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9日 星期三

朱子足以與孔子比肩

牟宗三判朱子是「別子為宗」,理由是朱子對先秦儒學的原初洞見 - 不忍人之心 (即仁) 不相契。大談仁性愛情,心為氣之靈,格物窮理,尤其失之甚遠,與孔孟義理全不相干,故為「歧出」,為「別子」。

然而,我們不妨問,儒者果真要對先秦儒學的原初洞見全盤接收,不容絲毫置疑?儒者可不可以從孔孟乃至歷朝儒者的思想資源中,提煉出屬於自己的大系統?「歧出」又是否一定不好?當我們認真審視這些問題,對朱子的評價及定位應有所推進。

朱子對不忍人之心作為成德根據持保留態度,既啟發自前賢,亦有自己的親身體驗。程伊川言性落實時必受氣稟夾雜牽累,心因此非全善。<答張敬夫>:

大抵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儱侗地見得個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為是了,卻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為急,而自覺殊無立腳下工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為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略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所自來也。

朱子是嘗試過做孟子「自識本心」的工夫,奈何越做越「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略無毫髮」,「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他於是對心、性、情重新理解,提出「未發為性,已發為情,心統性情」,再而主張「未發涵養,已發省察,敬貫動靜」。立足於前人見解及自身經歷去修正一理論的基本前提,這是大哲學家常為之事,所謂「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朱子有大哲學家的質地,順著孟子思路講的陸象山就差得遠了。

朱子言性,分義理之性和氣質之性。義理之性以仁義禮智為內容,純然至善。氣質之性乃義理之性墮入氣質中,而沾染有種種色彩,可以說它為有善有惡,也可以從放縱之即滋生惡果的角度言其為惡。此一對性的看法,固然悖於孟子、荀子的原意,有歪曲之嫌。可是,用這一對區分,確實可以令性善、性惡的長久對立一掃而空,彼此互相融貫,言性善者同時可以言性惡。此難道不反映出朱子之別出心裁,理論創造及綜合能力極高嗎?

北宋周濂溪、程明道對氣化宇宙論無詳細闡明,僅張橫渠、程伊川好談氣,下迄南宋,陸象山無獨立講氣化宇宙論,朱子則獨立講氣化宇宙論之餘,拈出一超越的天理作為氣之所嚮往。秦漢至隋唐五代的儒者都篤信元氣分陰陽,繼而化生天地萬物。朱子保留其說,另標出一天理,以「太極」指涉之。世間一方面紛亂雜陳,性成命定,但另一方面是井然有序,有該做的事、該盡的責任,此其實比漢唐儒推進了一步,是綜合了漢唐儒的說法而有所超越,即對漢唐儒加以揚棄。

泛認知主義,朱子「格物窮理」確實有此問題,但孔子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論語公冶長》),兩漢儒生亦多皓首窮經,朱子只是綜合前人的見解。

道德動力減殺,質疑本心存在必須面對這個困難。不過,日常生活中,有完足動力成就道德者幾希!孔子「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都帶有宗教氣 (使人生信心而實踐修行),朱子無宗教氣,他不是教主,他只教人正視現實人生的艱難,成就道德的不容易,務實得多。

另外,理學家中對《詩》、《書》、《易》、《禮》、《春秋》有深造者,唯朱子一人。他又孔孟並稱,且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合成《四書》。王安石的「三經新義」仍是詮釋《詩》、《書》、《禮》而已。

如斯一位綜羅百代、繼往開來的大哲,把他視作孔孟之「別子」,實在太過貶抑,他的理論及學問水平,足以和孔子比肩,而孟子猶有不及,錢穆說:「在中國歷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兩人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及中國文化史上,發出莫大聲光,留下莫大影響。瞻觀全史,恐無第三人可與倫比。」(《朱子新學案》) 方算公允。

唐君毅 1969 年 10 月 30 日日記有「閱宗三兄書第三冊 (《心體與性體》第三冊專講朱子) 完,此冊問題頗多,不如第一冊」,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