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1日 星期二

阮籍內心之苦悶

《晉書・阮籍傳》有這麼一條:「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獨自一人任意駕駛,可視作特立獨行。不依尋常使用的徑路,也算是一種自由的表現。何解「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難道阮籍恐懼迷路恐懼到「慟哭」?當然不是,阮籍「慟哭」甚至獨自不由徑路駕車,背後涉及一種難以言喻的鬱結。

先從阮籍的身世說起。他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兒子,赫赫有名。除了他,有資格充當士人群體的領袖者唯嵇康。可惜嵇康「性烈才雋」、「直性狹中」,對司馬氏專權有微言,司馬氏一方面要拉攏士人群體支持其篡位,一方面不能讓士人群體成為窒礙其篡位的阻力,嵇康做士人群體的領袖顯然不合適,所以借故殺之,代之以阮籍。

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有以下一段分析:

「阮籍的行為雖有悖於名教,任誕不羈,但那只是停留在生活方式上,對政治上的是非無所訴論,對當時的人物無所臧否,他對政權實無害處。名聲甚大而於政權並無妨礙,殺了既於當政者無所裨益,且蒙殘害名士之惡名。從這裡我們或者可以窺見司馬昭保護阮籍的用心所在……如果司馬氏把名士群體完全排斥於這個政權之外.把它當作敵對力量加以消滅,這不僅在當時是做不到的,而且對政權的鞏固極為不利。阮籍作為名士群體的重要代表人物,受到特別的保護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說:「阮嗣宗口不論人過......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司馬氏之所以要保住阮籍,正如羅氏所講。

問題是,阮籍本人根本不想進入司馬氏集團,此從他借大醉拒絕司馬昭求婚可見一斑。

另外,鍾會屢次試探、何曾對其攻擊,令阮籍明白司馬氏對自己的保護並非必然。司馬氏可隨時對他動殺機,使他變成下一個嵇康。笑臉背後,是危機四伏。恭維尊重背後,是殺機處處。身處如斯境地,又不能離開 (他曾被曹爽召用,是極具名望的大名士,無法像陶淵明那樣隱居),遂只好借酒醉度日,故有任步兵校尉的舉措。

《詠懷詩》有「膏火自煎熬,多才為患害」、「豈為誇與名,憔悴使心備」、「繫累名利場,駑駿同一輈」、「榮名非己寶,聲色焉足娛」等,可以看出阮籍想掙脫名氣束縛,擺脫司馬氏制肘,卻苦無辦法。他寫《為鄭沖勸晉王箋》,某程度上是迫不得已,其內心痛苦可想而知。

天天膽顫心驚,必須用酒來麻醉。做著違逆心志的事,竟離開無期。生命短促,他知道,他不應浪費,奈何知道要不浪費又如何?最後仍是被迫要浪費,被迫在隨時遭殺害的處境下生存。儘管「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唯阮籍在座,箕踞嘯歌,酣放自若」(《世說新語・簡傲》),阮籍是不快樂的,是擔驚受怕的。他「率意獨駕,不由徑路」是為了散心,而「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正是平時壓抑的、累積的情緒的總爆發。依此看來,阮籍心理其實極不健康。

加上他對宇宙間一切事物的「無常」特別敏感,看不透友誼的無常、愛情的無常、身家性命的無常、富貴的無常、名譽的無常......(馮沅君、陸侃如《中國詩史》),這令他內心苦上加苦。

孫明君<阮籍與司馬氏集團之關係辨析>有以下一段:

「在阮籍的世界裡,現實是醜惡的,禮法之士是虛偽的;政治是殘忍的,名士少有全者。人生是短促的,生命也是痛苦的,生命中沒有屬於個體的自由。阮籍胸中的『塊壘』巨大無比。他的痛苦其實不完全是司馬氏集團造成的,其中也包括生命本然的痛苦。疾病的折磨,生命的短促,政治的陰謀,仕途的險惡都構成了生命的憂患意識。阮籍沒有別的選擇,所以阮籍在遊戲人生,但其中孕育著真情。在曠達的外表下,他的內心至為痛苦。『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不知道人生的路在何方?不知道生命的價值在哪裡?想去的地方無法到達,不想回的地方不得不回,除了放聲大哭,淚眼問天,還有什麼辦法?」

阮籍泉下有知,該為千百年後有人知己而高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