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中葉香港經濟得以迅速發展，南來華商的貢獻不容忽視。華商為何會南來？很大程度和太平天國起事，以及土客械鬥有關。
華商將大量資金和勞動力帶到香港，適值麥當奴以後港府財政短絀，他們於是獲接納協助管治，最明顯的例子是麥督批准組建更練團 (華商自資) 以補正規警隊的不足。
東華醫院未幾成立，曾銳生說：「東華醫院並不是一所普通的醫院，它還是殖民地政府特別為華人社群而設的主要的、非正式的管治機構」，至此華人地位已然提升，南來華商成為港府合作伙伴。
設想清帝國無出現政治動盪，香港未必有這麼一段發展，「中國好，香港好」明顯與史實不符。
辛亥革命成功，「精神領袖」孫中山先生雖然在香港接受教育，但港府應對帝制被推翻的中國始終步步為營，未有一面倒表態支持。
當時在港華人振奮歡騰，有的舉行遊行要求大清銀行和《商報》(立場傾向保皇派) 辦事處除下黃龍旗，有的為革命傷員提供藥物及醫護人員。激昂的大中華情緒後來令部份華人製造炸彈、購置槍械、搶掠商店、向警察掟石、毆打洋人、劫獄，港府不得已展開拘捕行動，立場亦由同情革命轉為對革命感憂慮。
進入二十年代，港督司徒拔阻止護法軍政府單方面接管境內海關，說：「北洋政府才是英國承認的合法政權」。他甚至打算利用政府和私人資金扶植「反革命」勢力 (陳炯明殘部)，消滅廣州革命政權。
低下階層如碼頭工人、海員等，因生活無計，勞工權益不受保障，視中國為避難所、大靠山。偏偏這種心態使他們被利用而不自知。「省港大罷工」期間，「罷工委員會」委員長蘇兆征、委員鄧中夏李森黃平等 (全是中共黨員) 慫恿工人們離港，重挫香港轉口貿易。
四邑商人向來支持孫中山先生革命。豈知「聯俄容共」政策使國民黨左傾，他們通通遭劃為「反革命」分子。一場「商團事件」，身家性命財產俱痛失，四邑商人自此把焦點放回香港，視香港為家。
香港和中國的區隔不只表現政治上，更見於文化層面。
金文泰未有跟隨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文學革命」的步伐，聘請前清翰林賴際熙、區大典到港大授課，保存了傳統經史之學和古文。
二戰結束，香港被視為資本主義陣營對抗國際共產浪潮的橋頭堡。粵語電影、歌曲逐漸取代普通話，題材傾向個人發奮上進、男女自由戀愛，皆有別於中國的「樣板戲」、「紅歌」。
主權移交廿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港共一面倒親中，只有合拍片、蒙面歌手，沒有精彩的港產片、廣東歌，香港萎謝了。港中兩地不能相輔相成，只可各走各路，道理越來越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