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31日 星期五

病中獨語

2018 年 8 月 31 日,曉瑩已度過其生日逾二十天,我尚有四天步入 30 歲。我和她之間交絕快將一年,沒見面接近年半。近日新患舊疾相繼襲來,不無感慨。

自從曉瑩離開,我每天一有空就會想到她,我幻想再和她見面時定要好好教訓她,幻想我求她不要走,幻想她接受我心意......我明知道,她是永遠不會再見我,青衣時她已決絕地說。偏偏我內心始終有一祈望,我們會再見。太陽天天升起,想望,落空,想望,落空,如墮地獄輪迴,我想停止,但停不了,身心俱疲,曉瑩卻未有再現身。

我又知道曉瑩會看我某一網誌,每當該網誌的分析數據顯示有澳洲、紐西蘭、新加坡的讀者瀏覽過,我都會特別著緊。我倆雖無法見面,但她有看我的文章,也是一件好事。然而,年復年,月復月,日復日,這些零星數據好像再無法告訴我曉瑩在讀我的文章。我不知她有無讀我的文字,甚至不知她還有無心理會我,我覺得頓失支柱,彷彿任我如何努力,都是枉然。

我一直以為歷史、哲學對我很重要,寫一部細密的中國通史,乃我一生之心願。雨革後,我想寫一部香港史。我還想理順朱子哲學的一些問題......

可是,曉瑩消失,我一再問自己,這些東西緊要嗎?假設我得享高壽,寫了許多許多文章,但曉瑩不在我身邊,這又有什麼意義呢?儘管我服膺張橫渠「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我畢竟是個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我實在無法自欺,我感到很痛苦。這是一個無底的深淵,一跌下去,無法自拔,曉瑩固然不知,我倒直受著虛無的侵蝕。

我嘗試用卡繆「反抗者」的態度、佛家天台宗「不斷斷」的義理開導著自己,但每當工作至中途難受處,或寫文章寫到不知為什麼而寫,舊病就會復發。「猶如絕症,天天有預感,幸福即將再降」是真的,可惜翌日一覺醒來,nothing changes,又是一陣失落。

其實,我真的知道曉瑩不會跟我一起。太多太多事發生了,已無法改變,我怎樣想念都是沒用。很簡單,當一個小家庭的分工及生產方式已定型並成為男女雙方之習慣,任一方基於本能,怎會願意毅然離開?更何況曉瑩對此一分工及生產方式之奠立貢獻極大,她一定不會放棄自己辛勞的成果。

她說過,她生活有改變,除非她的男人死去。這等於對我的愛念判下死刑。有時,我實在不明白,為何她這麼愛他?他有疼錫他的母親,有其他女子喜歡,有不愁衣食的家庭,何解曉瑩還要將全副愛念放在他身上?我什麼都沒有,母親亡故,孑然一身,在困窘裡生存,曉瑩把對他的萬分之一愛念置於我身上,不是更應該嗎?

然而,此處或許就是命限,是佛家所說前生的業。箇中關節是無理由可言,是不可思議的,只得無奈接受。

當然,我可以抱怨、妒忌、憎恨,但又如何?曉瑩仍是把全副愛念放在他身上。我寫一百一千一萬封情信都是無意義,我日思夜想想到肝腸寸斷都是多餘,什麼都是定好了的,不及他倆小學時的一個眼神、一張小字條,我的存在,只是小丑在提供笑料罷了。我不明白我為何落得此一地步,我只能怪自己前世作孽太多。

痛至極處,偶得清明,我常對亡母生愧疚之心。她曾告誡我定要遠離有男友的女人,是我任性,我沒把她的教導放在心上。

縱觀我自己的一生,亡母與年邁的父親是世間上對我最好的人,還有我的好弟弟。三人中,亡母又是對我最好的。

中四那年膝蓋重挫,父親尚有微言,只有亡母用心照料我安慰我。我大學讀哲學讀得沮喪,是她鼓勵我的。我還記得她在大圍某書店挑選了一本有關西方哲學家的書,她是甚麼哲學都不懂的,就是因為兒子要讀哲學,不如買本書幫助一下。她更帶我去沙田喝茶散心。她走了,我在世上再找不到另一個人像她那樣疼我,我思念曉瑩而苦痛至極,但每當憶起亡母,就是慚愧,就是後悔。

父親為人雖重利益,但在我面前,他從來是不求回報不計較。他是典型的中國人性格,你不主動跟他談話,他就永遠不開口。可是,我清楚知道,他是疼愛我的。

弟弟隨著年紀增長,亦變得懂事多了。家中許多重擔,是他主動挑起。是我不好,我讀哲學,耗費了家中許多金錢,令他被迫做兼職賺學費。我又賺不到很多錢,幫不了他......

或許我真的不應再為曉瑩痛苦下去,但我實在做不到。

nothing changes,仔細看亦不盡然。

從曉瑩的個人網站,我知道她已和她的男人「探索」紐西蘭去。

我呢?相比年半前跟她海旁告白,我的事業不穩。最近因心跳快速而整夜無法入眠,估計是高血壓作祟。風濕頻密了、嚴重了,由腳踝痛得步履蹣跚,到大腿痛得上落巴士都感吃力。再看看自己的大肚子、呼吸的急促,就算她有朝一日回心轉意,和我好,我都無福消受,一切來得太遲了。我等不到了。

此存在的困境,又令我想到我外婆。當我高考時,外婆常託母親叫我和弟弟去見她,跟她一起吃飯。我常以溫習為由推辭,只有母親偕同父親前往。外婆每次總是叫母親帶一壺湯回家,外婆的湯是老火湯,很入味,我已再無機會品嚐了。她的自製蘿蔔糕也很有特色,有芫茜、花生、蝦米,同樣成為絕響。

外婆比母親早離世,今天回想,她可能是想趁生命的最後年華,看看自己的孫子,都怪我們不孝。

讀中大哲學系時,我常因事跌傷,記得外婆一句「有人就有物」,母親也深以為然。的確,有生命,其他有價值的事才可做。沒有生命,甚麼都沒了。現在,外婆、母親都走了,人死如燈滅,我也在時刻感受著肉體對我的拘束、限制。

我曾想過,曉瑩願意和我一起,我甚麼東西都給她。她一直不知道,許多話我是說給她一個人聽。我會為我的妻子而改變,我將所有金錢所有東西交給妻子,我哪裡會有妻子?除了她。

她走了,這些話我只能吞回肚內,在紐西蘭而不在香港捱劏房,到底是件好事。

如果那位男人真的愛曉瑩,也該想想,怎樣才可給她好日子,至少一個舒適安樂的居所是必須的。

「多情自古空餘恨,此恨綿綿無絕期。」

人之可貴,在於只有今世為人。人實不能確知有無來世。有來世,自己又會否為人?即使成人,彼此能否相遇相識?

今世,我是人,跟曉瑩相遇相識,但從此竟永遠分別。在我的餘生,我將再找不到另一個曉瑩,遑論來世。我倆不是一開始就互不相識,不是一為死物一為生物,而是因為一些不可思議、不可解的巧妙造化 (緣),錯失彼此,再會無期,這種「恨」,是人世間最深最難受的,亦最難教人釋懷的,曉瑩永遠不會明白,她的男人亦永遠不會明白。

子貢對孔子說:「願有所息」,我都想有所息,因心倦也。奈何工作依然要繼續,「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不想長大、老去,時間依舊逼人長大、老去,不容片刻停留,心有無限感觸,遂化種種複雜思緒而為此文。

2018年8月30日 星期四

波希戰爭、伯羅奔尼撒戰爭與馬其頓崛起

當希臘城邦向地中海沿岸擴展時,波斯帝國也在擴張。

公元前 547 年,波斯帝國征服了愛奧尼亞。公元前 499 年,米利都鼓動整個小亞細亞的希臘語地區起來反抗波斯的統治,起義的結果是波斯帝國的地方首府 - 薩第斯被佔領且焚毀,雅典亦向米利都等提供軍事援助。

隨著大流士一世成功鎮壓起義,波斯大軍準備進攻雅典。公元前 490 年,波斯軍隊在馬拉松平原被人數居於劣勢的雅典重裝步兵擊敗。士兵菲迪皮德斯 (Pheidippides) 據說由馬拉松平原跑回雅典報捷,全程約 42.195 公里,途中從未停頓。當菲迪皮德斯回到雅典,將捷報轉告雅典人後,立即死去。馬拉松賽跑的設立,即為了紀念他。

「第一次波希戰爭」以希臘獲勝告終。十年後,薛西斯一世率 20 萬大軍再次進攻。希臘各城邦組成聯軍,共禦外敵。希臘聯軍中的陸軍以斯巴達人為主力,海軍則以雅典艦隊為主。

溫泉關一役,斯巴達國王列奧尼達一世利用地形優勢,率領 300 名斯巴達精銳戰士與其他希臘城邦聯軍,頑強抵擋數量上遠超他們的波斯軍隊長達三天。儘管斯巴達戰士及志願軍全部陣亡、列奧尼達一世被梟首,波斯軍隊於此戰裡也傷亡慘重,雅典及其他城邦因而得到寶貴的備戰時間。

波斯大軍攻入雅典,將全城焚毀,但在薩拉米斯海戰中,波斯的巨型戰艦不及雅典戰艦小巧靈活,希臘海軍大獲全勝,波斯被迫退兵,史稱「第二次波希戰爭」。

兩次波希戰爭奠定雅典的霸主地位。雅典海軍更是希臘各城邦中最強大的軍事力量。適逢伯里克里斯執政,雅典進入黃金時代,不少城邦願意接受雅典領導,「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 由是形成。

雅典工商業急速發展,竟慢慢滋長帝國主義 (列寧曾撰《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解釋相關現象)。雅典欲實現其霸權,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聯盟 (Peloponnesian League) 對此深表不滿,戰爭卒之在公元前 431 年爆發。雙方互有攻守。公元前 415 年,雅典遠征西西里失敗 (伯里克里斯已死),元氣大傷,斯巴達乘機猛攻。公元前 405 年,雅典海軍被斯巴達全殲。翌年,雅典投降。

「伯羅奔尼撒戰爭」後,斯巴達成為希臘的新霸主,但其霸業並不長久。北方的馬其頓,向來被希臘人視作蠻族,此刻卻逐漸崛起為首屈一指的軍事強國。腓力二世悉心經營,使馬其頓國勢蒸蒸日上,雅典等城邦組成反馬其頓同盟,在喀羅尼亞戰役被馬其頓大軍擊敗。

腓力二世在公元前 336 年遇刺身亡,兒子亞歷山大繼承皇位,是為亞歷山大大帝。

亞歷山大的老師是著名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弟子,曾訓練亞歷山大口才和文學,且激發其對科學、醫學和哲學的興趣。

中世紀晚期流傳一個故事:

亞里士多德反對亞歷山大大帝和菲利斯 (Phyllis) 的愛情,認為他會被這一誘人女子弄得疏懶國事。菲利斯為了報復,竟引誘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很快就向菲利斯宣稱他的愛情,並要求她的「回報」。菲利斯要求他扒在地上,扮馬讓她騎才滿足他。當他真的這麼做時,亞歷山大大帝跳出來嘲笑他。亞里士多德從容地回應:如果愛神連充滿睿智的老人都不放過,年輕人更加要審慎警惕。

故事孰真孰假,不得而知。

2018年8月29日 星期三

柏拉圖的反民主與斯巴達

柏拉圖對雅典式民主是反對的。

他曾用醫生的類比說明直接民主於政治決策並不適宜:

當你生病時,你會向醫生求取建議與治療,因為醫生是這方面的專家。你絕不會只是集合一群人,讓他們投票來決定什麼是正確的醫療方式。同樣地,做政治上的決定是需要有技術與專業知識的,所以也應該留給專家來做決定。

另外,《理想國》有以下一段:

「假設這是在一艘船上的情況,船長比任何船員的塊頭都要大、而且強壯,但是有點耳聾與近視,在航海技術上也不在行。船員們彼此爭吵這艘船應該如何航行,每個人都認為他自己應該掌舵;他們從未學過航海的技術,說不出有誰曾經教導過他們,也說不出曾花過多少時間學過;事實上他們喊說航海術無法教授,而且準備要殺掉任何回答說可以的人。他們隨時圍繞著船長,用盡任何手段要使他將掌舵的位置讓給他們。如果某一幫人比另一幫人更為成功,他們的敵手就會殺害他們,把他們丟到海裡去,用藥或酒或其它東西來擺平誠實的船長,控制這艘船,偷取船上的財物,而且你可預見他們會將這趟旅程轉變成那種酒醉的狂歡之旅。最後,他們會崇敬那個知道如何藉由武力或欺騙來控制住船長的人,讚美他的航海術與對於大海的知識,並且將其他人貶斥為一無是處。他們不知道真正有航海知識的人必須研究四季變化、天空、星辰、風、以及其它跟此專業相關的主題,才適合於駕駛一艘船航行於海上;他們認為不可能獲得這項專門的技術。這艘船上發生了這樣的情節,船上的水手難道不會將那些有真正航海技術的人看成是空言者、只會看星星的無用之人嗎?」

簡單講,柏氏認為治國需要有專門的知識和技能,民主制度提拔擅於選舉而別無專才的人為領袖,真正有治國能力的專才則被排除在外,他因此把民主制度看得比「貴族統治」(aristocracy) 與「君主統治」(monarchy) 還差。

柏拉圖對民眾不太信任,他老師蘇格拉底被 500 人陪審團以多數票判處死刑,是一個關鍵。另一個關鍵是伯羅奔尼撒戰爭 (Peloponnesian War),民主的雅典竟被實行專制寡頭政治的斯巴達打敗。

斯巴達也是古希臘城邦,羅素說:

「斯巴達公民的唯一職業就是戰爭,他從一出生就接受戰爭的訓練。經過部族首領的檢查之後,病弱的孩子是要拋棄掉的;唯有頗為強壯的孩子才能得到撫養。所有的男孩子都放在一所大學校裏面受訓,一直到 20 歲為止;訓練的目的是要使他們堅強,不怕痛苦,服從紀律。文化教育或科學教育都被認為是無意義的事;惟一的目的就是要造就全心全意為了國家的好戰士。」

這是典型的先軍政治,人道主義、文化傳承反成次要。公民最緊要吃得苦,並服從紀律。

不只男生,女生也要接受鍛煉,羅素說:

「女孩子也受著男孩子一樣的體育鍛煉;更可注目的是男孩子和女孩子在一起赤身裸體地進行鍛煉。他們要求少女們也應該練習賽跑、角力、擲鐵餅、投標槍,其目的是使她們後來所懷的孩子能從她們健壯的身體裏吸取滋養,從而可以茁壯起來並發育得更好;而且她們也由於這種鍛煉增強了體質,可以免除分娩時的苦痛……儘管少女們確乎是這樣公開地赤身裸體,然而期間卻絕看不到,也絕感不到有什麼不正當的地方,這一切的運動都充滿著嬉戲之情,而並沒有任何的春情或淫蕩。」

斯巴達人驍勇善戰,戰鬥力上自然優於雅典。

其政治制度又採取寡頭制 (Oligarchy):

I. 2 位國王

II. 5 個執政官

協助國王處理政務。可召集元老院及國民會議。國王有罪,可對之加以審判。權力遠在國王之上。任期一年,無連任限制。

III. 元老院與國民會議

元老院議員俱為 60 歲以上的免役者。對於立法、行政、司法之事,皆得與聞。每一法案,均須由此提出,非經其表決者,不得於國民會議提出。由全體公民普選而得之國民會議,實為元老院的附屬機關,雖有贊成或反對元老院所議決的法案之自由,實際上卻是不敢反對的。

由上向下統一意志,避免思想分歧。

經濟方面,土地國有,政府將土地交給斯巴達公民,公民們再安排農奴進行耕種,收取糧食。公餐、共居、共妻、共子,更是斯巴達的常態。

伯羅奔尼撒戰爭發生在公元前 431 年 - 公元前 404 年,時值柏拉圖處於青少年階段 (公元前 427 年 - 前 347 年),他所描繪的理想國度,許多是深受斯巴達影響。

柏拉圖對民主的恐懼,被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進一步發揮,提出「多數人的暴政」(tyranny of majority) 一概念,「知識菁英制」的政治想像,經二人而奠立。

[主要參考資料]

1. 羅素,《西方哲學史》。

2018年8月28日 星期二

柏拉圖的理型論

意大利藝術家拉斐爾曾在文藝復興時期創作了一幅壁畫《雅典學院》(The School of Athens)。畫中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並肩而行,柏氏指天,亞氏指地。後人推斷柏氏所指的天正是理型 (idea) 世界。

早在伊利亞學派,巴門尼德等人已開始從變中探尋不變。經驗世界所有事物都是會變化的、會生滅的,只有「太一」「不來、不去、不動、不多」,是真實的存有。赫拉克利特亦認為,感覺世界中沒有任何東西是永久的,要把握不變,必須運用理智思維。

柏拉圖繼承前人,提出「經驗世界一切事物皆是理型的模本 (duplicate)」。他有一著名的「洞穴的比喻」(出自《理想國》),羅素解釋:

