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 2008 年度的「西方哲學史一」，由關子尹教授負責。該年度的第一學期，他曾教授「哲學概論」一課，我因跌傷休學，未能修讀，就此錯過了豐富的內容及講演。
關生是勞思光先生的弟子，另有張燦輝、劉國英兩位教授，都是出自思光先生門下，謂三人為「勞門三傑」，亦未嘗不可。
關生的「哲學概論」，內容廣泛，從課綱可見，由中國《易經》講到胡塞爾的場域觀及海德格的時間觀，真可謂應有盡有，琳琅滿目。他又好用手寫筆記，兼附親筆圖解，我由此見出學者治學之謹嚴。
關生曾負笈德國，精通德語及德國哲學。因愛子早逝，他悟出「以情款情」的哲學慧識，說：
在這一如噩夢般的歷程中，我們往往發覺一切哲學理性都不奏效，而這就是哲學在生活裡最感到無力的時刻！
情之所至，在至親逝亡的時候，悲傷是應該的……所以那個時刻而言，你就容許自己的情感一步一步慢慢的伸張，去紓解，這個我稱為以情款情。
2019 年反修例風波期間，關生有見於港共政權冥頑不靈，遂於《明報》撰＜玉石豈俱焚 – 為香港危局進一言＞，其中前言提到「最近目睹香港局勢江河日下，憂心得五內如焚」，竊以為這繼承自勞思光先生憂國憂民的情懷，亦見他非純粹固守書齋的學者。
由早年翻譯《論康德與黑格爾》，到近年出版《徘徊於天人之際：海德格的哲學思路》，關生的治學路數是很清晰的。不過，他閒時喜歡寫詩，對希臘悲劇及神話也有深刻研究，近年更全心開發一建基於古文字研究的「漢語多功能字庫」，為此投入大量精神和時間，其學問領域似未有因年歲增長而固守一隅。
細讀《徘徊》一書，感激勞思光先生、蒲格勒教授 (關生另一恩師) 的言辭溢於言表，其對海德格的評價：
我從不諱言海德格的學問對自己所構成的重大激盪，但也從來認定其思想於過人的洞見背後藏有嚴重盲點。我常與生員說，我或未算是一海德格敵視者 (Heidegger – Gegner)，但與海德格肯定會保持一定距離 (Heidegger – Distanz)。至於海德格的為人，我更從來都不欣賞，這也是生員熟知者，至於他的納粹往跡，我一向認為在這大是大非的議題上，海德格無論如何辯解也不能輕易搪塞。
隱然有把生命與學問掛勾的氣味，且重視道德人格，此見關生有深受中國文化薰陶的面向。
張燦輝、劉國英兩教授的課，我也有選修，張生口吃，不擅辭令，但其歐陸哲學造詣之高，是無容置疑的。那時他還是哲學系的系主任，兼負責中大通識課程。可是，真正讓我感受到他人格的高貴與偉大，仍是在反修例風波期間他的言論。張生新近一篇文章，提到：
業師勞思光先生在生前多次教誨我：「在共產黨專制下生活是無可奈何之事，但一定不要做幫兇，不搖旗吶喊，不阿諛奉承！」
勞先生 1955 年從台灣到香港，逃離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白色恐怖逼害，直到 1989 年重回台灣清華大學為訪問學人。那時台灣已慢慢成為民主和開放社會，已確立學術和言論自由，以及免於恐懼的自由。因此之故，勞先生實在從未有在共產黨暴政下生活過。他自由地在香港生活和做學術研究超過 30 多年，除了哲學研究外，還深入理解共產黨思想和歷史發展，對共產獨裁政權的批判從未間斷。他鄭重的告訴我：共產黨是不可以相信的。
如果 2019 年勞先生仍在生，親眼看到中文大學變成戰場，2020 年目睹香港政府利用國安法將幾十年的自由香港毁於一旦，他又會如何評論？如何在中文大學繼續教學和研究？當然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他絕對不會在五星旗下苟且殘存，做一個為生活而營役於獨裁政權的學者。他肯定會離開香港前往自由的地方。現在仍留在香港的學者教授，如何忍受在沒有真正學術自由的大學繼續工作？除了謹記勞先生的教誨外，我們還可以做什麼？(＜山城滄桑之三＞)
謹記業師教訓，堅持說真話，而且身體力行 (不到中國大陸參與任何學術會議)，這正是我欣賞張生的地方。
至於劉生，精於法國哲學及批判理論，但同時致力編整「思光學術論著」。思光先生雖然「哲人日已遠」，其精神及風骨卻多少藉三位弟子保留了下來，此乃中文大學哲學系彌足珍貴的一幅人文圖景。
補充一點，勞思光先生當年任教崇基哲學系，劉、關、張亦出身崇基，而崇基哲學系向來與新亞哲學系有隙，可能跟勞氏不認同牟宗三關於宋明理學的觀點有關。
另外，三人上課，皆好談哲學史源流，由古希臘蘇格拉底講起，一個個理論娓娓道來，甚少突出哲學問題，這是歐陸哲學的入路，而我總覺此不太哲學，有鈍化乃至模糊了哲學問題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