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31日 星期四

意大利統一三傑

拿破崙對意大利的間接管治觸發當地人民的民族意識。儘管 1815 年的維也納會議強行把歐洲回復到法國大革命前的狀態,多個意大利邦國內部都有團體推動實現意大利統一,對抗來自奧地利哈斯堡王朝的外力干預 (奧國首相梅特涅指「意大利」只是單純的「地理名詞」)。

當時推動實現意大利統一的團體主要分為兩大派:

i. 共和派 - 路線較激進,主張採用革命手段建立共和國,以燒炭黨 (Carbonari) 為代表,著名人物有馬志尼 (Mazzini)、加里波的 (Garibaldi)。

ii. 君主立憲派 - 路線較溫和,主張保留君主政體,由個別王國完成統一大業,代表人物有皮德蒙.薩丁尼亞王國的國王伊曼紐二世 (Emmanuel II)、首相加富爾 (Cavour)。

燒炭黨十九世紀初在意大利南部成立,屬秘密革命組織,以建立一個統一、自由的意大利為宗旨。它專門招收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為成員,勢力遍佈教皇國、皮德蒙.薩丁尼亞王國、都斯加尼大公國、摩德納公國、倫巴底 - 威尼西亞王國。1814 年,燒炭黨在那不勒斯首次策動革命,被奧地利鎮壓。

馬志尼,熱那亞人,1830 年加入燒炭黨。他未幾被逮捕。在獄中,馬志尼斷定意大利可以並應該統一,且將革命運動系統化。1831 年出獄後,他前往馬賽,在當地創立青年意大利黨 (Young Italy)。此黨的座右銘是「天主與人民」,積極恢復古羅馬光榮,相信意大利半島上數個邦國必可統一成為單一的共和國,實現真正的民主、共和、自由。

加里波的 1807 年生於法國尼斯,1833 年加入青年意大利黨和燒炭黨,並與馬志尼結識。因參與 1834 年皮德蒙起義,被法院判處死刑,他被迫逃亡南美洲,十四年後才返回意大利。

皮德蒙.薩丁尼亞王國早在國王查理.阿爾貝特 (Charles Albert) 時已支持意大利統一。有別於革命黨人的共和理念,他主張君主立憲。1848 年 1 月,有革命在西西里島爆發。不久,革命席捲米蘭和威尼斯,奧地利勢力被驅逐。查理.阿爾貝特認為,統一意大利的時機已經成熟,宣稱「意大利會自己建立自己」,決定向奧地利宣戰。可惜在 1859 年的諾瓦拉戰役 (Battle of Novara) 中慘敗,查理.阿爾貝特被迫讓位給兒子伊曼紐二世。

伊曼紐二世贊成憲政,在他治下,皮德蒙.薩丁尼亞王國成為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中心。1852 年,伊曼紐二世起用加富爾為首相 (Prime Minister)。

加富爾早年投身軍伍,研讀過邊沁 (Jeremy Bentham)、康斯坦 (Benjamin Constant) 的著作,有自由主義傾向。他後來到法國、英國遊歷,逐漸形成「經濟進步必須先於政治變革」的想法,並特別看重鐵路建設所帶來的優勢。

回國後,加富爾極力推動建設蒸氣運輸系統,且汲汲於改善農業生產技術。不過,在政治立場上,他似乎未有計劃建立一個統一的意大利,僅希望幫助皮德蒙.薩丁尼亞王國吞併倫巴底 - 威尼西亞王國。

伊曼紐二世即位,加富爾憑藉其對歐洲市場、現代經濟的認識,先任農業部長、商貿部長,再任財政部長。位居相位,他雖有濫用權力、用人唯親、操縱報章等「惡行」,但大體上仍是尊重自由貿易,保障言論自由。

後世史學家將馬志尼、加里波的、加富爾,合稱為「意大利統一三傑」。

2019年1月30日 星期三

意大利半島四分五裂的由來

意大利半島曾被羅馬帝國統治。帝國分裂為東、西兩部,半島屬西羅馬帝國。公元 476 年,西羅馬帝國被日耳曼人推翻。公元 493 年,東哥德 (Ostrogoths) 國王狄奧多里克大帝 (Theoderic the Great) 率兵攻入半島。

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一世 (Justinian I) 試圖恢復羅馬帝國全部版圖,於公元 535 年發兵攻打東哥德王國,事件直接導致東哥德王國滅亡。東羅馬帝國控制意大利半島。

然而,查士丁尼死後三年,倫巴底人越過阿爾卑斯山,攻佔意大利北部的波河平原,建立倫巴底王國 (Kingdom of the Lombards)。倫巴底人向南進攻,公元 751 年,東羅馬帝國在意大利半島上的勢力被徹底肅清。

倫巴底國王曾將一些城鎮獻給羅馬教宗。東羅馬帝國被趕走後,倫巴底王國日益強盛,不斷向四周擴張,教宗覺得自己地位岌岌可危,遂向法蘭克王國求救。丕平領軍攻入意大利,與倫巴底人作戰,公元 756 年打敗並俘虜了倫巴底國王。丕平把拉文納至羅馬的大片領土劃為教皇轄區,教皇國 (Papal States) 正式形成,史稱「丕平獻土」。

公元 774 年,丕平的兒子查理曼大帝攻陷倫巴底王國首都帕維亞,倫巴底人對意大利的統治宣告結束。法蘭克王國成為半島的新主人,可惜王國未幾分裂,意大利北部土地屬中法蘭克王國,由查理曼的長孫洛泰爾一世 (Lothair I ) 管治。公元 951 年,奧托一世 (Otto I) 穿過伯倫納山口,征服倫巴底,娶洛泰爾二世 (洛泰爾一世次子) 的遺孀為妻。他後來獲加冕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意大利北部從此受神聖羅馬帝國保護。

在神聖羅馬帝國護蔭下,熱那亞、比薩的商人們開始組建艦隊,建立自治政府,發展商業貿易。當時有所謂四大海上共和國:阿馬爾菲共和國 (Duchy of Amalfi)、比薩共和國 (Republic of Pisa)、熱那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Genoa) 和威尼斯共和國 (Republic of Venice)。這些共和國規模不大,屬城邦格局。

阿馬爾菲共和國 1073 年被諾曼人征服,諾曼人 1130 年在意大利南部成立西西里王國 (Kingdom of Sicily)。1282 年西西里晚禱後,王國一分為二,那不勒斯王國建立,與西西里王國分庭抗禮。1816 年,那不勒斯王國與西西里王國合併為雙西西里王國 (Kingdom of the Two Sicilies)。

比薩共和國 1406 年接受佛羅倫斯共和國 (Republic of Florence,前身為都斯加尼侯國,都斯加尼侯國始建於法蘭克帝國的加洛林王朝) 管治。1532 年,佛羅倫斯共和國升格為佛羅倫斯公國 (Duchy of Florence)。隨著教宗宣佈科西莫一世為都斯加尼大公,佛羅倫斯公國被都斯加尼大公國 (Grand Duchy of Tuscany) 取代。

熱那亞共和國 1805 年被拿破崙吞併,拿破崙兵敗後復國,未幾遭薩丁尼亞王國吞併。

威尼斯共和國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先後被法國和奧地利佔領,1848 年短暫復國,但很快為奧地利所征服,成為倫巴底 - 威尼西亞王國 (Kingdom of Lombardy-Venetia) 的一部分。

1395 年,米蘭公國 (Duchy of Milan,領土主要是倫巴底、米蘭) 建立,是神聖羅馬帝國的一部分。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爆發,公國被奧地利征服。1796 年,拿破崙率領法軍推翻奧地利在米蘭的統治。拿破崙兵敗,1815 年的維也納會議決定將原公國的領土劃予奧地利,建立倫巴底 - 威尼西亞王國 (Kingdom of Lombardy-Venetia)。

原米蘭公國於波河以南,以帕爾馬為中心的一帶領土,早在 1545 年建立帕爾馬公國 (Duchy of Parma)。另外,摩德納公國 (Duchy of Modena) 1452 年成立,亦是神聖羅馬帝國一部份。1796 年,拿破崙率領法軍佔領摩德納公國。拿破崙戰敗,犘德納公國恢復,受奧地利支配。

薩丁尼亞王國 (Kingdom of Sardinia) 建立前,薩丁尼亞島上的部落普遍受熱那亞共和國、比薩共和國影響。1720 年,薩伏依王室 (被神聖羅馬帝國提升為公爵) 讓出其西西里王國的統治權 (因參與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對抗強大的法國,獲給予西西里國王以作回報),換得薩丁尼亞島,薩伏依王室自此成為薩丁尼亞島的統治者,薩丁尼亞王國成立。

1743 年,皮德蒙 (Piedmont) 併入薩丁尼亞王國 (故薩丁尼亞王國又稱皮德蒙 - 薩丁尼亞王國 Piedmont-Sardinia)。1815 年,維也納會議把熱那亞共和國劃入薩丁尼亞王國。

意大利統一運動的展開,便是由薩丁尼亞王國的一君 (伊曼紐二世 Victor Emmanuel II) 一相 (加富爾 Cavour) 牽頭的。

補充一點,法國大革命催生民主、人權、平等、法治、國家等概念。此一系列概念經拿破崙戰爭帶進意大利。又拿破崙在意大利扶植傀儡政權,亦激起當地人民的民族意識,使意大利統一訴求提上議事日程。

2019年1月28日 星期一

叔本華哲學

要了解叔本華的哲學,可以從康德現象與物自身的區分切入。

有別於費希特、謝林、黑格爾,叔本華並無取消物自身,而將其確定為意志。意志獨立於時間和空間,只能透過沉思把握。

叔本華認為,世界分成兩部份:一部份是表象世界,另一部份是意志。

認知我通過先驗的時空範疇去認識客觀事物,主體和客體共同構成作為表象的世界。時間、空間、因果律,都只在表象間發揮作用、形成聯繫,跟意志本身無關。

意志是任何存在的核心,一切表象的存在都是意志的客體化。

在無機 (非生命、純粹物理) 的自然中,意志體現在普遍的自然力,如電力、引力中。

下落到人生界,意志體現為某種無法抑制的衝動,盲目的衝動,某種非理性的欲求。我們所有行為都是這種盲目衝動的彰顯,意志不能被克服,一切表象中的活動只是使我們感覺自由的假象。換言之,叔本華篤信宿命論和決定論。

欲望、衝動需要得到滿足,一旦得不到的話,就會痛苦。由於人大多數欲望都無法得到滿足,人生本質上是痛苦的,所謂樂天積極,只是對現實的躲避,是自我欺騙所造成的假象。

要根本的去除苦源,離苦得樂,關鍵是要實踐禁欲主義,以擺脫強烈的欲望衝動來換取根本的自由,以打破意志的控制來獲得幸福。他因此高度評價佛教、吠檀多印度教和著重修道的天主教。

另外,藝術具有超時間和空間的本質,欣賞藝術品之美,也能使人暫時忘記自我,從永不休止的欲求 (意志) 中得到解脫 (他強烈批判對裸體女性和食物的描寫,因這些作品會刺激觀賞者的欲求)。

由欲望、衝動出發,叔本華覺得人類行為的動機可分成三種:利己 (希望自己快樂)、惡毒 (希望眾生痛苦,源自嫉妒和幸災樂禍)、同情 (希望眾生快樂)。前兩者開出一切非道德乃至不道德行為,後者成就真正的道德,卻非常罕見。

叔本華同意盧梭所講:「人們不會對比自己幸福的人產生同感,而只會對比我們不幸的人感同身受。」同情實質上是對眾生痛苦的感同身受。起於同情共感,不傷害眾生,盡力去幫助眾生,遂成就公正與仁愛。

最後,叔本華不贊同自殺,死亡亦不是歸於無,而是以另外一種狀態存在於表象世界中 (近似莊子)。他又篤信無神論。

叔本華哲學看似「自成一家之言」,其實理論問題重重:

(1) 人既然完全受盲目的、非理性的欲求衝動驅使,實踐禁欲主義的定然的必然的動力如何可能?如果必須承認人有定然的必然的動力實踐禁欲主義,此一動力必須跳高一層凌駕盲目的、非理性的欲求衝動,自由應從這裡說,「一切表象中的活動只是使我們感覺自由的假象」的看法基本上錯誤。

(2) 人的心態是利己惡毒,同情如何可能?兩種答法。一是把同情跟利己惡毒並列,視為自然情感的反應。可是,此注定無法說明真正的道德,真正的道德牽涉主觀的道德自覺。一是將同情置高一級,人雖利己惡毒,但敵不過同情共感。心體開出兩層,即是儒學之進路,而儒學必不會講世界由一無法抑制的、盲目的、非理性的意志控制,世界還有天理、天道。叔本華的意志在儒者眼中仍是形而下的、「氣」層次的。

安立不到道德主體,安立不到真正的自由,乃叔本華哲學一大問題。

佛洛伊德認為,人類文明是從性欲壓抑開始。尼采大談權力意志 (陳鼓應譯為衝創意志),權力意志是最基本的驅動力,推動著物理上的變化、動植物的生長、繁殖、擴張等,以及人類的心理、文化現象。這些皆深受叔本華思想刺激。

王國維甚至受叔本華「生命因意志而存在,現實中意志是得不到滿足的,所以人生就是痛苦的」影響,運用其哲學詮釋了《紅樓夢》人物的悲劇命運。在《紅樓夢評論》中,王國維把寶玉、黛玉、妙玉、紅玉、玉釧等人名中的「玉」字解釋為 「生活之欲」,認為生活的本質是欲望,欲望不能滿足便痛苦,滿足便厭倦,人生就在痛苦和厭倦之間搖擺。

魯迅提到叔本華私生活兩件事:一是他主張禁欲,死後卻被發現藏有春藥藥方;二是他因房子糾紛打傷鄰居,被罰付 60 塔拉的年金,鄰居死,他在日記寫道:「老婦死,重負釋。」剛巧他從父親那裡繼承了 3 萬塔拉的遺產,罰金根本對他不是「重負」。羅素也說,叔本華是「不真誠」的 (趙敦華《現代西方哲學新編》)。當超越的道德自我無法建立,只見欲望衝動及其帶來的痛苦,汲汲於「斬腳趾避沙蟲」,結局自然是人格無法提升,逃不了墮落的厄運。

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

泛民就政府收緊長者綜援政策,與林鄭會面。會後,他們引述林鄭不會考慮檢討,並形容會面「不歡而散」。

首先,由林鄭最初僅會見建制派,拋出折衷方案,她已明顯漠視你泛民,不把你當回事,你何必苦苦求見?又即使見到,雙方地位不平等,她會採納你的訴求嗎?抑或自招奚落而不知?

其次,建制派一直為政府護航,他們要求林鄭擱置有關政策,尚且不成功,作為 (中共眼中的) 反對派,以為林鄭會放下身段退後一步,未免癡心妄想吧!

故此,會面失敗實屬意料中事。泛民甚至不應該求會見!

邵家臻說:「說得準確一點,我們是帶著憤怒離開。今天林鄭月娥展示給我們是誰大、誰惡、誰正確;誰窮、誰老、誰背鍋。這就是現時欺貧怕富、欺善怕惡的施政作風。」

又如何!任你押韻有 soundbite,任你說得多合乎事實,她就是看死你鼓動不起人民出來反抗!看死你不能動搖她高高在上的寶座!

事實上,從泛民遊行集會參與人數下降,泛民議員在議會內抗爭無力 (文質彬彬怎抗爭),林鄭的看死亦非無道理。要讓她感害怕,未必要去到「下次唔係掟你雞蛋,係掟你汽油彈!」的層次,但至少該反省現行抗爭策略的不足,且另闢蹊徑以作有效抗爭。

張超雄說:「長官意志,用她宏觀數據去制訂一些社會政策,影響到最邊緣、最弱勢社群,令全香港人、所有政黨都反感。叫她不要實行的一個措施,她執意執行,只會是自取滅亡。」

撇除「自取滅亡」一類想當然的話,頭半部份倒點出林鄭政府的致命缺陷。

林鄭政府不是不做政策研究,不是不條分理析,他們的問題是:理智過甚,同情有所不足。什麼都量化,什麼都求客觀中肯,卻偏偏忽略了「情」這一重要因素。「長權」成員林宗祐說得好:「我們儘管可以在這裡談得很輕鬆,但對他們 (那群不能付出體力,踏入 60 至 65 歲,拿著長者綜援,卻因申請資格收緊,被迫不能再申請的老人家) 來說,是生死存亡的時間,是很艱難的時刻。」林鄭政府就是看不到這一點。

昨日陳茂波開面書直播交代不向所有市民「派錢」的因由:「我們這屆政府的理財哲學要針對性,所以要如同過往般全民派錢,在這屆政府的理財新哲學似乎不太合用。」

何解曾俊華當年要全民派錢呢?就是要方便大部份市民嘛,不用交這份文件那份文件,審來審去。波哥不知內情,談什麼「理財新哲學」,「理財新哲學」的真相就是冷酷無情!就是刻薄寡恩!就是擾民而不知悔改!此跟林鄭政府的思路是一脈相承的。

缺乏同情心,加上自以為是 (某官員自翊 IQ 達 160)、英治港府著重落實政策前進行廣泛諮詢的優良傳統被荒廢 (或未完成廣泛諮詢即辯稱已完成,或索性做帶有預設立場的假諮詢),林鄭政府焉能不威信盡失 (新近政府再因民意反彈,暫緩執行扣綜援金措施) ?

如斯無能、無情的政府,換在外國,必觸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奈何在香港,港人過去於英國人的襁褓內接受文明教育,竟慢慢喪失與生俱來的動物反抗本能。林鄭政府是夠壞了,然後呢?值得深思。

北宋時,有一官員鄧綰,對變法強人王安石阿諛奉迎。王安石提拔他做集賢校理,民間有人看不過眼他靠「擦鞋」上位,對鄧綰予以嘲笑及辱罵,鄧綰的反應是怎樣呢?他說了一金句:「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王安石卒之變法失敗,鄧綰終被罷職。

林鄭及其同僚現在何嘗不是擺出一副「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的傲慢姿態?此類殘民以逞的官員,是要吃點苦頭的,差在香港人有沒有勇氣罷了。

2019年1月27日 星期日

德國觀念論哲學家之生平 (兼論黑格爾對後世的影響)

關於德國觀念論,我們以往已經介紹過。今且就諸位德國觀念論哲學家之生平作一簡述。

康德一生恪守書齋,生活平常。相傳他生活非常有規律,每天早上 5 時正準時起床,喝一杯茶,吸一袋煙,下午 3 時半則必定會散步。他終身未婚,曾說:「當我需要女人的時候,我卻無力供養她;而當我能供養她時,我卻再不需要她了。」彷彿背後有一段不堪回首的經歷。他亦從未離開過家鄉哥尼斯堡 (Königsberg)。

康德的著作生涯分前後兩期,以 1770 年為分水嶺。前期集中研究自然科學,撰有《自然通史和天體論》。後期主力研究哲學,完成《純粹理性批判》(1781 年)、《實踐理性批判》(1788 年)、《判斷力批判》(1790 年),合稱「三大批判」。

政治上,康德是自由主義者,支持法國大革命和共和政體。

康德生於普魯士,費希特卻出生在神聖羅馬帝國薩克森選侯國的拉梅諾。

費希特 1790 年開始研讀康德的著作,翌年,他前往哥尼斯堡拜見康德。一篇《試評一切天啟》(Attempt at a Critique of All Revelation),令費希特聲名大噪。1794 年,他成為耶拿大學教授,主持康德哲學講座。

費希特陸續發表了《全部知識學的基礎》、《自然法權基礎》、《知識學原理下的道德學體系》等。耶拿會戰前後,他積極宣揚愛國主義,發表了著名的《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並倡議成立柏林大學。1810 年,費希特出任柏林大學第一任校長,四年後去世。

謝林生於神聖羅馬帝國符騰堡萊翁貝格,受康德、費希特思想影響,1794 年出版《論一種絕對形式的哲學可能性》,深得費希特認可。1798 年,年僅 23 歲的謝林受聘於耶拿大學,講授自然哲學和先驗哲學,期間他寫出了《先驗唯心論體系》。

謝林思想慢慢發生轉變,從篤信費希特,到大力反對。不過,他始終未能建立起自己的系統哲學,用黑格爾的話說,謝林所出版的書籍,幾乎是反映他自己思想的發展和變換,不能稱得上是一套完整的哲學。黑格爾死後,謝林接任耶拿大學哲學教席,1854 年前往瑞士途中不幸去世。

黑格爾生於神聖羅馬帝國符騰堡公國斯圖加特,和謝林友好。他被斯賓諾莎、康德、盧梭等人的著作吸引,且對法國大革命作出過深入觀察。1805 年任職耶拿大學教授,次年完成首部著作《精神現象學》(時值拿破崙軍隊攻佔耶拿)。

往後的日子,黑格爾寫成《大邏輯》、《哲學科學百科全書綱要》(按照精神發展順序,由概念之間的活動開出自然界,再產生自我意識,分為三個部份:《小邏輯》、《自然哲學》、《精神哲學》)、《法哲學原理》。另有講演錄四本:《美學講演錄》、《歷史哲學講演錄》、《哲學史講演錄》、《宗教哲學講演錄》。

1818 年,黑格爾接任費希特在柏林大學哲學系的教席。1831 年死於霍亂。

黑格爾認為,在精神的歷史發展中,有三個主要階段:東方人、希臘人與羅馬人、日耳曼人。他說:

「東方過去只知道,到今天也只知道唯一的自由;希臘與羅馬世界知道若干的自由;日耳曼世界知道所有的自由。」

「日耳曼精神是新世界的精神。新世界的目的是實現絕對真理,作為自由的無限自決 - 以自己的絕對形式本身作為其旨趣的那種自由。」

羅素指出,「在他 (黑格爾) 來講,『自由』所指的無非是服從法律的權利。」(此與英、美意義的「自由」迥異,以上所引見《西方哲學史》)

