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祥師 (以下簡稱官 sir，我們都習慣這樣稱呼他) 在荃濟榮休，學生們給他做了個訪問，回想起二十年前身穿校服在課室聽官 sir 講課，確有不少難忘片段。刻下昔日同學已再無聯絡，腦中仍有回憶若干，今不妨分享一二。
官 sir 上課，從不擺架子，亦甚少標榜自己是博士。他愛閱讀，是荃濟早年閱讀推廣的中堅分子。那些年，余明威老師尚未成為副校長，與官 sir 一唱一和，推廣閱讀，教人難忘。區樂民醫生的一系列作品，是官 sir 至愛，經常向學生推介。中四、五時，官 sir 是我的班主任，他不時複印區醫生的精彩文字，在堂上跟我們分享。年少無知的我，不明白官 sir 苦心，總覺得教中史不是要推介中史讀物嗎？為何會推介一位醫生的散文集？今天回想，或許知識以外尚有人生，學問以外還有做人，官 sir 是想通過閱讀對我們做一些價值教育吧！
又某一年，荃濟流行舉辦讀書組，讀書組是大學的活動，中學已經有，足見當時荃濟的了不起。誠然，讀書組的導讀人很重要，當時荃濟文科有兩位博士。楊永漢老師開組，導讀旅美史家黃仁宇先生的《中國大歷史》。官 sir 開組，導讀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不知是年級不到，抑或其他原因，兩組我都無緣參加。可是，就我當時的內心言，我確實想讀《中國大歷史》多於《史記》。當時的我始終不明白，為何要讀一本艱澀的古書，《中國大歷史》是著名史家的一家之言，能開闊視野，不是更值得讀嗎？現在回想，這種看法實在大錯，官 sir 開《史記》導讀是有深意的。
我現在的理解，凡認真研讀歷史，必然避不開對歷史材料的仔細閱讀，近人著作自然是一家之言，但既是一家之言，就會有主觀成分，就有可能存在偏見。偏見的鑑別與去除，仍是要回到材料，讓材料說話。明代儒者羅欽順早就提醒「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的「書成自記」說：「治通史必貴有『系統』，然系統必本諸『事實』。見仁見智，系統可以相異，而大本大原，事實終歸一致。不先通曉事實，驟求系統，如無錢而握空串，亦復失其為串之意。」事實則來自史料。余英時從鴻門宴坐次切入分析劉邦、項羽關係，鴻門宴正是《史記》最出彩的記述。研究秦漢歷史，《史記》是基本參考史料之一。這麼看的話，官 sir 為《史記》開導讀，就非常有意思，可以啟發學生從文獻材料中看出有別於教科書的秦漢史面貌。
人年青時總是貪多務得，不肯坐下來做笨功夫，近年偶然找官 sir 的歷史論文來讀，精義絡繹背後，辨入毫芒，處處有充足的歷史材料作根據。再想到他的《史記》讀書組，這未嘗沒有「把金針度與人」的意味。
官 sir 榮休，荃濟的師弟沒福了，少了一位良師益友。時光飛逝，作為舊生，亦只能將經歷過的留上一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