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治年代的香港教育有兩大特色：填鴨及功能主義。
填鴨，顧名思義，是將一大堆知識灌入學生腦中，所採取的方式莫過於死記硬背，考核方法則為公開考試。舊時沒有互聯網，翻查資料不容易，記誦有其價值。不過，任何反省性的、批判性的思考，基本上欠奉。香港幾代人對自己所學乃至社會的總體發展方向全無客觀檢視，可謂填鴨教育的遺毒。
功能主義一詞看似高深，實際卻是要將所學和「有咩用」、「work 唔 work」掛鉤。凡在社會上見其功用、work 到的，都值得學，反之則不值得學。這一原則下，中小學寧願教學生學畫畫、樂理，都不願教其思考方法，因學會畫畫將來可做繪畫班導師、樂理可教琴，思考方法世上倒沒有思想家這一工作崗位。進入大學，儘管提倡博雅教育，亦有哲學系的成立，此更似是少數理想主義者念茲在茲，哲系被稱「頹系」遭賤視更屬常態。功能主義教育病入膏肓，是在職進修風氣甚囂塵上，人們錯認進修有 cert 便是讀了很多書，對廿四史、《紅樓夢》、莎翁名著竟聞所未聞。
誠然，英國人重視填鴨及功能教育，有其管治考量。他們希望香港人能踏實工作，對政治不要有太多意見及反對聲音。有指香港人猶如沒有頭腦的肌肉發達的大隻佬，此比喻再貼切不過。
然而，英治年代，政府決策由一群資深的、經驗豐富的殖民地官員負責，他們都是外國人，香港教育的弊病未浮面 (李彭廣指麥理浩年代的港府高層官員都是外國人，見《管治香港：英國解密檔案的啟示》)。97 主權移交後，實行「港人治港」，由香港土生土長的華人精英當家作主，昔日教育制度的毒性，慢慢滲出。最明顯是大灑金錢在西九高鐵、故宮博物館上，竟無一官員從根本處提出質疑，大家都只在做好件事上用心，不去問事情本身應不應該做。又荒唐如用粉嶺高球場建屋、拆卸鬧市中的休憩用地建牙籤樓，完全不合常理，只知盲目增加單位數量，卻忽略歷史保育、環境美觀等重要性。
尤其不幸的是，不只官員，下至各行各業，中高層都是這樣思維，有優秀的駕駛技術又如何，車的方向是向著懸崖，終究是要車毀人亡的，香港所處大約是這麼一種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