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迄今仍被人視為一史學家，其果真無自己之哲學思想？吳啟超＜史家的哲學工夫 – 錢穆對朱子哲學研究之啟迪＞稱錢穆有「哲學工夫」，但「哲學工夫」畢竟並非「哲學思想」，只是一種對抽象概念的理解及把握的能力而已。然則錢穆是否真有自己一套「哲學思想」，此實可作進一步探討。
據筆者愚見，錢穆是有哲學思想的，而要深入了解其中底蘊，《湖上閑思錄》是一個很好的入路。錢穆自述《湖上閑思錄》的寫作緣起，＜序＞：
我這一本《湖上閑思錄》，是今年春天因著一位友人的一番慫恿而觸機開頭寫起的，經過了約莫四個月的時間，積成這三十篇文字，把它彙集成冊。我的生活，其實也算不得是閒散，但總是在太湖的近邊，時時見到閑雲野鷗風帆浪濤，總還是有一些閒時光的。我的那些思想，則總是在那些閒時光中透逗，在那些閒時光中醞釀……
我這一本《閑思錄》，並不曾想如我們古代的先秦諸子們，儒墨道法，各成一家言，來誘世導俗。也並不曾想如我們宋明的理學先生們，程朱陸王，各各想承繼或發明一個道統，來繼絕學而開來者。我也並不曾想如西方歐洲的哲學家們，有系統、有組織、嚴格地、精密地，把思想凝練在一條線上，依照邏輯的推演，祈望發現一個客觀的真理，啟示宇宙人生之奇秘。我實在只是些閑思……
＜跋＞：
本書乃一九四八年春間所寫。其時余任教江蘇無錫江南大學，課務輕閒，胃病新愈，體況未佳，又值時局晦昧，光明難睹。時時徜徉湖山勝處，或晨出晚歸，或半日在外。即暫獲間隙，亦常徘徊田塍魚塘之間。盡拋書冊，惟求親接自然，俯仰逍遙以自遣。心胸積滯，逐一滌蕩，空所存抱，乃時有閑思遐想，如遊絲輕漾，微葉偶飄，來入庭際，亦足賞玩。乃於夜燈坐對，隨筆抒寫，初不自意遂成卷帙。嗣亦擱置，不復再續。越一年，倉皇南行，此稿亦未攜帶。今冬重入吾眼，則已轉瞬十年矣。再自披覽，即篇題亦都忘卻，更不論內容所涉。循誦而下，恍如讀他人書，乃深幸此人談吐，與其平日素所蓄藏，無大懸別，此亦大可欣喜之一境也。惟閑冗相異，儼如隔世。卻念生平，有此一段暇晷，堪作回憶，彌自珍惜。刊而布之，亦聊以存當時心影之一斑焉。
＜再跋＞：
余自對日抗戰期間，在雲南宜良寫成《國史大綱》一書以後，自念全部中國史中之大綱大節，已在書中揭舉。循此詳求，事在讀者。或有謬誤，亦待讀者指出，再作思考。余之興趣，遂從歷史逐漸轉移到文化問題上。
余之研治國史，本由民初新文化運動對國史多加詬詈，略有匡正。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庶於世風稍盡補偏救弊之功。但自世界第二次大戰開始，確信歐西文化亦多病痛，國家民族前途，斷不當一意慕效，無所批評抉擇，則盲人瞎馬，夜半深池，危險何堪設想。又歷史限於事實，可以專就本己，真相即明。而文化則寓有價值觀，必雙方比較，乃知得失。余在成都始寫《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此為余對自己學問有意開新之發端。
及抗戰勝利，頗謂國事未定，變端莫測，因決意不返平津，亦不滯京滬，惟冀覓一靜僻處，俾得潛心，以漸待時局之安定。乃重返昆明，初不料其學風囂張，乃有大出意料之外者。又在成都患胃病，迄是不愈，乃又決意歸家鄉，風土飲膳，庶於余病體有助。適江南大學新創，遂留任教。而國事益動盪，日夜讀《莊子》一書，為作纂箋。聊可於湖山勝境，遊神淡泊，自求寧靜。又以其間寫此《湖上閑思錄》一部。及來香港，將之付印，距今亦三十年以上矣。
此三十年中，對文化問題又續有撰述。兩年來，雙目失明，不能見字。報章書籍，皆已疏隔。惟尚能捉筆寫稿。方撰《中西文化比較觀》一書，不謂積稿已盈二十篇以上。大體皆雜憶平日心中存想，以不翻書，不引據材料為原則。忽一日，三民書局主人來索余《湖上閑思錄》，將以再付剞劂。因由內人誦讀一過，余逐篇聽之。初不意余方今所撰，正多舊來見解，並有前所發得，而今已漫忘者。自慚學問未有進步，而國事世風，每下愈況。回憶當年太湖邊一段心境，亦已有黃鶴一去不復返之狀。撫今追昔，感慨何似。
概言之，《湖上閑思錄》：
(1) 寫於 1948 年初，應友人 (即謝幼偉) 之邀而寫；
(2) 過程為四個月；
(3) 是用課餘閒暇的時間寫的一些閒思，故此，不講究系統性；
(4) 書中見解與錢穆中、晚年思想一致，「循誦而下，恍如讀他人書，乃深幸此人談吐，與其平日素所蓄藏，無大懸別，此亦大可欣喜之一境也」、「余方今所撰，正多舊來見解」；
儘管當事人自稱為「閑思」、不成系統、是書僅為一比較中西文化的論著，吾人未嘗不可用一嚴謹的、系統的眼光審視全書。尤其甚者，雖云比較，眾所周知，錢先生是傾向借西方突顯中國文化之優勝處，他對西方文化的批評，對中國文化的讚揚，不應純粹被看成是一種客觀的分析、論述，而應被理解為一種個人的、主觀的主張。這是他的一番哲學見解。
這麼看的話，《湖上閑思錄》就不是一部隨筆集那麼簡單，其學術價值亦和其篇幅不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