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有位學者黃侃，曾嘲笑胡適：「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部沒有了也。」因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都只有上部，下部尚未寫畢，黃侃遂發此譏笑。不過，從另一角度看，黃侃亦可謂不懂胡適！
生平最後一次演講，胡適說：「我是一個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兩個學生是大物理學家。一個是北京大學物理系的饒毓泰，一個就是這位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證驗『對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這一件事，我認為是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作育英才固然開心，重點是老師讓學生發展出自己所長，非強加自己思維知識於學生身上。胡適這番話，反映他服膺自由主義教育觀，且以此為傲，難怪吳健雄女士終身覺得「我一生受您 (指胡適) 的影響最大」。
對於魯迅，參與左翼作家聯盟，給中共抬轎，還不是仇敵麼？胡適不以為然。他說：「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決不會為外力所屈服，他是我們的人。」相信魯迅泉下有知，定必以有此知音為榮。
毛澤東上世紀五十年代在大陸掀起「批判胡適運動」，胡適知道後，沒有勃然大怒，反而從容響應：「我覺得世界上二、三百年來有一種公開的趨向，朝科學民主這個方向上走，朝新的科學方法走，那時候我朋友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我表示過這樣的話，把這個抽象名詞人格化，把它看作人，最容易錯誤的，容易人格化。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會盲目崇拜……當時我朋友陳獨秀只認得兩個名詞，不知道科學是一個方法，民主是一種生活習慣，是一種生活方式。」
「離開了胡適的思想，哪裡還有什麼胡適呢？」是他一生座右銘。縱使不乏被同道誤解 (如殷海光批評他晚年過分強調寬容)、當權者莫視 (蔣介石始終不聽從他的意見)，他始終如一，氣定神閒。
胡適猝逝，論敵徐復觀放下私怨，撰寫＜一個偉大書生的悲劇＞，殷海光慨嘆看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落日餘暉。
朱學勤講得好：「最難能可貴的是，終其一生，他始終堅持著與自由主義這一信仰相匹配的溫和態度。他從沒有被二十世紀那個時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也沒有淪陷在旨在逃避時代的文人情趣中。他完全有理由走向這兩極的某一極，但是這個溫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種倔強性格做不到的事情 - 始終以一種從容的態度批評著那個時代，不過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這樣一種平和的態度，竟能在那樣污濁的世界裡堅持了一輩子，不是聖人，也是奇蹟。」
這或許是對適之先生一生最好的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