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9日 星期五

宋真宗面對的管治難題

宋真宗即位,改元咸平。

要了解真宗面對什麼管治難題,我們不妨看看王禹偁及柳開的上疏。

王禹偁

咸平元年 (公元 998 年) 正月,翰林學士王禹偁上疏談五件事:

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饋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為,宜敕封疆之吏,致書遼臣,俾達其主,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己而為民也。

「如何跟外族和解、弭兵?」是真宗朝一大問題。

和解論、弭兵論甚囂塵上,因太宗對外征戰委實徒勞無功,更令民生凋敝。

和解、弭兵要成功,關鍵在表現出友善態度。安排封疆大吏致書遼國使臣求兩國和好,此乃對遼國十分的尊重。「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党項族李繼遷反叛,太宗用趙普計,扶植其族弟李繼捧管轄夏臺,對抗繼遷。李繼捧後來涉嫌和李繼遷私自溝通,太宗免去他的官。太宗又派大軍討伐李繼遷,宋自此與党項交惡) 則待党項以寬仁。

禹偁認為,本乎仁義而行,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道、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銳而不眾,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眾而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為,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枕而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酒榷稅算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為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稅茶,《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此也。

「如何消減冗官、冗兵,節省政府開支?」是真宗朝另一大問題。

太宗「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雖可令「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太宗語),但長此下去,官僚系統會架床疊屋,影響行政效率之餘,耗費國家公帑,「開寶中設官至少......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酒榷稅算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是冗官越來越多之實況描述。

軍隊方面,退役制度欠奉,令政府需耗財養不能戰之老兵。又宋太祖矯枉過正,為防止地方將領擁兵自重,行更戍法,分遣禁軍輪番更戍各地,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將領時常轉換,軍隊訓練不精,戰鬥力大減,士兵人數卻日益增加,軍費龐大,雖「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但「兵威不振,國用轉急」。

錢穆《國史大綱》:

宋朝竭力想抑制武人,然而卻根本不能去兵。宋朝又竭力想提高文治,然而亦根本不能對文吏有一種教育與培養。結果雖有兵隊而不能用。兵隊愈不能用,則愈感兵隊之少而兵隊反日增。文臣雖極端優待,而亦得不到文臣之效力。結果文臣氣勢日高,太阿倒持,文臣一樣像驕兵悍卒般,只來朘吸國家的精血。

說得非常到位。

禹偁建議,源頭減廢,從根本上「減冗兵,併冗吏」。

「盡取山澤之利」、加徵茶稅以養無用的官和兵,無異於捨本逐末,他不贊成 (范仲淹去冗官,王安石裁兵置將,與禹偁意見相契)。

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為官擇人,士君子學行修於家,然後薦之朝廷。歷代雖有沿革,未嘗遠去其道。隋、唐始設科試。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捨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為,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霈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以下,謂之旨授官,今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臣愚以為,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可也。

「如何提高中舉門檻?」和「如何消減多餘的冗官?」是一體兩面。

「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太宗......臨御之後......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說明太宗是宋朝冗官充斥的罪魁禍首!

恢復太祖選仕舊規、取消皇帝親考、嚴格限制京官人數,是禹偁提出的解決方案。

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蓋古者井田之法,農即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故農益困,然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為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縑,何況五七萬輩哉!不曰民蠹,得乎?臣愚以為,國家度人眾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如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陛下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以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

佛門僧尼數目過多,不交稅不服兵役,朝廷倒不斷造寺、捨施,得不償失,這是真宗朝第三大問題。

禹偁不主張滅佛,僅教真宗「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排佛手法相對溫和。

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奸儉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責成,而堯有知人任賢之德。雖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近事言之。唐元和中,憲宗嘗命裴垍銓品庶官,垍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識者以垍為知言。願陛下遠取帝堯,近鑑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取僚屬,則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韈者,言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明不能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或因遣使,亦許升殿,惑亂天聽,無甚於此。願陛下振舉綱紀,尊嚴視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為,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眾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途,品流不雜;然後艱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

疑心重,不信任臣下,喜歡聽奸佞小人進讒,此乃宋太宗自身的問題,而禹偁擔心真宗重蹈父親覆轍。

引用帝堯之事例、說「國用足而王道行」,反映禹偁為一儒臣 (《宋史》:「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為農家,九歲能文,畢士安見而器之。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授成武主簿。」)。