因看重西方,所以瞧不起中國哲學,「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裡思辯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 - 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哲學史講演錄》)。

他推崇英雄如拿破崙,稱之為「馬背上的世界精神」。國家在他眼中,是「現實存在的實現了的道德生活」,是「理性自由的體現,這自由在客觀的形式中實現並認識自己」。而普魯士乃體現絕對精神的最好的國家制度。

希特拉在《我的奮鬥》中高呼︰「民族國家中的民族意識,必定能夠創造出一個輝煌的時代。」納粹主義的抬頭,獨裁者的崛起,黑格爾所鼓吹的民族主義及國家主義難辭其咎。

黑格爾的辯證法後來被馬克思 (Karl Marx) 改造,思維 (精神) 屬上層建築,受下層建築所支配、左右,下層建築指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對立與消解。辯證法因此變成「唯物的」,階級鬥爭推動著歷史發展。

2019年1月26日 星期六

德國觀念論 (下) - 黑格爾

對物自身的批評

康德哲學一大貢獻是把哲學探索的首要對象由客體 (被認知、被實踐的東西) 轉成主體 (認知者、實踐者)。主體雖有先驗的認知機能和道德法則來確保知識和行為有普遍的準則,但也只能以這些機制來處理客體給予的感官資料,而客體所擁有、超出認知界限的性質,即物自身,便是主體不可知悉。物自身的神秘、模糊不清,為黑格爾所不能接受。

黑格爾對物自身提出三點批評:

1. 物自身只是主體的幻象,不是真正的外物;

2. 物自身令客體無法被理性和知性觸碰,僅能靠信仰達至;

3. 主體永遠停留在自己這邊,達不到客體的彼岸,求知欲因此不能被滿足。

對於 2,康德明顯把實踐理性、三大設準、道德和物自身相扣連,他或許會回應:「理性 (指理論理性、知解理性)、知性當清楚知道自己的局限」。

至於 3,康德可能說:當理性、知性清楚哪些東西可以知道,哪些東西永遠不可被知道,求知欲自然會收斂。屆時,即使達不到客體的彼岸,理性、知性也不會不滿足。

黑格爾不明白康德的用心,以思維 (費希特所謂「自我意識」,包括理性和認知機制) 作為世界 (謝林所謂「自然」) 本身的規定 (換言之,思維不只屬於人類),「實在事物的秩序和聯繫同樣是概念的秩序和聯繫」,主體客體打成一片,他的哲學稱為「絕對觀念論」(absolute idealism),有別於康德的「主觀觀念論」(subjective idealism)。

思維 (精神) 作為一切事物 (現象) 的根基

思維不是隨意空想,而是有內在的普遍形式和嚴密的內容層級。在《邏輯學》中,黑格爾把思維的內容層級排列出來,更高級更具體的概念包含着更低級更抽象的概念。黑格爾指出,思維雖是主體擁有,卻是客觀和絕對的。

和感性、情緒、記憶、意志、身體控制等心靈機能相比,思維更加根本 (心靈的最根本形式)。感性、情緒、記憶、意志、身體控制等都是思維的表象,被思維統攝,不可能獨立於思維。

思維的規定既同於事物的規定,人類心靈的一切機制都是思維的模態,思維在黑格爾看來,等於一切事物的基礎。這個既是主體又是客體的思維,有著生成作用和本體論的地位,即是實體 (substance),黑格爾稱之為精神 (Spirit)。

精神是現象世界的本源,現象世界中不同文化、國家、個人之間的衝突乃至戰爭,不過是同一個精神在發展其自己 (整個世界是精神內部發展過程)。精神意欲向高級階段發展,變得更自由,有更豐富的知識和更清楚的自我意識,於是內在產生動力推動現象世界 (精神的產物) 發展。

揚棄與「正 - 反 - 合」

精神發展的每一個環節,都已包含下一個環節的生長潛質 (如「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種子」)。新長成的環節會揚棄上一個環節。所謂「揚棄」,不是說新環節徹底消滅舊的,而是取消它的主導地位,但仍留它的功能。

邏輯規定上,一極自身已經內含它的反面,不能永久保持同一,它會過渡到對方 (完全由內在矛盾決定,此一意義下,也算是自由,一種封閉性的、機械性的自由),最後兩極附屬於一個包含它們的統一體,此之謂「正 - 反 - 合」(Thesis-Antithesis-Synthesis)。

自我意識

自我意識是一個很有趣的精神現象。我們可以把「自我」當作可被言說、可被思考的對象 (即對象化 objectify「自我」),但當我們一這麼做,「自我」就隨之消失。故此,對「自我」的反思是一個無限的進程,我們會發現「自我」永遠無法被窮盡。

要窮盡、把握「自我」,必須是純粹概念的自我把握,即思維浸淫在自身之中。純粹概念對自身的理解,背後沒有更真實的另一個存在,而只有概念自身。無限的進程得以終止。

以個體需求和他人欲望為基礎的倫理學

有別於康德講究行動上遵循義務的規範、在動機上要全無私心,黑格爾以為,人作為生物,就應該滿足基本欲望。欲望滿足不是壞事,人的生存和生活本身亦沒任何可恥之處。

反而,純道德觀念要不得,必須被揚棄,因其容易滋長「良心主義」(假善良之名行惡)。

黑格爾說:「自己過活,也讓別人過活」(Live and let live),此可視為其倫理學的宗旨。

精神客觀化成為社會和國家

精神不單單是個人心靈,它還會客觀化成為社會和國家。

黑格爾指出,人有「第一自然」(被性欲、食欲這些本能和需要驅動) 和「第二自然」(需求被抽象化成為與他者建立的社會關係)。人不甘被直接、未經勞動改造的自然供養,積極把自然物變成更精細、更多樣的產品。人類的自然需求因此催生合作生產、系統性的社會分工與階級制,推動「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 的出現。

人類脫離自然而進入社會,他們開始懂得運用理智估算和掌控自然,並知道彼此能夠相互滿足,換句話說,他們獲得了知識和自由。

人在社會藉勞動累積財富,這些財產需要得到保障,於是有國家的出現。黑格爾主張:

a. 國家要用明文法律清晰界定法權 (right),禁絕任何人侵害他人的意志及財產 (意志的結晶),以保障全部人的個體自由得以實現和發展;

b. 國家不只有行政、立法、司法、軍事等現實功能,更有著崇高而實質的普遍性。它不服務於某個個體,而是為所有個體服務 (每個個體同時必須予以服從)。

歷史哲學

世界歷史的發展,其實是精神向更普及的自由、更明確的自我意識發展的歷程。

黑格爾認為,歷史發展是實存的人生死相搏的殘酷過程,而發展的結果普遍是敵我雙方都同歸於盡 - 被精神的新階段揚棄。精神的發展使舊的敵對關係消解,但它在滿足於新的自由不久後,又發現自己包含著更激烈的新敵對關係。歷史因此充滿「正 - 反 - 合」的辯證色彩,矛盾衝突不止,是不斷的悲劇。

「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並非要煽動人維護或推翻某些制度,而是要提醒人理解那個現存制度的實現條件 (也是消亡條件) 是什麼。

2019年1月25日 星期五

德國觀念論 (中) - 謝林

費希特解消了康德的物自身,卻過份注重自我意識的絕對性。謝林 (F. W. J.  Schelling) 覺得,如果自我意識是絕對的,它便不會去接觸非自我的事物。故此,要明白外在世界跟自我意識的關係,不能單從自我意識出發,而是要融合主觀性和客觀性,所謂主客相融。

謝林強調「自然」,視之為一種和自我意識有著同等地位的實在。跟常識用法的自然 (一切在現象中出現的、受自然法則所規限的外在世界) 迥異,謝林的「自然」具有絕對生命力和創造力,為擁有生命力及創造力的存在。自然不純粹是一團死物,它也擁有自我意識,有自己內在的理性和目的。研究自然內在的動力結構和普遍原理 (勉強類比,相當於宋明理學之生生天道,即存在之理),屬自然哲學的範疇。換言之,自然哲學是要從可見的自然中把握不可見的精神 (自然的自我意識,內在的理性和目的)。

受斯賓諾莎「泛神論」啟發,謝林把自然和自我意識看成是一個更高本原 -「絕對」的兩個方面,發展出同一哲學。「絕對」的同一性構成了萬物一切形式和所有表現的基礎,而要理解此同一性,人必須運用理智直觀。

謝林以「上帝」為「絕對」的代名詞。由於所有存在都基於上帝,上帝存在的根據也只能在上帝本身。上帝自身雖是至善,但至善是尚未實現的,尚未形著彰顯的。上帝為了啟示其自身作為至善,遂利用人類作為中介,通過人有選擇為惡的自由,使其啟示行為有地盤落實 (惡因此不可消除)。人有為惡的自由,也可選擇為善,簡單講,人類在世的目標,就是令上帝之至善全幅彰顯。沒有人存在,上帝就無法展現其至善。而沒有上帝,人的存在亦失去意義和價值。

從費希特到謝林,是主觀唯心主義向客觀唯心主義的過渡。黑格爾 (G. W. F.  Hegel) 沿謝林的思路走下去,提出「絕對精神」(Absolute Spirit)。

「絕對精神」是一種活生生的、積極能動的力量,內在於宇宙萬物以為其本質和核心 (不離),卻先於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永恆存在著 (不即)。「絕對精神」從來沒有停止運動,它永遠在前進著、在運動著。「絕對精神」有時譯作「絕對觀念」。

山河大地、動物植物、人類社會……通通是「絕對精神」之展開其自己、實現其自己。費希特的自我意識因此是「絕對精神」在某一階段的一種展現,並非最根本的起點。

「絕對精神」通過正 - 反 - 合的辯證運動,分階段地把種種事物實現出來:

I. 第一階段:「絕對精神」在純粹的「概念」世界裏運動 (正);

II. 第二階段:「絕對精神」於「概念」世界中把自己外化出來,形成有具體物質內容的自然界 (反);

III. 第三階段:「絕對精神」揚棄自然界,回復其自身,先後表現為「主觀精神」(個人自我意識的形成和發展)、「客觀精神」和「絕對精神」。「絕對精神」經歷一連串變化,終於全面發現自己、認識自己、彰顯自己。

「絕對精神」要認識自己 (即自我意識如何把握「絕對精神」,因自我意識屬「絕對精神」一展現,遂變成「絕對精神」如何認識其自身),在藝術中要通過直觀,在宗教中要通過表像或想像,在哲學中要通過邏輯思考。

2019年1月24日 星期四

德國觀念論 (上) - 費希特

費希特 (J. G. Fichte) 哲學的重心是要尋求所有可能經驗的基礎。這裡涉及一個問題:我們有無必要超離經驗、站到經驗以外去分析經驗?費希特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認為,人有抽象思維的能力,可以界劃出經驗和使經驗得以可能的根據。故此,人身處經驗當中去分析即可。

按照康德的觀點,經驗得以可能,是物自身對認知主體刺激使然。換言之,康德傾向以客觀、外在、獨立的物自身作為經驗的基礎。費希特不採此「獨斷論」(dogmatism) 的立場,選擇從自我意識出發,以其理性表象能力解釋經驗如何可能。自我意識以某種方式建構自身,再推導出外在世界 (非我) 的存在。這是徹頭徹尾的「觀念論」(idealism)。

自我意識以某種方式建構自身,此一自我意識建構自身的能力、自由 (絕對自我),內在於自我意識,乃一原初被規定的障礙、約束、限制 (勉強類比,可用沙特「我是被命定為自由」理解)。不過,障礙、約束、限制的另一面,是刺激、引發自我意識去發現自己、創造自己。

自我意識與外在世界的存在,兩者之間的關係,可被這樣理解:外在世界的存在,確切些說,其實是外在世界為我而存在。它是要相對於我而存在,反之亦然。而由於外在世界從來離不開自我意識對它的感知、規定,自我意識的意向行為一定會構成對外在世界的規定。在這個意義下,外在世界某程度是自我意識活動的產物,例如我把意義賦予某物、用概念對某物作出規定。

經驗是自我意識發現自己、創造自己的總歷程,它同時成全了外在世界的存在 (對我而存在),費希特的洞見後來影響黑格爾。

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 形容費希特徹底取消物自體,是一種絕妙的靈感。

1806 年,拿破崙佔領柏林期間,費希特接連發表《告德意志國民書》,宣揚德國國家主義。他提出德意志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優越,批評猶太人腐蝕德意志,主張把猶太人驅逐出境。他甚至厭惡波蘭,指波蘭人是未開化的蠻族。

黑格爾撰《歷史哲學》,高呼「普魯士王國是體現『絕對觀念』的最好國家制度」。希特拉圖謀德意志民族復興,首先入侵波蘭,繼而設置集中營對猶太人作種族清洗。德國對世界造成的災難,所犯下的罪惡,跟其哲學思想有密切關係,

費希特死後,謝林沿他的思路進一步發揮。謝林不贊同費希特輕視外在世界,覺得外在世界 (他稱之為「自然」) 有其內在的理性和目的,是具有和自我意識同等地位的實在。為此,他創建自然哲學,補充費希特哲學的不足。

自然哲學探究外在世界內含的動力結構和普遍原理 (相當於古希臘的邏各斯 Logos,既生成創造萬物,又是萬物變化的一種規律)。謝林相信,當外在世界和自我意識於不受條件約束下達成一致,其即體現絕對,絕對是種種對立的同一性。

2019年1月23日 星期三

康德哲學 (下)

康德哲學揚棄了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達至一個更高的綜合。它一方面承認感官資料是知識構成的重要部份,一方面不否定天賦觀念 (innate idea) 的存在,提出「十二範疇」(包括因果律)。

感官資料背後的根據為何?康德回答:物自身 (thing-in-itself)。然而,物自身概念是模糊的。物自身無法被感官把握,它是什麼樣的一種東西,甚至究竟有沒有它存在,頗成疑問。後來德國觀念論哲學家費希特 (J. G. Fichte) 索性將物自身取消,代之以絕對自我。絕對自我是構成自我意識 (self-consciousness) 的先驗要素,自我意識則是使所有認知得以可能的根據。

康德在倫理學上又建立了定然命令 (categorical imperative,由實踐理性自行立法、頒布、遵守),「行動時對待人的方式是,不論是自己或他人,絕對不把人只當成手段 (merely as a means to an end),而永遠要把人當成是目的」,義務論 (deontology) 的立場,跟效益主義 (utilitarianism) 迥異。後者需要理會行為的後果、影響 (consequence),前者只考慮行為本身。

對於啟蒙運動,康德也有自己一套見解。在<何謂啟蒙>中,他劈頭就說:

「啟蒙是人之超脫於他自己招致的未成年狀態。未成年狀態是無他人的指導即無法使用自己的知性的那種無能的狀態。如果未成年狀態的原因不在於缺乏知性,而在於缺乏不靠他人指導去使用知性的決心和勇氣,這種未成年狀態便是自己招致的。勇於求知吧!鼓起勇氣使用自己的知性吧!這便是啟蒙的格言。」(李明輝譯)

啟蒙運動是一場解放運動。所謂解放,是指人要在無他人指導下,勇敢運用自己的理性,獨立思考。進一步引申,即是要從權威手上奪回表達自己思想的權利。

或許有人憂慮,讓每個人自由運用理性表達自己的思想,將會造成社會混亂。康德認為,此不過是部份人誇大其辭,杞人憂天,並非真有其事。

在文章後半部份,他區分了兩種理性運用︰

a. 理性之公開運用

一個人作為世界公民、公共知識分子,在公眾面前表達自己運用理性思考所得的成果,不受制於任何特定的目的,只為理性思考運用本身承擔責任,「某人以學者身份面對讀者世界的全體公眾就其理性所作的運用」。

b. 理性之私自運用

一個人在某個職位下,受制於該職位,運用理性表達與該職位相符的言論。「他在某一個委任的公共職位或職務上可能就其理性所作的運用」。

康德相信,啟蒙非由知識的量決定,而由一個人多大程度上運用理性獨立思考決定。

1795 年,康德撰《永久和平論》(Perpetual Peace: A Philosophical Sketch),主張:

i. 每一個國家的公民憲法都應當是共和制的 (The civil constitution of all states to be republican);

ii. 國際法應當建基於自由國家的聯邦制之上 (The law of nations shall be founded on a federation of free states);

iii. 世界公民法應當依據普遍受到友好接待的條件加以限定 (The law of world citizenship shall be limited to conditions of universal hospitality)。

康德的國際永久和平思想,刺激國際聯盟 (League of Nations)、聯合國 (United Nations) 出現。

2019年1月22日 星期二

康德哲學 (上)

要了解康德哲學,不能不了解康德以前的哲學家思想著什麼問題。

自柏拉圖起,西方哲學集中對形上世界展開種種論述。從理型 (idea) 到上帝,全是經驗無法把捉,只能思議。即使到了笛卡兒,其仍汲汲於論證上帝存在。這些不斷思議建立出來的形上學,可統稱為「觀解的形上學」(theoretical metaphysics)。

康德之所以超越前人,是因為他不沿著前人的路走下去,反而提出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能對理型、上帝一類東西產生知識嗎?進一步問:知識如何可能?如識的界限在哪裡?為知識劃界,乃康德一大貢獻,亦是《純粹理性批判》(第一批判) 的主題所在。

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認為,知識主要由三類命題構成:

(1) 先驗分析命題;

(2) 先驗綜合命題;

(3) 後驗綜合命題。

凡邏輯學上的知識,屬 (1)。如「所有男人都是人」,毋須藉外界經驗以判定其為真,故云「先驗」。無知識內容的增加,謂詞概念包含於主詞概念中,故云「分析」。

凡自然科學上的知識,屬 (3)。如「太陽從東邊升起」,必須藉外界經驗以判定其為真,故云「後驗」。有知識內容的增加,謂詞概念不包含於主詞概念中,故云「綜合」。

先驗綜合命題,即「毋須藉外界經驗以判定其為真,卻可以增加新的知識的命題」。康德將所有數學知識 (如「三角形內角和是一百八十度」、「7+5=12」) 歸入此類。

有關理型、上帝等的論述,全是一堆無法透過經驗以判定其為真的後驗綜合命題,康德不視此為知識。

人對於形上本體一無所知,但世界的千差萬別始終需要被解釋。康德於是提出時間、空間,以及十二範疇,從知識論的層面 (而不從形上學) 予以回答。

康德覺得,經驗世界之所以可能,源於人擁有兩種先天感性直觀形式 - 時間、空間。時空感性就像一個眼鏡,人必須透過這個眼鏡去看事物,由此才能獲得經驗。

經驗世界給予人感官資料 (sense data),但感官資料本身是無序的、雜多的、混亂的。它要變得井然有序、為人所能理解,須經過人的認知心靈,「十二範疇」就是十二個人類認知必然要有的基本概念。沒有它們,經驗是無法被轉化為知識的。

休謨將因果律視為人的習慣和經驗 (總是把前後相繼的兩類客體或事件聯繫起來),康德不認同,把因果律置於「十二範疇」內。

時間、空間、十二範疇都是人先天 (innate) 擁有的,是先於經驗而使經驗得以可能的條件,故稱「超驗」(transcendental)。

由於康德改從知識論層面解釋世界的千差萬別、摒棄了傳統的形上學,後世稱之為「哥白尼式的革命」(哥白尼提出「太陽中心說」,令人從此不再相信「地球中心說」。康德提出「超驗哲學」,也令人不再建立「觀解的形上學」以解釋經驗世界)。

康德反對「觀解的形上學」,卻並非不建立形上學。其形上學奠基於實踐理性。

在處理好知識問題後,康德著手思考「道德如何可能?」這也是《實踐理性批判》(第二批判) 的主題。

自蘇格拉底開始,提倡「知識即道德」,這是以知識態度談道德問題,結果產生一套套對道德的理解,倒未有教人如何行道德。

康德以為,道德不應由知解理性 / 認知心靈負責,該由實踐理性負責。

實踐理性為人的行為立普遍法則 (即道德法則),它自己立法、自己頒布、自己遵守,體現著高度的自作主宰 (屬自律道德,非他律)。此一自作主宰不是錯覺 (illusion),否則人即無法為其言行負責,它必須是一意志的自由 (freedom of will)。

與此同時,為鼓勵人行道德,不得不確保「好人有好報」,德福一致。今世沒好報,來世有。靈魂因此要不滅。誰據你今世的言行保證你來世的幸福?上帝因此必須存在。

所以,意志的自由、靈魂的不滅、上帝的存在,乃康德回答「道德如何可能?」時提出的三大設準 (postulate)。因無法被知解理性 / 認知心靈證明,故云「設準」。因沒有它們即無法成就道德,故不得不設。

有別於玄思冥想,康德是從道德實踐出發,開出三大設準。其形上學是「道德底形上學」,非「觀解的」。

對照中國哲學,唯識宗的「萬法唯識」(一切現象俱由心識所變現,變現是認知地變)、直承孟子而來的陸王心學,皆與康德哲學有契接、互通的地方。

2019年1月21日 星期一

英國經驗主義 (下) - 柏克萊、休謨

「存在就是被感知」(to be is to be perceived) 是柏克萊 (George Berkeley) 哲學的中心命題。世間一切事物的存在,皆不能離開心靈的感知經驗。事物獨立存在被看成不可理解,這是唯心論的立場。

有人可能反駁:天上的星辰、地上的山川,即使人類對它們無所感知,它們仍舊存在。此證「存在就是被感知」不妥。對此,柏克萊的回應是:事物之所以仍然存在,是因為它們被更高級的心靈感知,而那個更高級的心靈就是上帝。

洛克有第一性質、第二性質的區分。第一性質指事物本身具有、不依人的感覺而轉移的那些性質,如大小、廣延等。在柏克萊眼裡,事物無法獨立存在,第一性質因此和第二性質一樣。又「托體」作為事物的基底,柏克萊覺得有關講法只是文學式的隱喻,變相把「托體」解消,這有助克服洛克知識論的矛盾處。

