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原本是宋太祖幼子趙德芳的後裔，非屬太宗一脈，之所以能夠繼承皇位，在於高宗無子嗣 (苗劉兵變後，高宗患上陽痿而不育)，認他為養子。故此，其即位初期，政治理想和軍事方略，皆受太上皇趙構制約。他也一直對趙構感恩戴德。
不過，作為新任君主，孝宗雄心勃勃想幹一番事業。儘管他不能不聽命於主張維持現狀的太上皇，在政策、用人上亦受到太上皇的制約，他始終未有放棄恢復中原的戰略部署。特別是淳熙十四年 (公元 1187 年) 以後，太上皇逝世，孝宗更加認為機會近在咫尺。惟當時宋金已然和戰一段時間，兩國處於平安共存的階段，所謂「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寢異於前日」(《宋史紀事本末》語)，毅然發動戰爭，顯然不切實際。尤其甚者，即使開戰，在雙方力量大體平衡之下，誰也不可能有必勝把握。事實上，孝宗初期立志恢復，便曾因北伐受挫被迫和談。既想戰，又怕輸的心理，令他彷徨猶豫。既想樹碑立傳，又要考慮現實的性格，令他徘徊瞻顧，不敢向前多行一步。結果他找到一個辦法，一方面提拔理想主義的主戰派士大夫，一方面內禪於光宗讓下一代去負責任，這其實和趙構內禪時的心理極其相似。
孝宗禪位給光宗，彷佛是金蟬脫殼，一方面自己處在「勝固欣然，敗亦可喜」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卻讓光宗接了一個燙手山芋，要承擔開戰和勝敗的風險和責任。孝宗的做法，獲得一批理想主義的道學型士大夫歡呼，但看在光宗眼裡，不免有氣，壓力很大，精神於是出問題。道學型士大夫只知冷眼旁觀，不會做事。光宗雖然精神有問題，但不至於傻，他罷黜周必大而改用王淮，反映其有務實和妥協的考慮，不會「為做好一個雞蛋，把一籃子雞蛋都打破」。政治取態的分歧，復添以出身武將家庭的皇后李鳳娘的挑撥離間，光宗、孝宗父子二人終於決裂收場。
葛兆光相信，南宋政治與孝宗心理的複雜性，並不容易用觀念或思想的邏輯來推理。至於光宗、孝宗的關係，更非觀念和立場上的分歧可以說明。余英時把道學型士大夫和官僚型士大夫、太上皇黨和帝黨緊密聯繫在一起，這看法是有問題的。
順帶一提，南宋政治一大特色是雙重皇權。柳立言＜南宋政治初探 – 高宗陰影下的孝宗＞提到，宋孝宗長期活在高宗的陰影下，竟致「家事與國事相混合」，造成「患得患失的心理和信任近習 (帝王所親幸的親信小人) 的傾向」。無獨有偶，日本學者寺地遵在＜論韓侂冑專權的成立＞中指出，德壽宫高宗對孝宗，重華宫孝宗對光宗的特别形態，造成「皇權的分裂，太上皇的優先和皇帝的服從，成為南宋初期特别是孝宗時期政治史分析的重要視角」。
[主要參考資料]
葛兆光，＜置思想於政治史背景之中 – 再讀余英時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