「關在洞穴裏的囚犯,他們只能朝一個方向看,因為他們是被鎖著的;他們的背後燃燒著一堆火,他們的面前是一座牆。在他們與牆之間什麼東西都沒有;他們所看見的只有他們自己和他們背後的東西的影子,這些都是由火光投射到牆上來的。他們不可避免地把這些影子看成是實在的,而對於造成這些影子的東西卻毫無觀念。最後有一個人逃出了洞穴來到光天化日之下,他第一次看到了實在的事物,才察覺到他前此一直是被影象所欺騙的......回到他從前的囚犯同伴那裏去,把真理教給他們,指示給他們出來的道路。但是,他想說服他們是有困難的,因為離開了陽光,他看到的影子還不如別人那麼清楚,而在別人看起來,他彷佛比逃出去以前還要愚蠢。」

影子相當於經驗世界一切事物,鎖鏈相當於感官知覺,實在的事物即理型。經驗世界一切事物都不完美、會流逝、並非究竟真實,唯獨理型才是最完美、永恆、真實。飛機有飛機的理型,花有花的理型,樹木有樹木的理型......各理型又為一最高的理型所統攝,此最高的理型名為「最高善」(the highest good)。

柏氏的理型,牟宗三稱之為「形構之理」,「形構之理」是「類概念」,是經驗事物本身的特徵 / 本質 (essence)。它必然是多,而非一。中國宋明理學家講「理一分殊」,「理一」的理不是「形構之理」,是妙運萬物、使之生生不息的「存在之理」。馮友蘭用柏氏的理型解朱子之理,是誤解。

如何達到「最高善」?柏拉圖主張,透過學習數學、幾何學、辯證法、天文學、修辭等,使靈魂固有的知性 (理智) 逐步提升,當靈魂達到和諧狀態、知性完全發用時,人即可認知理型世界,包括「最高善」。

柏拉圖對數學高度重視,可能受畢達哥拉斯學派影響。

「理型論」不只是一套形上學,它還是道德倫理學說。

柏氏堅信「最高善」是人的最高道德觀念,也是靈魂的最佳狀態,人類一切道德教化的努力,都是試圖靠近「最高善」。可是,人的肉體會使人沉迷於感官世界,產生種種需求和貪欲,造就一切苦難和罪惡,使人逐漸遠離「最高善」。要對治此一疾病,理智必須佔有領導地位,靈魂痊癒,人擁有「最高善」,即成為至善至德之人。

柏拉圖「理型論」開出「唯實論」(又名「實在論」,與唯名論對揚) 傳統。作為形上學,它完全是思辯的、觀解的產物,非實踐所得。

「理型論」最大的問題是:一個個理型如何製造出一個個模本?理型屬形上界,模本屬形下界,兩者互不相干。理型自身也無動力製造出模本。

柏拉圖後來訴諸神話,謂工匠神 (德米奧吉神) 根據永恒存在的理型,使用質料創造了世界萬物,世界萬物的秩序也是理型世界的秩序。勉強算是一個補充。

不過,「理型論」開出道德倫理學說,未免有歪常理,顯得荒謬。成為有道德的人,似乎和學習數學、幾何學、辯證法等以令知性 (理智) 提升,兩者無必然關係。要成為有道德的人,關鍵是:持之以恆的實踐道德行為,非理智之徹底運用。

有謂柏拉圖思想上背離了其老師蘇格拉底。從建立「理型論」言,他對本體論的關注,確實迥異於蘇格拉底僅著眼於人生界。然而,以知識態度講道德,甚至把知識等同於道德,柏拉圖與蘇格拉底可謂一脈相承,前者將後者想法推得更極端。

柏拉圖式愛情其實是把握「最高善」的途徑之一。藉愛戀不同對象,欣賞其背後之理型,層層遞進上升,卒之進入「最高善」。柏拉圖式愛情的終極所愛是「最高善」,是理型,而非某個具體的人。

[主要參考資料]

1. 羅素,《西方哲學史》。

2018年8月27日 星期一

蘇格拉底之死

公元前 399 年,蘇格拉底被雅典法庭控以「腐蝕青年」、「藐視城邦崇拜之神」和「從事新奇宗教活動」,判處服毒而死。他的死亡,在西方文化史上是一件大事,有著特殊的意義。

我們以往講過,蘇格拉底到處尋找比他聰明的人,過程中得罪了許多自以為聰明的權貴、知識分子,這些人早對他懷恨在心。另外,他不贊同詭辯學派的主張及處事方式,偏偏詭辯學派於當時極為盛行。蘇格拉底喜歡在街頭和青年談論有關至善、美德等的看法,那些憎惡他的人遂根據這一點,誣陷他蠱惑青年。他又好講神諭,相信自己為一把神聖的聲音所引導,另造新神一類指控於是出現。

蘇格拉底在法庭內自我申辯,柏拉圖《對話錄》中有<申辯篇>(Apology),據說是蘇格拉底受審時的自辯詞。羅素 (Bertrand Russell) 指出:「當然,並不是一片速記記錄,而是若干年後柏拉圖在記憶裏所保存下來的東西,被他彙集起來並經過了文藝的加工。」蘇格拉底的學生色諾芬也寫有一<申辯篇>,文學味較淡,單調乏味,但比較寫實 (色諾芬是學歷史的)。

蘇格拉底罪名成立,500 人陪審團起著關鍵作用。

梭倫首創陪審法庭,「克利斯提尼改革」後,規定每個公民都可當選陪審員,由每個部落中選出年滿 30 歲以上的雅典公民若干名 (至多提供 500 人),組成「陪審團」(每天有 200 至 5000 人被選出參與陪審)。凡遇重大案件,「陪審團」必須參與審判。審判採取多數票表決制。

陪審團內 280 人認為蘇格拉底有罪,220 人反對。蘇格拉底對覺得他有罪的人說:

「而現在,你們這些給我定罪的人啊,我願意向你們預言。因為我就要死去,而人臨死的時候是賦有預言的能力的。因而我要向你們這些殺害我的兇手們預言:我死去之後,立刻就有比你們加之於我的更重得多的懲罰在等待你們……如果你們以為你們用殺人的辦法就能防止別人譴責你們的罪惡生活,那你們就錯了。那是一種既不可能而又不榮譽的逃避辦法,最容易最高貴的辦法並不是不讓別人說話,而是要改正你們自己。」

對於贊成釋放他的人,蘇格拉底說:

「在我所做的一切中,我的神諭始終沒有反對我,雖然在別的場合神諭是常常中途打斷我說話的。這就是一種預示,預示著我遭遇的事情是件好事,而我們之中認為死是一件壞事的人乃是錯誤的。死要麼就是一場沒有夢的睡眠 (那顯然很好),要麼就是靈魂移居到另一個世界裏去。如果一個人能和奧爾弗斯、繆索斯、赫西阿德、荷馬談話,那他還有什麼東西不願意放棄的呢?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就讓我一死再死吧!

在另一個世界裏,人們不會因為一個人提出了問題,就把他處死的,絕對不會的。而且除了比我們更加幸福而外,他們還是永遠不死的,如果關於那裏的說法都是真的話。

死別的時辰已經到了,我們各走各的路吧 - 我去死,而你們去活。哪一個更好,唯有神才知道了。」

蘇格拉底的發言,透露出兩個重要訊息:

(1) 處理批評聲音,不應禁止、防堵、逃避,而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2) 死亡不是一件壞事,死後世界可能是很美好的、幸福的,靈魂可能是不滅的。

(1) 可視為西方重視言論自由的遠源。(2) 反映蘇格拉底對死亡並不畏懼,坦然接受。柏拉圖後來在<斐多篇>借蘇格拉底之口說:「學習哲學無非就是學習死亡。」

蘇格拉底雖然被判死刑,他仍可以選擇流亡。他的學生早已準備好賄賂監獄守衛,克力同 (Crito) 亦勸說道:

(a) 雅典的人民將認為蘇格拉底的跟隨者不肯花錢解救蘇格拉底。

(b) 蘇格拉底在別的城市可以得到支持,逃亡不是一個壞選擇。

(c) 當蘇格拉底有機會逃脫時不逃脫,這是背叛自己並幫助他的敵人。

(d) 蘇格拉底的家庭,他的妻子與三個孩子,將失去父親,以及他能提供的教育。

不過,蘇格拉底依然選擇服刑,理由是:

(A) 雅典是他的雙親、撫養者 (提供教育)。

(B) 作為公民,他有責任遵從雅典的法律,接受公平判決。

(C) 如果他選擇流亡,雅典法律的權威將被破壞。

(D) 他平時所講與所行不一致,別的城市的人將會視他為腐敗的力量。雅典亦將再無願意以身作則的好導師。

據此而觀,蘇格拉底受死就有多重意義:

I. 以獻出肉體生命來捍衛真理;

II. 敢於挑戰權威,不向現實妥協;

III. 認同雅典城邦為自己的家國,願意承受它所要求的一切責任;

IV. 對雅典法庭的程序公義高度尊重;

I 是理性精神,II 是解放意識,III 是社會契約論的精神,IV 是法治 (rule of law) 精神。

西方文化的啟蒙 (Enlightenment) 精神盡數藉蘇格拉底之受死彰顯,成為後世表率,此與耶穌基督「道成肉身」釘死十字架有異曲同工之妙。

1787 年,法國畫家大衛 (Jacques-Louis David) 創作了一幅油畫 -《蘇格拉底之死》(La Mort de Socrate),這是一幅名作,畫中的蘇格拉底一如既往討論哲學,神情鎮定自若,使人崇敬,他周圍的朋友則哀慟不已,增添畫面的悲劇性。

柏拉圖不贊成民主,視之為「多數人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竊以為受到蘇格拉底之死影響。

[主要參考資料]

1. 羅素,《西方哲學史》。

2018年8月26日 星期日

灤河之變

重熙二十四年 (公元 1055 年),遼興宗駕崩,長子耶律洪基繼位,是為遼道宗。

《遼史》對興宗有以下評價:

「興宗即位,年十有六矣,不能先尊母后而尊其母,以致臨朝專政,賊殺不辜,又不能以禮幾諫,使齊天死於弒逆,有虧王者之孝,惜哉!若夫大行在殯,飲酒博鞠,疊見簡書。及其謁遺像而哀慟,受宋吊而衰绖,所為若出二人。何為其然歟?至於感富弼之言而申南宋之好,許諒祚之盟而罷西夏之兵,邊鄙不聳,政治內修,親策進士,大修條制,下至士庶,得陳便宜,則求治之志切矣。於時左右大臣,曾不聞一賢之進,一事之諫,欲庶幾古帝王之風,其可得乎?雖然,聖宗而下,可謂賢君矣。」

細閱史冊,蕭耨斤決意逼死齊天皇后,興宗曾說:「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為也」,苦苦規勸生母,「不能以禮幾諫」未免對興宗不公道。

至於「不能先尊母后而尊其母,以致臨朝專政,賊殺不辜」,興宗即位時只有 15 歲,蕭耨斤母憑子貴,朝廷內外盡為其爪牙羽翼,興宗安敢造次?蕭耨斤「臨朝專政」是客觀形勢造成,非興宗「不能先尊母后而尊其母」所致。

耶律洪基,字涅鄰,小字查剌。六歲封梁王。重熙十一年 (公元 1042 年) 進封燕國,總領中丞司事。翌年,總南北院樞密使事,加尚書令,進封燕趙國王。二十一年 (公元 1052 年),為天下兵馬大元帥,知惕隱事,預朝政。洪基性格沉靜、嚴毅,每當入朝覲見,興宗都為之收斂笑容。

興宗病危,特別召見耶律洪基,「諭以治國之要」。興宗死,洪基於靈柩前即皇帝位,竟哀慟得不能聽政 (此見耶律洪基之仁孝)。

洪基即位時為 23 歲,他卻要處理一個大難題:如何和朝中最大的權臣 - 皇叔耶律重元合作?

耶律重元,一名宗元,小字孛吉只,遼聖宗次子,母親為蕭耨斤。史載重元「材勇絕人,眉目秀朗,寡言笑,人望而畏」。聖宗太平三年 (公元 1023 年),封秦國王。聖宗崩,興宗初立,蕭耨斤密謀改立重元為帝。重元把蕭耨斤的陰謀告訴興宗,興宗先下手為強,自此對這位弟弟日益重視,封重元為皇太弟。

耶律重元歷任北院樞密使、南京留守、知元帥府事。從「重元處戎職,未嘗離輦下」,可見他盡忠職守。興宗甚至在一次酒醉時答應傳位給重元,並「賜以金券誓書」(天子頒發給功臣、重臣的一種帶有獎賞和盟約性質的憑證)。

皇叔深受父親信賴,位高權重,道宗不能馬上將其去除。他於是冊封重元為皇太叔,免拜 (皇帝) 不名,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復賜金券、四頂帽、二色袍,極盡榮寵。

耶律重元未必有謀反之心,但他的兒子耶律涅魯古明顯有叛逆之意。

涅魯古,小字耶魯綰,性格陰險狠辣。興宗見之,曾謂:「此子目有反相。」

興宗重熙十一年 (公元 1042 年),涅魯古封安定郡王。十七年 (公元 1048 年),進楚王,為惕隱。道宗清寧三年 (公元 1057 年),出為武定軍節度使。七年 (公元 1061 年),知南院樞密使事。

興宗、道宗父子對涅魯古委以重任,涅魯古竟不知恩圖報,反而「說 (說服) 其父重元詐病,俟 (等待) (道宗) 車駕臨 (親臨) 問 (問候),因行弒逆」(涅魯古或許擔心道宗受「此子目有反相」一語影響,對自己不利,遂決定先發制人)。

是次行刺最終未有落實。

到了清寧九年 (公元 1063 年),道宗往灤河遊獵,涅魯古慫恿父親,聯合陳國王陳六、知北院樞密事蕭胡睹 (蕭胡睹是蕭孝友的兒子,蕭孝友是蕭耨斤之弟。他又和蕭革友善。蕭革被道宗察覺出陰險,逐漸疏遠。蕭革之子為耶律重元的女婿) 等四百餘人,起兵謀反。

敦睦宮使耶律良聞知,不敢遽奏,密告仁懿太后蕭撻里。太后假裝有病,召道宗前來講明一切。

道宗對耶律良說:「汝欲間 (離間) 我骨肉耶?(此見道宗對重元父子有情,不相信二人謀叛)」耶律良回答:「臣若妄言,甘伏斧鑕。陛下不早備,恐墮賊計。如召涅魯古不來,可卜其事。」道宗「遣人急召涅魯古」,涅魯古以為事泄,立即領兵攻打行宮。南院樞密使、許王耶律仁先等親率宿衛將士討伐涅魯古,涅魯古卒之被近侍詳穩、渤海阿廝、護衛蘇射殺。

重元的黨羽「多悔過效順,各自奔潰」,重元知大勢已去,北走大漠,感嘆道:「涅魯古使我至此!」自殺身亡。

由「重元既恃梁孝王之寵,又多鄭叔段之過,朝臣無敢言者」,耶律重元似乎也有妄自尊大,目無君上的一面。

梁孝王劉武深得竇太后歡心,鄭叔段深得武姜包庇縱容,重元及其兒子作亂,跟蕭耨斤及諸舅脫不了關係。

民國初年,袁世凱錯信兒子袁克定,恢復帝制,惹來罵名,他臨終時說:「克定誤我!克定誤我!」歷史驚人地重複著。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遼史》。

2018年8月25日 星期六

日軍攻港計劃

日軍攻港的意圖最早見於 1936 年。《華盛頓海軍條約》、《倫敦海軍條約》失效後,英國加強亞洲防務。有見及此,日本陸軍修改《帝國國防方針》及《用兵綱領》時,首次加入對英作戰部份。不過,修訂屬初步構思,未有具體方案。

至 1940 年初,《1940 年度作戰計劃》把香港作戰視為「對華作戰中英法參戰時的作戰要領」,攻港計劃逐漸成形。該年的計劃打算以空軍摧毀香港的空防及水面部隊,再從陸路進攻香港,海陸軍協同作戰。

法國投降後,日本認真考慮奪取香港。參謀本部在情報部歐洲課下新設「南方班」,派瀨島龍三大尉 (參謀本部第二課部員) 7 月下旬前往深圳,經水路到香港調查。他得出下列想法:

(1) 必須有一個半師團的基本兵力;

(2) 宜先攻佔醉酒灣防線,控制九龍半島,再攻佔港島;

(3) 攻擊要塞時應有重炮兵;

(4) 在港島直接登陸非常危險,單靠封鎖難以攻陷香港。

1941 年初,第 38 師團的作戰參謀及情報參謀先後到香港邊境附近偵察英軍陣地。9 月,美日關係惡化,第 23 軍 (1941 年 6 月於廣州設立) 司令部在 9 月 3 日指示第 38 師團和第 1 炮兵隊準備進攻香港。

第 23 軍負責:

(a) 制訂作戰要領;

(b) 提供情報;

