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向余英時提出商榷的另一點是，他懷疑淳熙年間道學型士大夫與官僚型士大夫在政治上未必有這麼清楚的觀念分別和自覺的立場對立。另外，道學型士大夫內部亦未必真的意見一致，不存有矛盾。他指出，「政治世界裡的圖景似乎太複雜，局勢、制度、利益、觀念、位置、身份等等，都會把這個世界攪得面目不清，因此，如果過於清晰地把當時政治看成是『道學型士大夫』和『官僚型士大夫』兩條路線鬥爭，會不會把當時的歷史世界和政治格局簡單化了？」
翻查史籍，官僚型士大夫不時提拔推薦道學型士大夫，《宋史・史浩傳》：
及自經筵將告歸，乃於小官中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令升擢，皆一時選也。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袁燮、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
其中薛叔似、楊簡、陸九淵，都是道學型士大夫的代表人物。
《宋元學案》評史浩：
至其有昌明理學之功，實為南宋培國脈，而惜乎舊史不能闡也。
朱子門人真德秀撰＜跋史太師與通奉帖＞，提到史浩薦人「不以同異為用舍」。凡此種種，俱見道學和官僚兩大集團並非在觀念、價值、群體上涇渭分明。
至於王淮，除了會讀《孟子》，用人亦不拘一格，《宋史・楊萬里傳》：
王淮為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為才？」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
楊萬里會薦朱熹，足見其為道學型士大夫，但王淮對他的意見竟全盤採納。比觀之下，同屬道學型士大夫的周必大，便對楊萬里有截然不同的對待。
萬里為人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
道學型士大夫內部，也經常出現意見嚴重分歧，朱鑑《文公易說》載朱熹＜記林栗辨《易》＞，其中有這麼一段：
林云著此書，正欲攻康節爾。予笑語之曰：「康節未易攻，侍郎且更子細。若此論不改，恐終為有識者所笑也。」林艴然曰：「正要人笑。」
「艴然」指臉有慍怒之色，可見林栗和朱熹鬧得不歡而散。
又《朱文公文集》收＜記林黃中辨易西銘＞：
又論《西銘》，予曰：「無可疑處，卻是侍郎未曉其文義，所以不免致疑。其餘未暇悉辨，只『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一句，全錯讀了……林乃俛首無說而去，然意象殊不平。
林栗對《易》、《西銘》有研究，他決不是純粹的官僚型士大夫。可是，和朱熹的宿怨，令他後來對朱熹猛烈攻擊，《宋史・道學傳三》：
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偽不可掩。」
這與其說是道學、官僚集團的鬥爭，不如說是道學內部的矛盾衝突。
另《宋史・何澹傳》：
澹本周必大所厚，始為學官，二年不遷，留正奏遷之。澹憾必大，及長諫垣，即劾必大，必大遂策免。澹嘗與所善劉光祖言之，光祖曰：「周丞相豈無可論，第其門多佳士，不可並及其所薦者。」澹不聽。
周必大、留正雖同屬道學型士大夫，但分明是兩個群體。何澹本來受周必大厚待，因升官問題而鬧翻，轉投留正，一拍即合，旋即上疏攻擊周必大。余英時籠統把周必大，留正歸入一派，忽略了背後複雜的政治利益、人事恩怨、地域差異、師生關係等，因此是不妥當的。
[主要參考資料]
葛兆光，＜置思想於政治史背景之中 – 再讀余英時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