明代理學家王陽明言「心外無物」,驟眼看和柏克萊觀點相似,實則不然。柏克萊是從知識論的角度切入,陽明則是從道德形上學的層面立論,人的道德本心上通於天道,與天道無分別相,而「乾道 (即天道) 變化,各正性命 (令萬物皆活出自身應有的意義)」,萬物富有意義的存在,無法離開人的本心。

繼柏克萊而起的休謨 (David Hume),本乎其不可知論立場,對能感知的心靈亦予以懷疑。在休謨看來,能感知的心靈不過是眾多不斷流轉變化的知覺的集合體,一個知覺出現後,很快又消失,下個知覺又接著出現,循環不斷。能感知的心靈猶如一個舞台,各種知覺不斷來回表演、穿過,剎那而生,剎那而滅。單獨的心靈並不存在。

休謨對人通過經驗獲得的知覺予以細分:

(1) 印象 (impression) - 所有初次出現的感覺、情感和情緒。

(2) 觀念 (idea) - 感覺、情感和情緒在思維推理中的再次重現。

休謨認為,印象比觀念生動、強烈,觀念卻令人對舊有記憶進行回憶得以可能。

休謨細緻描述人類認識的發生過程:一個印象最先刺激感官,使人知覺冷、熱、飢、渴、苦、樂,這些印象在心中留下摹本。印象停止後,摹本會存留心中,這些摹本就是觀念。當這些觀念被心靈反思,便會產生諸如愛惡、希望和恐懼等新印象。整個過程的順序因此是:印象 -> 觀念 -> 反省印象。

另外,休謨對因果關係、實然應然的區分 (is - ought distinction) 也作出了探討。

他認為,人無法知覺因果關係本身,只能知覺被當作原因和結果的兩個對象,在空間上彼此相近,以及在時間上的一前一後。以打桌球為例,人們僅能知覺白球撞擊黑球,白球和黑球在空間上接近,白球的運動先於黑球的運動,卻無法知覺白球運動是黑球運動的原因。因果關係之所以出現,某程度上是源自人們的習慣。事實上,兩者在空間上接近和在時間上前後相繼,完全可以出於偶然。

「實然」(is) 指「是 / 不是什麼」,「應然」(ought) 指「應該 / 不應該如何」,實然、應然之間存有一個難以克服的鴻溝,由實然推論不出應然。舉例說,世界上每日都有戰爭發生,無法推論出戰爭應該發生。倫理學要處理的,是關於應然的問題,而不是關於實然的問題。

2019年1月20日 星期日

英國經驗主義 (上) - 洛克

理性主義 (rationalism) 認為,知識必須奠基於最簡單、最基本、最真確的天賦觀念 (innate ideas) 上,由這些觀念出發,利用演繹法推導出整個知識系統。把知識奠基在感官知覺上是錯誤的,因為感官知覺多變且不具普遍性。理性主義的代表人物有笛卡兒、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茲。

和理性主義相反,經驗主義 (empiricism) 主張以經驗作為知識基礎,反對人有天賦觀念,相信歸納法才是獲得知識的方法。理性主義盛行於歐洲大陸,經驗主義則盛行於英國。經驗主義的代表人物有洛克、柏克萊和休謨。

洛克 (John Locke) 在《人類理解論》(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中指出,一切構成知識的元素俱來自觀念 (ideas),觀念非天賦,乃來自經驗。當人經驗某事物時,心中即產生相應觀念。換言之,觀念是有關一切認知對象的、通過經驗湧現於心靈的內容。

而人經驗事物的途徑有二:

(1) 感覺 (sensation) - 感覺認識是被動的,事物刺激人類的感覺器官,令人們獲得簡單觀念;

(2) 反省 (reflection) - 反省是以儲存在心靈的觀念為對象,對其加以思考、懷疑、推理、組合等。人有三種反省能力。一是把眾多簡單觀念組合,形成複雜觀念。二是把兩個觀念並列起來加以觀察。三是把眾多觀念自主要觀念之中排斥出去 (抽象能力)。

由於人心中無天賦觀念,「心靈 (案:此處之心為認知心) 就如一塊白板」(Tabula Rasa),人需要通過後天經驗累積方能獲得觀念和知識。邏輯學上某些思考原則如同一律、矛盾律等,看似先天內在於人心,實則不過是人類彼此協定而出現。理性 (認知心的能力) 能夠發現這些原則,卻無法證明那些原則是上天賦予。

洛克進一步對觀念作出詳細劃分:

I. 簡單觀念 (simple ideas) - 構成經驗的最基本單位 (basic constituent),不可能再細分。

a. 有關單一感官 (one sense) 的簡單觀念,如味道、顏色、聲音等;

b. 有關多個感官 (diverse sense) 的簡單觀念,如運動、靜止、廣延;

c. 有關反省的簡單觀念,如判斷、信念、記憶等;

d. 同時有關感覺及反省的簡單觀念,如疼痛、存在、壓力等。

II. 複雜觀念 (complex ideas) - 由多個簡單觀念組成。

A. 簡單模式 (simple modes),由重複同一類簡單觀念而組成,如數字、距離等;

B. 混合模式 (mixed modes),由不同類型的簡單觀念組成,如「美」由「顏色」和「形態」組成;

C. 實體,由指涉獨特個別物體 (distinct particular things) 的簡單觀念組成,如人、牛、狗等;

D. 關係:對各個簡單觀念、模式或實體的比較,例如因和果、夫和妻等。

外界事物上,洛克又作出下列區分:

i. 第一性質 (primary qualities) - 實在的性質,即是客觀不變,與事物本身相應、不依人的感覺而改變的那些性質,如事物的大小、形狀、廣延等;

ii. 第二性質 (secondary qualities) - 事物表面呈現給我們、不為事物本來所具有的性質,如聲音、顏色、味道等。

洛克相信,第一性質確保人們能夠憑藉經驗得到客觀不變的知識。

另外,他提出「托體」(substratum),作為一切外界事物背後的根據 (有趣的是,「托體」無法被經驗認知) 。

2019年1月19日 星期六

歐陸理性主義 (下) - 萊布尼茲

萊布尼茲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出生於神聖羅馬帝國的萊比錫,是德意志哲學家,也是理性主義的殿軍人物。

針對精神和物質如何交互作用,他按照物質的無限細分 (infinite divisibility) 與緊密連接 (law of continuity) 原則,建構出著名的「單子論」(Monadology)。

萊布尼茲認為,一切物質都是複合物,亦即是更小的部分的結合。這些更小的東西又可被不斷切割直到最小、最純粹,亦即不含部分和不可再分割的單子。

單子 (monad) 具有以下六項特徵:

(1) 不可分割 (indivisible)

單子不具有廣延 (佔有空間和具有形狀) 屬性,而只有具廣延屬性的物體才可分割,故單子不可分割。

(2) 不滅 (indestructible)

單子依靠上帝創造。由於單子不可分割,上帝並非逐件逐塊組成單子,而是一下子把單子整個創造。由於單子不具廣延,所以不會遭受物理性損傷 (故云不滅)。如果單子被毀滅,那只能是被上帝一下子毀滅。又單子是生物的靈魂,單子不滅,即靈魂不滅。

(3) 自發性 (spontaneous)

單子中存有一種「力」,使得世間種種生物皆根據自己的本性而活動,實現自己該實現的目的,朝氣蓬勃 (此處萊布尼茲明顯反對機械論立場,機械論主張:所有事物的運動必受另一東西所推動)。

(4) 眾多 (numerous)

單子數目眾多,是多而非一 (每粒單子的質並不相同)。

(5) 無窗戶性 (windowless)

單子間相互獨立,沒有物理影響及相互作用,單子自身「是無窗的」。

(6) 精神性的存在 (soul-like)

單子有不同程度的精神活動。人類和動物有欲望 (appetition) 和知覺 (perception),會活動和生長。植物無明顯的欲望和知覺,但仍會生長。這些都是單子使然。

精神和物質的交互作用,實際是單子依其內在原則而變化。所有物質都是由單子組成,都是精神,這等於把笛卡兒、斯賓諾莎仍保有的物質一邊取消,視單子為世上唯一的真正的實體。

每粒單子獨立而封閉,卻呈現彼此協調狀,造成精神和物質交互作用的假象,萊布尼茲指出,此乃出於上帝的安排:上帝創造萬物時預先安排好各自的軌道,讓整個宇宙構成一個和諧的整體。他這個觀點稱為「預定和諧」(pre-established harmony) 論。

上帝猶如一個出色的鐘錶匠,把精神和物質製作得完全互相協調。當精神每作出一個決定,相應的形體運動伴隨而來,反之亦然,實則兩者並無交雜,僅遵守各自的規則而已。

上帝在萊布尼茲眼中,是最完滿、最純粹、最高級的精神實體,即超級單子。祂既是所有實際存在東西的存在理由,亦是所有可能存在的東西之理由。

和基督教一樣,萊布尼茲相信上帝全善,「我們的宇宙,在某種意義上是上帝所創造的最好的一個」。世上的惡 (evil) 要麼是為了宇宙的平衡及懲罰惡人 (指物理惡,自然界突然發生的災難),要麼是人類濫用上帝賦予的自由意志、自己選擇棄善從惡造成 (指倫理惡)。

萊布尼茲還發明了微積分,並闡明合取、析取、否定、同一,對數學及邏輯學的發展作出很大的貢獻。

2019年1月18日 星期五

歐陸理性主義 (中) - 斯賓諾莎

斯賓諾莎 (Baruch Spinoza) 的祖先是居住在西班牙的猶太人,因逃避西班牙政府的宗教和種族迫害,舉家逃難葡萄牙,輾轉逃亡荷蘭。斯賓諾莎出生於阿姆斯特丹,早年曾學習神學,也接受過拉丁語的訓練。自從接觸笛卡兒的著作,他專心研究笛氏的哲學思想,同時以磨鏡片維持生活。1677 年,斯賓諾莎疑因長期吸入大量玻璃粉塵,導致肺癆,死時僅 44 歲。

斯賓諾莎的代表作為《倫理學》(Ethica)。有別於一般談倫理學的著作,全書是以歐幾里得的幾何學方式來撰寫的,一開始就給出一組公理和各種公式,從中產生命題、證明、推論、解釋。理性主義強調由基本的、真確無誤的簡單觀念出發,通過演繹法逐步扣連其他觀念、命題,建構整座知識大廈。斯賓諾莎做哲學的方式,和理性主義所主張基本上一致。

斯賓諾莎認為,人要懂得如何在世界中生活,享有幸福,必須先認識上帝的本質、屬性和模式。換言之,上帝乃斯賓諾莎倫理學的起點。

斯賓諾莎不把上帝看成有知、情、意 (不把上帝人格化),而視祂為唯一的實體 (substance)。所謂「實體」,是在自身內並通過自身被認識的東西。它至大無外。它是「一」(one)。在它之前和之外都不存在任何東西,萬物只能依附它而存在 (在這個意義下,它是無所不包的自然,自然不是指有花草樹木的自然,而是指整個世界)。它永恆存在,無始無終。它是無限的,因此不可能另有一個實體。實體不離事物而獨存,宇宙整體就是神的存在本身,此一主張稱為「泛神論」(pantheism)。

「泛神論」式的對上帝的理解,後來為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所接受,愛因斯坦說:「我信仰斯賓諾莎的那個在存在事物的秩序與和諧中顯示出來的上帝,而不信仰那個同人類的命運和行為有牽累的上帝。」

實體具有無限多屬性 (attributes),每個屬性各有其特殊樣式 (mode)。世間一切事物 (包括人類) 俱作為實體屬性之特殊樣式而存在。

精神、物質如何交感溝通是笛卡兒哲學一大理論困難。斯賓諾莎訴諸實體一元論,將思維 (thinking,精神) 和廣延 (extension,物質) 視作同一實體的兩個面向,說:「一個思想可以為另一個思想所限制,一個物體也可以為另一個物所限制,但是物體不能限制思想,思想也不能限制物體」。對精神、物質交感溝通的解消,竊以為得益於格令克斯 (Geulincx) 和馬勒伯朗士 (Malebranche) 的「二時鐘說」。

世上萬物 (包括人類在內) 的存在和行為皆按照一定方式為他物所決定,即受制於必然性。萬物受制於必然性,另一面便是上帝擁有完全的自由。萬物的自由是有限度的,唯有通過努力認識必然性及上帝,具有一定主動性,自由方增添一分。

斯賓諾莎還撰有《神學政治論》(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以批判視角審視傳統的《聖經》詮釋方法,並提倡天賦人權學說,社會契約說,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等。

2019年1月17日 星期四

大倒退

(一)

在泛民、建制跨陣營聯合施壓下,林鄭政府終於讓步,交出折衷方案,以圖平息風波。

一開始不決定收緊申請長者綜援年齡限制,何來風波?未有細聽民意,未作審慎研究,即夾硬施行,造成民憤才來改,試問這樣一個政府如何贏得民心支持?

當然,林鄭可以強辯:我們已及時聽取民意,作出修正。

果真聽取民意乎?抑或害怕建制派顧及長者票源,轉與政府為敵 (林鄭僅約見建制派議員商討長者綜援安排,遭公民黨楊岳橋批評)?孟子曰:「何必言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林鄭政府只見眼前現實政治利益,忽略仁義,從儒家的角度看,其實已喪失管治合法性!

英治年代,政府和民間同步呼吸,疾痛相感。主權移交後,政府越來越「離地」,林鄭「不吃人間煙火」(民建聯柯創盛形容)、自大傲慢的性格,尤其令政府拒絕認錯道歉,每次諮詢都是有預設立場的假諮詢,反對、批評聲音更完全被排斥。

政府漠視民情,一意孤行,猶如一船長閉上眼睛,不理會海上種種情況,直把船向前駛。運氣好的時候固可安然無恙,稍一不慎,即有觸礁之虞。林鄭政府今次所面對的,就是此一情況。

為政需要以民為本,需要替自己的盟友著想,需要深思熟慮。單靠巧言佞色,不適合為政。

(二)

曾蔭權刑滿出獄,被問及如何看律政司不起訴 689?他說:「不會做比較,因為會牽起以前心中的憤怒和怨恨。幾個月前,在好大努力下掃除晒,靠唸經、靠上天保佑,現在沒這些思維,心中只有感恩。」

透過宗教信仰麻醉現實不公 (李碧華說得好:「同是前特首,同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同是沒申報利益,何以一個蒙難坐牢?一個逍遙法外?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嗎?」) 導致的忿恨,這是魏晉南北朝的常態,也是歐洲中世紀的常態。現代社會主張用制度改革消弭現實種種不公,視宗教為精神鴉片。

曾幾何時,香港已順利走上現代化,何解到了今時今日,竟倒退至中世紀?孰令致之?

(三)

加拿大男子謝倫伯格在中共國因販毒罪被判死刑,據說審理過程出奇地迅速,而且謝倫伯格不斷宣稱自己是無辜的,自己並無做被指控的事情。

有猜測指,中共之所以堅持處死謝倫伯格,旨在換取華為太子女孟晚舟獲釋。觀乎最近有多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共國因各種原因被拘留,空穴來風,未必無因。

司法為政治服務,亳無獨立可言,此非現代文明國家之規模。

- - - - -

當一個未步入現代文明的專制國家,用其粗暴橫蠻的方式管治已順利現代化的香港,加上部份為利祿謀的高官、政客、知識分子趕緊挖牆角,普羅大眾或逆來順受,或如曾蔭權用宗教來麻醉,或默不作聲,香港焉能不出現大倒退?

2019年1月16日 星期三

歐陸理性主義 (上) - 笛卡兒

中世紀哲學的重心是形上學,所謂「哲學乃神學之婢女」。進入近代,哲學發展出現「知識論轉向」(the epistemological turn),由探討上帝是否存在、是否全善全能全知,轉為思考人類究竟能否認識上帝、理解上帝,即思考人類的認知方式及其界限。近代哲學由笛卡兒 (René Descartes) 開其端。

笛卡兒是十七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其哲學主張見於《沉思錄》(Meditations)。

笛卡兒認為,真確的知識必須始於一真確無誤的起點。如何找出真確無誤的觀念作為起點?笛卡兒建議採用「分析方法」。所謂「分析方法」,是對我們日常的每一個觀念盡量懷疑、分解,分解至清楚明白、不能再被懷疑的簡單觀念為止。以最簡單、清楚、明白的觀念為基礎,扣連其他不同觀念,建立整座知識大廈。這是笛卡兒知識論一大特色。

對每個觀念予以懷疑,加以分解,其實是一種懷疑主義。不過,和傳統的懷疑主義者迴異,「笛卡兒式懷疑」(Cartesian doubt,又稱方法論上的懷疑 Methodological doubt) 是一種手段,旨在找出確定無誤的觀念以建構知識,「真理是不可知的」並非笛卡兒的立場。

經過「笛卡兒式懷疑」,來自感官的知識最先不值得完全信賴,因魔鬼可以製造一些假象欺騙我們的感知 (如它可令我們把紅色當作藍色),這是有可能發生的。數學 (包括幾何) 為第二類不值得完全信賴的知識,因魔鬼可在我們計算時作出干擾。只有一正在思想的「我」,縱使魔鬼如何欺騙、干擾,都無損其存在。思想中的「我」存在是魔鬼欺騙、干擾賴以可能的前提。思想中的「我」存在被笛卡兒看成不能懷疑,一切知識由「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 此一理性直觀 (直觀指不需要依靠推論便一目了然) 命題開始。

笛卡兒要處理有手有腳的「物理我」和「思維我」之間的關係。為此,他提出「心物二元論」。「物理我」屬物質,具廣延性 (指物體佔有一定空間)。「思維我」屬精神,具直觀、判斷能力。兩者交感溝通的橋樑為「松果體」(pineal body,大腦一器官)。

羅素《西方哲學史》:

「笛卡爾的這部分理論被他的學派中的人廢棄了––起先他的荷蘭門徒格令克斯 (Geulincx) 後來馬勒伯朗士和斯賓諾莎,都把它捨掉。物理學家發現了動量守恆,按動量守恆講,在任何已知方向,全宇宙的運動總量是有一定的。這表示根本不會有笛卡爾所想像的精神對物質的那種作用。假定一切物理作用都帶碰撞性質 (笛卡爾學派很普遍地這樣假定) 動力學定律足夠確定物質的運動,精神的什麼影響完全沒有插足餘地。可是這引起一個困難。我決意要手臂動時手臂就動,然而我的意志是精神現象,我的手臂動卻是物理現象。那麼,假如精神和物質不能相互作用,為何我的肉體儼然像我的精神支配著它在活動?對這問題,格令克斯發明了一個答案,通稱『二時鐘』說。假定你有兩個都十分準確的鐘;每當一個鐘的針指整點,另一個鐘就要鳴響報時,因此倘若你眼看著一個鐘,耳聽另一個鐘的響聲,你會以為這個鐘促使那個鐘打點。 精神和肉體也如是。各自由神上緊弦,彼此步調取一致。所以當我起意志作用的時候,儘管我的意志並未實在作用於我的肉體,純物理的定律促使我的手臂運動。」

「二時鐘」說後來取代心物交感說,可視為笛卡兒哲學進一步完善。斯賓諾莎便採取「二時鐘」說解決心物問題。

笛卡兒是經院哲學出身,他仍相信上帝存在,「我思」本身是不完美的,卻擁有無限且完美的上帝的觀念,無限且完美的觀念不能來自「我思」自身,即來自外在一無限且完美的客觀實在,此一無限且完美的客觀實在,即是上帝。

上帝是善良的,不會欺騙我們,故此,我們在世上所見所聞都是真確無誤的 (知識得到保證),世上所有東西都是真實存在的 (外在世界的存在得到保證)。

笛卡兒是歐陸理性主義 (Continental Rationalism) 的創派人物,斯賓諾莎 (Baruch Spinoza) 和萊布尼茲 (Gottfried Leibnitz) 乃此一哲學流派的後繼者。

2019年1月15日 星期二

愚不可及

港共將申請長者綜援資格由 60 歲提高至 65 歲,引發軒然大波。

柒婆「我都過 60 歲,我都每日做十多個小時」固然激起一眾老友記不滿,天天在辦公室養尊處優跟文件玩遊戲,怎可以和日曬雨淋的地盤工友、開車開到胃痛的司機大佬相提並論 (自以為是,目中無人,早在「喺天堂已經預咗個位畀我」中已見端倪)?

一句「你地有份批准架」更加陰毒。民建聯、工聯會明明是「護航派」,是政府的盟友。他們在選舉依靠老友記的票。偏偏柒婆指民建聯、工聯會有份批准收緊長者綜援,此豈不是變相插兩政黨一刀?按道理,柒婆該分得清孰敵孰友,失驚無神來個突襲,難怪柯創盛 (民建聯)、陸頌雄 (工聯會) 都要破口大罵。

將年青人投入監獄做政治犯還不夠,現在更要與長者為敵,跟建制派交惡。何其愚蠢!

勞福局局長羅致光說:「社會對長者年齡的定義改變是國際大趨勢,香港已經落後,當大家都 120 歲時,60 歲剛好是中年。」簡直荒謬至極!竟然拿一個冰冷的、抽象的所謂外國數據,把僅夠維持生活的 60 歲長者趕入絕境!「長權」成員林宗祐說得好:「我們儘管可以在這裡談得很輕鬆,但對他們 (那群不能付出體力,踏入 60 至 65 歲,拿著長者綜援,卻因申請資格收緊,被迫不能再申請的老人家) 來說,是生死存亡的時間,是很艱難的時刻。」羅局長未免太涼薄!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使老有所養,向來是中華文化的優點,也是致治的關鍵。柒婆領導下的港共政權,對長者冷血無情,刻薄寡恩,既違逆中華文化,亦難以致治!