(c) 必要時提供重型火力、航空部隊及聯絡空軍支援。

第 38 師團負責擬訂和實行具體進攻計劃。

9 月 8 日,日本陸軍總參謀長杉山元大將向裕仁呈上「南方作戰」計劃,香港與馬來亞、婆羅洲、菲律賓、關島同列為首輪攻擊目標,當時預計用一個師團進攻香港,需時約二十至三十日。

10 月,第 38 師團擬定進攻計劃時,預計英軍在深圳河一線將不會有重大抵抗,其主要陣地將在大帽山一帶,尤其是醉酒灣防線的斜面之上。為截斷英軍退路,日軍將派兵沿青山道及大埔道急進。

對於醉酒灣防線,日軍認為可分兩路進攻:

第一路 - 位於城門水塘以西,由荃灣北南下葵涌;

第二路 - 位於城門水塘以東,沿大埔道及九廣鐵路南下。

日軍把主攻軸定為西線 (即把兵力集中在西面的青山道),原因是:空間較闊,有利重炮展開 (步炮兵必須協同作戰),日軍較易突破,海軍亦可駛進藍巴勒海峽支援。

東路地段狹窄,山勢險峻,重炮難以部署,而且城門河兩側地形陡峭,不利進軍,更要同時面對來自沙田海對岸的側面火力,故不作考慮。

一旦完成突破,日軍將迫近九龍市區,但受地形所限,正面進攻的兵力僅以三個大隊 (第 228 聯隊、第 229 聯隊、第 230 聯隊) 為基礎。

至於登陸港島的作戰,日軍覺得港島南岸雖然適合登陸,但被岸防炮台及雷區封鎖。在東部海灘登陸又無法利用攻城重炮支援。最後,日軍決定正面進攻港島北岸。

可是,在開戰之前,第 38 師團仍未考慮進攻港島的細節。

第 38 師團預計以三日突破邊境到達大帽山一帶,六日部署進攻醉酒灣防線,再利用三日突破、掃蕩九龍市區,共需十二日攻佔新界及九龍半島。

部署登陸港島預計需時五至七日,加上用五日攻佔、掃蕩,共需十至十二日。整個佔領香港的過程,估計需時二十二至二十四日。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2018年8月24日 星期五

真理的捍衛者 - 蘇格拉底

要介紹蘇格拉底 (Socrates),不能不提以下一個故事:

有人向德爾斐神壇求問,世上有無人比蘇格拉底更有智慧。德爾斐神壇回答:再沒有別人了。蘇格拉底感困惑,因他認為自己是一無所知,而神又不能說謊。他於是到處訪問以智慧出名的人,看看能否指證神犯了錯誤。

蘇格拉底首先去請教一位政治家,這位政治家「被許多人認為是有智慧的,可是他卻自認為還更有智慧。」蘇格拉底很快發現這個人沒有智慧,並且和藹而堅定地向他說明這一點,結果這人恨上了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又去請教詩人,請他們講解自身作品中各篇章的意思,但他們似乎無能力講解,蘇格拉底由此知道詩人寫詩並非憑智慧,而是憑一種天才與靈感。

蘇格拉底再去請教工匠,結果一樣令人失望。

他最後得出結論:「只有神才是有智慧的。他的答覆是要指明人的智慧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或者全無價值的。神並不是在說蘇格拉底,他僅僅是用我的名字作為說明,像是在說:人們啊!惟有像蘇格拉底那樣知道自己的智慧實際上是毫無價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

「無知之知」是蘇格拉底一個重要見解,只有知道自己無知,才算「真正認識你自己」(know thyself),才算最有智慧,擁有最高知識。

在到處向人請教期間,蘇格拉底已得罪許多人,結下許多仇怨。他後來之死,多少和此有關。

蘇格拉底喜歡在街頭及市場與人 (尤其是青少年) 聊天。他有一套獨特的質問方法,叫做「辯證法」(dialectic),透過提出一系列問題,協助一個人或一群人審視自己的信念,藉指出其回答的漏洞,讓他們認識自己邏輯和認識上的錯誤。蘇格拉底稱自己的方法為「產婆術」,教師則是「知識的產婆 」。

蘇格拉底把辯證法運用到重要道德議題的探討上,開出政治哲學、倫理學、道德哲學,單純重視宇宙界、自然界的學風被扭轉。

他曾說:「未經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人要充分運用理性,人生才有意義。他進一步指出「知識即道德」,人無法做出道德行為,是因為其無真確認知。以知識態度講人生、講道德,是蘇格拉底思想一大特色。

對於詭辯學派「世上無絕對真理與正義」,蘇格拉底不以為然,相信有一公共的、具普遍性的、客觀共見的真理存在。

蘇格拉底稱自己是神賜給雅典的獨一無二不可代替的「牛虻」。雅典就像一隻身體龐大的動物,充滿惰性且睡眼惺忪 (人們習慣持守某種成見、錯誤信念過日子),必須有一隻專事叮咬的牛虻喚醒它 (有人出來用提問的方式挑戰這些成見、信念)。

可惜雅典人未能欣賞蘇格拉底的努力,公元前 399 年,蘇格拉底被控以「腐蝕青年」、「藐視城邦崇拜之神」和「從事新奇宗教活動」,遭 500 人陪審團判處死刑。

2018年8月23日 星期四

雅典民主與詭辯學派的興起

要講蘇格拉底,不能不交代詭辯學派 (Sophists) 的興起,而詭辯學派之所以興起,跟雅典民主制有關。

雅典是古希臘城邦之一,它是最早落實民主政制。當時,雅典人口不多,遇有重大事件,市民就會聚集在廣場上議論,發表己見。他們推選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作為主席,主席行使其權力讓每一個人都得到發表自己意見的機會。戰爭爆發時,市民會推選一位統帥負責指揮。危機過去,統帥職務會被解除。市民直接通過選票左右政治,屬直接民主,而非間接民主 (選舉民意代表替其發聲)。

可公開議政、影響政治決策,公民社會 (civil society) 雛型已然形成。

執政官梭倫 (Solon) 又制定法律,進行改革,其中兩條:「廢除以人身償還債務,不准債主納借貸者為奴以抵債,且追及既往,以前被納為奴者也得自由,賣到海外者也盡量向其債主買回」、「鼓勵工匠由海外移居雅典定居,如給予此類人雅典公民身份,以提升雅典的手工業實力」,大大刺激工商業階層的發展,促進雅典民主制。

繼任者庇西特拉圖 (Peisistratos) 雖為一獨裁者,卻以獨裁的形式推進了民主進程。在他任內,貴族權力受到大大削弱,工商業者和農民的政經地位獲提高。他更貫徹梭倫改革,支持工商業和農業發展。

可惜兒子希帕克斯 (Hipparchus) 和希庇亞斯 (Hippias) 未能繼承父親為政作風,希帕克斯不久遭貴族哈爾摩狄奧斯和阿里斯托革頓 (Harmodius and Aristogeiton) 暗殺身亡,後世稱為「暴君誅戮」,希庇亞斯變得偏執暴躁,專制的黑暗、奢侈、傲慢,卒之引發群眾起義,被逐的希庇亞斯逃到波斯。

經過克里斯提尼 (Cleisthenes) 改革,雅典民主進一步完善,包括:

(a) 法案可被通過、駁回或發回議會再修訂;

(b) 每天有 200 至 5000 人被選出參與陪審,每個部落 (共 10 個) 提供至多 500 人;

(c) 民眾在制度上有權將一位破壞民主的公民放逐。

至伯里克里斯 (Pericles,妻子是克里斯提尼的侄女),他是在位時間最長的民選領袖。

始於波希戰爭 (Greco-Persian Wars),終於伯羅奔尼撒戰爭 (Peloponnesian War),這一時期,出現了大批於政治、哲學、建築、雕塑、歷史、文學上有卓越成就的希臘人。現存許多古希臘建築亦在此時興建。

據說伯里克里斯口才不錯,他嘗試為雅典下層人民發聲,令其形象變得親民。

按普魯塔克 (Plutarch) 記述,伯里克里斯曾師從詭辯學派學習政治學、辯論及演說技巧,非常在意講話內容和方式。

詭辯學派,也稱辯士學派 / 智者學派,是一批收徒取酬的教師、哲學家之統稱。其主張:善良、真理、正義都與人本身的利益相關,世上沒有絕對的真理與正義 (即「相對主義」)。代表人物有普羅泰戈拉等。

直接民主對有辯說技能之政治人才極為有利,詭辯學派有市場,遂以雅典為中心,對青年進行修辭、論辯和演說等知識技能的訓練,教授參政治國、處理公共事務的本領。由於詭辯學派以教授辯說技巧換取金錢,故被譏為「智慧的商販」、「知識的妓女」。

蘇格拉底不認同「世上無絕對真理與正義」,他因此反對詭辯學派,站在詭辯學派的對立面。

2018年8月22日 星期三

對宇宙、自然的探問 - 前蘇格拉底哲學

西方文化始於希臘。

如我們過去所講,希臘多島嶼而近海,故希臘人普遍具有好奇心,並喜歡仰望星空,觀察自然界。此順理成章地開出宇宙論和自然哲學。

希臘哲學最早分成米利都學派 (Miletus School) 和伊利亞學派 (Eleatic School)。

米利都學派的代表人物泰利斯 (Thales) 提出了一個著名論斷:「水」是宇宙萬物的本原。他的學生阿那克西曼德 (Anaximander) 則認為宇宙萬物的本原是 apeiron,通常譯為無限、無定者、無定形。由泰利斯到阿那克西曼德,思想明顯由具體逐步抽象化。另有阿那克西美尼 (Anaximenes),以「氣」解釋宇宙起源,氣之聚散形成不同形式的物質,帶「唯氣論」色彩。

在自然世界中探尋一種「本原」去解釋宇宙如何產生,即是「自然哲學」(natural philosophy)。有關宇宙起源諸主張,屬「宇宙論」(cosmology)。

伊利亞學派的代表人物有色諾芬 (Xenophanes)、巴門尼德 (Parmenides) 和芝諾 (Zeno)。他們不再尋找宇宙本源,傾向本體論 (Ontology,又名存有論,專門研究何謂真實存在一類問題) 的思考。他們主張,眼睛所見的一切,都是會變化的、虛幻的、不真實的,最真實的存在是人的靈魂,靈魂是不動不變的。

把靈魂、肉體二分,經驗世界、精神世界二分,是伊利亞學派的獨見創獲。巴門尼德提出「存有」(Being) 概念,「存有」不能涉及過去、未來、運動,是「不來、不去、不動、不多」的「太一」(One Being),對柏拉圖尤其影響深遠。

柏拉圖以經驗世界為會變化、不完美,只有形上的理型 (idea) 世界是不變、完美,而最完美的理型為「最高善」(highest good)。

和伊利亞學派重視永恆、不變迥異,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著力講宇宙萬物的變化。他有一句名言:「人不能踏進同一條河流兩次」,背後的理據是:無論那條河,抑或那個人,前一秒已不同於後一秒。

事物雖然不斷變化,但並非無序,他以「邏各斯」(Logos) 指涉宇宙萬物的變化規律,具客觀性、公共性、普遍性,能永恆存在 (這其實是邏輯之理,也是形構之理)。「正反互轉」是「邏各斯」一大特徵 (此外,赫拉克利特對宇宙本原有自己一番見解:萬物的本原是火,宇宙是永恆的活火)。

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將邏各斯看成數的原則,萬物都是數的摹本。

柏拉圖認為,通過學習純粹數學,是能夠把握到理型的,理型即形構之理,如杯之理、飛機之理等。柏氏哲學對赫拉克利特、畢達哥拉斯亦有所消化。

至恩培多克勒 (Empedocles),以水、土、火、氣解釋萬物構成,以「愛」與「衝突」說明生滅聚散。其理論已頗完整。

德謨克利特 (Democritus) 又發明「原子論」(atomism),開「唯物論」的先河 (共產主義鼻祖馬克思 Karl Marx,便是以《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比鳩魯的自然哲學之區別》為題,撰寫博士論文,他後來主張辯證唯物論)。

從米利都學派到德謨克利特,哲學思考離不開宇宙萬物、自然世界。人之知性、理性不斷向外開拓,對切身的人生議題竟未曾理會。扭轉人生界之空白,乃蘇格拉底的大貢獻。

2018年8月21日 星期二

文化之兩形態

中國和西方展現出兩種不同型態的文化。

何解中西文化會迥異?此可追溯至地緣因素。

中國多山多陸地,在這裡生活的族群,比較喜歡踏實,不愛冒險。他們安土重遷,形成部落,人與人之間、人與地之間,易生感情,故孔子云:「仁者樂山」。不隨便遷徙、冒險,故好靜;腳踏實地無風無浪,故長壽。孔子因此說:「仁者靜」、「仁者壽」。

西方文化源自希臘。希臘多島嶼而近海,在這裡生活的族群,受制於地形,不得不冒險。冒險而要保得住性命,機靈智巧不得不運用。農業不是主流,商業才是,經商而要捍衛自身利益,故講究口才、講究表述清晰。他們亦要時刻留意天文地理,遂養成好奇的心境、探索的精神。

中西方地緣因素迥異,滋長出不同形態之文化。不同形態之文化又帶來不同之產物。以西方論,自然科學、數理邏輯、思辯哲學,乃其擅長。中國則有綿延不斷的歷史撰述傳統、教人如何待人處事的義理之學。

有一點必須指出,西方文化也有歷史撰述,也有教人待人處事。如希羅多德撰有《歷史》,系統地敍述波希戰爭。蘇格拉底曾說:「未經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亞里士多德甚至撰《尼各馬可倫理學》,對友誼、幸福、勇敢等作完整闡述。

中國漢代儒者講陰陽二氣開出五行,五行再化生萬物,亦不乏對自然的解釋、概念的推演。

不過,縱使中西方皆有涉足對方擅長之領域,西方明顯是以精準的概念定義、嚴密的邏輯推演建構教人待人處事的學問,此是以知識態度講道德、人生,成就道德哲學、人生哲學。中國人不懂這樣講。

相反,中國是以直覺感悟、粗疏的類比推論解釋自然現象,西方著重的實證 (假設 - 驗證),完全欠奉 (沈括、李時珍等例外),此是以文學態度講科學。

知識的內核是理性,文學的核心是情感。西方過份強調理性,夾雜自利、好奇、愛動等,卒之迎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得出兩次毀滅性大戰。中國過份強調情感,夾雜安土重遷、不願冒險等,終於歷朝歷代皆有老百姓受統治者欺壓,統治者權力不受制度約束,大臣們、知識分子往往要付出性命勸統治者施捨一點同情。系統科學亦無從建立,僅風水命理、宗教迷信大行其道。

湯恩比表示,要解決廿一世紀的世界問題,唯有向孔子思想和大乘佛法取經。孔子思想重視「仁」,大乘佛法講「眾生無邊誓願度」,二者俱是情感的。以情來去走理性的弊端,這是湯氏救正西方文化的藥方。

上世紀二十年代,胡適打出「德先生」(democracy)、「賽先生」(science)。即使汲汲於保存中國傳統的牟宗三,也提出「良知坎陷」(良知自我坎陷而開出理性,接通西方民主與科學)。以理性協助情感更好地彰顯,是民國以來學者救正中國文化的總方向。

文化之定義

什麼是文化?

有人把文化等同哲學思想,研究文化即研究哲學思想。

從某種意義上看,文化的確可視為哲學思想之表現形式。哲學的時代和地域性,往往深深影響著文化的風格。每當哲學思想有所轉變,文化之轉變必伴隨而來。

然而,以為懂得各家哲學思想便是懂得文化,這未免把文化看得太簡單。文化還包括風俗習慣、社會制度、典章律法等,非精通哲學思想者所能把握,須另下一番工夫。

將哲學思想了解透澈,極其量是把握到文化的精神、英華,卻不是文化本身。故此,講文化不能單講哲學思想,治文化史亦有別於治哲學史。

有人可能認為,文化就是歷史,講明白風俗習慣、社會制度、典章律法、宗教哲學藝術等沿革變遷,即講明文化。

這個看法不算錯,但問題是:如果要研究中西文化,中國那麼多省份,西方那麼多國家,逐個逐個研究,真不知要研究到何年何月!「扼要的手段」是必要的,只是不能把文化簡單化約成純粹思想。

至此,介紹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 - 撰寫《歷史研究》的湯恩比。他曾提出一「挑戰與回應」理論,大意是:任何民族及其文化均有面對挑戰、陷入危機的時候,回應挑戰的方式直接決定危機的處理,因而產生不同的後果。民族能否綿延,文化能否有所進步,視乎能否有效回應挑戰。

按照湯氏的理解,文化似乎可被界定為「對挑戰的一次乃至連續多次的回應」。

胡適解釋先秦諸子起源時說:「故諸子之學皆春秋、戰國之時勢世變所產生。其一家之興,無非應時而起。及時變事異,則向之應世之學,翻成無用之文,於是後起之哲人乃張新幟而起。新者已興而舊者未踣,其是非攻難之力往往亦能使舊者更新。」(<諸子不出於王官論>) 這也是「挑戰與回應」理論的一種應用。

可是,何解面對同一問題,不同民族提出的回應會截然不同?此則涉及民族性及地緣等因素。

研究文化,除了審視挑戰,還要看回應,以及民族性、地緣等因素如何影響回應。

最後,談談文化的詞源。

《周易‧繫辭下》:「物相雜,故曰文。」文指紋理、花紋,有裝飾、修養的意思。

「化」是生成、造化之意。《周易‧賁卦》:「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化成,簡稱文化。

梁啟超對文化有以下定義:「文化者,人類心所能開釋出來之有價值的共業也。」文化乃人類所獨創,其他物種所無,而且是共業,是一代一代人同心合力開創出來。據此,文化絕對是人性的光輝。

綜觀全世界,文化之表現主要有兩種型態:一為知解 (知指認知、解指理解) 的,一為實踐的。此兩型態令東、西方迥然不同。

2018年8月20日 星期一

談「情」

人生匆匆,如白駒過隙,一切都是會變化,留不住,難免教人有虛幻不真實之感。中國思想中,道佛兩家最喜言變化,道家以變為常,佛家則由變悟空 (一切現象皆無本體、無自性)。然而,世間果真只有變而無不變嗎?果真有不變,所不變者為何?

