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與長孫皇后鶼鰈情深

常言道：「每個成功男人背後，總有一個偉大的女人」，唐太宗李世民亦不例外。

在談太宗與長孫皇后的事跡前，宜先申述一點，綜觀唐朝前期諸帝，高祖只有竇皇后，太宗只有長孫皇后，高宗寵愛武媚娘，中宗寵愛韋賢妃，玄宗王皇后死後決不立后，又寵楊貴妃，其幾乎清一色是「愛妻號」(特別是元配夫人)。這和隋文帝怕獨孤后一脈相承，竊以為跟鮮卑人至情至性，以及不脫母系社會影響有關。

長孫皇后是長孫晟的女兒，兄長為長孫無忌。長孫晟是周隋兩朝著名的外交家。隋文帝懂得遠交近攻，扶植啟民可汗，贏得「聖人可汗」的美譽，全是長孫晟的功勞。李淵起兵太原，長孫無忌因與李世民友好，常從其征討。「玄武門之變」前夕，無忌請世民先下手為強，他後來更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等入玄武門討建成、元吉，立下大功。換句話說，長孫皇后的家庭，是標準的關隴集團，而且一直全力支持太宗每個行動。

長孫皇后的母親，是隋揚州刺史高敬德的女兒。高敬德是什麼人？《北齊書》有「勱，字敬德，夙智早成，為顯祖所愛。年七歲，遣侍皇太子。」高敬德即高勱，北齊清河王高岳之子。大家若記得獨孤后的出身，其母也是來自清河崔氏定著六房之一的鄭州崔氏。娶一個同時出身關隴、山東陣營的女子為妻，該是當時一慣例。長孫皇后年少時愛好讀書，言行必循禮教規範，這是深受儒學薰陶，逐漸漢化，而無胡人女子的習氣。十三歲嫁李世民，成為其配偶。武德元年 (公元 618 年) 獲冊封為秦王妃。

李世民與兄長建成、弟弟元吉明爭暗鬥，建成、元吉拉攏高祖後宮，以為聲援。長孫皇后見夫君在外征戰，又得罪張婕妤、尹德妃，竟「孝事高祖，恭順妃嬪，盡力彌縫，以存內助」，自己出面修補李世民與高祖的關係。及至政變發生，李世民處於危急存亡關頭，幸賴妻子「親慰勉之」，才順利度過困厄。武德九年 (公元 626 年)，長孫皇后「冊拜皇太子妃」。

李世民即皇帝位，長孫皇后仍安份守己，恪守「後宮不得干政」的大原則。史書的記載很有趣：「太宗彌加禮待，常與后論及賞罰之事，對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婦人，豈敢豫聞政事？』太宗固與之言，竟不之答。」太宗與長孫皇后高談闊論，固然是愛妻的表現，尊重妻子意見，但「常與后論及賞罰之事」，經常討論，而且都是討論「賞罰之事」，這就不是愛妻那麼簡單，而是以長孫皇后的意見作為政治參考，以長孫皇后作為政治顧問。此在以前也不是沒有先例，獨孤后不正是隋文帝的政治顧問嗎？由此也可見長孫皇后對用人、對時事、對歷史應有一定素養，否則太宗不會堅持問妻子意見。

長孫皇后生活儉樸節約，而且知所進退，有見於兄長權勢越來越大，擔心招惹禍患，遂奏曰：「妾既托身紫宮，尊貴已極，實不願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漢之呂、霍可為切骨之誡，特願聖朝勿以妾兄為宰執。」她又苦求兄長遜職，此既是為自己家族綿延打算，也為國家免於外戚專權考慮。異母兄長孫安業嗜酒如命，不務正業，陰謀作反，事敗，太宗將他處死，長孫皇后叩頭流涕為其請命：「安業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今置以極刑，人必謂妾恃寵以復其兄，無乃為聖朝累乎！」不忍心家人遭受極刑，哪怕這家人不堪至極，此一不忍之心，正是仁心的顯露。