普法戰爭

1864 年,普魯士在普丹戰爭擊敗丹麥,取得什勒斯維希。1866 年,普魯士在奧普戰爭擊敗奧地利,併吞霍爾斯坦,建立北德意志邦聯。南部巴伐利亞、符騰堡等受法國支配,俾斯麥於是把槍頭對準法國。

法國自拿破崙戰敗,波旁王朝復辟。1830 年 7 月 27 日,七月革命爆發,波旁復辟期結束,七月王朝宣告成立。1848 年 2 月,法國人民對七月王朝的施政失當深感不滿,發起二月革命推翻當時的法國國王路易.腓力,建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適逢拿破崙的侄子返回法國並贏得總統大選 (此見法國人心裡希望回到拿破崙年代的輝煌),這位拿破崙的侄子便是日後的拿破崙三世 (Napoleon III)。

俾斯麥有意對法宣戰,遂借助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製造爭端。

1870 年,流亡在巴黎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二世 (Isabella II,母親是法國大革命中被處死的瑪麗王后的外甥女) 宣佈退位,西班牙政府打算請普魯士國王的遠親利奧波德親王 (Prince Leopold) 繼任國王。有關消息經西班牙報紙披露,馬上觸動法國神經。法國認為,假如利奧波德真的擔任西班牙國王,兩個屬於霍亨索倫家族 (House of Hohenzollern) 的王國 (普魯士及西班牙) 將與其邊境接壤,致使其腹背受敵。拿破崙三世為此特意安排駐普魯士大使前往威廉一世的療養地 - 埃姆斯溫泉,希望威廉一世能保證永遠不讓霍亨索倫家族中人成為西班牙王位候選人。

威廉一世覺得法國大使的要求無禮,斷然拒絕。可是,他也不贊成利奧波德親王繼承西班牙王位。早在跟法國大使 7 月 13 日會面前,即 7 月 11 日,威廉一世已派人勸利奧波德親王放棄西班牙王位。當晚,利奧波德的父親卡爾.安東 (Karl Anton) 親王給拿破崙三世發電報,宣佈他的兒子放棄西班牙王位。法國大使離開埃姆斯溫泉時,威廉一世已經告訴他普魯士政府不再參與西班牙王位的事,雙方的態度估計是有禮的、平和的。

威廉一世要求普魯士外交部駐王室代表發一份急電給俾斯麥,交代他和法國大使會面的內容:

「國王陛下告訴我:

『貝內德狄伯爵 (即法國大使) 在走廊遇見我,以一種糾纏不休的態度要求我授權他立即發一封電報,內容是我永遠不會讓霍亨索倫家族成員繼承西班牙王位。我嚴肅地拒絕了他,因為這種永遠的承諾即不正確也不可能。不過,我告訴他我還沒有收到任何消息,而他從巴黎和馬德里得知的消息比我還早,所以他應該知道我國政府已經不再參與此事了。』

在那之後,國王陛下收到了親王的信。鑑於陛下已經告訴貝內德狄伯爵他正在等待親王的消息......陛下決定無需再為此事再次接見貝內德狄伯爵,而是由值日副官代為通知如下:國王陛下已經收到了親王的拒絕信,而巴黎在此之前已經知道這件事並通知了貝內德狄伯爵,因此國王陛下沒有更多的話要告訴大使了。

國王陛下希望由您決定是否把這些事通知我們的大使和媒體。」

俾斯麥接到電報後,和毛奇、羅恩商議,決定刪減電文,再交報紙發佈。刪減後的電文如下:

「在霍亨索倫家族的利奧波德親王已經宣佈拒絕西班牙王位,並且通知了法國政府之後,法國大使在埃姆斯進一步要求國王授權大使發佈一則電報,宣佈永遠不會讓霍亨索倫家族成員繼承西班牙王位。國王此後拒絕再次接見大使,並由值日副官通知大使說國王再沒什麼好談的了。」

斬去了前因後果,電文顯得法國大使對普魯士國王橫蠻無理,而普魯士國王亦粗暴地對待法國大使。

法國的哈瓦斯通訊社 (Agency Havas) 在翻譯電報時又把德語的副官 (adjutanten) 翻譯成法語的副官 (adjudant)。法語的副官是低級士官,連軍官都不是。和德語的副官對應是法語的 aide de camp。錯誤翻譯令法國人以為普魯士國王故意派一個中士之類的士官去通知大使,加強了電文的火藥味。

電文在報章發表那天,恰好是法國國慶日 (7 月 14 日,也稱巴士底日)。法國人覺得自己國家被普魯士羞辱,紛紛上街高呼戰爭。7 月 19 日,法國對普魯士宣戰。

「埃姆斯電報」(Ems Dispatch) 觸發普法戰爭 (Franco-Prussian War)。9 月 1 日的色當會戰 (Battle of Sedan),普魯士軍隊順利完成對法軍的包圍,同時用強大的火炮展開攻擊。法軍屢次突圍失敗,拿破崙三世不久被迫投降,表示願意「將他的佩劍交到陛下手中」。

9 月 4 日,法國國內發生政變,法蘭西第二帝國被推翻,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成立。9 月 19 日,普魯士軍隊包圍巴黎。1871 年 1 月,普、法簽訂停戰協定,未幾草簽法蘭克福條約 (Treaty of Frankfurt)。條約規定法國把阿爾薩斯 - 洛林 (Alsace-Lorraine) 割讓給德國,並須在四十九年內賠款五十億法郎,非常苛刻。

隨著威廉一世在凡爾賽宮的鏡廳宣告德意志帝國成立,德國正式統一。

2019年1月14日 星期一

奧普戰爭

自從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失敗,服從權威、崇尚武力的民族主義取代自由主義,主導德意志統一運動。1864 年 2 月,普魯士首相俾斯麥製造爭端,聯合奧地利向丹麥宣戰,史稱普丹戰爭。丹麥戰敗,10 月簽訂《維也納和約》(Treaty of Vienna),放棄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的控制權。1865 年 8 月,普、奧兩國達成協議,什勒斯維希劃歸普魯士統治,霍爾斯坦歸屬奧地利。

普魯士軍力雄厚,威廉一世貢獻至鉅。他即位後馬上實施軍事改革,起用毛奇 (Moltke) 為總參謀部參謀長,羅恩 (Roon) 為戰爭大臣。毛奇通過簡化作戰指令對普魯士的戰略防衛進行了重新設計,羅恩則革新軍隊的編制及訓練方式。 假如沒有威廉一世的軍改,俾斯麥所策動的三場統一戰爭未必有成果。

順帶一提,毛奇深受克勞塞維茲 (Clausewitz,普魯士軍事理論家)《戰爭論》(On War) 影響 (《戰爭論》有一著名論斷:「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俾斯麥是「現實政治」(Realpolitik,主張當政者應以國家利益作為從事內政外交的最高考量,而不應受到個人主觀情感、道德倫理觀、理想、意識形態左右,一切都應為國家利益服務) 的信徒。

霍爾斯坦面積狹小,且夾在什勒斯維希和普魯士本部領土中間,把它給予奧地利,其實是俾斯麥處心積慮的陰謀,旨在令奧國容易和普魯士發生衝突,為出兵製造藉口。

機會終於來臨,在

(1) 答允協助俄國取消《黑海中立條款》 (即《巴黎條約》。俄國一直想在歐洲找一暖海港 ice-free port 以延伸其勢力,黑海 Black Sea 是個好選擇。在克里米亞戰爭 Crimean War 中,俄國戰敗,與英、法、意、奧等國簽訂《巴黎條約》,條約規定劃黑海為中立地區,只對商船開放,禁止任何國家戰艦駛入,並建立軍事設施);

(2) 同意把盧森堡及萊茵河區讓給法國以換取其在奧普戰爭中保持中立;

(3) 肯定英國繼續實行光榮孤立政策 (Splendid isolation);

(4) 與皮德蒙.薩丁尼亞 (Piedmont-Sardinia) 簽訂攻守同盟條約 (皮德蒙.薩丁尼亞此時已展開意大利統一運動);

普魯士 1866 年 5 月藉奧地利毀約 (奧地利國王要求普魯士用最富庶的工業區西里西亞交換霍爾斯坦,俾斯麥乘機指責奧地利毀約),大舉出兵攻打奧地利。皮德蒙.薩丁尼亞亦參與其中。史稱奧普戰爭 (Austro-Prussian War)。

戰爭持續了七星期 (故又稱七週戰爭 Seven Weeks' War),最後奧地利戰敗,在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出面調停下,跟普魯士簽訂布拉格條約 (Treaty of Prague)。自此,德意志邦聯解散,由普魯士主導的北德意志邦聯 (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 正式建立。

特別值得注意是,普魯士善用鐵路幫助運兵、以電報維持長途通訊、採用後鏜槍 (從後方裝填子彈。奧軍仍用前鏜槍,子彈要從槍口裝填,能發射的次數有限,反應因此較慢),俱為其致勝關鍵。

奧地利被逐出德意志諸國之外,意味著「小德意志」進一步實現。剩下南部的巴伐利亞、符騰堡等,皆為法國影響力所籠罩,俾斯麥下一仗的敵人,非法國莫屬。

2019年1月13日 星期日

俾斯麥與鐵血政策

威廉一世即位後,起用俾斯麥 (Bismarck) 為首相。

俾斯麥出身傳統容克 (Junker,又譯容格) 階級。所謂容克,是指普魯士的貴族莊園主。他們在經濟上掌握大部分土地,思想比較保守。同時,其又為國家承擔軍費,政府招募他們的子弟任軍官。容克階級集經濟、軍事實力於一身,故長期壟斷普魯士軍政要職。

俾斯麥 1847 年當選柏林州議員。1848 年革命爆發,他打算動員自己領地內的農民參軍勤王。1849 年被選入新的普魯士州議會,當時俾斯麥的立場是反對德意志統一。1851 年,腓特烈威廉四世委任他為德意志邦聯會議之普魯士代表,駐法蘭克福。腓特烈威廉四世中風,弟弟威廉攝政,俾斯麥獲任命為駐俄大使。威廉一世登基,有意起用俾斯麥為首相,礙於議會反對 (俾斯麥力主擴充軍備,與議會發生衝突),威廉一世只好以俾斯麥為內相 (掌管內政),俾斯麥不甘心屈居內相,請求辭職,威廉一世改派他出任駐法大使。

1862 年的下議院選舉,自由派大獲全勝,普魯士政府要求下議院批准軍事改革的撥款,遭到拒絕,行政、立法陷入僵局,爭持不下。威廉一世苦無良策,想到俾斯麥或許有能力化解此危機,於是在 9 月 23 日把他召回,任命其為首相兼外交大臣。

俾斯麥 26 日在下議院發表著名的「鐵血演說」(Blood and Iron),提到:

「普魯士在德意志的地位,不取決於它的自由主義,而是取決於它的力量……普魯士必須集中力量,而且維持力量以待適當時機,這時機來臨了好幾次,也離開好幾次了。自從維也納諸條約以來,我們的邊界劃分得太差了,不利於健全政治。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通過演說和多數派決議所能解決的 (這正是 1848 和 1849 年的重大過失),而是要用鐵和血來解決!」

「鐵血演說」無助緩和政府與議會的矛盾,卻鞏固了威廉一世和俾斯麥之間的君臣關係。

威廉一世對俾斯麥說:

「我很清楚結局,他們會在歌劇廣場朕的窗前砍下你的頭,過些時候再砍下朕的頭。」

俾斯麥回應道:

「既然遲早要死,為何不死得體面一些?……無論是死在絞刑架上抑或死在戰場上,兩者之間是沒有區別的……必須抗爭到底!」

俾斯麥政治手腕十分靈活,得不到自由派歡心,轉為扶植工人階級抗衡自由派。他更以德國統一大業轉移議員視線,1864 年,普魯士跟丹麥爆發戰爭,掀開以武力統一德意志的序幕。

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 (Schleswig-Holstein) 位處普、丹兩國邊境,北部住民普遍為講丹麥語的丹麥人,南部住民則主要是說德語的德國人。1840 年開始,德意志和丹麥民族自由主義者各自試圖在當地爭取支持。俾斯麥決定用武力解決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問題,聯合奧地利 (乘機觀察奧國實力) 對丹麥下達最後通牒 (ultimatum),未幾,普、奧對丹麥宣戰,普丹戰爭 (German-Danish War) 爆發。

2019年1月12日 星期六

德意志關稅同盟與普魯士的君主立憲

要求德國統一的呼聲越來越大,和德意志關稅同盟 (Zollverein,以下簡稱關稅同盟) 的成功有密切關係。

關稅同盟由三十八個德意志邦國組成。1828 年,普魯士與黑森大公國 (Hesse) 達成最初的關稅協定。1831 年,黑森-卡塞爾伯國 (Landgraviate of Hesse-Kassel) 加入 (1567 年,神聖羅馬帝國內的一個諸侯國 - 黑森伯國一分為四,分出黑森-達姆城伯國,以及黑森-卡塞爾伯國。1806 年,黑森-達姆城伯國被提升為黑森大公國,乃德意志邦國之一)。1834 年,巴伐利亞 (Bavaria) 、符騰堡 (Württemberg)、薩克森 (Saxony)、圖林根 (Thuringia) 等邦國加入。關稅同盟旨在促進邦國間的貿易往來、減少內部競爭。

經濟學家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是關稅同盟的主要倡導者。和亞當.斯密強調「無形的手」(invisible hand) 不同,李氏看重國家對經濟生活所起的作用。他因此主張國家主導的工業化 (保護本國工業,對原材料零關稅,給工業品高關稅以促進本國工業發展,等待那些工業發展壯大之後再對外開放) 和貿易保護主義 (國際貿易中僅開放佔優勢的行業,不開放弱小的,以避免不佔優勢的行業面臨殘酷的國際競爭)。

關稅同盟廢除各邦國關稅,使德意志在經濟上達致統一,經濟統一催生政治統一訴求。它又由普魯士牽頭籌組,不容許奧地利加入,此令腓特烈.威廉四世宣稱希望成立一個聯邦制的德意志帝國時,不少德意志領袖紛紛響應。

法蘭克福議會失敗告終,普魯士卻有君主立憲的雛型。腓特烈.威廉四世成立了一個新的憲法,設置兩院制的國會,上議院由貴族選出,下議院則由民選產生。下議院由所有納稅人選出,選舉資格基於繳稅額,所以不能實現普選。憲法容許國王擁有任命大臣部長的權力,並重建了保守的地方議會與州份議會,也保證國王能操縱軍隊與官僚。儘管這種制度比以前的更自由,它始終偏向保守,讓國王、貴族與軍官階層掌握大權。

日本明治維新時,《明治憲法》便是仿照普魯士憲法起草。清末五大臣出洋 (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 考察歐、美、日各國憲政,將日本憲政推為列國之首,中國的政制改革也間接以普魯士為藍本。

自由主義者海耶克 (F. A. Hayek) 在成名作《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有以下一段評說:

「自十八十九世紀以來,社會制度逐漸從嚴格的階層組織轉化而成各個人至少可以自定其生活方式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中,個人得有機會認識不同的生活方式,並且有機會選擇其生活方式。這種轉變,是與商業發達有密切關聯的。從意大利北部的商業城市開始,新的生活觀隨著商業向西部與北部發展,經過法國和德國西南部向低地國家和英倫三島擴張。這種由商業而引起的新生活觀,在沒有專制的政治力量來阻抑它的地方,便根深蒂固起來。在低地國家和不列顛,這種新的生活觀在一個長時期之內得到充分的發展,並且首次得有機會自由成長,而且變成這些國家的社會與政治生活之基礎。而且,自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以來,這種新的生活觀,又從這些國家以更較充分發展了的形式向西與東擴張,擴張到新大陸,擴張到歐洲大陸的中心地區。可是,在歐洲大陸的中心地區,時常發生戰亂,並且有強大的政治壓力存在;這使得與英國相似的自由果實不能早早成長。

......二百餘年來,英國的觀念向東方發展。在英國獲致成功的自由法則,似乎注定要向全世界擴張的。約在一八七零年,英國這些觀念的支配力,也許擴張到極東的地方。可是,自從那時開始,英國觀念的支配力便開始逐漸低落;而一種不同的觀念,則開始從東方向外展進。其實,這種觀念並不新鮮,只是極其陳舊的東西。自從這陳舊的觀念擴張以來,英國在政治和社會範圍裡失去了其知識上的頭領地位,而變成別國觀念的輸入者。其後的六十年間,德國成為世界觀念的中心。從這個中心出發,德國觀念向東方和西方擴張。它注定了要統治二十世紀的思想界。無論是黑格爾或馬克斯,無論是李士特 (List) 或施謨勒 (Schmoller),無論是宋巴特 (Sombart) 或曼海門,無論是比較激烈的社會主義或比較溫和的『組織』或『計劃』,德國觀念都受英國歡迎,而且德國的社會建構都受人模仿。

雖然,大多數的新觀念,尤其是社會主義,並非起源於德國,可是這些新觀念是在德國完成的。在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葉,這些新觀念得到最完備的發展......

......德國一再成為歐洲文明的主要份子,甚至於是領導的國家。但是,這種智識上的影響立刻助使德國觀念向外擴張,以至於形成一種轉向,反對歐洲文明的基礎。德國人自己是充分感覺到這種衝突的,至少在德國人中擴張德國觀念的人是充分感覺到這種衝突的:早在納粹勃興以前,大家公認的歐洲文明的共同遺產,德國人看作是『西方』文明。他們所講的『西方』。所指不復是 Occident 的固有意義,而是意指在萊茵河以西的『西方』,在萊茵河以西的『西方』,意即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自由貿易,以及任何形式的國際主義,或愛好和平。」(譯文取自殷海光)

普魯士形態的政治經濟制度,實際是跟英美憲政 (盡量限制君主權力)、自由市場經濟 (減少國家干預) 相反,乃極權主義的淵藪。觀乎日本終走上軍國主義、中國難逃一黨一人獨裁 (民國時有蔣介石、中共有毛澤東及今天的習近平),海耶克的觀察可謂精準、深刻!

1857 年,腓特烈.威廉四世中風兼患有精神病,弟弟威廉出任攝政王。1861 年,腓特烈.威廉四世去世,威廉繼位,是為威廉一世 (Wilhelm I),史稱「威廉大帝」。

2019年1月11日 星期五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艱難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受儒家思想薰陶,向來以天下為己任。在君主手握絕對權力下,知識分子要麼進入朝廷對皇帝施以教化 / 諫諍,要麼留在民間製造輿論壓力以制約其一言一行 (如東漢太學生所為)。古代中國無憲法觀念,言論自由不獲保障,隨時招致禁錮終身,故此,大多數知識分子寧願選擇入朝出仕,期望有朝一日「得君行道」。

知識分子入仕,第一道遇到的阻力來自既得利益集團。既得利益集團其實即是職業官僚隊伍。他們唯唯諾諾,無可無不可,做事因循,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默守成規。偏偏新晉知識分子汲汲於革除昏沉的暮氣,直接威脅其權位與利益,他們自然要大聲反對,而反對的理由一般是「交結朋黨」,因皇帝懼怕臣下結黨 (仁宗朝呂夷簡派系便可視為職業官僚隊伍的表表者,孝宗朝的「王黨」亦然。范仲淹、歐陽修等則屬於新晉知識分子,受周必大、趙汝愚邀請進入中樞的理學集團亦然)。

第二道阻力來自知識分子群體內部。聖王之道載於經書、史書,但各人對經書、史書的理解大可截然不同。即使理解相同,處事作風傾向全面落實書裡的方案、大膽創新,抑或因應現實情況有所調整、循序漸進地改良,大可不盡一致。不盡一致即易生矛盾,尤其當任一方視自己所見為絕對的客觀的真理,矛盾特別難化解。王安石跟他的同僚鬧得不可開交,箇中癥結在此。

要消解矛盾,易地而處,同情地理解是必要的。各執己見,加上權位升降、勢力消長、利益得失、個人意氣之纏夾,矛盾激化成你死我亡的黨派鬥爭,知識分子「得君行道」反而成為政權的催命符,置天下於險地,有違當初欲令天下致治的初衷。

王安石當了宰相,故淪為箭靶。設想朱熹等「得君行道」,「惟惡其黨 (君子之黨) 之不眾」、「惟恐其 (指小人之黨) 去之不盡」,誰界定君子小人?判別君子小人的標準為何?是否所有君子都正直無私?所有小人都無合作溝通的空間?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妥協是為了更好的理解和溝通,朱熹不明白,王安石也不明白,幸好南宋理學集團未有掌握權力,否則下場跟王安石應該差不多。

第三道阻力來自君主心態。即使知識分子間能溝通合作,並與職業官僚隊伍並行不悖,君主可以不給予你萬二分信任。君主年幼時給予你信任,長大後可以收回。君主血氣方剛時給予你信任,年老體衰時可以收回。張居正早年得到明神宗信任,後來變得不討好,便是一好例子。

王安石、張居正順利「得君行道」,結果一鬱鬱而終,一慘遭清算,天下未有因二人而致治,反添紛爭。哪種方式最適合知識分子表達對政治的關懷、對改革現實的訴求,值得深思。

西力東漸,憲法及言論自由輸入,還有新聞作為第四權的說法、英國海德公園 (十九世紀起,人們在此舉行各種演講,以及政治集會和群眾活動) 的成功,這些俱有助中國知識分子走出昔日困局。

2019年1月10日 星期四

論王安石、張居正思想之異同

王安石、張居正是中國近古史的兩高峰。前者推動熙寧變法,後者主張萬曆新政。二人一心為國家革除積弊,最終卻不得好下場,誠堪可惜!