試設想一情況,父母、兄弟姊妹、朋友、同學、同事、情人......俱不在了,你孑然一身,在病床上靜待著死亡的來臨。一切都過去、留不住、不復存在,這沒有錯,但一幕幕曾經發生的畫面反覆來回地播放著,就是停不下來。你記得兒時嚷著父母買玩具、你記得跟某同學曾稱兄道弟、你記得和某女子於某夜共遊海旁......明明人已經生離 / 死別,當日之事亦無第三者可以證明,即使是箇中細節,都逐漸被時間磨蝕得越來越模糊。可是,你就是深深緊記,覺得這一切都是發生過的,忘不了。

是不是我們的記憶特別好?當然不是。不少平時善忘的人都有過類似經歷。記憶於此不佔主要地位,佔主要地位的,是感情。我們對遇到過的種種人、事、物有情,所以揮之不去,久久未能釋懷,直至離世。

此處的「情」,未必是儒家孔孟的「不忍人之心」。「不忍之心」是情的一種展現方式,卻不是情的全部。此處的「情」,可以是後悔、遺憾、妒忌、憎恨、貪戀、厭惡......要之,是人所獨有,其他物種所無 (當然部份動物可能有吧,暫不討論)。在這個層面上,「情」即是人之「性」。佛家把人視為「有情眾生」,孔子以「情」來指點「仁」,是非常了不起的。

人對遇到過的種種人、事、物有情,於是腦海裡會不斷憶起,越近死亡,頻率越密。這一情況不只見於一人身上,而是普遍的人都有類似體驗。哪怕是冷血無情的殺人狂魔,在某一特定機緣下,他也會想到自己的親人、自己所對不起的許多人。「情」是有普遍性的,不受地域所限,同時上通遠古,下接未來。南宋時老百姓對秦檜的憎恨,此憎恨在質上無異於今天青年對黑警狗官的憎恨。今天嬰兒對母親的依戀,此依戀在質上亦無異於未來之嬰兒對其母親之依戀。在這個意義上,「情」是超越時空的,不受時空制約而作用於時空,即是「天」。

世間一切人、事、物 (即現象) 不能久住,會隨時間流逝,但回憶永在。回憶不是純粹的記得 (memorize),它是體現著情感。情感不變,故回憶永在。誠然,一段時間過後,我們會對某些人因愛成恨 / 刮目相看,但這些轉變始終都離不開情。「只有情永在」是很對的。

道家以變為常,道是變動不居的,在淡化人對人、事、物的情感上,是有用處的。可是,問題是:人有必要淡化其情感嗎?「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假如有情是人存在獨有的樣態,汲汲於去情感化,不是戕賊人性麼?

佛家雖言悟空,但悟空是為了破執斷煩惱。能破執斷煩惱,佛依然悲憫眾生,慈悲為懷;菩薩依然發願「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金剛依然有怒目睜眉時。倘若一切都是剎那生滅、無法久住,悲憫、慈悲、義憤焉能例外?由是而知佛家的剎那生滅、無法久住,僅針對現象世界之易令人起執著煩惱言,佛家無一口咬定所有情感俱為剎那生滅、無法久住,更不主張去除 / 淡化情感。此佛家有進於道家也。

儒家孔子以情指點仁,但情偏於指「道德的覺情」。孟子「十字打開」,講「四端之心」,性、情、心從此一線貫通,專指「道德本心」。又「道德本心」全幅彰顯即上通於「天」。整套理論雖無大錯誤,但如上述,人之情可表現為後悔、遺憾、妒忌、憎恨、貪戀、厭惡......這些情於某種意義上也是真情實感,不能僅視「道德的覺情」為真情實感。儒家雖為一性情之教,但對性、情的消化未免偏狹。它可以成就道德,倒不可以成就人生。

明代王陽明云:「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王陽明是儒家,也是心學的宗師,但他這句話竟非常的不儒家。良知不過是一己的好惡,好惡即情感。

人對遇到過的種種人、事、物,可用相機拍下,可用文字記下,可用畫筆畫下,可用錄像錄下......相片、文學作品、畫作、影片......通通都是情的印記,天的複製品。

所謂文化,其背後的精神即是情,即是好惡。情永恆不變,故文化亦綿延不絕。

2018年8月19日 星期日

駐港英軍作戰計劃 (下)

「港島旅」由米杜息士營、溫尼柏榴彈兵營、加拿大皇家來福槍營、香港防衛軍組成,司令為羅遜准將 (Brigadier J. K. Lawson),旅部設於黃泥涌峽。

i. 米杜息士營

駐守港島沿岸機槍堡。A 連駐守沙灣至雞籠灣,C 連駐守大樹灣至南灣,B 連駐守舂坎角至赤柱正灘,D 連駐守大潭灣至柴灣。

該營又從各連抽調兵員,聯同營部組成 Z 連,負責港島西北岸硫磺海峽至海軍船塢 (即金鐘) 的海岸防衛。

ii. 溫尼柏榴彈兵營

駐守港島西南。A 連守壽臣山,B 連守薄扶林至雞籠灣,C 連守黃竹坑及小香港 (於壽臣山附近),D 連為預備隊,留守黃泥涌峽「港島旅」指揮部對面。

iii. 加拿大皇家來福槍營

負責港島東南。A 連守鶴咀半島及大風坳,B 連守赤柱崗、瑪利諾修院道及赤柱,C 連守柏架山、西灣山、鯉魚門,D 連守石碑山 (1938 年英軍駐守大潭灣時,為了讓水底潛艇正確辨別大潭灣的中央位置,使潛艇安全潛入大潭港,遂豎立石碑) 及大潭篤。

iv. 香港防衛軍

最熟悉地形,主要負責第二線防衛,並於必要時投入反擊。

除了以上部隊,「曉士兵團」負責駐守北角發電廠 (抗擊登陸日軍的前線)。

為保密計,莫德庇決定重守醉酒灣防線前,只與各營營長到過當地視察,防線仍處於三年前停工後的狀態,需要相當的整備工作才可使用。莫德庇隨後與各營營長共同制訂新計劃。

1941 年 10 月 29 日,蘇格蘭營移駐新圍 (指黃竹坑新圍),其港島駐地交予溫尼柏榴彈兵營。

11 月 11 日,蘇格蘭營率先進駐醉酒灣防線左翼 (因醉酒灣防線左翼扼守由新界進入九龍的青山道及大埔道,較防線其他部份重要。該處地勢亦較平緩而難於防守,部隊需要較多時間熟習地形)。根據營長懷特中校 (Lieutenant Colonel S. E. H. E. White) 回憶,他在 10 月中首度被知會所部將負責防線左翼時,各連均未曾踏足新防區 (12 月初,保衛戰即爆發,蘇格蘭營能否用不夠兩個月的時間適應新防區,是一個問題)。

11 月中開始,拉吉普營進入防線右翼 (與蘇格蘭營一樣,乃首次進入防線)。

20 日,第1 香港皇家炮兵團進入陣地。27 日,旁遮普營進駐防線中央 (旁遮普營一直被安排在大陸進行遲滯防禦,故比較清楚防線設計)。

為使守軍熟習防線,莫德庇在 11 月 24 日至 28 日舉行了「部署演習」(Manning Exercise)。

莫德庇原本計劃在 12 月 8 日至 13 日舉行「旅級訓練」(Brigade Training),協調「大陸旅」各部,再安排全港所有部隊於聖誕節後進行聯合演習 (Collective Training)。

可惜日軍選擇於此刻入侵,駐港英軍未有機會在大型訓練中試驗、檢討、改善重新制訂的防衛計劃,即要面對實戰。

補充一點。「部署演習」屬各營營部的演習,旨在訓練各部指揮機構的合作和靈活性,以及旅部與各部的協同。「旅級訓練」則以各營為中心,在各自的防區,根據該地地形特點,進行戰術操練,務求使各部可於防區內面對不同狀況並協調各連。兩類訓練對守軍戰力俱至關重要,缺一不可。

懷特中校指出,蘇格蘭營在 12 月初仍忙於準備防區及青山道的遲滯行動,未及進行預備隊反擊、撤退至後續防線的訓練,軍官們打算於「旅級訓練」時一併實行。

軍官們的如意算盤最終無法打響,對守軍異常不利。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2018年8月18日 星期六

仁宗朝的茶法和鹽法

(一)

宋初茶農 (園戶) 要以茶做租稅上繳官府,剩下的也由官府以「本錢」統一收購 (「凡園戶,歲課作茶輸其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官府派人將茶送到「六榷務」(六個專事東南榷茶的機構,包括:江陵府、真州、海州、漢陽軍、無為軍、蘄州之蘄口) 或「十三場」(設在淮南的十三個買茶場或山場:蘄州之王祺、羅源二場,壽州之霍山、麻步、開順三場,光州之光山、商城、子安三場,舒州、廬州、黃州等地山場)。

商人如果要買茶,須到京師榷貨務 (有別於「六榷務」) 繳納金帛以換得「交引」,到「六榷務」或「十三場」取茶葉販賣 (「商賈之欲貿易者,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劵隨所射予之,謂之交引」)。整個過程,官府雖壟斷市場,但茶葉在運送、保存之間的損耗,以及額外的運費、倉儲費等成本支出,往往使官府得不償失。

宋太宗雍熙年間又有所謂「入中」。陝西、河北商人輸送邊區戍衛軍隊糧草,官府給予「交引」,商人可憑「交引」取茶,而茶的獲利較豐。未幾,除了領茶,更可領取東南緡錢、香藥、象齒 (真宗末年),謂之「三說」。

隨著對西夏戰事日益頻繁,官府把糧草價格抬得高於當地市場價格甚至實際價格 (即「虛估」),商人在扣除成本後仍可取得豐厚利潤,致使大量商人投入運糧草。「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 (換證領茶) 日益寡」。

尤其甚者,「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劵則轉鬻 (賣) 於茶商或京師坐賈 (在固定地點營業的商人) 號交引鋪者,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劵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繇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劵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

實行入中的結果是豪商巨賈得大利益,響應者卻越來越少。仁宗有見及此,遂命三司使李諮等對原有制度加以改良。

天聖元年 (公元 1023 年),李諮建議行「貼射法」、「見錢法」:

「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劵為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劵,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

官府不再給茶農本錢,商人納息錢於官府後,許其直接與茶農買茶,謂之「貼射法」。商人入現錢於京師,然後向「六榷務」領茶,政府以所得錢給入芻粟於塞下的商人,叫做「見錢法」。

「貼射法」令 (1) 政府不用付本錢而坐收息錢,亦省去大筆運輸費用 (由商人運銷) (2) 商人購買到品質較佳的好茶。「見錢法」則令茶與入中脫鈎。

然而,豪商巨賈再無法透過入中獲取厚利,「怨謗蜂起」,仁宗受制於形勢,不得不對「貼射法」、「見錢法」重新檢視。

翰林侍講學士孫奭乘機說:

「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又奸人倚貼射為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不可不革。」

仁宗終於在天聖三年 (公元 1025 年) 十月「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

「貼射法」和「見錢法」互相依存,前者廢,後者即無法維持。「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諮請求仁宗恢復「見錢法」,「命商持劵徑趨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情況才稍有改善,時為景祐三年 (公元 1036 年) 三月。

嘉祐四年 (公元 1059 年) 二月,仁宗接納何鬲、王嘉麟 (獲韓琦、富弼等支持) 的提議,「園戶之種茶者,官收租錢,商賈之販茶者,官收征算 (徵收商稅) 而盡罷禁榷」(惟臘茶例外)。「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 (入中) 之費」。

(二)

鹽在宋代分成兩種,「引池而成者 (引池為鹽,曰解州解縣、安邑兩池。墾地為畦,引池水沃之,謂之種鹽,水耗則鹽成),曰顆鹽......鬻 (使用) 海、鬻井、鬻堿而成者,曰末鹽」。

宋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賣 (官府向鹽民收鹽,由官府運輸,直接賣於民間,屬直接專賣)、通商 (官府向鹽民收鹽後,轉售給商人,由商人運銷,屬間接專賣),視乎各州郡的實際情況而定。要之,尤重禁止民間私自販賣。

天聖元年 (公元 1023 年),仁宗曾罷廢官賣「顆鹽」,准許「入中芻粟」者領取「顆鹽」以為補償。然而,天聖三年 (公元 1025 年),仁宗復對「顆鹽」實行官賣。

天聖八年 (公元 1030 年),有人上書說:「縣官禁鹽,得利微而為害博,兩池積鹽為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較。宜聽通商,平估以售,可以寬民力。」

仁宗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商議改良制度。二人指出通商有五利:「方禁商時,伐木造船輦運,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膇,今皆得食真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通流,富家多藏鏹不出,民用益蹙,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

十月,仁宗下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 (即商人以金銀交京師榷貨務,榷貨務把「顆鹽」交予商人販賣)」。民以為便,但「雖商賈流行而歲課耗矣 (有利老百姓而不利國家府庫收入)」。

西夏崛起,朝廷需對西北用兵,卻苦於糧草不足。縣官急於兵食,凡「入中芻粟,予劵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 (凡入中糧草者,可憑官府給予的「交引」,至京師榷貨務領金銀);入中它貨,予劵償以池鹽 (凡入中其他貨物,可憑官府給予的「交引」,至京師榷貨務領「顆鹽」)。」

一時間,入中「羽毛、筋角、膠膝、鐵炭、瓦木之類」者,皆可領取「顆鹽」。部份「猾商貪吏,表裏為奸」,「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一大席,為鹽二百二十斤」(這是明顯的官商勾結)。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價益賤,公私無利。

問題越來越嚴重,致使一系列補救措施出台:

(a) 凡商人因入中「羽毛、筋角、膠膝、鐵炭、瓦木之類」而持有「交引」/ 已領鹽未賣者,皆計直 (價值) 輸虧官錢 (向官府交「虧官錢」);

(b) 內地州軍民間鹽,盡數收歸官府,由官府置場增價出售;

(c) 禁永興、同、華、耀、河中、陝、虢、解、晉、絳、慶成十一州軍賣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

(d) 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人前來交蜀貨,方可取鹽前往蜀中售賣。

可是,補救措施似乎令官民兩傷,史載「久之,東、南鹽地悉復禁榷,兵民輦運,不勝其苦,州郡騷然。所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踴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帑藏益虛」。

直至關中人范祥「制置解鹽 (即『顆鹽』) 事」(范祥常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是時韓琦為樞密副使,與知制誥田況皆請用祥策。仁宗詔祥與陝西都轉運使程戡商議。戡議與祥不合,祥不久沮喪離去。數年後,祥復申其說,仁宗以他為陝西提點刑獄兼制置解鹽事,推行新法。論者爭言其非是,仁宗遣戶部使包拯前往審視,包拯支持范祥。田況請仁宗給予范祥一段時間以專任其事,仁宗擢祥為陝西轉運使):

(A) 舊禁鹽地一切通商,任由鹽進入蜀中;

(B) 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西、南鹽,第優其直;

(C) 商人入錢永興、鳳翔、河中,即可取東、南鹽;

(D) 歲課入錢總為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馳兵民輦運之役;

(E) 有見「延、慶、環、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地近烏、白池,奸人私以青白鹽 (西夏地域鹽產品的代稱,其產地主要在烏、白二池) 入塞,侵利亂法」,募人入中「青白鹽」,給予「交引」讓其領取本地「顆鹽」。官府所得「青白鹽」一律自行賣給老百姓,禁止民間私售,峻「青白鹽」之禁;

(F) 禁絕入中「羽毛、筋角、膠膝、鐵炭、瓦木之類」以換鹽;

(G) 凡商人因入中「羽毛、筋角、膠膝、鐵炭、瓦木之類」而持有「交引」/ 已領鹽未賣者,皆計直輸虧官錢;

(H) 禁止三京、河中、河陽、陝、虢、解、晉、絳、濮、慶成、廣濟官賣鹽,以促進商賈流通;

(I) 以商人所入緡錢,購買糧草,供邊境九州軍用。

「行之數年,黠商貪賈,無所僥幸,關中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

(三)

細看仁宗朝的茶法和鹽法,「入中」委實影響很大,西北邊事打亂了內部經濟步伐。

何鬲、王嘉麟也好,范祥也好,他們的主張都獲「變法派」(如韓琦、富弼、田況、包拯) 支持,仁宗朝經濟不致全幅崩潰,人民得解倒懸,「變法派」功不可沒。

減少官府過多的干預,讓民間有更大自由、更多空間從事買賣,竊以為是宋代經濟繁盛一大原因,跟現代強調「經濟自由」相契合。

[主要參考資料]

1. 馬端臨,《文獻通考》。

2. 脫脫等,《宋史》<食貨志>。

3.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4. 梁庚堯編著,《中國社會史》。

5. 呂思勉,《白話本國史》。

2018年8月16日 星期四

歪理永遠不會是真理

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批評陳浩天在外國記者俱樂部 (FCC) 發表題為「香港民族主義」的演講,是違反《基本法》及香港刑事法律的煽動罪。

再重申一次,《基本法》的性質是憲法,憲法是保障公民權利,限制統治者運用其權力。能違反《基本法》的只有一個,就是港共及其殖民宗主中共。指陳浩天違反《基本法》,等於是法盲,不知《基本法》和憲法為何物!

