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與父皇的後宮結盟不是新鮮事，「宣華夫人陳氏……煬帝之在籓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為內助，每致禮焉。進金蛇、金駝等物，以取媚於陳氏。皇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楊廣奪取太子之位時，曾巴結文帝寵妃陳夫人。李建成與張婕妤、尹德妃結成聯盟，互保地位，是有先例可循。
當然，張婕妤、尹德妃同意和建成合作對付世民，也有一番因由。「秦王感母之不及有天下也，偶獨泣，帝顧不樂，妃媛因得中傷之」，「妃嬪等因奏言：『至尊萬歲後，秦王得志，母子定無孑遺。』因悲泣哽咽。又云：『東宮慈厚，必能養育妾母子。』」簡單講，李世民仍然想念生母竇太后，對張、尹二人得寵不以為然，更對其親屬謀取利益持秉公辦理的態度，遂引起張、尹的憂慮。
值得留意是李淵的反應：
「我詔敕不行，爾之教命，州縣即受。」/「我詔令不如爾教邪？」
「此兒典兵既久，在外專制，為讀書漢所教，非復我昔日子也。」/「兒久典兵，為儒生所誤，非復我昔日子。」
「爾之左右，欺我妃嬪之家一至於此，況凡人百姓乎！」/「兒左右乃淩我妃家，況百姓乎？」
用字雖有異，意思卻一致，李淵基本上認定李世民典兵於外，跋扈難制，兼受一些「讀書人」影響，已然變質，「欺我妃嬪之家」。
「讀書人」所指為何？從尹阿鼠打杜如晦，該指杜如晦等人。「記室房玄齡曰：『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籓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大驚曰：『爾不言，幾失此人矣！』遂奏為府屬。」房玄齡正是山東豪傑重要一員。依此，「讀書人」極有可能泛指山東豪傑。
隋文帝憂慮太子楊勇受北齊故地漢化荼毒，「恐致奢侈之漸」。同樣，李淵也擔心世民受山東豪傑影響，漢化太深，性情變質。總之，世民雖有軍事上的優勢，但逐漸失去父親信任。他需要一突破口以扭轉劣勢，於是有「楊文幹事件」。
「楊文幹事件」發生在武德七年 (公元 624 年) 六月。當時，李淵前往仁智宮避暑，命李世民、李元吉隨從，李建成留守京師。李建成竟暗中聯絡慶州總管楊文幹，「募健兒送京師，欲以為變」，同時派遣爾硃煥、橋公山送鎧甲鼓勵楊文幹在地方起兵，互相呼應。爾朱煥、橋公山行至豳州，心中畏懼，將事情告發。寧州人杜鳳也到仁智宮舉報。李淵派宇文穎召文幹，文幹未幾率兵造反。
這裡有兩個問題值得考慮：
(1) 李建成為何要安排楊文幹「募健兒送京師」？
(2) 李建成太子之位甚為穩固，他為何要冒險造反？
先談 (1)。
兩唐書皆提到，武德初年起，東宮、秦王府的關係越來越緊張，隨時有大事發生。太子及二王 (世民、元吉) 出入，皆乘馬兼攜弓刀，只是「相遇如家人禮」。又「皇太子令、秦齊二王教與詔敕雜行」，百姓無所適從。
眼見李世民逐漸坐大，而且手握軍隊，李建成開始疑心他會用軍隊發難，「建成見帝曰：『秦王欲外禦寇，沮遷都議，以久其兵，而謀篡奪。』」可以為證。
建成因此作出相應準備，便是加強京師長安的兵力。無論是「私召四方驍勇，並募長安惡少年二千餘人，畜為宮甲，分屯左、右長林門，號為長林兵」，抑或「令左虞候率可達誌募幽州突厥兵三百內宮中」，都是俟世民一旦發難，得以有所應對，免得自己束手無策。換言之，建成根本無意主動謀反，而是被動地作出防範而已。
安排楊文幹募兵，亦應該置於這一脈絡下被審視。建成既無反心，(2)「冒險造反」云云自然不成立。
東宮、秦王府關係緊張，已非一朝一夕，建成先發制人，世民焉有不知之理？世民必有耳目監視東宮一舉一動。爾硃煥、橋公山因恐懼，將事情和盤托出，一是郎將，一是校尉，他們有什麼能耐足以上達天聽？他們只是普通的武官，非朝中權力核心的要員。能清楚知道東宮部署，又可以接近高祖，兼欲對建成不利者，必為世民安插在東宮內部的細作。促成「楊文幹事件」，李世民扮演著一定的角色。
最重要是，事件發生後，建成陣營受挫，世民趁奉命平亂的機會，再次建立軍功，賺取更多政治籌碼，軍力及聲威進一步壯大。有謂楊文幹謀反是世民一手策劃，旨在算計建成，有利自己。從結果看，的確如此。
[主要參考資料]
1. 李延壽，《北史．后妃下》
2. 魏徵等，《隋書．楊勇傳》
3. 劉昫等，《舊唐書．李建成傳》
4. 劉昫等，《舊唐書．杜如晦傳》
5. 歐陽修等，《新唐書．李建成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