王安石尊孟子,張居正以周公孔子為聖人,驟眼看,二人之思想迥然不同。然而,細心觀察,荊公之學果真為孟子學?不然。王、張在思想上有出奇一致的地方。

以下我們嘗試對二人思想作一比較。

(一)

王安石曰:

余聞之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弦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為之官師,為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弦舞,使之深知其意。(<虔州學記>)

把「道德」等同「性命之理」並沒有問題,但「性命之理」寓於「俎豆鐘鼓管弦之間」,需要經過學校教育才能「深知其意」(所謂「能學問修為」),此似有違於孟子。

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惻隱、是非、羞惡、辭讓四端之心,以全善之道德本心為性。人之所以為惡 (不道德),全因放失本心而不知求,故成德之道無他,只在「求放心」而已,擴充聞見知識於此無濟於事。

張居正編《帝鑒圖說》、進《講章疏》、請錄《皇陵碑》及《御製集》等,俱反映他著重聞見知識的擴充。他又說:「析義窮理,沉幾察微」,分析、窮究都是認知心靈在起作用,一微小的念頭也要被細察,心體明顯非全善。張居正的思想明顯跟孟子有別,近於王安石。

(二)

對於「天」,王安石說:

夫天之為物也,可謂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黨,無反無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洪范傳>)

漆俠講得好,「王安石所認識的『天』,是繼承荀子的『天』而不是孟子之『天』」。

孟子言「天」,是由本心直通上去的,所謂「盡心知性則知天」。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天知道我本乎內心的仁而行,此天已與內心的仁有相同的內涵,具道德意味。

荀子言「天」,曰「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列星隨移,日月遞照......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是之謂天」。天乃自然之天,無道德義,跟孔孟截然不同。觀王安石語句,他似認同荀子。

王安石又說:

道有體有用:體者,元氣之不動;用者,沖氣運行於天地之間。其沖氣,至虛而一......蓋沖氣為元氣之所生。(彭耜《道德真經集注》<道藏>)

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陰陽之中有沖氣,沖氣生於道。道者,天也,萬物之所自生,故為天下母。(同上)

天與道合而為一。(同上)

天即是道,即是元氣。

夫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原性>)

五行,天所以命萬物者也。(<洪范傳>)

太極是天的異名同謂。唐君毅指出,以元氣釋太極,用元氣為太極之內容,是漢儒的思想傳統,歷隋唐而未變 (《中國哲學原論》對太極之疏解)。

張居正說:「才得於天者......是英雄豪傑者,固均之二氣之間鐘,人倫之首出者也......《淮南解》曰:『才過千人謂之豪,萬人謂之傑。』」(<義命說>) 才源自陰陽二氣,而才得於天,則天亦是元氣。

(三)

全祖望《宋元學案》收錄安石<性情論>: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它,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它,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為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為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為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求情於小人耳。自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則豈足以為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為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為惡也。」

「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這是把性情打併歸一。情不是道德的覺情 (moral feeling),而是自然情欲 (natural feeling)。換言之,性亦屬自然材質之性,可言「無善無惡」(如告子的表述) /「有善有惡」(如董仲舒、揚雄所表述) /「性惡」(如荀子所表述)。安石「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二子」(<原性>) 可見他傾向言「性無善惡」,近告子。

安石的思路不是孟子的 (以四端之心言性),卻時常引《孟子》以為印證,這種做法,與清儒巧合地相似。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便是一例。

張居正認同劉劭、《淮南子》對性的理解 (<義命說>),性是氣性,是自然的氣質生命,即善惡混雜 (也可說無善無惡)。故此,後天的修養工夫尤其重要。

(四)

王安石、張居正的不同,首先為一駁斥「天人感應」,一同意。

安石曰:「天變不足畏」(此近荀子「人定勝天」的想法),張居正則說:「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霜雪,萬物因之發育。明王奉若天道,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矣。且臣近詳閱所開諸犯,皆逆天悖理,其所戕害,含冤蓄憤。聖主明王不為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或上蒸為妖沴氛祲之變,下或致凶荒疫癘之疾,則其為害又不止一人一家也。請俟明年吉典告成,然後概免一年。」

其次為一主節欲,一主無欲。

王安石既認自然情欲為人性,它不能不被安頓,安頓的方法是令其恰當地表現,所謂「中」。荀子強調「節求養欲」,安石這裡和荀子相同。張居正則曰:「養之之道,無欲其本也,慎動其要也」(<義命說>),心如止水,無欲無求,此在安石看來未免違逆人性了。

[主要參考資料]

1. 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

2. 熊十力,《與友人論張江陵》。

2019年1月9日 星期三

張居正及其改革

張居正任裕王 (後來的明穆宗) 講官,始於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 (1564 年)。

世宗嘉靖四十三年秋七月,以諭德張居正充裕王講官。

穆宗即位,張居正由禮部右侍郎轉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

穆宗隆慶元年 (1567 年) 二月,加恩侍從藩邸諸臣,以禮部右侍郎張居正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直內閣。

不久,晉升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少保。

四月,進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二年 (1568 年) 春正月,進大學士張居正少保。

早在那時,張居正已上疏提出改革主張:

八月,居正上疏陳大本急務六事。

其改革重點有六。

(i) 省議論 - 禁止官員以無用虛詞修飾,講求官員躬行實踐的成效。要求官員做事,先仔細審議,再果斷執行。用人上,選人務必慎重,既得適當人選,即要給予大信任,不要猜疑成性。

一曰省議論。凡事不貴無用之虛詞,務求躬行之實效。欲為一事,須審之於初。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沮之而不為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為之動。

(ii) 振紀綱 - 有見於朝中綱紀敗壞,官員好作模稜兩可的調停之論,以委曲遷就為善處,強調刑賞予奪必須依據公道,不可徇私。政教號令出於皇帝的心意,勿因他人浮泛議論而經常變更。

一日振紀綱。近年以來,綱紀不肅,猥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伏望刑賞予奪,一歸公道,而不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一斷宸衷,而勿紛更於浮議。

(iii) 重詔令 - 鑑於有朝廷詔旨十多年來未被執行,文件大量累積,下令各級官員嚴立工作限期,責令奏報,違者調查參劾。

一曰重詔令。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格廢不行,至十餘年未竟者。文卷委積,多致沈埋。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中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乞敕下各司,嚴立限期,責令奏報,違者查參。

(iv) 核名實 - 要求吏部嚴格對官員政績進行考核,循名責實。

一曰核名實。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臣願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人必求其當。仍敕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

(v) 固邦本 - 對於奢侈浪費的風俗、豪強土地兼併以致賦役不均,政府有責任予以清理。

一曰固邦本。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定制。外之豪強兼並,賦役不均,花分詭寄,偏累小民。乞敕內外諸司,悉心清理。

(vi) 飭武備 - 按戶籍徵求士兵,踏實訓練。節省不必要的開支養兵。懸重賞鼓勵將領在戰場上立功,法律條文盡量寬簡,令將領不會動輒得咎。嚴選守邊官員,團練鄉兵,加強邊防,且恢復大閱之禮,以檢試軍隊是否能戰。

一曰飭武備。今議者皆曰: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從雖缺,而糧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冒占,隨宜募補,從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以撫養戰鬥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並守墩堡。臣考前代及吾祖宗,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師內外,守備單弱,伏乞敕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農隙之時,恭請大閱,以試將帥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注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外寇之謀,銷未萌之患。

從穆宗的反應,可見他支持改革。

疏入,上曰:「覽卿奏,皆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悃,所司詳議以聞。」於是都御史王廷等覆「振紀綱、重詔令」二事,析為八則。疏上,上允行之。兵部覆飭武備事宜:「一議兵,一議將,一議團練鄉兵,一議守城堡,一議整飭京營。」又奏:「大閱之禮,宣宗、英宗嘗行之。恭請親臨較閱,如閣臣所奏。」上曰:「大閱既有祖宗成憲,允宜修舉。其先期整飭,俟明年八月舉行。餘悉如議。」戶部議固邦本,言「財用之當經理者有十,宜嚴法整飭」。上一一允行之。

張居正為人有仇必報,且貪圖富貴,排除異己,不擇手段,凡此種種,在「遼王謀反事件」清楚反映。

十二月,廢遼王。大學士張居正故隸遼王尺籍,至憲㸅,頗驕酗,多所凌轢,居正銜之,而又羨其府第壯麗。會告王謀反,刑部訊治。侍郎洪朝選案驗無謀反狀,僅坐以淫酗,憲㸅錮高牆,廢其府,居正攘以為第。後復恚朝選不附反律,謀殺朝選。

張居正的爺爺張鎮是被遼王朱憲㸅害死,加上貪圖遼王府的壯麗,遂誣陷遼王謀反。洪朝選如實審案,發現無謀反狀,竟被張居正謀殺,可見張居正唯我獨尊。

張居正獨斷的表現還見於隆慶三年 (1569 年) 九月討論「京營教場大閱」一事上。

三年九月,上大閱於京營教場,敕諭戎政官及諸吏卒。先是,給事中駱問禮言:「大閱非今時所急,不必仰煩聖駕。」居正力持其說,上遂行之。

偏偏其在官場扶搖直上。

四年 (1570 年) 十二月,大學士張居正秩滿,進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進少傅,兼建極殿大學士。

更成為皇太子朱翊鈞 (後來的明神宗) 的老師。

六年 (1572 年) 春正月,進大學士張居正少師。

穆宗病重,臨終前以高拱、張居正、高儀為顧命大臣。穆宗死,皇太子朱翊鈞繼位,年僅 10 歲。

五月,上不豫。己酉,大漸,召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上倚坐御榻,皇后及皇貴妃咸侍,東宮立於左。上困甚,太監馮保宣顧命曰:「朕嗣統方六年,今疾甚,殆不起,有負先帝付托。東宮幼沖,以屬卿等。宜協輔,遵守祖制,則社稷功也。」拱等泣拜而出。翌日上崩。

六年甲子,皇太子即位,年始十歲。

張居正勾結司禮太監馮保以鞏固權力,高拱欲逐馮保,未能成功,反被去除。張居正成為內閣的新首輔。

六年甲子,皇太子即位,年始十歲,時太監馮保方居中用事,矯傳大行遺詔云:「閣臣與司禮監同受顧命。」廷臣聞之俱駭。一日,內使傳旨至閣。拱曰:「旨出何人?上沖年,皆若曹所為,吾且逐若曹矣。」內臣還報,保失色,謀逐拱。拱與居正俱負氣不相下,居正乃結保自固。時臺諫交劾保,必欲斥之。而高拱自以與居正及高儀同與凴几,每慷慨收宮府權曰:「老臣謬膺托孤,不敢不竭股肱。凡內降命敕,府部章奏,自合公聽並觀。有傳奉中旨,所司按法覆奏,白老臣折衷之,以復百官總已之義。」拱內慮馮保專恣,與居正、儀謀去之。居正陰泄之保,乃與保謀去拱。

六月既望,庚午昧爽,拱在直,居正引疾。召諸大臣於會極門,促居正至,拱以為且逐保也。保傳皇后、皇貴妃皇帝旨曰:「告爾內閣、五府、六部諸臣。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屬曰:『東宮年少,萊爾輔導。』大學士拱,攬權擅政,奪威福自專,通不許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驚懼。便令回籍閒住,不許停留。爾等大臣,受國厚恩,如何阿附權臣,蔑視幼主!自今宜洗滌忠報,有蹈往轍,典刑處之!」拱即日出朝門,得一牛車,立而附載,緹騎兵番踉蹌追逐,喪厥資斧,大臣去國,以為異聞。拱去,居正為乞馳驛,乃傳歸。而高儀未幾亦卒以病死,居正裒然首輔矣。

張居正大權在握,慨然以天下為己任。

面對年輕的神宗,張居正先訓以:「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舊制,不必紛更。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

辛酉,上御平臺,召張居正慰勞之曰:「皇考屢稱先生忠臣。」居正傾首泣謝曰:「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舊制,不必紛更。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上曰:「善。」隨賜酒饌銀幣。居正既柄政,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想望豐采,一意尊主權,課吏實。嘗言:「高皇帝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法宮之中,朝委裘而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具詔草請於上,召群臣廷飭之,百寮惕然。

再請開經筵 (皇帝在此聽講經史)。

八月,張居正請開經筵,復請更定常朝日期,御門聽政。俱從之。上遂御文華殿,日講以為常。

抑止皇室奢靡風氣。

十一月,太監崔敏請買金珠寶石。居正上言:「前六月間,奉命停止,今忽有此舉,是前詔不信也。乞暫停之,以蘇民力。」因封還敏疏,遂報罷。

且編《帝鑒圖說》供神宗閱覽。

十二月,張居正進《帝鑒圖說》。上見捧冊進,喜動顏色,遽起立,命左右展冊。居正從旁指陳大義,上應如響。因即宣付史館,賜居正銀幣。

這個時候,神宗對張居正言聽計從,二人情同父子。

甲戌,張居正奏請明年正月上旬,即御殿日講。但先帝喪未期,勿設宴,並免元夕燈火。上曰:「已早停止。每侍聖母膳,甚簡素。或逢節日,具果宴,不設樂。」居正稱善。尋諭光祿卿免節間供應七百餘金。

神宗萬曆元年 (1573 年) 春正月辛卯,命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張居正知經筵事。上甚敬禮居正,每日御經筵,居正以詩書入,在文華殿後,張小幄,造膝密語。一日,居正在直廬感病,上御暖閣,親調椒湯賜之。盛暑御講,上就居正立處,令內使搖扇。隆冬進講,以氈片鋪地。

(萬曆二年,1574 年) 秋九月辛巳,刑部請錄囚,慈聖太后欲停之。上問張居正,對曰:「春生秋殺,天道之常。皇帝即位以來,停刑者再矣。稂莠不除,反害嘉禾,凶惡不去,反害良民。」上為請,太后從之。

細看張居正給予神宗的意見,又有:

(a) 留心武備

(隆慶六年) 一日,上御文華殿講畢,覽至漢文帝勞軍細柳事。居正因言:「皇上當留意武備。祖宗以武功定天下,承平日久,武備日弛,不可不及早講求也。」上稱善。

(b) 制敕宜尚簡嚴

戊寅,張居正上言:「制敕宜尚簡嚴,近來過為誇侈。臣諛其君,猶謂之佞,況以上諛下乎!乞戒代言諸臣,復古從實,毋壞制體。」從之。

(c) 親賢臣,貴五穀,節省無謂開支

(萬曆元年) 冬十月,上御文華殿,張居正進講,言及宋仁宗不喜珠飾。上曰:「賢臣為寶,珠玉何益!」居正曰:「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養人,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上曰:「然。宮人好冶妝,朕歲賜未嘗不節省。」居正曰:「皇上言及此,社稷生靈之福也。」

(萬曆二年) 他日,上日講畢,問居正:「元夕煙火鼇山,祖制乎?」曰:「非也。成化間,以奉母后,時多諫阻。今新政宜裁。」上曰:「然。」居正曰:「明年雖禫,繼此當大婚,又皇弟潞王出閣,諸公主釐降,所費甚煩,宜預節省。」上曰:「朕極知民窮。」居正請減元日賜賚,上大然之。

(d) 勿汲汲於一技藝,施行德政,贏得民心,人定勝天

(萬曆元年) 上又曰:「秦始皇銷兵,梃可傷人,何銷兵為?」居正曰:「人君佈德修政,以結民心為本。天下之患,每出所防之外。秦亡於戍卒,故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上曰:「然,人定真能勝天也。」

(萬曆二年) 明日,居正侍,進諫曰:「帝王之學,當務其大。自堯、舜至唐、宋賢主,皆修德行政,治世安民,不以一藝。漢成帝知音律,能吹簫度曲;梁武帝、陳後主、隋煬帝、宋徽宗皆能文,善書畫,無救於亂亡。則君德之大,豈沾沾一藝哉!」

張居正進《講章疏》、請錄《皇陵碑》及《御製集》等,尤其見出他對教育神宗費盡心機,用心良苦。

(萬曆二年) 張居正進《講章疏》,略曰:「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學問必溫故而知新。臣今將今歲所進講章,重複刪定《大學》一冊,《虞書》一冊,《通鑑》四冊,進呈睿覽。雖淺近之言,然亦行遠登高之一助。」

上御文華殿講畢,問建文果出亡否?張居正曰:「國史不載。但故老相傳,披緇雲遊,題詩於田州,有『流落江湖四十秋』之句。」上太息,命錄詩進。居正曰:「此亡國之事,不足觀也。」請錄《皇陵碑》及高皇《御製集》以上,見創業之艱,聖謨之盛。明日,輔臣進《皇陵碑》。上覽畢,謂居正曰:「朕覽碑,讀之數過,不覺感傷欲泣。」居正曰:「祖宗當日艱難,蓋以天心為心,故能創制顯庸。皇上以聖祖之心為心,乃能永保洪業。」因述聖祖微時事及即位勤儉。上愴然曰:「朕敢不黽勉法祖,然尚賴先生輔導也。」

另外,他教神宗要孝順生母慈聖皇太后,因此討得慈聖皇太后歡心。

上又嘗語輔臣曰:「昨日禁中花盛開,侍母后賞宴甚歡。」蓋指慈寧也。居正奏曰:「仁聖太后處多時寂寞,惟皇上念之。」起還宮,白慈聖,即自駕往迎仁聖過大內,賞花傳觴,歡宴而罷。

憑藉神宗信任,張居正開始落實他的改革主張。

首為「考成法」。

(萬曆元年) 六月,張居正上言:「稽劾章奏,隨事考成,有遷延隱蔽者,即舉劾。」上從之。

次為引用清廉能幹的官吏,如謝鵬舉。

二年春正月,大學士張居正請上引見廉能官,仿祖宗午朝之儀。從之。甲午,上御皇極門,引見朝覲清廉卓異浙江布政使謝鵬舉等二十五人,特加獎勵。各賜金幣,並宴。

三為獻上繪有天下疆域及職官姓名的屏風,供神宗時加省覽 (此舉效法唐太宗。太宗於宮內置一屏風,把地方官員的政績記於其上,作為黜涉升降的依據)。

十二月壬子,張居正率大臣上御屏。屏繪天下疆域及職官姓名,用浮帖以便更換。上命設於文華殿後,時加省覽。

四為禁毀郡縣私建書院。

三年 (1575 年) 夏五月,大學士張居正上言:「近郡縣入學大濫,宜敕學臣量加裁省。並敕吏部,凡所在督學臣,非方正勿遣。」

五為增置閣臣 (實際是建立自己的羽翼,組成改革班子),如張四維、張瀚。

八月,張居正請增閣臣,許之。即日進吏部左侍郎張四維為禮部尚書,入東閣。故事,入閣者,止曰「同某人辦事」。至是,上手注:「隨元輔入閣辦事。」四維恂恂若屬吏矣。

六為肅清窒礙改革進行的勢力。

四年 (1576 年) 春正月,御史劉臺劾大學士張居正專擅威福,如逐大學士高拱,私贈成國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張四維、張瀚為黨,斥逐言官余懋學、傅應楨,罔上行私,橫黷無厭。居正怒甚。見上辭政,曰:「臣之所處者,危地也。言者以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將巽順以悅下耶?則負國。竭公以事上耶?無以逃端擅之譏。」伏地不肯起。上下御座,手掖之曰:「先生起,朕當責臺以謝先生。」詔下臺獄,杖之百,遠戍之。時議藉藉,居正不自安,復具疏為解,免杖,奪職為民。然心終恨之,後竟置之死。

八年 (1580 年) 春正月己未,先是,永豐梁汝元 (即何心隱) 聚徒講學,吉水羅巽亦與之遊。汝元揚言:「張居正專政,當入都頌言逐之。」居正微聞其語,授指有司捕治之。己,湖廣、貴州界獲妖人曾光,竄入汝元、巽姓名,云謀不軌。汝元、巽俱先死,湖廣守臣具爰書下法司訊之,並曾光亦非真也,第據律論罪。
七為安排水利專家潘季馴整治黃河,解決水患問題。

(萬曆七年,1579 年) 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有水患,河決入淮。淮勢不敵,淮揚咸為巨浸,直逼泗洲,患近陵寢。上以問張居正,因上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乃降璽書,即其家拜都御史,使持節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帑藏不問出入。諸奉行不及事者,下詔獄鞫治之。於是當事者日夜焦勞,蓋踰年而堤成,轉漕無患。

八為以戚繼光出任薊遼總兵、李成梁出任遼東總兵、梁夢龍出任薊遼總督,加強華北邊務,防範蒙古南侵。

(萬曆三年) 遼東告警,上深以為憂。張居正對曰:「暑月非北騎狂逞之時,必無慮。」既而薊遼總兵戚繼光報稱:「諸部解散無警。」居正因上疏論邊事曰:「昨遼東撫臣張學顏報稱:『寇眾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鋒已抵大寧。』皇上面諭臣,臣已面奏,料其無事。今據總兵戚繼光報稱:『寇久解散。』臣又使人於宣府密偵西人青把都動靜,則把都在巢駐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虛聲。臣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取勝。今無端聽一訛言,倉皇失措,則是彼己虛實茫然不知,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敵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於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己,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不以寇之不來為喜,而深以邊臣不知敵情為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為職,猶貴審察機宜,沈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便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語。徒使君父焦勞於上,以憂四方。豈僅以題覆公牘,謂已畢本兵之事耶!乞傳諭兵部,詰以寇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並請賑各邊饑卒。」俱從之。

(萬曆七年,1579 年) 冬十月,薊遼總督梁夢龍報土蠻大舉入寇。張居正奏言:「臣諭邊臣,如敵騎入,勿輕戰,堅壁清野。野無所掠,彼將自阻。請令夢龍駐永平,戚繼光駐一片石。伺間邀擊。」上善之。既而土蠻以四萬騎犯前屯,梁夢龍、李成梁率兵禦卻之。

且用曾省吾平定四川西南都蠻作亂。

(萬曆二年) 四川西南都蠻平。初,隆慶時,都蠻作亂,張居正薦曾省吾往討之。省吾有偉略。而四川總兵劉顯以在閩事被彈,居正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效,當並閩事逮治之。」於是顯奮不顧身,受省吾方略,以平蠻自效。凡六閱月,諸寨悉平,俘蠻長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

九為改革浮跨風,停止大型建設,節省開支,體恤民間疾苦。

(萬曆四年) 十二月,上御文華殿,舉袍示輔臣曰:「此何色也?」居正以為青。上曰:「紫也,久而色渝。」居正曰:「紫易渝。昔皇祖不尚袨服,御衣敝甚始易,享國長久,未必不由此。願皇上以皇祖為法,節一衣,民間有數十人得其暖者;輕一衣,民間有數十人受其寒者,不可不念也。」時左右亦言民窮,至鬻妻子應上供。上深然之。