至於違反香港刑事法律的煽動罪,最直接的答覆是:勞煩警察上門拘捕吧!陳浩天發表演講前夕,不是已有三兩名警察在外戒備嗎?如果陳氏真的違法,不要吝嗇,要拉要鎖,悉隨尊便。何解警察遲遲未有動手?假設警察當天疏忽了,現在請去拘捕。如果警察還沒展開行動,我們有理由相信警察根本無足夠證據展開行動,即陳氏並未具體違反任一法律。

按照 2002 年 9 月港共發表的《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諮詢文件,其中對煽動叛亂罪有如下定義:

「煽動他人干犯叛國、分裂國家或顛覆實質罪行;或製造嚴重危害國家或香港特別行政區穩定的暴力事件或公眾騷亂」

敢問陳浩天有在演說中叫人推翻中共嗎?沒有。顛覆已說不通。

敢問陳氏有在演說中叫人出賣中共利益,向外暴露中共機密嗎?沒有。叛國亦談不上。

煽動他人分裂國家,試認真審視整篇演講辭,無激情語句,無具體的行動細節,只是講道理吐苦水。何來煽動?彼可說他是在表述一個分裂國家的立場,卻不得指他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製造嚴重危害國家或香港特別行政區穩定的暴力事件或公眾騷亂,更加不可能,因為陳氏已明言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

據此,煽動罪如何可能?是不是有人「生安白造」?

張曉明說:「香港民族黨是明目張膽宣揚『港獨』主張、招募成員,向社會募集資金從事有關活動,陳浩天本人曾經狂妄叫嚷要拿起武器保衛香港,所以事實清楚不過說明,香港民族黨以至陳浩天本人,是有預謀、有組織、有行動的從事意圖分裂國家的活動。」

第一,曾經狂妄叫嚷要拿起武器保衛香港,曾經即是已經過去,即是現在有新的思想覺悟。湯家驊也曾經參與過 2010 年五區變相公投,現在不是乖乖親共嗎?這是覺悟。湯家驊可以,為何陳浩天因過去一句話就被判死罪?觀乎其演講內容,不贊同使用暴力。有行動的從事意圖分裂國家的活動,只怕得個講字。

第二,退一步,就算民族黨及陳浩天明目張膽宣揚『港獨』主張,有預謀、有組織、有行動的從事意圖分裂國家的活動,彼亦不可以用防微杜漸的方式把它根絕。

誠然,在古代中國,可以這樣做,管治需要大於一切。可是,請注意,當下是廿一世紀,這裡是受過百多年英治的文明的香港,管治需要必須和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人權等並存不悖。當有充份、足夠證據證明其有 / 快將有危害政權的具體行動,可以拘捕他,禁止組織運作、主張散播。不然的話,任彼如何猜疑,彼都不可拘捕他,禁止組織運作、主張散播。否則彼就是侵犯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乃至基本人權。

張曉明續說:「香港民族黨陳浩天及 FCC 的這些行為,已遠遠超出了他們所謂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的範疇,即使是世界上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最寬泛的解釋,也不可能包含肆意違法的自由,也不可能肆意煽動分裂國家的自由。」

陳浩天無肆意違法、肆意煽動分裂國家,上文已分析。

許多到過外國遊歷者都喜歡說「言論自由是有限制的」、「美國都要顧及國家安全」。

首先,西歐乃至英美諸國,是民主國家,其執政者是公民一人一票選出。所謂「顧及國家安全」,即是「保障公民權利」。為保障所有公民得享基本權利,一定程度限制言論自由,有何不妥?故做法可被接受。

中共卻不是民主國家,它是一黨專政的極權國度。港共最高統治者亦非一人一票選出,要限制言論自由?顧及國家安全?生搬硬套、一知半解隨時釀成大災難。

其次,從政治理論上講,國家組成是社會契約的結果,大家同意國家更能促進彼此的幸福,故國家存在。這樣的國家要求大眾顧及其安全,要求限制言論自由,沒問題,因為大家共識此國家必須存在。

中共創建得到香港人共識麼?香港「回歸」又得到香港人共識麼?「沒有三腳凳,只有兩腳」的冷嘲言猶在耳,要求香港人為顧及中共安全,捨棄固有的言論自由?從學理上都講不過去。

反反覆覆,無非是想蘊釀廿三條立法,可憐林鄭這個曾到英國劍橋大學深造的前港英政務官,竟然迫不及待跳出來附和張曉明的歪理:「雖然自我上任後,大家也認為香港社會比較平和下來,但只要有人挑起一件矛盾的事,就會造成社會分裂撕裂,甚至兩極化。這情況我作為特首,不能不考慮如何做相對有爭議的事。」

有這麼一個特首,香港人真是欲哭無淚。

2018年8月15日 星期三

駐港英軍作戰計劃 (上)

駐港英軍原本計劃以三營兵力集中防守港島,只派出一營在大陸進行遲滯防禦 (該營守軍在開戰後必須放棄九龍和新界的據點和物資,退回港島)。然而,加拿大 1941 年 9 月 29 日決定增援,莫德庇隨即改變防衛計劃。

根據莫德庇後來回憶,變換防衛計劃的目的,是希望藉醉酒灣防線暫時拒敵於九龍山脊之外,防止敵人利用它進行炮兵觀測,亦可為撤走及破壞物資爭取更多時間。不過,他始終未有打算在醉酒灣防線持續抵抗。

莫德庇預計日軍會先從陸上進攻新界及九龍,再包圍港島,然後從海上進攻。為此,他制訂出一套雙重環型防禦計劃:把駐港兵力一分為二,「大陸旅」(Mainland Brigade) 在新界及醉酒灣防線進行遲滯防禦,「港島旅」(Island Brigade) 防守港島南岸,阻止日軍登陸。如果日軍突破醉酒灣防線並佔領九龍,大陸守軍需馬上退守港島北岸,構成另一重環型防禦保護港島。

新計劃又以重新防守醉酒灣防線為重點。莫德庇認為,防線的設計在作戰 (operational) 層面上屬線性防禦 (linear defence),並無縱深,加上防線本身有走私坳及稅關凹兩大缺口,故不宜死守,只可利用以拖延日軍進攻。

莫德庇派出蘇格蘭營、旁遮普營、拉吉普營駐守醉酒灣防線,司令為華里士准將 (Brigadier Cedric Wallis),是為「大陸旅」,旅部設於窩打老道北端歌和老街,由香港華人軍團拱衛。

「大陸旅」在邊境配置兩隊「前進隊」。

旁遮普營 C 連長格萊少校 (Major G. E. Gray) 指揮大埔道前進隊,在旁遮普營 C 連及防衛軍裝甲車掩護下,協助第 22 皇家工兵連破壞大埔道及九廣鐵路沿線的橋樑及隧道。

蘇格蘭營的布恩少校 (Major S. Burn) 指揮青山道前進隊,在蘇格蘭營的 5 輛布倫載具及防衛軍 2 輛裝甲車掩護下,協助工兵破壞凹頭橋 (凹頭是位於元朗東面的一個山坳) 及沿途的橋樑。

任務完成後,工兵退入九龍,準備破壞其他設施。旁遮普營 C 連則在裝甲車支援下沿大埔道南撤,進入沙田道風山的預定陣地。蘇格蘭營的布倫載具返回營部。

醉酒灣防線的佈防如下:

I. 蘇格蘭營

負責防線左翼。A 連守上葵涌至城門碉堡,B 連守梨木樹至上葵涌,C 連守荃灣德士古半島至下葵涌,D 連為預備隊,守大連排至金山西北麓,營部在梨木樹東南的飛靶射擊場。

II. 旁遮普營

負責防線中央。A 連守王屋至沙田圍,B 連駐望夫石、隔田至山下圍東南,C 連為預備隊,從邊境撤退後駐守道風山,D 連守大圍至城門河,營部在大埔道 50 號里程碑旁。

III. 拉吉普營

負責防線右翼。A 連守竹角 (西貢) 至葵坳山,B 連守黃麖仔至大老坳,C 連守東洋山至芙蓉泌,D 連為預備隊,守扎山道、清水灣道及安達臣道交界,營部在稅關凹。

整條防線由第 1 香港皇家炮兵團提供火力支援,其指揮部設於「大陸旅」司令部旁,停車場設於亞皆老街 146 號中華電力總部。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2018年8月14日 星期二

古文運動

「古文運動」專指唐宋兩代復興古文的運動,透過寫作先秦諸子形式的散文,從而扭轉駢文獨尊的風氣。「古文運動」之先驅為韓愈、柳宗元。

駢文,一般由四六句組成,著重文辭修飾,講究排比、對仗、用典、平仄。就藝術角度看,其水準甚高。可是,從內容上看,其未必言之有理,徒具形式而欠教化意味。韓、柳相信「文以載道」,寫文章是為了闡明道理,文學應該擔負社會教化的責任,雕琢倒成次要。先秦古文恰好簡樸靈活而說理清晰,韓、柳遂鼓吹寫古文,二人亦身體力行寫古文。

駢文同時是三國六朝下迄隋唐的政府公文文體,瞿兌之說:「朝廷發號施令的典章文字,更無不用駢文」。即使到了北宋中葉,神宗仍對司馬光「臣不能寫四六文」表示驚訝,由此可知駢文在宋朝官方尚有很高的地位。士子要入朝為官,不能不鍛煉駢文技法。換言之,駢文是獲取一官半職、為利祿謀的必要手段。偏偏韓、柳反對寫駢文,支持寫古文,這就使「古文運動」不純粹是一場「文學革命」,它兼有不向現實政治妥協的意義。

「文以載道」,什麼「道」呢?韓愈曾撰<原道>,說:

「夫所謂先王之教育,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講究仁義道德、推崇《詩》《書》《易》《春秋》、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為統,此「道」顯然為一儒家義理。

值得注意是,韓愈以前,荀子、揚雄並不被儒門視為歧出,「辟佛老」的呼聲亦未甚囂塵上。強調孔孟為儒家正脈,極力「辟佛老」,乃韓愈的創見。他借古文表達自己的新思想,則「古文運動」某種意義上體現著思想革新。

「古文運動」實際是一場文學、政治、思想革新的大運動。凡響應這個運動的人,不只擅於文學,更是抱有政治改革熱誠,而且思想新穎。

歐陽修是宋初「古文運動」的旗手。政治上,他堅定站在范仲淹一邊,擁護「慶曆變法」。思想上,他重視《五經》、《春秋》,弘揚儒家義理,排斥佛老,跟韓愈一致。

余英時還有一個很好的觀察:

「他是古文運動中最有成就的一員健將,但對『內聖』之學卻採取了相當消極的態度。他一則疑《繫辭》『非聖人之作』,再則疑《中庸》的『虛言高論』為『傳之謬』。這樣一來,後來道學家立說的兩個主要據點竟被他一筆勾銷了。他還提出了一個非常著名的論斷:『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這更是他拒絕開拓『內聖』領域的確證」

假如韓愈的弟子李翱已有談性談情的傾向 (《復性書》:「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歐陽修明顯對「古文運動」在思想層面的走向作了些調整。古文是用來闡發儒家的「外王」思想,這與當時朝廷的政治變法實踐相互配合,義理、辭章、事功遂三位一體。

歐陽修以古文取仕,旨在尋找志同道合的政治改革者,共建三代聖王之治。故此,當蘇軾撰<刑賞忠厚之至論>,開首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又引《詩》《書》《春秋》立論,歐陽修讀後拍案叫絕,欲拔擢為第一。

蘇洵呈上自己所著書,歐陽修大為讚賞,因蘇洵所寫是古文,而歐陽修將一切寫古文的人都視為同儕友好也。

以文會友,是君子所為。不過,看在反對變革的人眼裡,不免有樹立朋黨之嫌。其中一種批評「慶曆變法」的聲音,正是指責范仲淹、歐陽修等樹立朋黨。

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後世稱「唐宋 (古文) 八大家」。曾鞏是歐陽修的得意門生,王安石的文學才華也曾獲歐陽修讚許 (王安石強調「內聖」、「外王」並重,主張越過韓愈而直承孟子,有別於歐陽修,是後話了)。

[主要參考資料]

1.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2. 瞿兌之,《駢文概論》。

2018年8月13日 星期一

「三蘇」進京

「三蘇」即蘇洵、蘇軾、蘇轍。

蘇洵,字明允,四川眉山人。他是唐朝宰相 (武則天年代) 蘇味道之子蘇份的九世孫,也是蘇軾、蘇轍的父親。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公元 1009 年) 出生,年少時不好讀書:

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 (歐陽修<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娶妻程氏,眉山大理寺丞文應之女。

程氏為一富家女,卻能夠克守婦道,毫無怨言,殊甚難得。

程氏富而蘇氏極貧。夫人入門,執婦職,孝恭勤儉。族人環視之,無絲毫鞅鞅驕居可譏訶狀,由是共賢之。(司馬光<武陽縣君程氏墓志銘>)

她又做到顧及丈夫之體面。

或謂夫人曰:「父母非乏於財,以父母之愛,若求之,宜無不應者,何為甘此蔬糲?獨不可以一發言乎!」夫人曰:「然。以我求於父母,誠無不可。萬一使人謂吾夫為求於人以活其妻子者,將若之何?」卒不求。(司馬光<武陽縣君程氏墓志銘>)

且和顏悅色侍奉祖姑 (丈夫的祖母),不會直接頂撞,觸發糾紛 (今人有所謂婆媳糾紛,試觀一富家年輕女子侍奉一年紀更大、性格更嚴肅的丈夫的祖母,尚且能順適其志,今人可不加以反省?)。

時祖姑猶在堂,老而性嚴,家人過堂下,履錯然有聲,已畏獲罪。獨夫人能順適其志,祖姑見之必悅。(司馬光<武陽縣君程氏墓志銘>)

蘇洵 27 歲發奮讀書:

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歐陽修<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竊以為受到程氏的推動支持:

府君年二十七猶不學,一日慨然謂夫人曰:「吾自視,今猶可學。然家待我而生 (等待我來維持生計),學且廢生,奈何?」夫人曰:「我欲言之久矣,惡使子為因我而學者!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即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不數年遂為富家。府君由是得專志於學,卒為大儒。(司馬光<武陽縣君程氏墓志銘>)

蘇洵擔心自己苦學將影響家庭生計,程氏竟二話不說,獨自撐起全家生活開銷。結果,家境變得富裕,蘇洵「得專志於學,卒為大儒」。苟無程氏之為夫君打算、無私為家庭富出、持家有道,蘇洵恐怕難有成就。

值得注意是,蘇軾、蘇轍兩兄弟的學問,也由程氏親自傳授。

夫人喜讀書,皆識其大義。軾、轍之幼也,夫人親教之。常戒曰:「汝讀書,勿效曹耦,止欲以書生自名而已。」每稱引古人名節以厲之。曰:「汝果能死直道,吾亦無戚焉。」已而,二子同年登進士第。(司馬光<武陽縣君程氏墓志銘>)

蘇軾,字子瞻......母程氏親授以書。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宋史》)

後人覺得兩兄弟的學問乃父親教授。就文筆一面言,或許如是。然而,就內容一面言,著重儒學經義,講究士人氣節,似為母親所薰陶。

蘇洵參加過進士、茂材異等考試,俱沒考上,自此焚燒平生撰寫的文章,閉門苦讀五六年,卒之對《六經》、百家等學說有通盤的了解,學業突飛猛進:

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 (歐陽修<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頃刻間,下筆即數千言,寫得一手好文章。

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愨,故得之精 (歐陽修<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六經》是儒門經典,百家可視為對儒門支持或反對的主張,蘇洵卓然有成,隱隱然有程氏默默教導的痕跡。

嘉祐元年 (公元 1056 年),蘇洵攜二子至汴京拜謁翰林學士歐陽修,獻上自己所著書二十二篇,歐陽修大為賞識。書甫出版,公卿士大夫爭相傳閱。一時間,後生學者競相模仿蘇洵的文筆:

