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馮友蘭哲學生命歷程》中，金春峰對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作出了評價。他認為，在《中國哲學史新編》撰寫初期，關於先秦兩漢的部份，仍繼承了文革中的基本觀點，如視孔子為「奴隸主階級的思想家」，便是一例子。「馮先生《中國哲學史新編》那種簡單、庸俗的階級分析，是把哲學之為哲學的特性從根本上扭曲了」。
然而，隨著時日推移，大陸氣氛變得開放，馮友蘭的思想越趨獨立，許多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與標籤式的理解減少了，取而代之是自己真正的體會。這些不依傍旁人的見解，馮氏戲稱為「非常異議可怪之論」。舉例言之，《新編》第六冊為曾國藩翻案，把太平天國的神權說教說成是阻礙近代歷史進程的反動落後的東西，這完全與中共官方正面評價太平天國相牴觸，可謂離經叛道至極。
除了如實說出自己的見解，《新編》一路寫下來，慢慢有回歸「新理學」的傾向。「在《中國哲學史新編》凡有機會表現『共相與殊相之關係』的地方，馮先生都把它加以發掘、闡釋，故除公孫龍、程朱哲學以外，老子、魏晉玄學，也都成了共相、殊相之關係的討論了。這是《中國哲學史新編》向『新理學』回歸之最清楚明白的表現，也成了《中國哲學史新編》最突出的特點。」
誠然，用共相、殊相關係理解老子及魏晉玄學只會造成誤解，令先秦及魏晉道家哲學的中心課題隱而不彰。「以新實在論關於共相、殊相的關係予理氣關係以詮釋，以致程朱哲學成為新實在論哲學在中國的翻版」，更有強姦程朱理學之嫌。可是，換個角度看，馮氏個人新實在論的立場越來越鮮明。
對於金岳霖謂「哲學是概念的遊戲」，馮友蘭並不反對，他主張哲學是純思的、空靈的。金春峰覺得如此看哲學，可能會把哲學引向空洞、空疏、喪失生命力與生機的一面，「但以之為『為生民立命』、為哲學創新，則是不能擔負起此重任的」。換言之，馮氏哲學流於玩世不恭，而無從生起道德意識。
馮友蘭算不算當代新儒家？某種意義上，他是。「馮先生自稱他的新理學是『接著』程朱講的，是『新程朱』，這還是可以成立的。程朱是儒家，『新程朱』自然也是新儒家。在這一意義上，說馮先生屬於『五四』以後的現代新儒家亦是可以成立的。」
不過，必須承認，他對孟子心學無法契合，「而在他對哲學的了解中，柏拉圖的理型論，歐美近代的新實在論一類的哲學是他最為熟悉而又認為是在經過維也納學派的批判以後尚能夠成立的形而上 (其他的則很難通過這種批判而成立)；因此他對孟子一類的『心學』，不能有相應的了解與論述，是很自然的。《中國哲學史》雖然予孟子以蘇格拉底以後的『柏拉圖』的地位，但因為孟子的哲學思想完全不是柏拉圖這種類型，相反，在馮先生看來，孟子把心看作有先天具有良知、『四端』，這種說法，實在只是一種說法而己。所以《中國哲學史》論孟子一章的內容，就只能是沒有什麼真正的哲學份量的。《新理學》論孔子、孟子的境界思想時，給予的也是比老莊、郭象遠為次等的地位。」若新儒家是以傳承孟子心學為準則，馮氏即不屬於新儒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