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 年「反右運動」，令不少學者和評論人被劃為「右派」，遭受迫害。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抱持特殊見解，或許是整場運動發生之主因。
民國時代，自由派學者不時於大學講堂、報章雜誌發表議論，監察政府，鞭撻權貴，推動施政改善。報業因而興旺。胡適、殷海光、儲安平、張季鸞，一支支健筆，既傳播英美進步思想，亦為當時局勢作如實紀錄。
學術方面，除了引介外來思想，整理國故亦有很大成就。馮友蘭兩卷本《中國哲學史》、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錢穆《國史大綱》、孟森《明清史講義》等，俱屬水準極高的作品。
然而，1949 年國府敗走台灣後，新上台的中共乃一以工農為基礎的無產階級政權，將所有學者和評論人視作「資產階級殘餘分子」。
馮友蘭寫信給毛澤東表忠，說願意改造思想，準備於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毛竟回信：「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以上參考《三松堂自序》)
言下之意，就是一口咬定馮昔日觀點立場有問題，也看死他只能口講，虛偽矯飾。
四年後 (即 1953
年)，在懷仁堂，毛澤東當眾指斥新儒學大師梁漱溟：「梁先生自稱是『有骨氣的人』，香港的反動報紙也說梁先生是大陸上『最有骨氣的人』，台灣的廣播也對你大捧......他們都是你的親密朋友......他們那樣高興你，罵我是『土匪』，稱你是先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裡？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而你卻把自己描寫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還美。」(轉引自艾愷《最後的儒家
- 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
這番話非常重要，透露出幾個重要訊息：
(1)
毛非常在意別人稱呼他為「土匪」，稱呼梁為「先生」、「有骨氣的人」，背後可能涉及他對「中共最高領導人」身份某種自卑、厭惡，對早年「知識分子」身份耿耿於懷
(毛因家境貧窮，被迫進入北大圖書館做管理員，從此放下「知識分子」身份)。
(2) 毛相信名譽當與事功相扣連，此乃王安石、陳亮、顏元一路之想法。毛年輕時曾撰＜體育之研究＞，和顏元旨趣遙相呼應。其似深受顏元影響。
(3) 毛認為港台兩地對梁的稱譽，純粹出自梁刻意營造，自我吹噓。
由於毛覺得自己是「知識分子」，其遂動輒批判學者和評論人看法有誤，不認為自己無相關資格。他再看不起所有學者和評論人
(包括自由派和傳統派)，視之為「學閥」、自私自利之徒，「死剩支筆 /
把口」。加上學者和評論人經常採取第三者角度議事，冷嘲熱諷為政者，無同情諒解，且昧於種種內情、委屈。建設性主張欠奉，口誅筆伐一大堆，為維護管治合法性，唯有一網打盡。
「大鳴大放」初衷未嘗不是希望虛心聽取各方意見，發展至「陽謀」、「引蛇出洞」，毛澤東怎樣看待知識分子，始終發揮著關鍵作用。
有一點可以肯定，歷經「反右」，民國以來的言論學術自由遭摧殘殆盡，民主派連根拔起，社會失去監督制衡當權者的機括，卒之釀成「大躍進」等連串冒進假大空作為，導致嚴重人道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