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 (歐陽修<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 (歐陽修<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翌年 (嘉祐二年,公元 1057 年),蘇軾、蘇轍參加會考。蘇軾以<刑賞忠厚之至論>,得到考官梅堯臣的青睞,推薦給主考官歐陽修。歐陽修本欲拔擢為第一,但怕該文為自己門生曾鞏所作 (宋代試卷一律糊名),為了避嫌,列為第二。結果公佈,歐陽修發現文章原來是蘇軾所撰,第一仍是曾鞏 (一說曾鞏沒有參加此次考試)。禮部複試,蘇軾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蘇轍亦高中進士。

<刑賞忠厚之至論>有「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歐陽修找不到典故出處,問蘇軾出於何典,蘇軾答:「以今度之,想當然耳」。由此可見蘇軾懂得別出心裁,不拘一格 (他也是走「六經注我」的路數)。

二子同登金榜,轟動京師。偏偏在這個時候,程氏因病去世 (嘉祐二年四月離世,享年 48 歲),父子三人聞訊,皆悲痛莫名。

2018年8月12日 星期日

攻港日軍的兵力 (下) - 海空部隊

負責入侵香港的日本艦隊是第 2 遣支艦隊,成立於 1938 年。此艦隊原為支援侵華作戰的第 5 艦隊,參加過大鵬灣及海南島登陸戰。

第 2 遣支艦隊在香港作戰的任務包括:

(a) 封鎖香港海上交通;

(b) 切斷香港的對外通訊電纜;

(c) 防止英艦逃離香港;

(d) 阻止物資輸入;

(e) 炮擊沿岸設施;

(f) 必要時派陸戰隊支援陸軍 (協助進攻青衣島、昂船洲及九龍市區。人數有限,只作象徵式參與)。

其戰鬥序列如下:

I. 主隊:輕巡洋艦五十鈴號、驅逐艦栂號

II. 監視部隊:

- 甲監視部隊:第 6 驅逐隊第 2 小隊 (驅逐艦雷號及電號)、水雷艇鵲號

- 乙監視部隊:第 11 水雷艇隊 (水雷艇雉號及雁號)、水雷艇鵯號

- 哨戒部隊:東照丸號

III. 廣東方面部隊:

進擊部隊

- 主隊:炮艦橋立號、宇治號

- 第 1 掃海部隊:炮艦嵯峨號、炮艇及大發 (大發動機艇)

- 第 2 掃海部隊:第 4 掃海隊、警備船及大發 (大發動機艇)

- 登陸派遣隊

- 水上偵察機隊:2 架九四式水上偵察機 (駐廣東)

IV. 南支航空隊:3 架九二式艦上攻擊機 (駐三灶島)

雖然第 2 遣支艦隊比駐港皇家海軍強大,它卻不敵英軍的岸防炮。日本海軍在香港戰役的重要性及參與遠不及皇家海軍。

為加強攻港火力,日軍特別從其駐華陸軍航空部隊中抽調飛行第 45 戰隊、獨立飛行第 10 中隊、飛行第 44 戰隊第 3 直協隊、獨立飛行第 18 中隊一個編隊至廣州助戰。

飛行第 45 戰隊原駐中國東北嫩江,由 34 架九八式輕轟炸機組成。戰隊前往廣東時,因天氣惡劣和機件故障,部份轟炸機起飛後折回或墜毀,實際參戰僅 29 架。該隊負責摧毀駐港空軍、軍艦、炮台等,以及與地面部隊協同作戰、散發宣傳單張等。

獨立飛行第 10 中隊原駐華北運城,由 13 架九七式戰鬥機組成。南下期間,因天氣惡劣,有 1 架墜毀,實際參戰只有 9 架,負責護航及奪取香港制空權。

飛行第 44 戰隊第 3 直協隊原駐漢口,由 6 架九八式直協偵察機組成,負責與地面部隊協同作戰。

獨立飛行第 18 中隊原駐漢口,派出 3 架九七式司令部偵察機,負責搜索駐港空軍及拍攝航空照片。

除了第 23 軍航空隊,第 2 遣支艦隊派出「南支飛行機隊」(南支航空隊) 空襲香港。不過,該隊是臨時拼湊而成,兵力陳舊弱小。

就空軍戰力來說,日軍不算優秀。然而,皇家空軍只有軍機 5 架,日軍在數量及航空技術上明顯佔盡優勢。

日軍在人數、火力、空中支援都擁有絕對優勢,這對駐港英軍非常不利。

日軍打算將兵力集中在西面的青山道,用三日攻佔大帽山以北的新界地區,再用六日圍攻醉酒灣防線 (日軍同時經粉嶺、大埔南下醉酒灣防線前沿),三日突破防線及攻佔九龍市區,五至七日部署攻打港島,最後在港島北岸登陸,於五日內攻陷港島,迫使英軍投降。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2018年8月11日 星期六

攻港日軍的兵力 (上) - 步兵、炮兵部隊

日本陸軍在廣東的最高指揮機構是第 23 軍 (司令官為酒井隆,參謀長為栗林忠道),該部直屬支那派遣軍,在 1941 年 12 月擁有 18、38、51、104 四個師團。

1940 年 6 月法國投降後,第 18 師團發動「廣九作戰」,在寶安登陸後攻佔深圳,並在寶安 - 深圳 - 沙頭角形成封鎖線,切斷所有經香港進入中國的走私路線。7 月 15 日,參謀本部動員攻城重炮部隊到香港附近準備,且成立「第 1 炮兵隊」,由北島驥子雄少將指揮。該部 8 月 18 日登陸寶安,旋即於附近進行訓練。

第 23 軍中,實際參與香港作戰者,僅第 38 師團及第 1 炮兵隊。

第 38 師團在 1939 年 8 月編成,屬於因中國戰線陷入僵局而新設的 11 個師團之一,採取三聯隊 (團) 編制,由步兵第 228 (士兵來自名古屋)、229 (士兵來自豐橋)、230 (士兵來自靜岡) 聯隊組成。1939 年 10 月,師團從大阪出發,10 月下旬在廣東黃埔登陸,先後參與 1940 年 3 月的中山會戰、5 至 6 月的良口會戰 (粵北作戰)、1941 年 4 至 5 月的東江作戰。「香港保衛戰」前夕,負責封鎖港澳兩地交通及截斷援蔣交通線。

第 38 師團的詳細編制如下:

師團長:佐野忠義中將 (總人數:13,509,馬:3,395 匹)

三個步兵聯隊:由第 38 步兵團長統轄,團長為伊東武夫少將

i. 第 228 聯隊:土井定七大佐 (官 119,兵 2,919)

ii. 第 229 聯隊:田中良三郎大佐 (官 139,兵 2,762)

iii. 第 230 聯隊:東海林俊成大佐 (官 129,兵 2,761)

裝甲車中隊:5 輛九四式輕裝甲車

第 38 炮兵團:神吉武吉大佐 (官 76,兵 1,811)

工兵第 38 聯隊 (官 24,兵 490)

輜重兵第 38 聯隊 (官 23,兵 474):2 個車輛中隊 (馬 98 匹) 及 1 個汽車中隊 (車 40 輛)

通訊隊、兵器勤務隊、衛生隊、第一、二野戰醫院、病馬廠等 (官兵 1,238人)

由於預計進攻香港時將面對要塞工事、山地、戰車等,第 38 師團額外獲發 3,000 個防彈盾、大小沙包 1,500 個、96 具火焰發射器、繩梯 120 個,還有各類爆破工具。

炮兵及工兵部隊的詳細編制如下:

第 1 炮兵隊:北島驥子雄少將 (官 201,兵 5,691) 指揮,分為重炮兵第 1 聯隊、獨立野戰重炮第 14 聯隊、獨立重炮兵第 2 大隊、獨立重炮兵第 3 大隊、獨立臼炮第 2 大隊

配屬部隊:官兵 9,719 人,馬 3,752 匹,分為獨立山炮兵第 10 聯隊、獨立速射炮第 2 大隊、獨立速射炮第 5 大隊、獨立山炮兵第 20 大隊、迫擊炮第 21 大隊

其他附屬部隊,包括工兵聯隊、通訊隊、輜重兵、野戰瓦斯中隊等

第 38 師團 1941 年 9 月 17 日開始於佛山東北仙人嶺附近進行野營訓練,由新任步兵團長伊東武夫少將及工兵聯隊長岩淵經夫中佐指揮。訓練最初在日間進行,後來改為清晨及晚間。為了策應長沙作戰,訓練在 9 月 24 日中止,10 月上旬恢復。直到 10 月底,第 38 師團已大致完成有關進攻香港的訓練。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後記

《念瑩》共三萬餘字。反覆思量,收廿三篇文字。從發生的時間上,所記只是 2016 年中至 2017 年頭的事。然而,我跟曉瑩的相識,我對她的情,已逾十載。

我當初的打算是借<我只在乎你>令曉瑩回心轉意,收回青衣聚會的成命。及後我又希望藉回憶跟她聚會的片段,好讓她在意我、重視我。今天回望,成命固然收不了,在意亦轉成忽略、let it go。廿三篇文字,彷彿是被遺棄的孤兒,孤兒在嚎哭、在吶喊,但 who cares?

印象當中,曉瑩很在意《念瑩小品》這個名字 (《閒思小記》的前身。我本欲據對曉瑩之情寫一些帶有普遍性的談愛情的小品文,後來曉瑩的冷淡令我心灰,我寫不下去,堅持了不足一周便把欄目改名《閒思小記》)。我想使用,但廿三篇中部份已是長文,不可稱為「小品」,遂乾脆改成《念瑩》。

兩篇跟馬姑娘有關的文字,曾與廿三篇文字合成《情已逝》。馬姑娘是使得我和曉瑩重逢的關鍵人物。我初時覺得有需要保留和馬姑娘的種種在前頭。

然而,捫心自問,馬氏的地位果真跟曉瑩同等?我果真將二人都看成不可或缺?事過境遷,我當下似乎傾向把曉瑩看得重要些,不是說馬姑娘非我的好朋友,但她也只能是我的好朋友而已。我永遠不會把曉瑩看成我的好朋友。

這一番認知,對曉瑩,對馬姑娘,或許是無關宏旨,卻是我念茲在茲。把廿三篇輯成《念瑩》,而另外兩篇還原為《自說自話》(我日後可能會在這裡寫些中小學,以及家庭往事),這是經過我深思熟慮,我也以為這做法最妥當。

《念瑩》在曉瑩的生辰輯好,是一件好事。十年苦纏,是時候放下,讓自己抽身離開。

真的能離開?

曉瑩跟我交絕後,我潛心研習佛學。我和她在佛學課上結緣,豈知她將我打入虛無的深淵,倒給予我契接中國佛學諸宗派之契機。世事真巧妙!

馬姑娘,我深信有人在等候她,放不下她的,請好好把握緣份。

還有,感謝所有看過《念瑩》諸文的讀者。感謝你們去看一個寂寂無名的人的單戀苦戀故事,也感謝你們的鼓勵。

我知道部份台灣讀者特別對《念瑩》諸文感興趣,由是感激。

我可以肯定告訴各位,廿三篇文章所記,全是真實發生之事,是歷史,而非虛構小說。

曉瑩本人可能對之嗤之以鼻,不屑一顧。可是,在我的心裡,這些事永遠不能被遺忘,也無法被遺忘。

2018年8月10日 星期五

給動物們的信

今天 (8 月 10 日) 是曉瑩的生日,我要說的,在過去都說過了,最近在網上偶然看到她給動物們的「信」,或許透過細讀這些「信」,感受她的性情與人格,也是一種特別的慶祝。

曉瑩的「信」附在她所拍攝的照片內,她是想跟照片中的動物說話吧!這些動物都是她遊歷時所見,「信」是用英文寫,為方便讀者,我嘗試譯成中文,希望不失原意。

其中一封對貓,曉瑩是這樣說的:

親愛的貓咪

我愛你們每一個,猶如我愛我自己的。

你們的眼神是我過去見過其中一種最神秘的東西。

或許那些未有家的,未來將被寵愛。

或許那些喜歡特立獨行的,未來將安全地獲得自由。

如果眼神會說話。

我永遠愛你們,永遠。

曉瑩曾說,她喜歡世上所有動物,給予牠們同等的愛,不會有遠近親疏,厚此薄彼 (她其實是堅定的動物權益擁護者,更為此而吃素)。「我愛你們每一個,猶如我愛我自己的」恰好為證。

她家中有隻白貓,養了很多年,她很疼愛牠。不知那隻白貓的眼神又神不神秘呢?

兩句「或許」,既是許願,也是擔心,曉瑩說她的情主要向動物流露,她沒說謊。由此亦見其為一有真情實感的人。

另一封對牛,曉瑩如是說:

親愛的牛

每次我都感受到你有很多很多東西想告訴我。你的凝視教我沉默。感謝一切。還有,我是真的對一切很抱歉。如果道歉不被接受,我將理解的。無論如何,你曾經是,亦將會永遠是我的最好。

要堅強啊!

這是借景抒情,非真對牛說也。曉瑩此信究竟是給誰?莫非是給好友林小姐?

記得她講過,自己像刺蝟,抱怨人們都不喜歡跟刺蝟做朋友。唉,刺什麼蝟?那層外殼根本是裝出來,內裡不知多軟弱!希望收信人看透箇中底蘊,接受曉瑩的道歉。我看出她是有誠意的。

似乎拍照及寫信對曉瑩而言,亦是文學,亦是抒情,真不愧為當年學生刊物的總編輯。

又一封對羊,曉瑩說:

親愛的羊

有時我的出現嚇得你跑開,為此我向你道歉。我不是故意的。

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認為狗和貓是世界上最可愛的生物。直至把你抱入我的臂內,我才認識你原來和牠們一樣美麗。

對於此番遲來的認識,真對不起!你知否你自身生命暗暗發生改變的瞬間,你同時改變著我?

如果有些人覺得你眼睛奇怪,不要傷心。我覺得他們異常的冷漠。

曉瑩對人類是不存好感的,是悲觀的,她說過,人類終走入自我毀滅一途。唯獨對動物,她真的很愛錫。這是她非常獨特的性格。

對羊道歉,此已把羊看成人了。

曉瑩是經驗思維,需要橫攝地向外感受世界、探索世界,跟我好內省、縱貫地與古人打交道迥異。向外感受、探索常有出奇的體驗,曉瑩因此迎來對羊的新知。進一步講,向外感受世界、探索世界,可能是曉瑩發掘人間世的美的一種方式。只有往外闖,她才會獲得真正的快樂。

唐君毅說:「這世界中之一切,全是縱橫貫通世界人心,使人之心心相照,而交光互映的橋梁與道路」。「你知否你自身生命暗暗發生改變的瞬間,你同時改變著我?」這算不算「心心相照,交光互映」?

最尾一句起弶了,起弶卻是因為愛。

曉瑩寫給鳥兒的信:

親愛的鳥兒

我不能夠理解我如何能花這麼長時間走這麼遠的路。你們是地球上其中一種最了不起的生物。團結、堅毅、可愛。

如果你們能協助派送所有未送出的訊息,我可否找你們幫忙?又或者你們能盡力幫助一些夢想飛得更高嗎?

我確信人們是愛你們的,我不過是數十億的其中之一。

曉瑩對人類悲觀,但並非絕望,否則她不會說「我確信人們是愛你們的」。

「我不過是數十億的其中之一」是自謙之辭。謙虛的品德委實討人歡喜。

給袋鼠的信:

親愛的袋鼠

日落一如既往地美麗,而你更為今天晚上的多添了幾分。文字無法全面描述我的感受,感謝你帶來的寧靜。即使這只是我的主觀反思,沒關係。我唯一的希望是,你們都很好,我們可能會再次見到對方。

在路上請小心。

袋鼠對曉瑩來說該有特別意義。是何種的意義?只有她自己,還有陪伴她身邊的人才知。我這個外人,一分資料說一分話,只能意會一二,不作闡述,就此留白。

曉瑩致海豹:

親愛的海豹

你們看起來很無辜,尤其是年輕的小海豹。如果我像你們一樣轉過頭來,世界會變得不同嗎?我可以看著你們說謊和遊玩多個小時。你們需要我這位同伴嗎?我猜不需要。可是,我始終希望我能坐在你們身邊,也許只是看書,也許只是做白日夢。這就是我想花時間的方式。不要理我,做你自己。

你們為什麼喜歡反方向地看世界?

附:如果你們太可愛,我可能會心臟病發。

不知為何,我總覺得這封信是寫給我,希望不是,我不想做海豹,我很正常的看世界,我更需要曉瑩這位同伴。

「做你自己」,她對我說過。二擇其一,我寧願放下孤零零、乾枯的個體,她會意嗎?