(萬曆五年,1577 年) 五月戊申,諭修慈慶、慈寧南宮。張居正言:「兩宮於萬曆二年落成,今壯麗如故,足以娛聖母。乃欲壞其已成,更加藻飾,非所急也。請輟工。」從之。

十為丈量土地,改良賦稅、徭役制度,以打擊豪強兼併土地,為民紓困。

(萬曆五年,1577 年) 令天下度田。國初,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至後漸減,歲久滋偽。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為累。民窮逃亡,故額頓減。張居正請料田,凡莊田、民田、職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其撓法者,下詔切責之。

十年 (1582 年) 二月丁酉,大學士張居正上言:「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今尚有一事為民害者,帶徵稅糧也。夫百姓財力有限,一歲之入,僅足供一歲。不幸歲歉,目前尚不能辨,豈復有餘力更完累歲積逋乎!有司避責,往往將今年所徵抵完舊逋。即今歲所欠,又為將來帶徵矣。況徵輸額緒繁多,年分淆雜,小民竭脂膏,胥吏飽谿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漁獵。夫與其朘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盡蠲以施曠蕩之恩。乞諭戶部,核萬曆七年以前積負,悉行蠲免。將見年正額,責令盡完。在百姓易辦,在有司易徵,是官民兩利也。」上從之。詔下,中外大悅。

其他改革措施還包括:

貫徹「量入為出」的理財原則。

(萬曆七年) 三月,上疹愈,徵光祿寺十萬金。張居正上言:「財賦有限,費用無窮。使積貯空虛,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可為寒心。此後望力加撙節,若再徵金,臣等不敢奉詔矣。」時上漸備六宮,太倉所儲,屢有宣進。居正上戶部所進御覽錢糧數目,請置之坐隅,時賜省覽,量入為出。因言:「萬曆初年,所入四百三十五萬有奇。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有奇,則已少八十餘萬矣。五年,歲出四百四十九萬有奇,則已多四十餘萬矣。夫歲出則浮於前,歲入則損於前,此不可不留心也。《王制》量入為出,計三年之出,必有一年之餘而後可。況財用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用自足。」上嘉納之。

請神宗批閱奏章時,師法聖祖所親批疏稿。

(萬曆四年) 五月辛酉,上視朝,張居正等請覽奏章時,閱聖祖所親批疏稿為法。上曰:「然。」居正因簡內閣所藏聖祖手諭六十三道、御制四十四道、聖旨並帖共七十道上之。

考察以官員能否「安靜宜民」為首要,虛文矯飾之徒列入下等 (沿自早年提出的「省議論」)。

秋七月丁酉,張居正上言:「致治之道,莫要於安民。安民之法,莫重於守令。守土牧民者,削下奉上以希聲譽,奔走趨承以求薦,舉徵發期會以完簿書,苟且草率以逭罪責,其實心愛民者,未嘗概見。明春外計考察,舉錯乃向背所繫,惟以安靜宜民為最。虛文矯飾,雖浮譽素隆,當列下考。」

用人唯才,不問出身。

山東撫按劾昌邑知縣孫鳴鳳貪賄。上怒甚,欲遣逮。張居正曰:「貪人固當盡治,但故事俱下臺訊。」上曰:「然。鳴鳳之婪,乃出進士乎?」居正曰:「此人惟恃進士,故爾恣肆。若乙科明經,尚有畏忌。今後用人,但問功能,不可拘資格。」上深然之

重用殷正茂、凌雲翼討寇賊。

(萬曆五年) 嶺西羅旁平。羅旁據山海間,驚江急峽,巖壑險絕,諸瑤窟穴其中,前代不入版籍。國初,甫一定之。世宗朝,諸瑤轉相寇掠,不可撲滅。督撫殷正茂既討平惠、潮寇,上疏言羅旁當誅。廷議不能決。居正毅然言當誅 (案:此張居正不及三國諸葛亮之高明。諸葛亮以德服人,七擒七縱孟獲而未將之趕盡殺絕,孟獲終歸順諸葛亮),舉兵部尚書凌雲翼,請賜璽書,屬之討賊。雲翼瀕行,居正謂之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即今兩廣諸瑤,雖所在都有,然乘間竊發,要當審所緩急耳。」雲翼既至,部諸路兵號三十萬,八道並進。剋木衣山,破諸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千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捷聞,賜賚有差。

嚴禁匿藏盜賊。

先是,四方多草竊,有司秘不以聞。張居正特嚴其禁。匿盜者,雖循吏必黜。得盜即報決。有司凜凜,盜亦衰止。

張居正為國盡忠,出心出力,神宗非常感激,御筆親書「弼予一人,永保天命」賜給他。

(萬曆二年) 閏十二月丁亥,上御書「弼予一人,永保天命」,賜張居正。

萬曆四年十月,神宗進張居正左柱國太傅,加伯爵。

冬十月丙子,進張居正左柱國太傅,仍加伯爵。敕曰:「先生親受先朝顧命,輔朕沖年。今四海昇平,實賴匡弼。精忠大勳,言不能殫。惟我祖宗列聖,佑爾子孫,與國咸休。欽哉!」居正固辭伯爵,許之。

某程度上,張居正改革是成功的,「府庫充溢,太僕寺亦積金四百餘萬」、「遼東再奏大捷」可以為證。

(萬曆四年) 居正上言:「近者仰賴皇上愛人節用,京、通儲粟,足支八年,太倉銀庫,所積尚少。宜將明年漕糧量折十三,足國裕民,一舉兼得。」上從之。時府庫充溢,太僕寺亦積金四百餘萬。

(萬曆六年三月) 庚辰,遼東再奏大捷,上歸功張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以聞。召趣還朝,居正以母老,俟秋上道。命錦衣歸馳趣之。

不過,改革亦有失於嚴苛的地方,以「考成法」最惹人詬病。

居正又請行考成法,有司以徵解為殿最。於是奉行者,督責小民,不勝樸楚,相率為怨言。

余懋學建議張居正行「寬大之政」,其實是有道理的。

改革本身有缺陷,同時,神宗慢慢長大,日慎一日,勤學如舊,顯得吃力。

(萬曆五年) 閏八月丁亥,上視朝。張居正因言:「近因陰雨,朝講暫輟。恐中外不知,謂皇上勤學漸不如初。願日慎一日,非有他事及風雨不得輟。」上深然之。

適逢張居正父親去世,張居正陷入「奪情」(為國家奪去孝親之情,不守三年之喪,僅以素服辦公,不參加吉禮) 風波。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嘗試阻止「奪情」,被張居正處以嚴刑。

(萬曆五年) 己卯,張居正父喪訃至,上以手諭宣慰,視粥止哭,絡繹道路,又與三宮賻贈甚厚,然亦無意留之。所善同年李幼孜等倡奪情之說,於是居正惑之,乃外乞守制,示意馮保,使勉留焉。

冬十月,居正再上疏乞終制,不允。乃請在官守制,不造朝,許之。居正既父喪奪情,吉服視事。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因星變陳言。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言「居正忘親貪位」,居正大怒。時大宗伯馬自強曲為營解,居正跪而以一手捻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學士王錫爵逕造喪次,為之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即聖怒,亦為公。」語未訖,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

十月二十二日,中行等四人同時受杖。中行、用賢即日驅出國門,人不敢候視。許文穆方以庶子充日講,鎸玉杯一,曰:「斑斑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藺生氣。追追琢琢永成器。」以贈中行。鎸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沈黝。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為君子壽。」以贈用賢。穆、思孝復加鐐鎖,且禁獄。越三日,始僉解發戍,為更慘毒。時鄒元標觀政刑部,憤甚,視四人杖畢而疏上。越三日,受杖,謫戍貴州都勻衛。

陽明學派反對「奪情」,張居正等於被排拒於儒門之外。沒多久,他一手提拔的張瀚亦反對「奪情」,改革陣營根基動搖。

罷吏部尚書張瀚。先是,瀚為南京工部尚書,廷推吏部,瀚名第三。以居正言,上越次用之。居正以為德,希瀚報。奪情議起,遂邀中旨,屬瀚留居正。居正亦自牘,風之使留已。瀚若不喻其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居正乃令所善客說瀚。瀚不聽,又不欲顯居其名,乃偕三尚書密晤居正,動以微言。居正大不悅,於是有詔切責瀚,謂瀚奉諭不復,無人臣禮。是時,廷臣爭惴栗,各倡保留之議。瀚拊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益怒,嗾臺省劾之,以為昏耄,勒令致仕。

張居正雖用嚴刑竣法壓服反對「奪情」的人,但火乘風勢,京師眾人皆憤怒,「作謗書懸長安門,謂居正且反」。直至神宗諭旨出,謗議稍息。

丙午,上戒諭群臣曰:「奸臣小人,藐朕沖年,忌憚元輔。乃借綱常之說,肆為誣論。欲使朕孤立於上,得以任意自恣。茲已薄處,如或黨奸懷邪,必罪不宥。」時言奪情者得罪,都人士皆憤怒。作謗書懸長安門,謂居正且反。上聞之,故宣諭於朝,謗議稍息。

人們不宣之於口,內心卻一律不滿張居正。「奪情」是張居正人生一個關鍵。自此,他志意漸恣 (放縱),「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明史》<張居正傳>)。

十一月癸丑朔,以星變考察群臣。始張居正自矯飾,雖或任情,而英敏善斷,中外群譽之,居正亦自負不世出。迨劉臺論居正得罪,志意漸恣。至是,益知天下不見與,思威權劫之矣。

儘管神宗仍舊非常信賴張居正,以對老師、重臣之禮待之。

已而召居正於平臺,慰諭甚至,即日入直。初,居正喪次,凡閣中事,令吏齎奏就擬處分。手詔稱元輔,稱太師,稱先生,皆盡古師臣之禮。

六年春正月,將舉大婚,首輔張居正充納采問名副使。給事中李淶疏言:「居正有服制,不宜與執事,乞改命。」上不允。以聖母諭諭居正,遂從吉。

三月甲寅,張居正乞歸治葬,許之。辭朝,上召見於平臺,勞諭之曰:「朕不能捨先生,恐重傷先生懷,是以忍而允所請。雖然,國事至重,朕將焉依!」居正奏言:「皇上大婚之後,宜撙節愛養,留心萬機。」因伏地而哭。上亦為之哽咽墮淚,曰:「先生雖行,國事尚宜留心。」乃賜銀印,曰「帝賚忠良」,令得密封言事。進辭兩宮,各賜贐金,慰諭有加。

六月乙未,張居正還朝,上召見於文華西室。問沿途所見,稼穡何如?民生何如?邊事何如?居正對甚悉。上大悅,賜休沐十日。

萬曆八年 (1580 年) 三月,張居正乞求退休。

三月,大學士張居正具疏乞休。

神宗、慈聖皇太后極力挽留,張居正不得已繼續任職。

再上,上慰留懇切。最後,手書傳慈聖口諭:「張先生受先帝付托,豈忍言去!俟輔爾至三十,卻再審處,讓後人非晚也。」居正因復就職。

甲子,賜進士張懋修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懋修兄敬修,亦成進士,得禮部主事。俱居正子。

可是,劉一儒的致書,「愚所過慮者,政嚴則苛,法密則擾......而督責復急,人情不堪,非所以培元氣而養敦渾之體也。昔臯陶以寬簡贊帝舜,姬公以惇大告成王,淪洽當代,矩矱後世,願明公法之」,觸及他的痛處。

八月戊子,刑部侍郎劉一儒移書張居正曰:「竊聞論治功者貴精明,論治體者尚渾厚。自明公輔政,立省成之典,復久任之規,申考憲之條,嚴遲限之罰。大小臣工,鰓鰓奉職,治功既精明矣。愚所過慮者:政嚴則苛,法密則擾。今綜覆既詳,弊端剔盡。而督責復急,人情不堪,非所以培元氣而養敦渾之體也。昔臯陶以寬簡贊帝舜,姬公以惇大告成王,淪洽當代,矩矱後世,願明公法之。」居正得書不懌 (喜悅)。

萬曆九年 (1581 年) 四月一件事,更透露中央政令無法有效下達地方。地方官員不受約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夏四月辛亥,上御文華殿,張居正以給事中傅作舟疏進覽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連被災傷,民多乏食,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為盜,大有可憂。」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對曰:「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元末之亂,皆起於此,今當破格賑之。」上曰:「然。」居正極言:「今有司負職,如積穀一事,屢旨申飭,竟成虛文。」上作色曰:「有司忽民,宜重處之。」居正曰:「以後犯者當如聖諭。」

神宗也越來越不爭氣,先在一夜宴受宦官孫海、客用欺騙,鞭撻兩名內使至幾乎死亡。

十一月戊寅,上以夜宴,惑於內侍孫海、客用等,撻二內使幾斃。慈聖太后聞之,切責上,令取《霍光傳》入覽。上悔悟,降孫海客等。明日,上諭閣臣:「朕在沖年,自多過愆,惟藉諸先生力諫,使朕為堯、舜之君。」張居正因奏:「諸內臣老成廉慎者存之,諂佞放恣者汰之。皇上亦宜痛改,戒宴飲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繼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卻玩好以定心志,親萬機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端趨向以肅士風,則聖德愈光矣。」上深嘉納之。

繼而沉迷「翰墨」(文章、書法、畫作)。

十二月甲辰,張居正請屬儒臣,以累朝《寶訓》、《實錄》,分四十餘則:「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好邪,曰納諫,曰守法,曰敬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卻貢獻,曰慎賞賚,曰甘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禦寇盜。」仍敕次第進呈,俟明年開講。其諸司章奏切要者,即講畢面裁。時上留意翰墨,居正以為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繫,故有是請。上嘉納之。

張居正雖請儒臣為神宗開講歷朝《寶訓》、《實錄》,且令翰林學士輪流入宮值班,與神宗應和文章,向神宗質問經義,為神宗陳說治國之道理,如唐、宋故事。

九年春正月,大學士張居正請令翰林分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令侍上清燕,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如唐、宋故事。

但效果似乎不理想。

神宗耗財越耗越大,卒之「歲入百二十萬,猶稱乏 (不足)」。

又曰:「江南、北旱,河南風災,畿內不雨,勢將蠲賑。惟皇上量入為出,加意撙節。如宮費及服御,可減者減之,賞賚可裁者裁之。至若施捨緇黃,不如予吾赤子也。」上曰:「然。今宮費俱節,賞賚不溢。」居正曰:「皇上謂從舊,亦近例耳。如今年暫行,明年即為例,非祖制也。臣不敢遠引,如皇祖用度最繁,然內帑尚有餘積。隆慶初庫貯尚有餘萬,今歲入百二十萬,猶稱乏。惟皇上省察。」上是之。

張居正改革發展到此一地步,顯然已不能再走下去了。

萬曆九年十一月,張居正獲賜御筆手寫「精忠大勳,言不能盡,官不能酬」十二個大字。

十一月,張居正一品考滿,賜金幣及酒果甚厚。手敕褒諭,有「精忠大勳,言不能盡,官不能酬」之語。加上柱國、太師,支伯爵俸。居正固辭,允之。

改革不成,任神宗如何讚賞,盡是徒然。萬曆十年三月,張居正患病,三個月後病逝,享年五十七歲。

三月丁卯,張居正有疾,求私宅票擬。從之。

六月甲午,居正以疾再乞休,不允。上以細務委張四維,大事即居正家平章。以遼左大捷,斬速把孩功,進張居正太師。

甲辰,上遣司禮太監賚手敕諭張居正曰:「聞先生糜飲不進,朕心憂慮。國家大事,當一一為朕言之。」居正力疾疏謝,並上密奏,薦禮部尚書潘晟、吏部左侍郎餘有丁。明日,上即命二人入閣。

丙午,大學士張居正卒。

張居正死後,獲風光大葬。

上震悼輟朝,遣司禮太監張誠監護喪事,賜賻甚厚。兩宮太后及中宮,俱賜金幣。賜祭十六壇,贈上柱國,諡文忠。

神宗心態卻微妙地轉變。

初,上在講筵,讀《論語》「色勃如也」,誤讀作「背」字。居正忽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悚然而驚,同列皆失色。上由此憚之。

不久,御史李植上疏彈劾馮保十二大罪狀。明神宗查抄馮保家產 (《明史》<張居正傳>:「盡籍其家金銀珠寶巨萬計」),把他發配南京孝陵。

發馮保南京閒住。

宦官張誠與李植、羊可立、楊四知、阮子孝等聯合,群起攻擊張居正與馮保「交結恣橫」,牽累王篆、曾省吾等。張四維上疏申辯,不果。

張居正卒之慘遭抄家清算。

帝命司禮張誠及侍郎丘橓偕錦衣指揮、給事中籍居正家。誠等將至,荊州守令先期錄人口,錮其門,子女多遁避空室中。比門啟,餓死者十餘輩。誠等盡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黃金萬兩,白金十餘萬兩。其長子禮部主事敬修不勝刑,自誣服寄三十萬金於省吾、篆及傅作舟等,尋自縊死......後言者復攻居正不已。詔盡削居正官秩,奪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謂當剖棺戮死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發戍煙瘴地。(《明史》<張居正傳>)

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王用汲、余懋學、朱鴻謨、趙應元、傅應禎、趙世卿、鄒元標俱復官。會潞王婚禮,所需珠寶未備,太后間以為言。上曰:「辦此不難,年來廷臣無恥,盡獻張、馮二家耳。」太后曰:「已抄沒矣,必可得。」上曰:「保黠猾,盡竊而逃。」自此內中「張先生」、「張太岳」稱謂,絕以為諱。而籍沒之舉,亦胎於此。

十二年,上從遼府次妃王氏奏請,籍沒張居正家,其產不及嚴嵩二十分之一。株連頗多,荊、川騷動。上曰:「遼府廢革,既奉先帝宸斷,又無應繼之人,著推舉親枝,以本爵奉祀,仍准王歸葬。原封抱養子述璽,准依親居住,給興庶糧二百石,本折中半支。王氏從厚,援徽府例贍養。張居正誣蔑親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聰。私占廢遼地畝,假以丈量遮飾,騷動海內。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斵棺戮尸,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伊屬張居易、張嗣修、張順、張書,俱令煙瘴地面充軍。」

一代權臣,落得如斯下場,都算悲慘。

申時行、潘季馴、于慎行對神宗受宦官、言官慫恿,用霹靂手段迫害張居正家人並不認同。內閣大學士許國連說:「昔日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 (指言官),黨同伐異,罔上行私。」客觀而言,甚為公允。

終萬曆一朝,無人敢為居正申冤。至熹宗時,在鄒元標倡議下,張居正才獲得平反。而鄒元標正是在「奪情」風波中被張居正處以廷杖者。

《明史紀事本末》有這麼一段,筆者認為此乃對張居正一生最好的總結:

居正性深沈機警,多智數。為史官時,嘗潛求國家典故,及時務之切要者剖析之,遇人多所諮詢。及攬大政,登首輔,慨然有任天下之志。勸上力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聽納。十年來海內肅清。用李成梁、戚繼光,委以北邊,壤地千里,荒外警南。蠻累世負固者,次第遣將削平之。力籌富國,太倉粟可支十年,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幸,嚴考成,核名實,清郵傳,核地畝,一時治績炳然。惜其褊衷多忌,剛愎自用。初入政府,即以私憾廢遼王。久直信任,奸佞好諛成風。六曹之長,咸唯唯聽命。至章疏不敢斥名,第稱元輔。始譽以伊、周,漸進以五臣,且諛之舜、禹,居正亦恬然居之。而中允高啟愚至以「舜亦以命禹」題試士,當時目為勸進。居正卒,餘威尚在,言官奏事,尚稱先太師。方奪情時,威權震主。上雖虛己以聽,而內顧不堪。身死未幾,遂遭削奪,並籍其家,子孫皆不保云。

[主要參考資料]

1.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江陵柄政>。

2. 張廷玉等,《明史》。

2019年1月8日 星期二

普魯士改革與法蘭克福議會

1806 年耶拿會戰慘敗後,普魯士痛定思痛,首相施泰因 (Baron vom Stein) 積極進行改革,包括:(1) 廢止農奴制,允許土地自由買賣;(2) 鼓勵公民參與政治,實行地方自治,改組中央政府機構。

改革引起拿破崙警覺,尤其是當中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施泰因卒之被免職,逃亡波希米亞 (此見腓特烈.威廉三世當時完全受拿破崙脅迫)。

不過,普魯士的改革步伐並未停下來。

接任首相的哈登堡 (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1810 年宣佈確保工商業自由、取消行會特權等。

沙恩霍斯特將軍 (Gerhard von Scharnhorst,布呂歇爾的參謀長) 開始對普魯士軍隊進行改革,於柏林創建軍事學院,組建國防部和總參謀部,實行徵兵制,更新武器裝備,加強部隊訓練。

洪堡 (Wilhelm von Humboldt,德國自由主義的先驅) 更革新了義務教育制度,讓所有階層的子女都有相同機會入學就讀,且奠立了現代大學的規模,柏林洪堡大學、波昂大學等次第建立。

經過一連串改革,普魯士工業突飛猛進,軍事力量提升,科學技術人才基礎雄厚。儘管腓特烈.威廉三世在政治上仍然保守 (制止立憲運動,出兵鎮壓西班牙、義大利、波蘭等地的革命),他的兒子腓特烈.威廉四世卻不能再走父親的舊路。