對於魏徵的直言極諫，長孫皇后甚是欣賞，說：「嘗聞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聞其諫，實乃能以義制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她自白基於妻子的身份，往往「每言必候顏色，尚不敢輕犯威嚴」，難得有魏徵一類大臣，敢說忠言，「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有國有家者急務，納之則俗寧，杜之則政亂」，能得魏徵，「天下幸甚」。唐太宗畢生堅持納諫，且發「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多少受長孫皇后啟發。

貞觀八年 (公元 634 年)，長孫皇后陪同太宗往九成宮避暑期間，身染重疾。太子李承乾入侍，「請奏赦囚徒，並度人入道，冀蒙福助」，為長孫皇后拒絕，「豈以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大病初癒，卻接連收到惡耗，貞觀九年 (公元 635 年)，太上皇李淵駕崩，哀慟之際，舊病發作，貞觀十年 (公元 636 年) 六月，長孫皇后崩逝於太極宮立政殿，年僅三十六歲。

長孫皇后與太宗少年結髮，互相扶持，攜手走過二十三載。她的離世，對太宗打擊非常大。病危彌留，皇后與太宗辭訣，特別提到：

a. 勿棄用房玄齡；

b. 慎勿讓兄長以外戚身份專權，保全長孫家於永久；

c. 因山而葬，不須起墳，無用棺槨，所須器服，皆以木瓦，儉薄送終即可。

如此賢慧，難怪太宗慨嘆「以其每能規諫，補朕之闕，今不復聞善言，是內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

《通鑑》記有以下一段：

上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為之毀觀。

昭陵是長孫皇后的陵墓，獻陵是太上皇李淵的陵墓。太宗「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此乃分明的思念著亡妻，放不下。魏徵不知太宗深情，說只看見獻陵，用儒家的孝挽救太宗對妻子過份的思念，做法無可厚非，但多少觸動太宗剛平伏的傷口。太宗終再度哭泣，「為之毀觀」。悲憤交雜，不能自已。太宗對妻子的念念不忘，在漢人君主中是很少見的。

[主要參考資料]

1. 劉昫等，《舊唐書・后妃上》

2. 劉昫等，《舊唐書・長孫無忌傳》

3. 劉昫等，《舊唐書・魏徵傳》

4. 李百藥，《北齊書・清河王岳傳》

5.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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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獨有的政治魅力

因為非純粹漢人，唐太宗的處事作風頗有別於歷代中原王朝的君主。

史載他曾單獨與東突厥頡利可汗面談，蕭瑀以為輕敵，叩馬而諫，太宗始終堅持，皇帝不憂慮自身安危，以身犯險，此在以往國史從未出現過，反映其性格豪爽、果敢。又由「吾已籌之，非卿所知也。突厥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濱，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內難，朕又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虜必大掠，強弱之勢，在今一舉。朕故獨出，以示輕之；又耀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虜入既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克，與和則必固，制服匈奴，自茲始矣！」(《舊唐書・突厥上》) 太宗是經過深思熟悉才這樣做，絕非逞一時匹夫之勇。

對外不畏敵國領袖，對內重視武將的地位。據《舊唐書・太宗本紀上》，他「引諸衛騎兵統將等習射於顯德殿庭……每日引數百人於殿前教射，帝親自臨試，射中者隨賞弓刀、布帛」。何以太宗有如斯舉措？理由很簡單，「不使兵士素習干戈，突厥來侵，莫能抗禦，致遺中國生民塗炭於寇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築苑，造諸淫費，農民恣令逸樂，兵士唯習弓馬，庶使汝鬥戰，亦望汝前無橫敵。」簡單講，外面東突厥虎視眈眈，隨時進犯，若不秣馬厲兵，早作軍事準備，國內極有可能出現生靈塗炭，此非太宗所願見。為令將士上前線作戰更有把握，更加對國家歸心，太宗不惜傾囊相授，親自指點，背後實有一體貼兵士、為老百姓著想的觀念在。一如既往，朝臣諫止，怕生行刺，太宗卻一於少理。正因為太宗的無私奉獻與堅持，方贏得「士卒皆為精銳」的結果，至玄宗，「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杜甫＜兵車行＞語)，這已與太宗態度迥異。