不過,他並不迂腐,先議兵,後議吏,再艱選舉、禁僧尼,井然有序,可資跟從。「澶淵之盟」未幾率先締結,禹偁多少有貢獻。

柳開

咸平元年十月,知代州柳開上言:

臣以益州稍靜,望陛下選賢能以鎮之,必須望重有威,即群小畏服。又西鄙今雖歸朝,他日未可必保,苟有翻覆,須得人制禦,若以契丹比議,為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久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冺,貪心不悛,其下猖狂,競謀凶惡,侵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預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來其情,以寬假息其念,多命人使西入甘、涼,厚結其心,為我聲援,如有動靜,使其掩襲,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

柳開也視「怎樣妥善處理與契丹、党項的關係?」為首要問題,尤其以與党項的關係更具迫切性 (因「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久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冺,貪心不悛,其下猖狂,競謀凶惡,侵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

跟王禹偁篤信仁義不同,他傾向多管齊下:

(1) 用良將守戰略要地,防止党項發作;

(2) 以利誘滿足党項之貪婪,使其無意欲東侵;

(3) 撫慰表示友好,再待之以寬恕,息其怨念;

(4) 派人入甘州、涼州爭取党項人支持,必要時為李繼遷製造「後顧之憂」。

今甲兵雖眾,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謀臣猛將則又懸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軍捷未聞。

此論冗兵充斥,軍隊質素遠遜太祖在位時。

誠願訓練禁戢,使如往日,行伍必求於勇敢,指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賞,偏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廷,更召貔虎,使其擊刺馳驟,以彰神武之盛。

柳開認為,禁軍訓練應恢復舊時方式,這裡的舊時,當指五代,即廢除更戍法。

另外,「偏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等於支持裁冗兵。安排武將在殿廷擊刺貔虎,此乃朝廷尚武之宣示。太宗親試進士,令「重文輕武」過了火,柳開遂提出這一主張,以作挽救。

臣又以宰相、樞密,朝廷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總僚屬,評品職官,內則主管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審官,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徽一司全同散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公。至如銀臺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則依舊,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復歸刑部,去其繁細,省其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

此主張裁撤冗官,替架床疊屋的官僚系統「瘦身」。

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試材,宜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為左右贊弼之任。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歲年久闕,欲望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三千戶以上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省減,免虛費於利祿,仍均濟於職官。

有人或許會問:官員被裁撤,他們不是會反抗麼?柳開給出兩個好辦法:

a. 讓其出外輔助宗室子弟治理地方 (宗室子弟同時可累積地方行政經驗,一舉兩得);

b. 讓其出任部份州縣長期懸空的官職。

又人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多變,同僚之內多或不和,伺隙則致於傾危,患難則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永敦政本。

柳開講出一個為王禹偁所忽略的大問題:朝廷官員自私勢利,互相傾軋內鬥,見死不救,且言行輕浮。

太宗雖然禮待讀儒書出身的知識分子,但知曉儒門義理不代表能行得出,知識分子一旦躋身朝廷,為保自己得來不易的權位和利益,打擊政敵、拉幫結派、袖手旁觀,無所不用其極。他們又喜歡炫耀知識,紙上談兵,所謂「輕浮」,即指此而言。

中唐牛李黨爭,牛黨大多透過科舉出身,亦好侃侃而談,結黨營私,排斥異己。柳開發現的問題,其實肇始於中唐,可視為科舉制度的副作用 (side effect)。

太宗藉科舉吸納大量人才,變相承受更大的副作用,北宋中葉出現新舊黨爭,舊黨又分洛蜀朔三派,爭拗無日無之,並非偶然。

結語

綜合王禹偁和柳開的上疏內容,我們大致可以知道,真宗朝主要問題有四:

(I) 如何妥善處理跟契丹、党項的關係?

(II) 如何消減冗官、冗兵?

(III) 如何避免佛門蠶食國家府庫和國防?

(IV) 如何提高官吏及士兵的質素?

除了 (III),其他幾乎都與宋太宗有關 (冗兵部份是宋太祖造成)。北宋積弱,孰令致之?答案顯而易見。

仁宗朝的「慶曆變法」,旨在解決 (II)。神宗朝的「熙寧變法」,旨在解決 (I)、(II)、(IV)。據此上推,真宗對諸問題之無能為力可想而知 (否則不會留給後人處理)。

慶曆、熙寧兩變法,實際等於幫宋太宗「執手尾」矣!

[主要參考資料]

1.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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