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九年（乙未，公元六三五年），太上皇李淵離世。
早在貞觀八年（甲午，公元六三四年），太宗本欲請上皇避暑九成宮，上皇以九成宮為文帝辭世之地（案：九成宮之前身為仁壽宮），不願入住。
上屢請上皇避暑九成宮，上皇以隋文帝終於彼，惡之。（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其實，由上皇此番舉動，我們已可見上皇身體之抱恙，故生此種迷信的念頭。
然而，太宗並未在意，反為父親著意建造「大明宮」，作為父親清暑之所。可惜的是，此時之上皇身體已染頑疾，未可入居新建的「大明宮」。
冬，十月，營大明宮，以為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寢疾，不果居。（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直至貞觀九年五月，上皇終因風疾而駕崩於垂拱殿。
上皇自去秋得風疾，庚子，崩於垂拱殿。（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值得一提的是，所謂「風疾」，即現在我們常說的「高血壓」。
上皇死後，太宗有一段時間未有親政，而由太子李承乾代為處理日常政務。
甲辰，群臣請上准遺誥視軍國大事，上不許。乙巳，詔太子承乾於東宮平決庶政。（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太宗不親政，主要原因是為了辦理父親之喪事，兼及完善宗廟之制。
辛亥，詔：「國初草創，宗廟之制未備，今將遷祔，宜令禮官詳議。」諫議大夫硃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於是增修太廟，祔弘農府君及高祖並舊神主四為六室。房玄齡等議以涼武昭王為始祖。左庶子于志寧議以為武昭王非王業所因，不可為始祖；上從之。（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庚寅，葬太武皇帝於獻陵，廟號高祖；以穆皇后祔葬，加號太穆皇后。（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太宗對父親情感之深，由以下兩條文字可證。
上欲自詣園陵，群臣以上哀毀羸瘠，固諫而止。（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十一月，庚戌，詔議於太原立高祖廟。秘書監顏師古議，以為：「寢廟慶在京師，漢世郡國立廟，非禮。」乃止。（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太宗對父親山陵之建造，雖不免有過份處，但仍是出於一片孝親之心。
（貞觀九年七月）丁巳，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務存隆厚。」期限既促，功不能及。秘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為：「聖人薄葬其親，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厚葬適足為親之累，故不為耳。昔張釋之言：『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劉向言：『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其言深切，誠合至理。伏惟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親乃以秦、漢為法，臣竊為陛下不取。雖復不藏金玉，後世但見丘壟如此其大，安知其中無金玉邪！且今釋服已依霸陵，而丘壟之制獨依長陵，恐非所宜。伏願依《白虎通》為三仞之墳，器物制度，率皆節損，仍刻石立之陵旁，別書一通，藏之宗廟，用為子孫永久之法。」疏奏，不報。世南復上疏，以為：「漢天子即位即營山陵，遠者五十餘年；今以數月之間為數十年之功，恐於人力有所不逮。」上乃以世南疏授有司，令詳處其宜。房玄齡等議，以為：「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則太崇，三仞則太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補充一點，由太宗把虞世南之疏授有司，令詳處其宜，可見太宗並不以私害公。
直至喪事之措置告一段落，群臣復請太宗聽政，太宗才始以太子處理細務。
六月，己丑，群臣復請聽政，上許之，其細務仍委太子，太子頗能聽斷。是後上每出行幸，常令居守監國。（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貞觀十年（丙申，公元六三六年）正月，太宗再度親自聽政。
春，正月，甲午，上始親聽政。（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最後，讓我們引錄一條貞觀七年（癸巳，公元六三三年）發生的史事，以見太宗和上皇之關係。
十二月，甲寅，上幸芙蓉園；丙辰，校獵少陵原。戊午，還宮，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由上皇笑著說「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此其實已是暗中稱許太宗所為乃上古所未有。太宗又把四夷稱臣之功歸於父親，此亦見太宗之孝順及顧念父子之情。二人至此實已消去過往一切隔閡，此即可證何以上皇之死竟令太宗傷心欲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