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在《朱熹的歷史世界》有一主要論斷：南宋孝宗頗思恢復，晚年更提拔道學型士大夫，以輔助兒子光宗將來北伐。葛兆光對此一講法有保留，他提出疑問：宋孝宗果真對道學有那麼深的好感？
據《宋史全文》卷二十四，
夏四月甲戌朔，進呈劉珙等以措置李金賊徒了畢推賞。上曰：「朕已批與劉珙，近時儒者多高談，無實用，卿則不然，能為朝廷了事，誠可賞也。」
孝宗明白批評儒者無辦事實幹能力，只知高談闊論。
另《宋史全文》卷二十六，
上曰：「今士大夫能文者多，知道者少，故平時讀書不見於用。」
何以儒者無實幹能力？按照孝宗意見，是因為他們只知寫得文字漂亮，卻未能見道。這對道學型士大夫簡直是羞辱。
同樣來自《宋史全文》卷二十六，有以下一段：
上又曰：「近世士大夫多恥言農事。農事乃國之根本，士大夫好為高論而不務實，卻恥言之。」王淮等奏：「士大夫好高，豈能過孟子？孟子之論，必曰『五畝之宅，植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所見諸侯，未嘗離此數語。」上曰：「今士大夫微有西晉風，作王衍『阿堵』等語，豈知《周禮》言理財，《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未嘗不以理財為務。」
這段文字同時見於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由此，我們可以發現：
(1) 王淮雖然被余英時視為官僚型士大夫的代表，但他竟讀《孟子》，推崇書中重農思想。
(2) 孝宗批評的「士大夫」，顯然不是指王淮，即官僚型士大夫，而為其對立派系，即道學型士大夫。
(3) 孝宗認為，道學型士大夫有一通病，即「好為高論而不務實」。
(4)「好為高論而不務實」正是西晉清談誤國之遺風，孝宗覺得周公、孔子的思想本來不是這樣，都「以理財為務」。
在＜原道論＞中，宋孝宗更開宗明義反對韓愈之辟佛老，他說：
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不同耳，譬猶耒耜而耕，機杼而織。後世徒紛紛然而惑，固失其理。或曰，當如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斯可也。
韓愈為道學家的先驅，反對他，等於否定道學之總方向。還有一點需要注意，他認為孔子是以「耒耜而耕，機杼而織」施教天下，此跟之前周公、孔子連稱而不採孔孟連稱一脈相承，比較著重儒家經世致用的一面。葛兆光「他是否真的要與道學結盟，起用和支持道學型士大夫集團呢？」此一質疑是有理據的。
《宋史．徐誼傳》記載：
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懼顧望。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
和唐太宗善納諫言不同，宋孝宗是相當專斷的皇帝，他因此特別喜歡奸佞小人。面對道學家那些高調的理想主義者，他只會滿臉不屑，未必能夠起用。
[主要參考資料]
葛兆光，＜置思想於政治史背景之中 – 再讀余英時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