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與命＞中，錢穆剖析儒家如何作為一種人文宗教。
儒家雖無宗教制度、組織及儀式在＜性與命＞中，錢穆剖析儒家如何作為一種人文宗教。
儒家雖無宗教制度、組織及儀式，卻有禮樂、信仰者之內心情緒、各人心上宗教的真實經驗 (各種宗教的內心經驗，最重要的，必有一個外在的神聖境界或神聖威力之存在。人能超越了小我、有限的、較低級的自心，而信仰一外在的、無限的、高級的神聖心，而與之相接觸、相感通、相融合，這是各種宗教所共同祈求的一種境界)。
錢穆認為，
(1) 儒家並不在人類自心之外去另找一個神，而只認人類自心本身內部自有它的一種無限性，那即是儒家之所謂性。
(2) 人心是個別的、各偏的、不完全而有生滅的、相對而有限的，但其亦有共通的部分。這些共通部分，是完全唯一的，無起滅而絕對永存的。儒家之所謂性，即指此言。
(3) 西方宗教家只希望神降入我心來，儒家則主張盡心知性、明心見性，而發現我性內具之善，自盡我心，自踐我性。
(4) 宗教家認有一神超越於自己小我有限之上，此有限內心如何與此至高無限之神相交接，其普通必有之手續即為祈禱。儒家認性之至善即在我心，故儒家教義不須有祈禱。但此至善之性，究竟也是我心內較高較深的部分，雖在我心之內，而貫通於心與心之間，則又若超越於我心之外，因此我心有限，而我心之性則無限。一個超越我外而無限的性，較之只為我有而有限的心，自然也不免有一種降臨與高壓之感。如何將我此個別之心，完全交付於此共通之心，而受其規範，聽其領導，這須有一種委心的狀態。委心便是安命，安命始可踐性，委心安命便要你有所捨卻。捨卻了此一部分，獲得了那一部分，這種以捨棄為獲得的心理狀態，正猶如宗教家之祈禱。祈禱心態之最重要者，首為完全捨棄。捨棄你之一切而聽命於神，信賴神，祈求神。儒家之知命安命，亦同樣有此境界，平息自心一切活動，只聽命的支配。
莊子言命，偏向消極地叫你捨棄，而非積極地叫你奮發。魏晉時代的清談學家們，只知任性，不知安命。兩者皆有不足，只有儒家是性命雙修。
又一切宗教像是個人主義的，而儒家則最不喜為個人自己著想，一切從大眾出發，也一切歸宿到大眾。
儒家不相信有一上帝和神在人之前，其必然不會把人的地位低壓於上帝和神之下 (故有人本主義色彩)。可是，宗教家一切鼓舞人向上的情緒，激勵人擴大內心的功用，儒家並未忽視，而且能完全把握到。儒家因此與一切宗教精神相通。
黃冠閔引述唐君毅以下一段話：
吾於中國文化之精神，不取時賢之無宗教之說，而主中國之哲學、道德與政治之精神，皆直接自原始敬天之精神而開出之說。故中國文化非無宗教，而是宗教之融攝於人文……對天地鬼神之觀念，更特致尊重，兼以為可以補西方宗教精神之不足，並可以為中國未來之新宗教之基礎。(《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自序》)
指出：
從唐君毅的角度來看，宗教並不與哲學矛盾，他肯定從哲學闡發宗教的必要性的，更注重立基於人文精神的宗教……唐君毅進而證成儒家的宗教精神，他稱孔子為「繼天道以立人道」的典型；這是奠定儒家人文主義宗教的一種思考方向。(＜唐君毅哲學論探：宗教並不與哲學矛盾，唐君毅的超越與感通＞)
其實，錢穆肯定儒家的宗教面向，跟唐君毅並無二致。
另外，朱子以心為「氣之靈」、「氣之精爽」，可覺於理 (性) 而為道心，也可覺於欲而為人心。錢穆的思考明顯取資於朱子。，卻有禮樂、信仰者之內心情緒、各人心上宗教的真實經驗 (各種宗教的內心經驗，最重要的，必有一個外在的神聖境界或神聖威力之存在。人能超越了小我、有限的、較低級的自心，而信仰一外在的、無限的、高級的神聖心，而與之相接觸、相感通、相融合，這是各種宗教所共同祈求的一種境界)。
錢穆認為，
(1) 儒家並不在人類自心之外去另找一個神，而只認人類自心本身內部自有它的一種無限性，那即是儒家之所謂性。
(2) 人心是個別的、各偏的、不完全而有生滅的、相對而有限的，但其亦有共通的部分。這些共通部分，是完全唯一的，無起滅而絕對永存的。儒家之所謂性，即指此言。
(3) 西方宗教家只希望神降入我心來，儒家則主張盡心知性、明心見性，而發現我性內具之善，自盡我心，自踐我性。
(4) 宗教家認有一神超越於自己小我有限之上，此有限內心如何與此至高無限之神相交接，其普通必有之手續即為祈禱。儒家認性之至善即在我心，故儒家教義不須有祈禱。但此至善之性，究竟也是我心內較高較深的部分，雖在我心之內，而貫通於心與心之間，則又若超越於我心之外，因此我心有限，而我心之性則無限。一個超越我外而無限的性，較之只為我有而有限的心，自然也不免有一種降臨與高壓之感。如何將我此個別之心，完全交付於此共通之心，而受其規範，聽其領導，這須有一種委心的狀態。委心便是安命，安命始可踐性，委心安命便要你有所捨卻。捨卻了此一部分，獲得了那一部分，這種以捨棄為獲得的心理狀態，正猶如宗教家之祈禱。祈禱心態之最重要者，首為完全捨棄。捨棄你之一切而聽命於神，信賴神，祈求神。儒家之知命安命，亦同樣有此境界，平息自心一切活動，只聽命的支配。
莊子言命，偏向消極地叫你捨棄，而非積極地叫你奮發。魏晉時代的清談學家們，只知任性，不知安命。兩者皆有不足，只有儒家是性命雙修。
又一切宗教像是個人主義的，而儒家則最不喜為個人自己著想，一切從大眾出發，也一切歸宿到大眾。
儒家不相信有一上帝和神在人之前，其必然不會把人的地位低壓於上帝和神之下 (故有人本主義色彩)。可是，宗教家一切鼓舞人向上的情緒，激勵人擴大內心的功用，儒家並未忽視，而且能完全把握到。儒家因此與一切宗教精神相通。
黃冠閔引述唐君毅以下一段話：
吾於中國文化之精神，不取時賢之無宗教之說，而主中國之哲學、道德與政治之精神，皆直接自原始敬天之精神而開出之說。故中國文化非無宗教，而是宗教之融攝於人文……對天地鬼神之觀念，更特致尊重，兼以為可以補西方宗教精神之不足，並可以為中國未來之新宗教之基礎。(《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自序》)
指出：
從唐君毅的角度來看，宗教並不與哲學矛盾，他肯定從哲學闡發宗教的必要性的，更注重立基於人文精神的宗教……唐君毅進而證成儒家的宗教精神，他稱孔子為「繼天道以立人道」的典型；這是奠定儒家人文主義宗教的一種思考方向。(＜唐君毅哲學論探：宗教並不與哲學矛盾，唐君毅的超越與感通＞)
其實，錢穆肯定儒家的宗教面向，跟唐君毅並無二致。
另外，朱子以心為「氣之靈」、「氣之精爽」，可覺於理 (性) 而為道心，也可覺於欲而為人心。錢穆的思考明顯取資於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