太宗為人光明磊落，不怕被人暗算，曾說：「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加上早年行伍經歷令他以將領身份自豪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八》有「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駐驆山」)，對行軍佈陣亦確有一番心得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有「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遂希望將此心得與他人分享，兼不介意親自領兵打仗，與將士們共處。

太宗善納諫言為後世所稱道，但這和他有意招攬安撫山東豪傑有關。觀乎「凌煙閣二十四功臣」的出身，魏徵、李勣、張亮來自瓦崗軍。房玄齡 (《隋書・房彥謙傳》：「年十八，屬廣寧王孝珩為齊州刺史，辟為主簿」)、程知節 (曾祖父程興，北齊兗州司馬。祖父程哲，北齊晉州司馬)、唐儉 (《新唐書・唐儉傳》：「祖邕，北齊尚書左僕射」) 是北齊官員的後人。杜如晦曾獲房玄齡力薦。高士廉來自渤海高氏，為北齊王族之後 (《舊唐書・高士廉傳》：「祖岳，北齊侍中、左僕射、太尉、清河王。父勵，字敬德，北齊樂安王、尚書左僕射、隋洮州刺史」)。山東豪傑集團佔據功臣名單的三分之一。羅永生指出，山東當時經濟最為發達，又是農民起義主要地區，與其強硬剿滅引發大規模動亂，不如予以安撫，招為己用。(＜從「玄武門之變」看貞觀政權的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舊唐書・韋雲起傳》記有韋雲起「上疏奏曰：『今朝廷之內多山東人，而自作門戶，更相剡薦，附下罔上，共為朋黨。不抑其端，必傾朝政，臣所以痛心扼腕，不能默已……』煬帝令大理推究」，早於隋末，朝廷內山東力量已是盤根錯節，不易撼動。唐太宗對房玄齡、杜如晦、魏徵予以相當尊重，與其說是有知人之明，具納諫的本事，不如說他識時務，知道哪些政治勢力不可硬碰。

最後，太宗精通中原文化，《舊唐書・突厥上》記他見頡利可汗心腹執失思力，責以「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汝玉帛，前後極多，何故輒將兵入我畿縣？爾雖突厥，亦須頗有人心，何故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爾雖突厥，亦須頗有人心，何故全忘大恩，自誇強盛？」顯然來自《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四端之心，人皆有之」的想法。至於他和蕭瑀論及「渭橋之盟」的計策，提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乃老子《道德經》原文。既有胡人的直率、果敢、尚武，也有深刻的漢化，如斯素養的君主，方能成就大唐國際性 (cosmopolitan) 的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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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rescendo – 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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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Dear Jane – 你流淚所以我流淚

11. Cozy Syndrome – 21 Grams

12. Eternity Girls – 回家

13. Ayamai – 我真的受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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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玄武門之變」的幾個問題

唐太宗李世民是否儒家標準下的「聖君」？觀其弒兄囚父，答案不言而喻。南宋朱夫子不諱言「若太宗，則分明是爭天下」、「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見《語類》)。儒家「聖君」必須居仁由義，溫情洋溢，光明磊落，太宗晚年仍為玄武門之過錯「長戚戚」，與父親李淵的關係也不太好，後人以他為「聖君」，頌之揚之，大可不必。

「玄武門之變」始於李淵勸世民移鎮洛陽，建成予以阻止。建成之所以有大反應，和洛陽的重要性有關。陳寅恪指出：

翟讓徐世勣之系統人物實以洛陽為其政治信仰之重心……唐太宗之實力在能取得洛陽，撫用此系統人物，而獲其輔助之效。當太宗與建成元吉決鬥於長安之時，秦王府中雖多山東豪傑，然洛陽為其根據地，更遣張亮王保等往保之，廣事招引，以增加其勢力。既不慮長安秦府中「山東人」之離心，又為在長安萬一失敗，可以作避亂及復興之預備。(＜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