最後是給鴨子的信,充份反映曉瑩嚮往閑適自在的心境:

親愛的鴨子

無論何時我漫步,你總會是我的同伴之一。有時我覺得無聊,你總能讓我開心。我喜歡看著你萬無目的到處走。

祝一切順利。

附:我的手指實際並不可食用。

「如果你們太可愛,我可能會心臟病發」、「我的手指實際並不可食用」,女神是有幽默感的。

曉瑩自嘲是厭世哲學家,依上述各信看來,她是文學底、藝術底,擁有敏感的心靈。

這樣一個好女孩,是怨恨不下的,縱使她不愛我,視我如陌路人......

衷心希望她的男人好好愛惜她,好好待她,不要讓她吃苦。

我可以做的,就只有默默在遠處送上祝福,且寫上這麼一篇文章。

尚有,對於往昔種種失言、冒犯、頂撞,我想對曉瑩認真道一次歉:「對不起!」

我已承受著應得的懲罰,只望她有空的時候,仍會想想我,憶起我,有緣再見。

2018年8月9日 星期四

歐陽修回朝

范仲淹與呂夷簡發生爭執,被貶饒州。司諫高若訥不為仲淹發不平鳴,歐陽修不以為然,撰<與高司諫書>,指斥若訥「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把書呈上,仁宗以為歐陽修與仲淹沆瀣一氣,歐陽修「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

康定元年 (公元 1040 年),歐陽修被召回京,復任館閣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 (公元 1043 年),呂夷簡因病退休,歐陽修「知諫院」,與蔡襄分別上疏,請用韓琦、范仲淹執政。范仲淹出任參知政事,旋即上「十事疏」,展開「慶曆變法」,歐陽修等人亦參與其中。

以王拱辰為首的保守派攻擊范仲淹等交結朋黨,歐陽修特別撰<朋黨論>予以回應。仁宗對歐陽修的辯解雖不接受,卻「獨獎其敢言」,對侍臣說:「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革新派在朋黨之議下土崩瓦解,加上夏竦無中生有,歐陽修看不過眼,慨然上疏曰:

「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顓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一求瑕,唯指以為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顓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為朝廷惜之。」

豈知反惹來保守派及既得利益集團的疑忌。慶曆五年 (公元 1045 年) 八月,歐陽修被貶滁州。

歐陽修在滁州寫下千古傳誦的遊記<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迴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環滁皆山也......醉翁亭也」一段,層層遞進,從大範圍慢慢縮小,堪稱寫景之楷模。「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更成為名言。

歐陽修不久改任揚州知州、潁州知州。長期在地方任職,竟逾十二年。

仁宗召歐陽修回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怎料朝中「小人 (當為反對變法的保守派及既得利益集團) 畏修復用」,偽造了一份奏疏,誣陷歐陽修打算裁汰宦官。宦官得知消息,先下手為強,羅織歐陽修罪名,歐陽修被「出知同州」。幸好得到吳充等人替其申辯,他才可以留京,「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

嘉祐元年 (公元 1056 年),歐陽修奉命出使契丹。二年 (公元 1057 年) 正月,獲任命為禮部貢舉的主考官,主持進士考試。

歐陽修以古文取仕,蘇軾、蘇轍俱在這屆考試高中。

翌年 (嘉祐三年,公元 1058 年),歐陽修接替包拯出任權知開封府。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畢沅,《續資治通鑑》。

2018年8月8日 星期三

康德哲學

要了解康德哲學,不能不了解康德以前的哲學家思想著什麼問題。

自柏拉圖起,西方哲學集中對形上世界展開種種論述。從理型 (idea) 到上帝,全是經驗無法把捉,只能思議。即使到了笛卡兒,其仍汲汲於論證上帝存在。洛克以為種種現象背後有一托體 (substratum),但托體始終是不可被感知。這些不斷思議建立出來的形上學,可統稱為「觀解的形上學」(theoretical metaphysics)。

康德之所以超越前人,是因為他不沿著前人的路走下去,反而提出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能對理型、上帝、托體一類東西產生知識嗎?進一步問:知識如何可能?如識的界限在哪裡?為知識劃界,乃康德一大貢獻,亦是《純粹理性批判》(第一批判) 的主題所在。

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認為,知識主要由三類命題構成:

(1) 先驗分析命題;

(2) 先驗綜合命題;

(3) 後驗綜合命題。

凡邏輯學上的知識,屬 (1)。如「所有男人都是人」,毋須藉外界經驗以判定其為真,故云「先驗」。無知識內容的增加,謂詞概念包含於主詞概念中,故云「分析」。

凡自然科學上的知識,屬 (3)。如「太陽從東邊升起」,必須藉外界經驗以判定其為真,故云「後驗」。有知識內容的增加,謂詞概念不包含於主詞概念中,故云「綜合」。

先驗綜合命題,即「先於經驗存在的可以增加新的知識的命題」。康德將所有數學知識 (如「三角形內角和是一百八十度」、「7+5=12」) 歸入此類。

有關理型、上帝、托體等的論述,既無法接受經驗的檢證,亦非謂詞概念包含於主詞概念中,簡言之,即無法置於上述三類中。它們全是一堆無法透過經驗以判定其為真的綜合命題,康德不視此為知識。

人對於形上本體一無所知,但世界的千差萬別始終需要被解釋。康德於是提出時間、空間,以及十二範疇,從知識論的層面 (而不從形上學) 予以回答。

康德覺得,經驗世界之所以可能,源於人擁有兩種先天感性直觀形式 - 時間、空間。時空感性就像一個眼鏡,人必須透過這個眼鏡去看事物,由此才能獲得經驗。

經驗世界給予人感官資料 (sense data),但感官資料本身是無序的、雜多的、混亂的。它要變得井然有序、為人所能理解,須經過人的認知心靈,「十二範疇」就是十二個人類認知必然要有的基本概念。沒有它們,經驗是無法被轉化為知識的。

休謨將因果律視為人的習慣和經驗 (總是把前後相繼的兩類客體或事件聯繫起來),康德不認同,把因果律置於「十二範疇」內。

時間、空間、十二範疇都是人先天 (innate) 擁有的,是先於經驗而使經驗得以可能的條件,故稱「超驗」(transcendental)。

由於康德改從知識論層面解釋世界的千差萬別、摒棄了傳統的形上學,後世稱之為「哥白尼式的革命」(哥白尼提出「太陽中心說」,令人從此不再相信「地球中心說」。康德提出「超驗哲學」,也令人不再建立「觀解的形上學」以解釋經驗世界)。

康德反對「觀解的形上學」,卻並非不建立形上學。其形上學奠基於實踐理性。

在處理好知識問題後,康德著手思考「道德如何可能?」這也是《實踐理性批判》(第二批判) 的主題。

自蘇格拉底開始,提倡「知識即道德」,這是以知識態度談道德問題,結果產生一套套對道德的理解,倒未有教人如何行道德。

康德以為,道德不應由知解理性 / 認知心靈負責,該由實踐理性負責。

實踐理性為人的行為立普遍法則 (即道德法則),它自己立法、自己頒布、自己遵守,體現著高度的自作主宰 (屬自律道德,非他律)。此一自作主宰不是錯覺 (illusion),否則人即無法為其言行負責,它必須是一意志的自由 (freedom of will)。

與此同時,為鼓勵人行道德,不得不確保「好人有好報」,德福一致。今世沒好報,來世有。靈魂因此要不滅。誰據你今世的言行保證你來世的幸福?上帝因此必須存在。

所以,意志的自由、靈魂的不滅、上帝的存在,乃康德回答「道德如何可能?」時提出的三大設準 (postulate)。因無法被知解理性 / 認知心靈證明,故云「設準」。因沒有它們即無法成就道德,故不得不設。

有別於玄思冥想,康德是從道德實踐出發,開出三大設準。其形上學是「道德底形上學」,非「觀解的」。

對照中國哲學,唯識宗的「萬法唯識」(一切現象俱由心識所變現,變現是認知地變)、直承孟子而來的陸王心學,皆與康德哲學有契接、互通的地方。

2018年8月7日 星期二

包拯為人處事

包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碰到他,都有所顧忌而不敢恣意妄為。聞其名聲者,莫不畏服。史載「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 (想包拯笑猶如欲黃河水清澈般困難),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按照舊制,告狀者必須先將狀紙交給守門的府吏,再由府吏轉呈長官,是否審理,何時審理,由府吏通知。府吏往往乘機敲詐勒索,營私舞弊。

包拯有見及此,大開官署正門,使告狀者可直接至公堂見官納狀,自陳冤屈,革除積弊。

包拯不但為民伸冤,而且不怕得罪權貴。

他曾七次彈劾貪官王逵,指責其殘害百姓;三次彈劾外戚張堯佐,批評其「乃凡庸之人,只因寵私,驟居要職」。

達官貴人在惠民河 (北宋「漕運四河」之一,開封西南閔水、蔡河諸運河的統稱) 邊修築樓台、花園、水榭,致使河道淤塞不通。適逢天降暴雨,惠民河頓時氾濫成災。包拯二話不說,命人毀去所有樓台、花園、水榭,毫不怯懦,以百姓福祉為依歸。

他又通過實地測量、驗證,揭發部份持地券的權貴在劵中偽增步數。

嘉祐三年 (公元 1058 年) 六月,包拯升為右諫議大夫、權任御史中丞。

期間他建議仁宗立太子 (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並請求裁減內侍、減少冗費、按條文督責各路監司盡忠職守、御史府可以自舉屬官、減少官吏一年的休暇日,朝廷皆准許施行。

嘉祐六年 (公元 1061 年) 四月,包拯為給事中、三司使,數日後再拜樞密副使,不久「遷禮部侍郎,辭不受」。

嘉祐七年 (公元 1062 年) 五月,包拯因病逝世,終年六十四歲。仁宗親臨吊唁,為其輟朝一日,追贈禮部尚書,謚號孝肅。

「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

嚴正而具仁情,真誠而不虛偽,安貧而重家法,這正是儒家知識分子的典範!

即使是歐陽修,也說:「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包拯著有《奏議》十五卷,以下是其中一篇:

「臣伏見景德、祥符中,文武官總九千七百八十五員。今內外官屬總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其未受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不在數內,較之先朝,纔四十餘年,已逾一倍多矣。竊以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周設六官,僚屬漸廣,秦併六國,郡縣益眾,降及漢、魏,以至隋、唐,雖設官寖多,然未有如本朝之繁冗甚也。今天下州、郡三百二十,縣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縣所任之職,素有定額,大率用吏不過五六千員,則有餘矣。今乃三倍其多,而又三歲一開貢舉,每放牓僅千人,復又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廕序之官、進納之輩,總而計之,又不止於三倍。是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則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乏哉?

臣謹按景德中,天下財賦等歲入四千七百二十萬七千匹貫碩兩,支數闕,當考。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三十九萬二千匹貫碩兩,支一千五百四十萬四千九百匹貫碩兩。慶曆八年,天下財賦等歲入一萬三百五十九萬六千四百匹貫碩兩,支八千九百三十八萬三千七百匹貫碩兩,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五十九萬六千五百匹貫碩兩,支二千二百四十萬九百匹貫碩兩。況天下稅籍,有常數矣,今則歲入倍多者,何也?蓋祖宗之世,所輸之稅,祗納本色,自後用度日廣,沿納並從折變,重率暴歛,日甚一日,何窮之有!天下田土財用,比之曩時,虛耗漸以不逮,豈於今而能倍之乎?非天降地出,但誅求於民無紀極爾。輸者已竭,取者未足,則大本安在哉?臣以謂冗兵耗於上,冗吏耗於下,欲救其敝,當治其源。治其源者,在乎減冗雜而節用度。若冗雜不減,用度不節,雖善為計者,亦不能救也。方今山澤之利竭矣,征賦之入盡矣,幸而西北無事,乃是可為之時。若不銳意而改圖,但務因循,必恐貽患將來,有不可救之過矣。

伏望陛下,上體祖宗之成憲,下卹生靈之重困。謂設官太多也,則宜艱難選舉,澄汰冗雜;謂養兵太眾也,則宜罷去招募,揀斥老弱。土木之功不急者,悉罷之;費出無名者,並除之。懲禁中奢侈之端,節上下浮枉之費。當平成之代,建長久之策。願陛下留神省察,申命宰執,條此數事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此見包拯贊成裁冗官冗兵以節省政府開支,他是主張變法的。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3. 畢沅,《續資治通鑑》。

2018年8月6日 星期一

禪宗

談禪宗思想,不能離開《六祖壇經》。近人談此經多矣,卻甚少能疏理出一個眉目,唯牟宗三能為之。

按照牟氏理解,惠能 (又作慧能) 的思想基本上和天台宗 (遠承般若空宗) 並無二致。

<自序品第一>:

(五) 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

「無所住而生其心」,即不住著於色聲香味觸法而生其心,心指般若心、清淨心、無念心。般若心呈現,空寂性始呈現。此仍是實相 (實相一相,所謂無相,即是如相) 般若。

<機緣品第七>:

有僧舉臥輪禪師偈云:

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

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云:

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正是天台宗所特重之「不斷斷」。於百思想中無住無著,則是思而無思,此即是解脫。何必斷絕百思想,才增長菩提?「斷絕百思想」不但不能增長菩提,反而窒死菩提。

<懺悔品第六>「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亦是「不斷斷」的意思。

<定慧品第四>:

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卻,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是為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猶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為宗。

「無念」是境界語、工夫語,不是存有論上的有無語。

「無念」不是說「百物不思,念盡除卻」,故存有論地說,仍是有念,有思想,不斷念,不斷百思想。

真「無念」者,於念 (存有論地有念) 而無念 (工夫上的無執無著),即「於諸境上心不染」、「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 (不於色上生心,不於色聲香味觸法上生心)」。

此即《維摩詰經》「不斷淫怒痴,亦不與俱。不壞於身,而隨一相。不滅痴愛,起於明脫。以五逆相而得解脫,亦不解不縛。」

亦「不斷斷」之謂也。

「無念」是宗旨,「無住」是所以實現此「無念」者,故復以「無住」為本。<定慧品第四>解「無住」云:

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事,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

「無念」「無住」即是「無相」,故復以「無相」為體。「無相」者,於相而離相 (不著一切相,直從自性空寂處直心而行),<定慧品第四>:

無相者,於相而離相。

善知識!外離 (不著) 一切相,名為無相。能離於相,即法體清淨 (這是不客觀地斷除或隔離非道之惡事而主觀地即得「解心無染」)。此是以無相為體。

如此「無念」「無住」「無相」,於日常生活中即事而真,當下即是,既不須斷絕,亦不須隔絕,所謂不壞世間而證菩提,亦正是《般若經》「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維摩詰經》「除病不除法」之精神。

推展出去,更可言「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此種頓悟禪不只函著般若之作用的圓,亦恰合於天台宗「一念三千」之存有論的圓。

天台宗智者大師言「一念無明法性心」,非一念清淨靈知的唯真心 (即如來藏自性清淨心),試觀惠能對「心」如何理解,<機緣品第七>:

僧法海......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

師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

「成一切相即心」,此心明顯非唯真心,而為無明妄心。

「離一切相即佛」,不著一切相,但又不壞相,相相宛然,主觀的解心無染與客觀的存在之法兩不相礙而並存,此即是佛。

惠能的「心」看來也是「一念無明法性心」。

「即心是佛」實為一詭譎語,非分解地說悟顯真心以為佛。

<妙行品第五>:

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原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卻是淨妄。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卻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卻被淨縛。

值得注意是「由妄念故,蓋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由此可見「心」是「一念無明法性心」。

惠能的思想後來被稱為「祖師禪」。

神會雖為惠能弟子,但他主張直下超越地頓悟真心,見性成佛。「心」轉成唯真心 (清淨真如心),非「一念無明法性心」、「無念無相無住心」,此已是《起信論》、華嚴宗的路數,是「如來禪」,非「祖師禪」。

牟氏說:

頓悟有兩方式:一是超脫了看心、看淨、不動之類的方便,直下於語默動靜之間而平正地亦即詭譎地出之以無念無相無住之心,這就是佛了。另一亦是超脫了看心、看淨、不動之類的方便,直下超越地頓悟真心,見性成佛。前一路大體是惠能以及惠能後的正宗禪法,後一路則大體是神會的精神。此後一路似猶有一超越的分解在。

胡適指神會是「南宗的急先鋒,北宗的毀滅者,新禪學的建立者、《壇經》的作者」,基本上講不通。

牟宗三最後下一評斷:

惠能禪蓋實符合於天台圓教所謂性具 (一念三千),以及法性與無明同體依而復即,三道即三德,乃至不斷斷也。以天台圓教範域之,則惠能禪之精神顯矣,而可不至於迷失,亦不至於有歧解。反之,天台圓教之簡單化,禪行化,即是惠能禪之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亦自然之序也。此乃《般若》與《法華》合一之簡單化,亦是圓教下的禪教合一。

這對以惠能為代表的禪宗思想,是允當的。

[註]

四年前,筆者曾撰《讀六祖壇經》。那時對華嚴宗、天台宗不甚了了,只粗淺曉得唯識宗和《起信論》。牟宗三對禪宗的消化亦未認真研讀。隨讀隨札,結果猶如瞎子摸象,終致寫畢而仍未可斷定其理論系統為何。

最近重新研究佛學,對華嚴宗、天台宗稍為明白,再看牟宗三的消化,益見牟氏之說有理,《壇經》精神即天台宗之精神。有了此新的認識,回看舊日文字,可謂不堪回首,下錯的判語不知凡幾!