1840 年,腓特烈.威廉四世繼位。他同情自由主義,放寬了報章審查,召開了國會。然而,腓特烈.威廉四世始終不願給予國會憲法上的權力,致使國會最後被迫解散。

1848 年,法國二月革命 (1815 年維也納會議復辟波旁王朝。1830 年 7 月 27 日,七月革命爆發,路易.腓力Louis Philippe I獲得王位,建立七月王朝。1848 年 2 月,法國人民不滿七月王朝施政,發動革命推翻路易.腓力。路易.腓力流亡英國) 所引發的革命浪潮直捲歐洲,普魯士亦遭波及。大批大學生、知識分子、商人聚集柏林,要求享有出版及集會自由、德意志民族統一。礙於形勢,腓特烈.威廉四世答應人民部份要求,承諾制定憲法與成立議會,同時對外宣稱希望建立一個聯邦制的德意志帝國,在這個帝國中將會有一個民選的議會,國民擁有言論和出版自由。

神聖羅馬帝國廢除後,拿破崙一度把德意志邦國組成萊茵邦聯。拿破崙戰敗,邦聯隨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奧地利為主導的德意志邦聯 (German Confederation)。腓特烈.威廉四世支持自由民主、決心建立統一的德國,激發其他德意志邦國響應。5 月,5,000 名德意志領袖齊集法蘭克福,召開國民議會,打算用民主的方式統一德國。

議會代表政見分歧,難以達成共識,加上共產分子起義、奧地利反對,議會工作舉步維艱。很不容易草擬好憲法,且決定將奧地利勢力排除於未來統一的德國之外,腓特烈.威廉四世竟拒絕「小德意志」建議及德意志皇帝的名號 (不願「拾取在溝渠上的皇冠」),法蘭克福議會失敗收場。

2019年1月7日 星期一

荃灣中心

自出生起,我就居住在荃灣中心。歷經三十一個寒暑,見盡這裡種種變遷。

孩提的時候,大約是九十年代初,我家樓下有一家新光酒樓。對比外婆家樓下的小型酒樓,我是以新光自豪的。飲茶啦、吃晚飯啦,我們都會到這裡。除了新光,爸媽還會帶我和弟弟到大家樂和美味棧吃飯。那時的大家樂有一客「焗鮮菌雞皇飯」,是我的至愛,芝士香氣撲鼻。美味棧給我最深的印象是它的籐椅,還有那碟充滿鑊氣的西芹雞柳飯。

當時,全日制尚未實施,每逢放學,母親都會帶我和弟弟去吃午飯。有時也分不清是飯菜真的好吃,抑或氣氛令人覺得飯菜好吃,母親把一碟西芹雞柳飯用匙盛滿一小碗,一碗給我,一碗給弟弟,那份溫暖,那份快樂,迄今仍教人難忘。

97 後,許多熟悉的老地方改變了面目,最明顯是新光結業,沒多久變成百佳超級廣場。廣場內有一「正版場」,專賣 VCD,我在那裡求過媽媽買寵物小精靈大電影,還有剛出道的謝霆鋒拍的一套電影。今天,母親已逝,「正版場」結業多年,VCD 卻仍在我家書架上孤零零地飽受歲月的蠶食。

麥當勞開張曾經給兒時的我一時的興奮。然而,要數到最富傳奇色彩,非「麵包廊」莫屬。「麵包廊」的老闆是一個胖子,爸媽好稱他為「肥佬」,「肥佬麵包舖」在我家中是「麵包廊」的代名詞。老闆不知什麼原因,愛哼鄭少秋的《笑看風雲》,「一笑已經風雲過~」是口頭禪,舖面更貼有「莫生氣」,由此也見其人格修養。「麵包廊」開業初期很吸引人流,隨著時日推移,生意做不住了,終於結業。幾年後,「麵包廊」東山再起,在另一人流較少的舖位重出江湖,奈何歲月無情,一段時間後,「麵包廊」又悄然消失了。

同樣悄然消失的尚有農場餐廳。曾幾何時,媽媽也喜歡帶我和弟弟到那裡吃飯,此處是一套西式用餐的格調,飯前例牌有一蒜蓉包連餐湯,媽媽常叫我們把包沾沾餐湯。戲肉當然是焗飯。和大家樂相比,農場餐廳的焗飯是高一個層次的,準確講是比較專業,製作認真些。可惜千禧年前後的荃灣中心甚少有人好此道,高昂消費更非人人負擔得起,我記得吃過幾次之後,餐廳就忽然倒閉,輾轉變了現在的日本城。

兩大「長青」店舖,有萬寧和 7 - eleven。儘管由平民風格變成高雅、由有軟雪糕賣變成沒有,店舖基本上未曾倒閉,亦未有改易位置。福利來是茶餐廳中年資較深的,我卻掛念著好味來,一家已倒閉、先於福利來的茶餐廳。

人大了,越發思念過去,誰知道我現在是忍著腰板的風濕痛楚寫下這篇回想?

長路漫漫,更多美好的舊事舊物將會在未來被淘汰,屆時的我究竟會老到如何模樣,真不敢想像!

2019年1月5日 星期六

結語

(一)

關於張居正的評價,錢穆老實不客氣地說:

(明朝) 國家並未正式與閣臣以大權,閣臣之弄權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此乃權臣,非大臣。權臣不足以服眾,故雖如張居正之循名責實,起衰振敝,為明代有數能臣,而不能逃眾議。(《國史大綱》)

徐復觀則認為:

明代的大學士就是宰相,權臣奸臣之論,恐怕太昧於史實了。(<明代內閣制度與張江陵 (居正) 的權奸問題>)

錢穆是從「名」的角度考慮。有其「名」,方有其「份」。張居正無「宰相」之名,卻藉勾結馮保及李太后掌握大權,厲行改革,行「宰相」之實。無「名」而有「份」,即屬僭越,僭越極其量只可當權臣。所以,任張居正如何起衰振頹,為國盡忠,都不足以服眾,難逃眾議。

徐復觀是從現實的角度切入。自英宗起,內閣首輔的功能和角色確實等同歷朝之宰相,嚴嵩即不時顯露宰相的排場,不把首輔看成宰相,此有違當時官場的共識。

不過,錢穆並未否認首輔實際上等同宰相。況且,首輔實際是宰相,不等於他就不是權臣奸臣,權臣奸臣由其有否僭越、立心是否本乎私利而定。據此,徐復觀「權臣奸臣之論,恐怕太昧於史實了」未免不妥。

考諸史實,張居正取得權力固然有不光明的地方 (故其為權臣),但他確實以效法周公、孔子為志,他的改革確實救正明朝若干管治積弊,奸臣之罵名,套在張居正身上是不合適的。

(二)

張居正以帝師之尊,兼內閣首輔,透過用心從事改革,以及培育年輕皇帝神宗,藉此挽救明朝衰頹的國運。這做法可視為漢儒政治理想的一次具體落實。

西漢董仲舒亦強調帝王的教育,把帝王打造成聖君的模樣,以之作為天下言行的表率。他又強調「復古更化」,借託遠古來改變現實政治的困境。

張居正編《帝鑒圖說》、說「殿之東堂,祀伏羲以下數聖君,皇上所當法也」,頗有董仲舒的影子。禁毀私建書院,遏止陽明心學傳播,甚至較「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有過之而無不及。

然而,漢儒忽略了一關鍵:現實帝王也是個人,會有七情六欲,會有心志墮陷之可能。

當彼汲汲於聖君打造工程時,被打造者可能已忿忿不平,只是礙於年少,羽翼未豐,不敢發作。到他擁有自己的爪牙,懂得使用心計權謀,彼即要被報復了。

彼固可辯解「我是為皇上盡忠,為國家社稷盡力」,在理上彼可說得通,問題是,一心只想報復的皇帝,會把道理聽得入耳嗎?權源在皇帝,他想怎樣就怎樣,任彼滿口真理,俱屬枉然,難逃被殺抄家清算的厄運,這是漢儒從未認真思考過的問題,為其政治理想一大致命缺陷。

張居正死得及時,但他的家人倒要遭殃。鄒元標日後為張居正爭取平反,但這對當事人及其家庭有何用?死者已矣!

要從根本上杜絕此類悲劇,限制君主權力的運用、放棄對聖君的打造,實屬必須。簡單講,就是承認人性醜惡,皇帝也不例外。

英國君主立憲,皇帝僅為虛位元首,首相有任期限制,由民選產生,這是在制度上避免悲劇發生。

可惜中國歷朝儒者未有此慧識洞見。即使是宋明儒,大講心性義理之學,終極目的仍是促進現實帝王自省修身,沒有制度建設上的關懷。幸好他們無當政機會,否則其將被老虎噬咬。

(三)

張居正死後,神宗未幾怠政,二十年不上朝。對外方面,明朝先與豐臣秀吉 (原為織田信長部下。信長在「本能寺之變」被殺,秀吉剷除柴田勝家,代領信長的部眾。不久任「關白」,且開始對外擴張,劍指明朝藩屬國 - 朝鮮) 領導之日本在朝鮮爆發戰爭,再面對滿洲努爾哈赤的崛起。

努爾哈赤的祖父、父親曾幫助明李成梁控制遼東,一次意外,二人被明軍殺死。努爾哈赤雖獲明朝補償,但仍不滿足,「七大恨」告天,說穿了只是為祖父、父親報仇而已 (請注意,明朝已作補償,錯不在明)。

當時女真分建州、海西、野人女真三部,努爾哈赤屬建州女真,藉征戰統一其餘各部,建後金國。

明朝用熊廷弼為遼東總兵,熊廷弼與廣寧城巡撫王化貞在攻守問題上意見出現分歧,熊主守而王主攻。結果,廣寧失陷,熊竟未有派兵救援。

事後,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極力攻擊和東林書院諸君子相友善的熊,熊被殺害,明廷自毀長城。遼陽、瀋陽相繼落入後金手中,而曾幾何時,張居正用李成梁「鎮遼」,「邊境晏然」。

滿洲坐大,令明朝軍費開支驟增,出現「遼餉」。所有錢都用到東北,內部無法救濟天災,驛卒被裁撤,卒之釀成民變。民變需要軍隊討平,於是出現「剿餉」、「練餉」。「三餉」出,「一條鞭法」遂失其本意,無助減輕人民負擔。

明朝終在滿洲鐵騎、農民軍雙重夾擊下滅亡,財政的困窘,令它連重組軍隊東山再起的能力也欠奉。

回想張居正用「隆慶初庫貯尚有餘萬,今歲入百二十萬,猶稱乏。惟皇上省察」戒神宗,教人唏噓。

2019年1月4日 星期五

慘遭清算

張居正一直深得李太后及神宗信任。

慈聖太后將還慈寧宮,諭居正謂:「我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先帝付託。先生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為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用終先帝憑幾之誼。」因賜坐蟒、白金、彩幣。

未幾,丁父憂。帝遣司禮中官慰問,視粥藥,止哭,絡繹道路,三宮膊贈甚厚。

「奪情」事件,神宗為張居正壓平所有反對聲音。

人情洶洶,指目居正,至懸謗書通衢。帝詔諭群臣,再及者誅無赦,謗乃已。

張居正辦理父親喪事期間,神宗賜他「帝賚忠良」銀印,且告誡內閣次輔呂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

居正乞歸葬父,帝使尚寶少卿鄭欽、錦衣指揮史繼書護歸,期三月,葬畢即上道。仍命撫按諸臣先期馳賜璽書敦諭。範「帝賚忠良」銀印以賜之,如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戒次輔呂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

恃著皇帝信任,張居正權力達至鼎峰,新增閣臣中,申時行、張四維都是他的人。

居正請廣內閣員,詔即令居正推。居正因推禮部尚書馬自強、吏部右侍郎申時行入閣。自強素迕居正,不自意得之,頗德居正,而時行與四維皆自昵於居正,居正乃安意去。帝及兩宮賜賚慰諭有加禮,遣司禮太監張宏供張餞郊外,百僚班送。所過地,有司節廚傳,治道路。遼東奏大捷,帝復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居正為條列以聞。調陽益內慚,堅臥,累疏乞休不出。

張居正獲得優厚的待遇。

居正言母老不能冒炎暑,請俟清涼上道。於是內閣、兩都部院寺卿、給事、御史俱上章,請趣居正亟還朝。帝遣錦衣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迎,計日以俟;而令中官護太夫人以秋日由水道行。居正所過,守臣率長跪,撫按大吏越界迎送,身為前驅。道經襄陽,襄王出候,要居正宴。故事,雖公侯謁王執臣禮,居正具,賓主而出。過南陽,唐王亦如之。抵郊外,詔遣司禮太監何進宴勞,兩宮亦各遣大璫李琦、李用宣諭,賜八寶金釘川扇、御膳、餅果、醪醴,百僚復班迎。入朝,帝慰勞懇篤,予假十日而後入閣,仍賜白金、彩幣、寶鈔、羊酒,因引見兩宮。及秋,魏朝奉居正母行,儀從煊赫,觀者如堵。比至,帝與兩宮復賜賚加等,慰諭居正母子,幾用家人禮。

然而,隨著神宗年紀漸長,情況開始有改變。

時帝漸備六宮,太倉銀錢多所宣進。居正乃因戶部進御覽數目陳之,謂每歲入額不敵所出,請帝置坐隅時省覽,量入為出,罷節浮費。疏上,留中。

帝復令工部鑄錢給用,居正以利不勝費止之。

言官請停蘇、松織造,不聽。居正為面請,得損大半。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裁外戚遷官恩數,帝多曲從之。

帝御文華殿,居正侍講讀畢,以給事中所上災傷疏聞,因請振。復言:「上愛民如子,而在外諸司營私背公,剝民罔上,宜痛鉗以法。而皇上加意撙節,於宮中一切用度、服御、賞賚、佈施,裁省禁止。」帝首肯之,有所蠲貸。

值得注意是「疏上,留中」、「不聽」、「帝多曲從之」。神宗雖仍聽張居正的話,心態已經不同了。

十歲孩童,本來就不是對自己的老師由衷地敬重,更多是忌憚。現在長大,忌憚一轉而為憎厭。

帝初即位,馮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有力,小扞格,即以聞慈聖。慈聖訓帝嚴,每切責之,且曰:「使張先生聞,奈何!」於是帝甚憚居正。及帝漸長,心厭之。

孫海、客用事件後,神宗越來越痛恨馮保和張居正,礙於李太后,方不敢發作。

乾清小璫 (年輕的內監) 孫海、客用等導上遊戲,皆愛幸。慈聖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居正復條其黨罪惡,請斥逐,而令司禮及諸內侍自陳,上裁去留。因勸帝戒游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聖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卻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帝迫於太后,不得已,皆報可,而心頗嗛保、居正矣。

張居正可能亦發現神宗的轉變,故他 (i) 請儒臣為神宗進講 (ii) 請立起居注,記錄神宗一言一行與朝內外事 (iii) 安排翰林學士四人輪流入宮當值,與神宗應和詩文,以及充當顧問。

帝初政,居正嘗纂古治亂事百餘條,繪圖,以俗語解之,使帝易曉。至是,復屬儒臣紀太祖列聖《寶訓》、《寶錄》分類成書,凡四十: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籓,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儆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桑,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裁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節武備,曰御戎狄。其辭多警切,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又請立起居注,紀帝言動與朝內外事,日用翰林官四員入直,應制詩文及備顧問。帝皆優詔報許。

奈何居正不久患病去世,享年五十七歲。

亡何,居正病。帝頻頒敕諭問疾,大出金帛為醫藥資。四閱月不愈,百官並齋醮為祈禱。南都、秦、晉、楚、豫諸大吏,亡不建醮。帝令四維等理閣中細務,大事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後憊甚不能遍閱,然尚不使四維等參之。及病革,乞歸。上復優詔慰留,稱「太師張太岳先生」。居正度不起,薦前禮部尚書潘晟及尚書梁夢龍、侍郎余有丁、許國、陳經邦,已,復薦尚書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顏、侍郎王篆等可大用。帝為黏御屏。晟,馮保所受書者也,強居正薦之。時居正已昏甚,不能自主矣。及卒,帝為輟朝,諭祭九壇,視國公兼師傅者。居正先以六載滿,加特進中極殿大學士;以九載滿,加賜坐蟒衣,進左柱國,廕一子尚寶丞;以大婚,加歲祿百石,錄子錦衣千戶為指揮僉事;以十二載滿,加太傅;以遼東大捷,進太師,益歲祿二百石,子由指揮僉事進同知。至是,贈上柱國,諡文忠,命四品京卿、錦衣堂上官、司禮太監護喪歸葬。

張居正死後,御史李植上疏彈劾馮保十二大罪狀,馮保被查抄家產,發配南京孝陵。

初,帝所幸中官張誠見惡馮保,斥於外,帝使密詗保及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兩人交結恣橫狀聞,且謂其寶藏逾天府。帝心動。左右亦浸言保過惡,而四維門人御史李植極論徐爵與保挾詐通姦諸罪。帝執保禁中,逮爵詔獄。謫保奉御居南京,盡籍其家金銀珠寶巨萬計。

羊可立、江東之等乘機攻擊張居正與馮保「交結恣橫」,神宗卒之下令籍其家。

帝疑居正多蓄,益心艷之。言官劾篆、省吾,並劾居正,篆、省吾俱得罪。新進者益務攻居正。詔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諡。居正諸所引用者,斥削殆盡。召還中行、用賢等,遷官有差。劉台贈官,還其產。御史羊可立復追論居正罪,指居正構遼庶人憲㸅獄。庶人妃因上疏辯冤,且曰:「庶人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帝命司禮張誠及侍郎丘橓偕錦衣指揮、給事中籍居正家。

一代權臣,妻兒子女全部不得好死,教人惋惜。

誠等將至,荊州守令先期錄人口,錮其門,子女多遁避空室中。比門啟,餓死者十餘輩。誠等盡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黃金萬兩,白金十餘萬兩。其長子禮部主事敬修不勝刑,自誣服寄三十萬金於省吾、篆及傅作舟等,尋自縊死。

申時行、潘季馴都對羊可立等人的做法看不過眼,許國連甚至批評:「昔日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 (言官),黨同伐異,罔上行私。」

事聞,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之;刑部尚書潘季馴疏尤激楚。詔留空宅一所、田十頃,贍其母。

奈何攻擊之聲不絕,神宗卒之「詔盡削居正官秩,奪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謂當剖棺戮死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發戍煙瘴地」。

而御史丁此呂復追論科場事,謂高啟愚以舜、禹命題,為居正策禪受。尚書楊巍等與相駁。此呂出外,啟愚削籍。後言者復攻居正不已。詔盡削居正官秩,奪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謂當剖棺戮死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發戍煙瘴地。

終萬曆一朝,無人敢為張居正翻案。直至熹宗天啟年間,鄒元標才倡議為張居正平反。鄒元標曾在「奪情」風波中反對張居正,被打斷一腿。

終萬曆世,無敢白居正者。熹宗時,廷臣稍稍追述之。而鄒元標為都御史,亦稱居正。詔復故官,予葬祭。崇禎三年,禮部侍郎羅喻義等訟居正冤。帝令部議,復二廕及誥命。十三年,敬修孫同敞請復武廕,並復敬修官。帝授同敞中書舍人,而下部議敬修事。尚書李日宣等言:「故輔居正,受遺輔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勞任怨,舉廢飭弛,弼成萬曆初年之治。其時中外乂安,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帝可其奏,復敬修官。

張居正雖義無反顧地為國家進行改革,但畢竟結下仇家太多。

然持法嚴。核驛遞,省冗官,清庠序,多所澄汰。公卿群吏不得乘傳,與商旅無別。郎署以缺少,需次者輒不得補。大邑士子額隘,艱於進取。亦多怨之者。

時承平久,群盜蝟起,至入城市劫府庫,有司恆諱之,居正嚴其禁。匿弗舉者,雖循吏必黜。得盜即斬決,有司莫敢飾情。盜邊海錢米盈數,例皆斬,然往往長系或瘐死。居正獨亟斬之,而追捕其家屬。盜賊為衰止。而奉行不便者,相率為怨言,居正不恤也。

居正以江南貴豪怙勢及諸奸猾吏民善逋賦,選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賦以時輸,國藏日益充,而豪猾率怨居正。

彼在世時,尚且隱忍不發,彼一旦過世,怨憤一發不可收拾是必然的。

神宗的態度,「帝疑居正多蓄,益心艷之」數語值得玩味,《明史紀事本末》有以下一條:

居正曰:「皇上謂從舊,亦近例耳。如今年暫行,明年即為例,非祖制也。臣不敢遠引,如皇祖用度最繁,然內帑尚有餘積。隆慶初庫貯尚有餘萬,今歲入百二十萬,猶稱乏。惟皇上省察。」上是之。

神宗在張居正死後對其家人嚴厲清算,可能涉及經濟考慮 (神宗過於奢侈揮霍,他需要有更多的錢)。

2019年1月3日 星期四

丈量土地與一條鞭法

神宗萬曆九年 (1581 年),張居正下令清查地主豪強隱瞞的田地數目,並推行「一條鞭法」。

明太祖鑑於元末大亂,戶籍散失,自洪武三年 (1370 年) 起,即已詔令戶部清查天下戶口,編纂賦役黃冊。賦出於土田,役出於丁口,土田丁口皆歸於戶,故黃冊實為總計土田丁口的戶籍冊。

黃冊與里甲制 (始於元朝) 相配合。

明代以一百一十戶人家為一里,一里中有里長十戶 (推選丁口、田糧最多的),十戶在十年中輪流擔任里長,其餘一百戶分成十甲,每甲十戶,每甲置一甲首。每年由里長和甲首各一人率領一甲應役,應役的先後次序由丁糧多寡決定。如是者,十年內,不同里長與甲首皆輪流應役一次,應役者稱現役,輪役者稱排年。十年後,查算各戶丁糧及資產的消長,再重訂里甲。

黃冊以一里為單位編成一冊,詳載丁口稅糧總額。丁口的稅糧記錄,分為「舊管」(上屆徵收稅糧總額)、「開除」(今屆死亡人數及變賣田產數額)、「新收」(今屆新增人口及田產)、「實在」(今屆實收數額) 四項,其計算公式是: 實在 = 舊管 - 開除 + 新收,稱「四柱式」。