李淵安排世民往洛陽，等於放虎歸山，使他得以和山東豪傑的地方勢力合流，割據一方，播下日後叛亂種子，這在建成看來，自然期期以為不可。

又事變地點玄武門，西北大學歷史系教授張永祿發現，其遺址所處的位置地勢較高，是唐朝皇城的咽喉之地。作為制高點，只要佔據玄武門，就能俯瞰整座皇城，登上城樓，城內任何一處調兵遣將的動向一覽無餘。此外，玄武門距離皇帝居住和處理朝政的太極宮相當近 (參＜玄武門：刀光劍影的政變之門＞及＜西安挖出一土堆，學者看後感歎：難怪李世民要在玄武門殺掉李建成＞)。

黃永年不認同「制高點」論，他說：

玄武門之所以重要者，並非在於此門如何險要，如今軍事上所謂制高點之類，而在於守衛宮廷之禁軍屯營就在此門外邊。(《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

這個觀點正脫胎自陳寅恪：

(政變) 俱以玄武門之得失及屯衛北門禁軍之向背為成敗之關鍵。(《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玄武門重要，是因為禁軍的指揮中心就設置在這裡，稱為「北衙」，擁有堅固的城防工事和精銳的首都衛戍部隊，對內廷的安全起著極端重要的作用。如果要發動政變，搶先控制玄武門，等於控制內廷、皇帝、朝廷乃至整個國家。

洛陽城玄武門和長安城玄武門設計無大分別，故「唐代歷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敗，悉決於玄武門即宮城北門軍事之勝負，而北軍統制之權實即中央政柄之所寄託也」(見陳寅恪前引書)。

最後，談談「玄武門之變」後李淵和李世民的關係。儘管世民擒東突厥頡利可汗令父子關係一度破冰，《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淩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逮夜而罷。

但在李世民心目中，畢竟對父親存有芥蒂，《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以為：「東宮在宮城之中，而大安宮乃在宮城之西，制度比於宸居，尚為卑小，於四方觀聽，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稱中外之望。又，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裡，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凊之禮，竊所未安。願速示返期，以解眾惑……」上深納之。

貞觀九年 (公元 635 年)，李淵因「風疾」(即今心腦血管疾病、高血壓等) 逝世。

李淵於世民滅亡東突厥後忘卻舊恨，是因為他曾向東突厥稱臣，並引以為恥辱。陳寅恪撰＜論唐高祖及李世民稱臣突厥事＞，旁徵博引，論斷：

獨唐高祖起兵太原時，實稱臣於突厥，而太宗又為此事謀主，後來史臣頗諱飾之，以至其事之本末不明顯於後世。

太宗即明言高祖於太原起兵時曾稱臣於突厥，則與稱臣有關之狼頭纛及可汗封號二事，必當於創業史料中得其經過跡象。惜舊記諱飾太甚，今只可以當時情勢推論之耳。高祖稱臣於突厥，其事實由太宗主持於內，而劉文靜執行於外……

兒子雖然不肖，但畢竟為國家民族一雪前恥，這一方面的貢獻，李淵對世民是肯定的。

李世民成為唐朝的新皇帝，建成、元吉失敗了，子裔皆被殺。可是，從薛萬徹在事變發生時領兵闖秦王府 (見《舊唐書．薛萬徹傳》)，馮立殺敬君弘報恩，謝叔方見元吉首級號哭而遁 (見《舊唐書．忠義傳》)，若非建成、元吉向來待下屬親厚，何至於此？總之，看歷史人物不能面譜化 (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所提出的洞見)，他們都是立體的、鮮活的，李世民是人，建成、元吉也是人，既是人，就有優、缺點，世民如是，建成、元吉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