。」玄感具上其事……
如果楊素真是進毒弒帝 / 揮刀殺帝，而張衡又親眼目擊，他不可能仍視楊素之子楊玄感為心腹好友，向他吐露心聲「薛道衡真為枉死」。只有張衡視玄感為故人之子，他才會如此做，既如此做，就反映他對楊素父子完全信任。楊素果真弒帝，張衡能對他有這種信任嗎？
所以，楊素、張衡都沒有動手殺死隋文帝，那麼，隋文帝是怎樣死的？
《大業略記》、《隋書．后妃傳》不約而同提到楊廣覬覦父皇妻子的美色。但翻查史料，煬帝後宮只得八人，其是否如此好淫，或有亂倫的性癖好，值得存疑。
真正導致文帝改弦易轍，要重立楊勇為太子，必有比強姦 / 非禮名義上的母親更可恨的事，此即《隋書．楊素傳》記載：
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錄出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
試想文帝當時心情：我尚未死，彼已汲汲於想我死，安排好一切謀我的天下，如此不仁不孝的忤逆子，怎配當天下君主？「獨孤誤我」未必出自文帝之口，但必是其心聲。因想到「畜生何足付大事」，遂決意廢立，決意召回楊勇。
一個旁證是，楊廣即位不久，便馬上縊殺楊勇，《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
太子遣約入長安，易留守者，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眾，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追封勇為房陵王，不為置嗣。
《資治通鑑考異》：
大業略記云：「庶人勇八男，亦陰加酖害，恐其為厲，皆倒埋之。」
楊廣必知父親死前欲重立楊勇，故狠下毒手。
據《隋書．柳述傳》：
楊素時稱貴倖，朝臣莫不讋憚，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素或令述改之，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
柳述與楊素有宿怨，《隋書．后妃傳》「述、巖出閤為勑書訖，示左僕射楊素」根本不可能發生。
又楊廣強行令柳述家散人亡，元巖也好不了多少，《隋書．華陽王楷妃傳》：
父巖，性明敏，有氣幹。仁壽中，為黃門侍郎，封龍涸縣公。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為民，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而殺之。
如果二人有「示左僕射楊素」，當有通風報信之大功，怎會被置於死地？除非二人奉文帝敕令，正急召楊勇，而為楊素暗中知悉，告知楊廣，楊廣懷恨在心，決意報復，二人方得到如此悲慘的下場。
楊廣發動政變，一方面要萬無一失，一方面又不能過於張揚。遣楊素、張衡入文帝寢殿是有的，但未必下弒父命令，即使下，亦可能只楊素得知，張衡則不知也。同一時間，矯詔執柳述、元巖，並派東宮士兵入宮守衛，由親信宇文述、郭衍控制，亦是應有之事。為免打草驚蛇，於是要求衛士「皆服婦人之服，衣下置仗，立於門巷之間」，《大業略記》與《隋書．楊素傳》的記載可同時並存 (《隋書．楊素傳》：「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
文帝已經病重，加上之前大恚，身體狀況急轉直下，可想而知。本來一心等待楊勇歸來，豈料楊勇未至，楊素等已前來，憶起不肖子與楊素合謀種種，復添以外面疑有東宮衛士，雙重刺激之下，文帝再次大恚，氣絕而死，絕非不可能。也只有這樣死法，張衡不覺楊廣弒父，楊素亦未弒君，三人得以維持互相信任的關係。
今再整理隋文帝死亡始末：
1. 病中得知太子楊廣和楊素圖謀不軌，覬覦自己的帝位。
2. 太子楊廣開始將圖謀轉為行動，為文帝所知悉。
3. 敕令柳述、元巖急召楊勇。
4. 機事不密，為楊素知悉，並通知太子楊廣，二人商討對策。
5. 楊廣遣楊素、張衡入文帝寢殿侍疾，同時矯詔執柳述、元巖，並派東宮士兵入宮守衛，由親信宇文述、郭衍控制。
6. 文帝見楊勇未至，楊素等已前來，憶起楊廣與楊素合謀種種，復添以外面疑有東宮衛士，雙重刺激，大恚氣絕而亡。
7. 嚴懲柳述、元巖，賜死楊勇及其後代。
順便一提，中國大陸著名隋唐史學者蒙曼，在百家講壇開講「大隋風雲」系列，提及文帝之死，說：
可能有人會說，既然如此，為甚麼隋文帝當晚就死了呢？這應該是一連串事情既怒又驚的結果。怒，當然是指密信事件；驚，則是指楊廣派兵軟禁他。隋文帝本來就已處於彌留之際，就算沒有這些變故，也未必活過十三日。何況經過一番折騰，當然死得更快了。
我們分析到這一步，得出的結論是：隋文帝之死介於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之間。
所謂正常死亡，是指他並沒有真正遭到外力的侵害，既沒被投毒，也沒被打死。所謂非正常，則是指七月十三日的一連串事件，確實對他的精神構成重大打擊，加速了他的死亡。
這樣看來，歷史上所謂的隋煬帝弒父其實並不完全正確，楊廣所為只是以軟暴力加速隋文帝死亡而已。如果他日後做得好，人們很可能會慢慢忘掉這件事，只可惜楊廣後來亡了國，人們便開始把各種各樣的帽子扣到他身上，在這種背景下，所謂淫母弒父的說法紛紛出籠，直到最後被寫進史書之中。(《蒙曼說隋：隋文帝楊堅》)
她的見解，與筆者真可謂「英雄所見略同」！這也是筆者看過比較貼近史實的論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