隨著里甲中每戶人家、丁糧數字出現變動,黃冊每十年更造一次。黃冊一式四份,分別交戶部、布政司、府、縣保存。保存在戶部的一份,因冊面是用黃紙 (<食貨志>:「冊凡四……冊面青紙,惟上戶部者黃紙,故謂之黃冊」),故名黃冊。

黃冊之外,太祖又下令各個州縣編造魚鱗圖冊。魚鱗圖冊把州縣內的田地分區分段,繪畫區內的田形,丈尺田界,紀錄田地種類、肥瘠、買賣情況及田主姓名,再編列字號,訂成一冊。因田圖狀如魚鱗,故得名 (《明實錄》:「以圖所繪,狀若魚鱗然,故號魚鱗圖冊」)。

黃冊和魚鱗圖冊是朝廷徵收賦稅力役的依據。可惜中葉以後,地方豪強為免差役,往往賄賂官員,隱暪丁口,甚至竄改應役的次序,使自己永遠不需服役。 黃冊逐漸失效。豪強兼併土地,卻肆意隱瞞,不如實上報,逃避賦稅,致使不少原應課稅的土地自動在魚鱗圖冊上「消失」,魚鱗圖冊已無法反映地方實際情況。加上時日推移令冊籍紙頁霉爛,兩冊敗壞催生賦役制度的改革。

<食貨志>記載「一條鞭法」的內容如下:

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並為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故謂之一條鞭。立法頗為簡便。嘉靖間,數行數止,至萬曆九年乃盡行之。

簡單講,「一條鞭法」把田賦、力役及其他雜稅合併為一項,一次繳納 (不再如唐宋採兩稅制),一律計畝徵銀。此做法大大簡化了徵收手續,且使地方官員難以作弊。

稅以銀徵收,這和當時白銀廣泛流通有關。

明朝初年,設「大明寶鈔」,乃官方法定紙幣。至宣宗、英宗時,寶鈔大幅貶值,「積之市肆,過者不顧」。明武宗年間,寶鈔實際已經廢止,民間轉為使用白銀。

關於白銀的來源,王業健引述全漢昇的研究成果:

當時銀的主要來源是國外,而不是國內;美洲和日本的銀產,尤為重要。自從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西方人發現新大陸和到東方的新航路後,歐洲海上強權紛紛在美洲和亞洲掠奪殖民地。西班牙人首著先鞭,於十六世紀上半征服中南美洲的墨西哥、秘魯 (Peru)、和玻利維亞 (Bolivia) 一帶,又於 1565 年自墨西哥出發,佔領了菲律賓,而成為一個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上大帝國。他方面,從十三、四世紀開始,已有中國商船往來南洋各地,並有不少華人聚居菲島。西班牙人位據菲島後,中菲貿易大量展開。中國與美洲間的貿易也通過菲律賓而迅速發展起來。當時菲島生產落後,在那裏統治的西人生活必需品 (如糧食) 以至軍需品,都要靠華僑商人供應。中國絲貨更為菲島及美洲西人所喜好。中國商品 (特別是絲貨) 於是大量往菲島輸出,大部份絲貨更以大帆船從菲島輸往美洲。為購買中國貨物,西班牙人找不到適合的貨品來交換。但是他們有一項產品,中國人都樂於收受,那便是西屬美洲出產的豐富白銀。這樣一來,隨著中菲貿易的進展,每年都有大批白銀從美洲經菲島輸入中國。據全先生觀察,初時每年僅數十萬銀元,十六世紀末葉超越百萬元,十七世紀增至 2 百萬元以上,十八世紀年更高達 3、4 百萬元,到了十九世紀初期減至 150 餘萬元。他估計從 1571 至 1821 年的二個半世紀期間,約有 2 萬萬銀元自美經菲律賓流入中國。

其次,與西班牙人爭雄海上的葡萄牙人於 1557 年佔領澳門。葡人以澳門為據點,也積極開展中外貿易。她們向中國大量收購絲貨、棉布、瓷器……等,分別往三個方向輸出,以謀鉅利。第一,往西運至葡人在印度的根據地果亞 (Goa),一部分更轉運至歐洲。第二,往北運往日本長崎。明末倭寇為患,中國政府禁止日本通商,葡人趁此充中日貿易媒介,以滿足日人對中國貨物的需求。第三,也往南運至菲律賓。結果,大量白銀也不斷地由這三個方向流入中國。十六、七世紀之交,日本為世界上僅次於美洲的盛產白銀之地。據估計葡船當時運往長崎的中國貨物,每年約值 1 百萬兩以上,稍後有時甚至高達 2、3 百萬兩。十八世紀以至十九世紀早期,英、美、法、荷諸國也載運大量白銀到中國,以購買絲、茶等產品。英國的東印度公司輸華白銀數量更居魁首。十八世紀後半,廣州一地每年輸入白銀達 4、5 百萬銀元之多。據摩爾斯 (H. B. Morse) 估計,由 1700 至 1830 期間,廣州一地淨輸入白銀約共 4 萬萬銀元;再加上其他港口的輸入,總數當在 5 萬萬元左右 (<全漢昇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的重要貢獻>)。

張居正徵銀,是順應當時整個經濟趨勢的決定。

萬曆六年 (1578 年),張居正下令丈量全國土地,清查所有大地主隱瞞的莊田。三年後,「一條鞭法」在全國推行。課稅土地的回升,使政府的財政狀況有改善。

不過,和王安石推行「青苗法」類似,「一條鞭法」在個別地區取得成功,卻不適合全國施行 (王安石又在鄞縣試行「青苗法」,效果良好)。未幾,朝廷在「一條鞭法」之上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等,老百姓的經濟負擔並未減輕。

2019年1月2日 星期三

台灣焉能不獨立!

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 周年紀念會上發表演說,提到:

(1)「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分治局面、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在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

(2)「統一是歷史大勢,是正道。『台獨』是歷史逆流,是絕路」、「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台灣同胞。」

過往中共對台灣喊話,都是要求台灣堅持「九二共識」,即「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今次習近平把「九二共識」界定為「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達成『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且明確提出「一國兩制」,「一個中國」的中國顯然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各自表述」則被解消了。

有學者指習近平是要封殺中華民國的生存空間,筆者倒覺得習近平是要把中華民國的國體去掉,使其不再享有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平起平坐的地位,而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一個台灣特別行政區,地位同於澳門和香港。這對已然擁有自己的政府、軍隊的台灣其實是一種降格、羞辱!

習近平治下的「一國兩制」是什麼回事,香港人應該最清楚。它已不是鄧小平年代的「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共產黨是罵不倒的」,而是如 2014 年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所指出:「中央擁有全面管治權」、「高度自治」是「中央給多少,就有多少」。《基本法》不是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憲法,而是動輒遭中共重新詮釋以打壓政治異見者的工具。司法獨立是偽裝,實際是和行政合作。立法機關多為親共議員,監察制衡力量盡失。

今天台灣的民主政治已經成熟,公民可以一人一票選擇自己心目中的候選人。三權真正分立,《中華民國憲法》有效保障言論、新聞、出版、集會結社諸自由。爛透頂的「一國兩制」,誰希罕?

「和平統一後」云云,第一,何解習近平一副主人家作東的口吻?中共既是主人家,台灣還有定企?第二,切勿忘記中共是以善說謊見稱的,共產黨員二十年代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李大釗講些什麼?「我們加入本黨,是幾經研究再四審慎而始加入的,不是胡裏胡塗混進來的,是想為國民革命運動而有所貢獻於本黨的,不是為個人的私利與夫團體的取巧而有所攘竊於本黨的」,最後國民黨有什麼下場?還有《歷史的先聲》共產黨對落實民主的承諾,「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不過是誘騙台灣人走入其圈套而已!

歷史沒有大勢和逆流可言,勉強要說,人本主義是大勢,殘忍暴虐是逆流。不排除使用武力對付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此不是製造生靈塗炭麼 (況且,如何判定誰跟外部勢力有勾結?誰是「台獨」分子?還不是中共說了算)?這就是逆流,搞分裂、搞獨立不算逆流。

「歷史大勢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對,所以違逆人本主義的中共,勢必遭受歷史的懲罰!

把兩岸統一錯看成歷史大勢,再把中共錯看成歷史使命的實現者,竊以為是中華大一統史觀,加上大國崛起自大狂思維之產物。戴耀廷說得好:「從歷史看,民族主義往往不會為一個民族帶來復興,反會使這民族走向悲劇。」二戰時,希特拉不是汲汲於透過納粹德國實現日耳曼統一麼?墨索里尼不是汲汲於透過法西斯意大利復興古羅馬帝國聲威麼?兩國最終慘敗,習近平知曉乎?

走進歷史逆流、絕路的,是習近平當下的一意孤行 (亦可說是他身邊的「蠶蟲師爺」,極端民族主義上頭的軍官教授們害了他)。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此是為日後動武「扮可憐博同情」,彷彿出兵滅亡他人國家是自己心不甘情不願,虛偽矯情得很。

對台灣來說,「台獨」現在是必然的了。所謂「台獨」,不是改國號,不是原住民話事,而是力保中華民國作為一個國家,一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平起平坐的國家,不做特別行政區。

作為香港人,看著香港由 97 前一個準國家,被「一國兩制」蹂躪到等於實質的殖民地,到處都是大陸人,人口結構逐漸改變 (即人口換血),前途益見黯淡,台灣莫重蹈香港覆轍!

張居正的思想

張居正說:「平生學在師心」(<答朱謹吾書>),但他的心不是惻隱、是非、羞惡、辭讓之道德本心。

<與高元谷書>:

近日靜中,悟得心體,元是妙明圓淨,一毫無染,其有塵勞諸相,皆是由自觸。識得此體,則一切可轉識為智,無非本覺妙用。故不起淨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厭心,包羅世界,非物所能礙。

張居正明顯是從「妙明圓淨」、「本覺妙用」講心體,不是從仁義禮智切入。

「不起淨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厭心」表示心要達到鏡明水止的狀態。「近日靜中,悟得心體」反映他以「主靜」為修養工夫。

清明心和主靜,可以是禪宗的進路,可以是道家的進路,也可以是儒家荀子的進路。且看看其他文字,再作判定。

<義命說>:

古瑰偉奇特之士,樹鴻業於當時,垂鴻稱於後世者,豈獨其才之過人哉?蓋尤繫於養矣。養有淺深,則其才有純駁。才有純駁,則其建立有巨細。才得於天者也,養由於人者也......故古之善養才者,不恃其得天之異,而勉其修己之純。

西漢揚雄在《法言》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者為善人,修其惡者為惡人。」(<修身>) 人性先天上所稟具的才質,就實質意義言並無差別,差別僅在後天之「修」而已。

張居正以後天的「養」為首出,「蓋尤繫於養矣。養有淺深,則其才有純駁」,此竟和揚雄極相似!而揚雄是繼承荀子學的漢儒。

劉孔才云:「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有英而不雄者,有雄而不英者。智勇並異,則英雄兼焉。」《淮南解》曰:「才過千人謂之豪,萬人謂之傑。」此英雄豪傑之辨也。總之,皆以其智力絕殊,不可以尋常尺度論耳。自古迄今,所以樹立人紀,綱維世運,決大疑,排大難,建大功,立大節,必此四人者為之。

劉孔才即三國時撰《人物志》的劉劭。劉劭品評人物,停留在自然的氣質生命上。聰明、膽力是先天稟氣使然,人無法控制的,以此界定英雄,英雄全由自然血氣所決定。

《淮南子》思想以道家老莊為主。才指才氣、才情,屬自然氣質,以此界定豪傑,豪傑亦全由自然血氣所決定。

英雄豪傑本是陰陽二氣交合的產物,是實然的,張居正卻認為他們能「樹立人紀,綱維世運,決大疑,排大難,建大功,立大節」,從實然向應然過渡,關鍵是「智力絕殊」。荀子曰:「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性惡>)「積思慮,習偽故」即是智力的運用。英雄利用其絕殊的智力以建立人倫社會的規範、秩序,張居正思想於此與荀子契合。

然則世之君子,受天地特厚之生,而有志於三聖人 (張居正以大禹、周公、孔子為三聖人) 之事者,顧可不慎所養乎?養之之道,無欲其本也,慎動其要也。析義窮理,沉幾察微,瑩乎若夜光之內朗,洞乎若止水之獨鑒,所以養智也。抑其強陽,銷其客氣,深乎若強弩之握機,韜乎若寶劍之斂鍔,所以養勇也。尸居 (安居而無為) 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聖人之事也。

此條談「養」的具體內容。

陳澧《漢儒通義》引鄭玄《禮記注》:「性不見物則無欲,見物多則欲益眾。」孔安國注《論語》「仁者靜」曰:「無欲故靜」。鄭玄、孔安國俱為漢儒。而「無欲」一詞的遠源可追溯至《老子》,孟子不講「無欲」只講「寡欲」,荀子、韓非則認可人有情欲。

張居正以「無欲」為工夫,明顯背離了荀子「節求養欲」的主張,而貼近漢儒 (漢儒受道家思想影響)。

不過,「析義窮理,沉幾察微」,張居正的心體具認知反省功能,為一認知心。

「瑩乎若夜光之內朗,洞乎若止水之獨鑒......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聖人之事也」,跟荀子「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裡矣。」(<解蔽>) 完全一致。

「無欲」即是「主靜」,但「主靜」並不足夠,還要「慎動」。同時期的王廷相說:「後儒獨言主靜以立本,而略於慎動,遂使克己復禮之學不行,而後生小子,以靜為性真,動為性妄,流於禪靜空虛矣。」(《雅述》) 張居正「慎動其要也」證明他未有流入禪學,而與王廷相看法相同,恰巧王廷相的思想脫胎自荀子、漢儒一路 (順帶一提,王廷相曾為高拱祖父做墓誌銘,且常與高拱論學。他又認識日後獲張居正信任的張瀚)。

假如上文分析無誤,張居正思想的義理間架,基本上是遙接繼承荀子學的漢代儒學。

因仍屬儒學陣營,故尊大禹、周公、孔子為聖人,故尚賢,故講節制欲望。把張居正思想看成以法家 / 佛家 / 道家為宗,不見得合理。

《明史紀事本末》有以下數條:

十一月,張居正上《郊祀圖考》,為書三冊。首敘分合沿革之由,次具壇壝陳設,次列儀注樂章。大意遵高皇定制,歲一合祀,奉二祖並配。上褒答之。

十二月,命纂《宗藩要例書》,頒示諸王。先是,世宗朝公族繁盛,國用困竭,以故頗知損抑。至是,居正等念諸藩裁削,非天子親親意,乃略舉事例未當者十一條,請敕禮官集議,著為令。諸藩於是感激親上,而厚薄親疏有體矣。

五年春正月庚午,上御文華殿。大學士張居正言:「殿之東堂,祀伏羲以下數聖君,皇上所當法也。法古聖,惟在省覽章奏。日閱一二,講明國事,則他年躬攬萬機無難矣。」上嘉納之。

七年二月,上患疹,慈聖太后命僧於戒壇設法度眾。張居正上言:「戒壇奉皇祖之命,禁止至今。以當時僧眾數萬,恐生變敗俗也。今豈宜又開此端?聖躬違豫,惟告謝郊廟社稷,斯名正言順,神人胥悅,何必開戒壇而後為福哉!」事遂寢。

五月,封遼東總兵李成梁為寧遠伯。張居正言:「成梁屢立戰功,忠勇為一時冠,加以顯秩,此鼓勵將士之法也。」己而成梁使使饋以金,居正曰:「而主以百戰得功勳,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卻不受。

講究禮儀 (郊祀是禮的一種)、「天子親親」(出自《孟子》「親親而仁民」,指親愛親人而仁愛百姓)、「法古聖」、抑佛 (反對佛教僧侶開戒壇)、重義輕利 (不受成梁使者的黃金),張居正根本為一儒者!

漢儒有千歲衰周之嘆,覺得東周委靡不振。張居正「病周代文勝之弊,而稱快於嬴政之大毀滅」,實為其承襲漢儒思想之一證。

又漢儒講究通經致用,要參與現實政治,張居正因此不滿宋代儒者專講心性之學,斥之為文弱,而稱快於元人之大毀滅 (張居正禁毀私建書院,打擊民間自由講學,有漢儒思想作為理論基礎)。

<義命說>:

人生而有利害之情也,有利害之情則不能無推測之智,是以紛紛議論而卒無所歸也。可勝嘆哉!

荀子曰:「飢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榮辱>) 張居正主「性惡」明矣!

漢儒好把自然現象比附政治事態,《明史紀事本末》有以下一條:

九月,上諭停刑,蓋慈聖太后以大婚期近也。居正上言:「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霜雪,萬物因之發育。明王奉若天道,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矣。且臣近詳閱所開諸犯,皆逆天悖理,其所戕害,含冤蓄憤。聖主明王不為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或上蒸為妖沴氛祲之變,下或致凶荒疫癘之疾,則其為害又不止一人一家也。請俟明年吉典告成,然後概免一年。」從之。

<慈壽寺碑文>:

本其要歸,惟於一心。心之為域,無有分界,無有際量。其所作功德,亦不住於有相,不可思議。故曰:洗劫有盡,而此心無盡。恆河沙有量,而此心無量。

驟眼看,張居正對心體的理解似近佛家。可是,按照我們剛才分析,張居正的心是清明心、認知心,與佛家般若智心有分別。

張居正<與羅近溪書>:

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紛糾處,不得穩貼......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於其情,辨於其義,明於其分,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孔子云「道不遠人」,今之以虛見為默證者,仆不信也。

羅近溪是陽明後學、泰州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與羅近溪書>反映張居正和陽明學派並非無來往。

「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今之以虛見為默證者,仆不信也」是諷刺陽明良知學只知頭腦、「以虛見為默證」。

「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紛糾處,不得穩貼......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於其情,辨於其義,明於其分,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張居正是以博學多能作為聖人內涵,此和漢儒的觀念同。

「奪情」風波後,陽明學派 (何心隱) 反對他,一眾大學士 (他們也是飽讀儒書) 反對他,連他一手提拔的張瀚亦反對他。儒學陣營變相把張居正掃地出門了。「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張居正當時內心的痛苦,可以想像。

孤數年以來,所結怨於天下者不少矣,儉夫惡黨,顯排陰嗾,何嘗一日忘於孤哉!念己既忘家殉國,遑恤其他。雖機阱滿前,眾簇攥體,孤不畏也。以是能少有建立。(<答河漕按院林雲源言為事任怨>)

張居正不是一純粹儒者。所以,當碰到峭直的清官海瑞,他沒有第一時間重用,而是「卒不召」。

萬曆初,張居正當國,亦不樂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視,瑞設雞黍相對食,居舍蕭然,御史歎息去。居正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

可是,他的學問修為始終是儒家的,道家、佛家、法家是枝節、是末、是用,儒家才是主幹、是本、是體。海瑞評價張居正「工於謀國,拙於謀身」,東林黨領袖之一鄒元標指張居正「功在社稷,過在身家」,都對張居正予以同情。二人同屬儒家陣營。

近人熊十力撰《與友人論張江陵》,說:「江陵學術宗本在儒,而融攝佛老及法,以成其一家之言」、「江陵蓋宗主儒家,兼綜佛、道與法術」,這些論斷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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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與陽明心學]

張居正早年頗受王陽明心學影響,見「學不本諸心,而假諸外以自益,只見其愈勞愈敝也矣」。

自孔子沒,微言中絕,學者溺於見聞,支離糟粕,人持異見,各信其說天下,於是修身正心、真切篤實之學廢,而訓詁辭章之習興。有宋諸儒,方詆其弊,然議論乃日以滋甚,雖號大儒宿學,至於白首猶不殫其業。而獨行之士,往往反為世所姍笑。嗚呼!學不本諸心,而假諸外以自益,只見其愈勞愈敝也矣。

「學者溺於見聞,支離糟粕,人持異見......而訓詁辭章之習興」固然不是漢儒本來之面目,乃其末流弊病。「然議論乃日以滋甚,雖號大儒宿學,至於白首猶不殫其業」亦只針對朱子學者而言,於濂溪、橫渠、明道、象山俱不適用。

張居正不明漢、宋儒之義理內涵,批評欠公允。根基不穩,復添加經世致用的急切渴望,遂對師 (顧璘、徐階) 友 (胡廬山、羅近溪) 所講的陽明良知教由篤信到質疑再到否定。

<答楚學道胡廬山論學>:

承教虛寂之說,大而無當,誠為可厭。然仆以為近時學者皆不務實得於己,而獨於言語名色中求之,故其說屢變而愈淆。夫虛故能應,寂故能感。《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誠虛誠寂,何不可者?惟不務實得於己,不知事理之如一,同出之異名,而徒兀然嗒然,以求所謂寂然者,宜其大而無當、窒而不通矣。審如此,豈惟虛寂之為病?茍不務實得於己,而於言語名色中求中,則曰致曲、曰求仁,亦豈得為無弊哉!

<與羅近溪書>:

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紛糾處,不得穩貼......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於其情,辨於其義,明於其分,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孔子云「道不遠人」,今之以虛見為默證者,仆不信也。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辨>:

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食哉;周公《立政》,其克詰爾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強哉!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才涉富強便云霸術之辨、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奚必仁義之為王、富強之為霸也。

有兩點值得注意。

第一,周孔並稱,這是唐以前儒者的共識,宋明儒則以孔孟連稱,而唐以前儒者大體承襲荀子、漢儒之義理系統。

第二,「王霸之辨」是界定理學家的一個重要指標。朱子同意「王霸之辨」,故屬理學家。張居正極力消解「王霸之辨」,故其學非朱子學,他亦不屬於理學家。

儘管張居正於政壇上的表現常流露出「狂者胸次」,其持守的義理是漢唐儒的,我們再多看一條: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以為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也;審幾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之善治,譬之琴瑟之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皇上踐阼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為心,以節財愛民為務,圖治之大本既已立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漸,有亟重難迫之幾,若不稍加改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陳六事疏>)

要求神宗用政治壓力移風易俗,改變社會風氣,跡近董仲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