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27日 星期六

公務員本地化

郝德傑任內,確立了公務員體系的本地化政策。

作為英國殖民地,香港政府公務員主要在英國或海外招聘,本地華人無緣加入。「白人至上主義」和「圍城心態」或許是華人不獲准躋身公務員行列的原因。

三十年代開始,受全球經濟大恐慌拖累,港元嚴重貶值 (20 多港元才能兌換 1 英鎊)。適逢公務員薪俸以英鎊結算,為了節省開支,貝璐除了下調公務員薪酬,另一方面就是引入更多薪酬相對較低的華籍公務員。

市政和衛生部門率先嘗試招聘華人。郝德傑未幾規定,港府日後聘請公務員時,必須先於本地考核人選,然後才在英國或海外進行招聘。華人投身政府的機會大大增加。

公務員本地化有效減少招聘成本,且拉近官民關係。不過,並非所有職位皆開放給華人,官學生 (政務主任) 及其他政治敏感的高職,仍於英國本土進行招聘。換句話說,當時推行的公務員本地化相當有限。

直到二戰結束,香港方有首位華人官學生,該人為曾協助英軍服務團的徐家祥。

儘管如此,郝德傑的做法畢竟是一種新嘗試,深受廣大市民歡迎。

從動機上看,港府純粹受限於財政困窘,被迫展開公務員本地化,非真心誠意信賴本地華人。

然而,結果上,華人地位的確有所提升,待遇有所改善。我們不能因為前者,把後者否定。

郝德傑說:

「這是一個一舉兩得的提議,它的好處不僅在於可以節省財政支出,更重要的是可以縮小華人與政府之間的距離,可以減少華人對英國統治權的抵觸。」

英國人管治思維的慎密,於此可見一斑。

李彭廣有以下觀察:

「由於英治香港的政治體制是屬於殖民地制度,因此管治香港的團隊是由英國政府委派的英國官員所組成,而行政團隊中的重要職位和高層官員亦是由英國官員所擔任,較基層和事務性的官員則會在香港本地招聘。雖然本地化政策聲稱在二次大戰後 (案:實際在貝璐時已經展開) 開始執行,但位居管治要津的職位和職系要到 1970 年代才陸續實現。縱使在香港招聘的華裔官員陸續增加,並晉升至首長級官員和部門主管的位置,但政治現實是英治香港的核心管治團隊始終是英國官員的天下。」

可視為對公務員本地化的扼要描述。

他又續道:

「在沒有英國政府的關鍵組織和人員的支援下,在地的管治系統便無法有效運作。在 1997 年回歸中國後,香港特區並沒有積極推行管治系統的重構和更新工程,因此未能抵禦因英國撤出香港而帶來的空洞化影響,這亦造成香港特區目下的管治困局。」

與王光亞 2011 年批評港共公務員「過去是聽 boss (老闆),現在自己當了 boss,都不知道怎樣當 boss、怎樣當 master (主人)」若合符契。

順帶一提,三十年代的本地化趨勢還表現在駐軍上。鄺智文指出:

「英人在港立足一百多年,在 1880 年代徵用少量華人為正規士兵,然後在 1936 至 1941 年香港形勢惡化時徵募更多華人參軍,並於戰後大量徵募華人保衛香港。」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曾銳生,《管治香港:政務官與良好管治的建立》。

3. 李彭廣,《管治香港:英國解密檔案的啟示》。

4. 鄺智文,《老兵不死:香港華籍英兵 (1857-1997)》。

5. Russell Spurr,《Excellency: The Governors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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