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益主義的大問題是容許犧牲少部份人去換取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我們不妨問，大家都是人，何解待遇如此迥異？這裡有宗教信仰的會更易理解，大家都是神的兒女，厚此薄彼實屬不應。事實上，效益主義來自英國，脫不了經驗主義及不可知論的傳統，故重視計算、要看得見。但每人的價值，焉能被量化計算？於是針對效益主義，另一派主張，只要犧牲任何一個人，該行為都是不應該的、不道德的，此即康德的義務論。
要理解義務論，又可從一句話切入，人應該把他人當作目的來看待，而非把其視為達至某種目的的手段。以消防員救五人抑或一人為例，若他用能救出一人的時間而救五人，他實是利用那一人的性命為手段，去換取五人的性命。那一人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沒有被看成目的，所以整個拯救是不應該的、不道德的。
若此例仍嫌有爭議，姑以 AV 產業作例子。目前已有數據證明，看成人影片可減少風化案發生，對社會整體治安有幫助。從效益主義的立場，成人影片的拍攝及流通是應該被接受。可是，在義務論下，任成人影片減少多少風化案，成人影片本身必然是將 AV 女優視為男性的洩慾工具，她們是作為男性發洩性欲的手段存在，觀眾不會把她們當成人來看待。這一層面下，成人影片的拍攝及流通都是不應該及不道德的。
康德甚至會說，製造性幻想去自瀆都是不道德的，因性幻想對象僅作為洩欲手段而存在。
義務論多少受著基督教傳統影響，看重人的神聖與獨一無二。
六四快到了，一個常見的講法是，中國共產黨能夠改善施政，令人民安居樂業，正是汲取了 1989 年的歷史教訓。若當年沒有血腥武力清場，當下中國人民未必生活得這麼好。
驟眼看，此一說法很合理，官員們都喜歡這樣說，人要往前看嘛。但大家細心想想，六四後的中國人民是人，難道六月四日中彈受傷身亡的北京市民、大學生不是人？他們的性命就不如六四後的中國人民矜貴？答案顯然不是。既然不是，我們怎能因為他們的被殺能在往後的日子換來多數中國人的安居樂業，便覺得他們的被殺是合理？我們更應該認為，即使他們的被殺能在往後的日子換來多數中國人的安居樂業，他們的被殺都是不合理的、不應該的、不道德的。此一推演下，亦必然得出：中國共產黨能汲取教訓改善施政是一回事，其在 1989 年春夏之交做了一件道德上的大錯事是另一回事，就後者言，我們必須提出批評及譴責，以令當權者警醒，避免歷史重演。
效益主義和義務論的爭辯，是倫理學的主要課題之一。後來有學者提出道德情感，認為一個行為應該不應該，取決於人自然而然的道德的覺情，即儒家所謂「不忍人之心」。茲事體大，大家有興趣可自行發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