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我們談到，儒家工夫論中的誠、敬、格物、進學等，本可一個個孤立地看，作為找尋 (亦可說實踐) 人生終極意義的法門。用一譬喻說明，人生終極意義若是魚，誠、敬、格物、進學等便是釣具。事實上，儒家其他工夫如「自反」(即自我反省)、立志 (確定自己的志向)，皆是找尋 / 實踐人生終極意義的法門之一。眾多法門互相配合使用，一律貫徹之以身體力行，對人生之虛無感、荒謬感自然一掃而空。要之，此處心、性是不是一，乃無關宏旨。成德做君子亦非首要達到的目標，過一個有價值、有意義、豐盛的人生，才是一切實踐的總歸宿。
勉強要講心性關係的話，可以說：每個人皆有追求人生價值、意義的心，這便是人之所以為人之性。美國哲學家羅爾斯 (John Rawls) 認為人有兩種基本能力，分別是正義感，以及理性地計劃美好將來的能力。後一種等於承認人皆想追求人生價值、意義。一個完全對未來無美好憧憬幻想的人，除非他歷經苦難，否則我們是很難想像的。換言之，人禽之別不在與生俱來的道德感通 (荀子已證動物也會為同伴之死而悲鳴)，而是在對人生意義、價值鍥而不捨的追尋上。正因為鍥而不捨，所以追不到的時候，會沮喪、絕望，繼而想自殺，即使不自殺，也會生出許多無法解答的問題 (即所謂人生哲學問題)，陷於苦惱當中。其實自殺、苦惱根本不必，明白其出現的由來，即人生開始轉向的契機，只要作出相應實踐，平實去生活，問題即可解決。
某程度上，用追求人生價值、意義的能動性界定心，以之為性，亦屬心性是一的一種形態。又這個心不只我有，他人都有，他人都在實踐，都在為其人生意義而努力，如是者，此心是 intersubjective 的，中文譯作「交互主體性」。以往儒家最大的問題是，視自己的道德良知為客觀天理，天經地義，自古常存，此容易造成獨斷，以自己的意見排斥他人，更甚者造成政治上的黨派鬥爭。其實，主觀的道德良知又怎完全同於客觀天理？反而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良知的呈現，這是比較容易肯定。而相對道德良知，追求人生價值、意義的心，展現的頻率、密度，必比道德良知為多、為強。謂「每個人皆有追求人生價值、意義的心」，比謂「每個人皆有道德良知」，實在更加有說服力。這個心體現在每一個人身上，驅動著每個人的一言一行，也令人與人之間能「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這未嘗不是一種「理 (追求人生價值、意義的心的無限) 先 (優先、凌駕) 於氣 (人物質形驅的有限)」、「理生 (主宰、驅動、轉化) 氣」的另類解讀。
據此，儒家艱澀的形上論述也被吸納入來，賦予新解釋，雖一時仍不易消化，但至少可認取其為有道理，無需摒棄。若仍嫌抽象，且舉一具體例子以說明。錢穆先生、唐君毅先生、李怡先生、羅文、尹光……雖性格、經歷、壽命、從事志業迥異，但真誠待人、認真做事、不固步自封、時刻反省卻是異常地一致。在他們身上，彷彿散發著一種精神，透過其作品感染著每一個人。人受其感染，又會依其待人處事方式過活，修正自己昔日的不足，此一精神就像擴展、延伸多一分。待此精神延伸至其極，人人皆可找到自己人生的價值、意義。這種精神不是什麼上帝、外在的超越者，歸根究底，就只是一番欲實現人生意義、價值的心而已。我覺得，傳統上「理一分殊」、「理在氣先」、「理生氣」都可在此獲得正解。
科學當道下，講「天人合一」、「參贊天地之化育」是奇怪的，人可以做的，應該是和大自然、宇宙共存共榮，並行不悖。須知道，地球健康、冰川不融化，有舞台，人才可在台上演出種種悲喜劇。若舞台都沒了，死亡迫在眉睫，還有什麼人生意義可言？故此，人真想追求人生意義與價值，必不能不關注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及種種綠色產業，用儒家以前的講法，叫做「利用厚生」。
按照羅爾斯的看法，人對自己人生有理想藍圖、願景，自然有動力去爭取外在公正的政治、社會、經濟制度以求保障，公民參與於此得以可能。獨裁制、寡頭制都不是人心所樂見，只有確保平等的公民參與，方是最好的政治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