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日 星期五

財爺

謬波理財新哲學,令人懷念起英治時期三位財爺:郭伯偉、夏鼎基、彭勵治。

郭伯偉崇尚「自由放任」政策,積極維持低關稅,令不少價廉物美的進口貨品得以流入香港,市民選擇增加。英國國防大臣建議將部份駐港英軍軍費以稅收形式轉嫁給市民,被郭大力反對。郭雖不贊成福利主義,卻著力開展「廉租屋計劃」,協助寮屋區居民改善生活之餘,亦使港府有足夠土地可供發展。

夏鼎基繼承郭伯偉的理財思維,發展出「積極不干預」。政府不應隨便擾亂市場運作,但仍需要為市民提供一些基本生活保障,例如:醫療服務、築路等,以及向房屋、教育、衛生服務、社會福利等範疇注資。夏又希望透過稅制改革 (如加設利得稅) 增加港府收入。

彭勵治最為人稱道的,是他制定聯繫匯率制度,把港元兌換美元的兌換率制定為 1 兌 7.8,將港元與美元掛勾,以穩定香港經濟。彭出任財爺,正值八十年代初,前途談判進行得如火如荼,市民對港元信心動搖,致使港元不斷貶值。彭及時出手,平息了危機,不久《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香港恢復穩定。

跟戰後英國的左傾迥異,香港始終奉行經濟自由主義,著名經濟學家佛利民曾經不只一次讚賞香港,說:「香港是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如果想了解自由市場的真正運作,就應到香港去。」香港能夠充當國際典範,郭、夏、彭三人居功至偉。

主權移交廿載,香港淪落到由一個只知搞劏房和囤地的大花筒做財爺,DSE 免費考、限派海洋公園門票一萬張......要多騎呢有多騎呢。中殖時代,與英治相比,簡直是「打邊爐同打屎忽」的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