筆者本欲撰一長文逐處指出往昔錯誤,唯茲事體大,甚為費力,不易為之。

今以此篇為一規範、標準,從大方向上,更正《讀六祖壇經》講得不當處。筆者相信,大方向、主要的義理間架既立,枝節縱然有錯,《讀六祖壇經》當無礙讀者把握《壇經》要義。

[主要參考資料]

1.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

2018年8月5日 星期日

天台宗 (下)

在「不斷斷」的實踐中,體證到「一念無明法性心」,再由此「一念心」於存有論上圓具三千世間法。因「一念心」就是法性 (法之性,空如) 即於無明 (從法性處一骨碌即是無明) 而為心,故云「性具」(法性即於無明而圓具三千世間法)。

「一念三千」又可稱為「理具」。「理」者即「中道實相理」。此「中道實相」的「中」是「圓中」,「即空即假即中」之中而復具備著十法界 (三千世間法) 以為中,非「即空即假即中」之中而已,後者只是一觀法之通式。從十法界 (三千世間法) 的角度,十法界 (三千世間法) 趣空趣假趣非空非假之中,「一切法趣中,是趣不過」,即是圓中。「中道實相理」即於而且具備著十法界 (三千世間法) 而為「中道實相理」,遂名曰「理具」。

有一點值得注意,「理具」不是指「中道實相理」是一實體性的本體 / 實有能生起萬法,而是指:在「一心三觀」(即空即假即中),體證出一切法趣空趣假趣非空非假 (一切法趣中),「中道實相理」即於而且具備著一切法而為「中道實相理」。「性具」之「(法) 性」也不可視為實體性的本體。「理具」/「性具」俱不失《般若》與《中論》之規範 (即般若學無自性、無本體的大前提)。

「一念心」既是「一念無明法性心」,「真心」在哪裡?如何呈現?曰:在「不斷斷」之解脫中依詭譎方式呈現。《起信論》和華嚴宗則是依分解方式先肯認一真常心,以為一切法之源,然後在「緣理斷九」(以真如理為依靠為條件,由此而斷掉九界,此即九界與佛界不能相即,由是無明與法性不能同體,而是異體。真心隨緣還滅之時,以真如之理斷掉九界、亦斷掉無明,方顯佛界、方顯法性) 之還滅中再恢復之。

「一念心」具十法界 (三千世間法)。十法界 (三千世間法) 未經開權顯實,即三道流轉法。經過開權顯實,「三道即三德」,「德」者,「性德三軌」也,分為:真性軌、觀照軌、資成軌。吳汝鈞解釋:「這是天台智者論覺悟的三個面相。軌即是軌範之意......又若以三軌與佛性來比配,則真性軌相應正因佛性,觀照軌相應了因佛性,資成軌相應緣因佛性」。

「性德三軌」又名「修德三軌」,因其含有修德之可能。緣因佛性成就解脫之果德,了因佛性成就般若之果德,正因佛性成就法身之果德 (解脫、般若、法身為「究竟三軌」)。三果德完全成就,真心 (「解心無染」之佛心) 即完全呈現。

最後,作一簡單總結。

華嚴宗義理系統的前提如下:

I. 緣起性空;

II. 毗盧遮那佛法身。

其所因之前提是:

I. 空不空但中之理 (靈知真心);

II. 隨緣起現。

天台宗義理系統的前提如下:

I. 原初的洞見 - 不斷斷。

II. 一念無明法性心 - 無住本。

III. 一切法趣空、趣色、趣非空非色。

- - - - - 

**附錄**

荊溪湛然《始終心要》解

夫三諦 (道理) 者。天然之性德也。中諦者,統一切法;真諦者,泯 (泯滅) 一切法;俗諦者,立一切法。舉一即 (圓融相即) 三,非前後也。含生本具 (眾生本來具備這三個諦),非造作之所得 (後天經驗構作而來) 也。

悲夫!秘藏不顯,葢三惑 (三種困惑) 之所覆 (對世界的了解有所障蔽) 也。故無明 (愚昧無知) 翳 (隱蔽) 乎法性,塵沙 (很微細、很多的小煩惱) 障乎化導,見思 (見解思慮) 阻乎空寂。

然茲三惑,乃體上 (存有層面上) 之虛妄 (不真實) 也。

於是大覺慈尊 (指佛陀),喟然嘆曰:「真如 (真正就是如此這樣,簡稱真如) 界 (領域) 內,絕生佛之假名 (沒有眾生和佛的假名,即無語言文字的虛構)。平等慧中 (主體心靈世界的平等智慧),無自他之形相 (即無分別相)。但以眾生妄想,不自證得,莫之能返 (迷失) 也。」

由是立乎三觀 (空觀、假觀、中觀),破乎三惑 (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證乎三智 (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成乎三德 (般若、解脫、法身)。

空觀者,破見思惑,證一切智 (明白一切皆空、無定性、無定相的智慧),成般若德;假 (借助、方便、施設、憑藉) 觀者,破塵沙惑,證道種智 (明白有各種可供具體實踐修行的途徑的智慧),成解脫德;中觀者,破無明惑,證一切種智 (空有並觀、不著兩邊、超越執中的智慧),成法身 (以法為身,藉身顯法,法指真理) 德。

然茲三惑、三觀、三智、三德,非各別也,非異時也。天然之理,具諸法故。

然此三諦,性之自爾。迷茲三諦,轉成三惑。惑破,藉乎三觀;觀成,證乎三智;智成,成乎三德。從因至果,非漸修也。說之次第,理非次第。大綱如此。綱目可尋矣。

案:

《始終心要》是天台宗義理之總綱、撮要 (summary)。

眾生本來具有三諦 (「一念心」原則上是佛),卻因種種妄想 (一骨碌而為無明),生出三惑 (開三道流轉法)。

唯有通過「一心三觀」(於一心中觀空、假、中三諦圓融) 修行工夫 (觀行的「不斷斷」),三惑才可被破除,證道種智 (資成軌 / 緣因佛性)、一切智 (觀照軌 / 了因佛性)、一切種智 (真性軌 / 正因佛性),成就般若、解脫、法身三德。真心全幅呈現,便是真正的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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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考資料]

1.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

2. 吳汝鈞,《佛教的概念與方法》。

3. 陳沛然,<唐君毅先生論華嚴宗與天台宗之圓教義>。

4. 陳沛然,《始終心要與天台宗》系列演講。

2018年8月4日 星期六

天台宗 (中)

「不斷斷」是指:不客觀地斷除或隔離淫怒痴等非道之惡事而主觀地即得「解心無染」。在「不斷斷」中,首先顯出主觀的解心無染與客觀的存在之法兩不相礙而並存。不斷一切無明中的法之「即」之洞見是由《法華經》之開權顯實發迹顯本,以及《維摩詰經》中不斷淫怒痴等而得解脫之理境而啟發出。

「不斷斷」的洞見啟發出一存有論的圓教 (對一切法有一根源說明的圓教),此一存有論的圓教在「不斷斷」的實踐中呈現。其依一義理之實而成立,成為一系統,此義理之實即「一念心」。

「一念心」亦曰「一念無明法性心」,這是相應那原初的洞見 (「不斷斷」中的「即」) 而來的存有論的圓具 (圓具一切法之圓具) 之「一念心」。它不是通過經驗的分解 (心理學的分解) 而建立的持種的阿賴耶識 (雖然二者同是無明妄心),也不是通過超越的分解而來的真常心 (「一念心」是消化了這真心之「但中」,就「不斷斷」之實踐中的存有論的圓具而說的煩惱心,不偏指清淨真如理)。

「一念心」迥異於識心和真心,我們因此不可以阿賴耶系統或如來藏系統生搬硬套,必須承認,這一圓教系統之義理之實根本無現成之論藏可據,它是天台智者大師獨見創獲。

「一念心」不但只是一念心,而且是即具一切法的一念心。在「不斷斷」中,「一念心」存有論地圓具一切法 - 三千世間法,謂之「一念三千」。

《摩訶止觀》之<正修止觀>中說「觀不可思議境」:

「夫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百法界。一界具三十種世間,百法界即具三千種世間。此三千在一念心。若無心而已,介爾有心,即具三千。亦不言一心在前,一切法在後;亦不言一切法在前,一心在後。例如八相遷物,物在相前,物不被遷;相在物前,亦不被遷。前亦不可,後亦不可。衹物論相遷,衹相遷論物。今心亦如是。若從一心生一切法者,此則是縱。若心一時含一切法者。此即是橫。縱亦不可,橫亦不可。衹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故。非縱非橫,非一非異,玄妙深絕,非識所識,非言所言。所以稱為不可思議境,意在於此,云云。」

此乃闡釋「一念三千」的典型文字。

在「一念三千」中,有十法界法。每一法界又各具十法界,是即成百法界。百法界之每一界皆有十種眾生世間,十種五陰世間,十種國土世間,共有三十種世間。每一界皆如此,則百法界即成三千世間。

十法界中,除佛界外,其他九界皆有無明在內。就此皆有無明在內之九界而言,曰「不斷」(不離不除);就開權顯實皆成妙法 (佛法) 而言,曰「斷」(解脫)。經「不斷斷」之實踐而成佛,佛界即與其他九界互融。佛界雖有其他九界之煩惱相、惡業相與苦道相,內心卻無「無明染執」。此境是不可思議之境,「不斷斷」亦成「不思議斷」。

「一念心」亦曰「如來藏理」。就此「一念心」而言如來藏,這如來藏即是無明陰妄心,是就迷就事而論,此即是「理即」之如來藏。「理即」意謂:此「一念心」,就客觀的法理 (空如實相之中道理而且是圓具的「不但中」之中道理) 言,即是佛;就眾生主觀的覺悟言,是潛存的佛,非真是佛。眾生在迷,有理無事 (觀行之「不斷斷」),故只能就之而說「理即」。

如此說的如來藏,是實相觀下的如來藏 (有論者認為天台義理承接著般若空宗而來),跟唯識系統、真常心系統的如來藏,意思完全不一樣。

如來藏有無明故,始有十法界之差別相。可是,佛是即於九法界在「不斷斷」中成,則如來藏亦有法性。「一念心」亦名「一念無明法性心」。

隱名如來藏,顯名法身,皆具三千世間法。隱者未通過觀行之「不斷斷」而在迷故,故為迷染三千。顯者通過觀行之「不斷斷」而為法身,故為覺了三千。隱為眾生,顯即是佛。

「一念心」亦曰「無住本」。「無住本」是指「法性無住」與「無明無住」兩面而言。法性無住處,法性即無明。無明無住處,無明即法性。此種來回地「相即」明法性與無明非異體,乃即在「不斷斷」中而為同體之不思議境,即是「一念無明法性心」。

「一念心即具十法界」,嚴格言之,是:剎那心、煩惱心變現地具一切法 (「心具」),剎那心、煩惱心即是無明,無明源自法性無住。法性即無明而為心,為一切法,「一念心即具十法界」等於說「法性即具十法界」,故云「性具」(華嚴宗言「性起」)。

[主要參考資料]

1.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

2018年8月3日 星期五

權知開封府

包拯出使契丹返還,特別上奏仁宗:

「臣奉命出境,彼中情偽,頗甚諳悉,自創雲州、作西京以來,添置營寨,招集軍馬,兵甲糧食,積聚不少,但以西討為名,其意殊不可測。緣雲州至并、代州甚近,從代州至應州,城壁相望,只數十里,地絕平坦,此中外所共出入之路也。自失山後五鎮,此路尤難控扼,萬一侵軼,則河東深為可憂。不可信其虛聲,馳其實備。兼聞代州以北,累年來蕃戶深入南界,侵佔地土,居止耕佃甚多,蓋邊臣畏儒,不能畫時禁止。今若不令固守疆界,必恐日加滋蔓,窺伺邊隙,浸成大害。欲乞今後沿邊要衝之處,專委執政大臣,精選素習邊事之人以為守將。其代州尤不可輕授,如得其人,責以實效,雖有微累,不令非次移替,則軍民安其政令,緩急不致敗事矣。」

建議朝廷精挑「素習邊事」的將領守邊,並重視代州 (雁門關所在地) 的將領選擇,以應對邊境突發情況。

包拯後來出任三司戶部判官。慶曆六年 (公元 1046 年) 六月,為京東轉運使,七年 (公元 1047 年) 四月,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陝西轉運使。八年 (公元 1048 年) 五月二日,調任河北轉運使,六月二十二日,入朝任三司戶部副使。

三司指戶部、度支、鹽鐵,皆理財之官。

包拯任三司戶部副使期間,曾有下列惠民紓困的舉措:

(a) 廢除秦隴斜穀務向人民徵收索取造船木材;

(b) 七個州不用再為河橋竹索交納賦稅;

(c) 把刑、洺、趙三州民田 (共一萬五千頃) 分給人民;

(d) 對解州鹽法進行規管,去除其對人民的困擾。

皇祐二年 (公元 1050 年),包拯受任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以下是他一些主要政績:

(i) 屢次立論斥責權幸 (有權勢而得到皇帝寵愛的奸佞之徒) 大臣,請求罷廢一切由內廷施予的曲意恩賜 (即要求仁宗勿以私害公);

(ii) 依次呈上唐朝魏徵三條奏疏,要求仁宗置於座位右側,作為座右銘,緊記要以國家大事為重;

(iii) 提醒仁宗明於聽取採納,分辨朋黨 (包拯曰:「臣伏聞近歲以來,多有指名臣下為朋黨者。其間奮不顧身,孜孜於國,獎善嫉惡,激濁揚清之人,尤被奸巧誣罔,例見排斥。故進一賢士,必曰朋黨相助;退一庸才,亦曰朋黨相嫉。遂使正人結舌,忠言息心,不敢公言是非,明士勸戒,此最為國之患也。」其似乎傾向同情范仲淹派系,不認同王拱辰等做法),愛惜人才,不堅持先入為主的說辭。仔細言之,共七事:去刻薄 (去除苛刻不寬厚的做法)、抑僥倖 (抑制僥倖投機分子入朝為官)、正刑明禁 (正刑法明禁令)、戒興作 (戒大興土木)、禁妖妄 (禁止妖言妄說)。

包拯的建議,朝廷大多加以施行 (把包拯拉入諫官行列,有助緩和范仲淹、王拱辰兩派矛盾,修補「台諫」的裂痕。而觀乎包拯見解,他依舊痛斥奸佞,反對任用私人,力主抑制恩蔭,簡言之,即贊成變法。他只是對變法苛刻不寬厚的地方不以為然)。

皇祐四年 (公元 1052 年) 三月,包拯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

跟任職知諫院時不同,他「建議無事時徙兵內地,不報」,「請:『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兗、鄆、齊、濮、曹、濟諸郡,設有警 (如有緊急情況),無後期之憂。借曰戍兵不可遽減,請訓練義勇,少給餱糧,每歲之費,不當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賦,則所給者多矣 (如果說駐軍不能立刻削減,請訓練民兵,稍給糧食,每年的費用,不到駐軍一個月的開支,一個州的賦稅,那麼供給的人數就多了)。』不報」。

包拯不久調任瀛州知州,「以喪子乞便郡,知揚州,徙廬州,遷刑部郎中」。因擔保推薦官員失誤,貶兵部員外郎、池州知州。嘉祐元年 (公元 1056 年) 八月,「復官 (指刑部郎中),徙江寧府」。同年十二月,被召任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3. 畢沅,《續資治通鑑》。

2018年8月2日 星期四

包拯登場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

天聖五年 (公元 1027 年) 中進士,被授予大理評事,出任建昌縣知縣。因父母年老,包拯未有赴任。朝廷不久安排他做和州監稅,包拯父母不想讓兒子離開,結果包拯辭去官職,回家贍養父母。數年後,雙親亡故,包拯在墓旁築起草廬守喪,直到期滿仍左右徘徊、不忍離去,致使里中父老多次前來勸勉。包拯的孝順實在難能可貴。

景祐四年 (公元 1037 年),他獲授天長縣知縣。任職天長縣知縣時,包拯碰到一宗牛舌案。

且說有位盜賊割去人家的牛的舌頭,牛主人前來縣衙擊鼓告狀,包拯對他說:「第歸,殺而鬻之 (你回家後,把牛宰了,拿到市集去賣肉)」。根據北宋律法,私自屠宰耕牛是犯法的。牛主人有些猶豫,包拯卻鼓勵他大膽去賣。原來包拯料定此事為牛主人之仇人所幹。翌日,果然有人闖到縣衙告狀,說有人私宰耕牛。包拯怒斥:「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 (為何你割去人家的牛的舌頭,還惡人先告狀)?」那人嚇得要命,卒之把事情經過一五一十交待。

斷案如神的包拯,慶曆元年 (公元 1041 年) 調任端州知府。端州盛產硯石,歷任官員經常趁進貢斂取貢數數十倍的硯石,來贈送給當朝權貴。唯包拯廉潔奉公,命人製造僅僅足夠貢數的硯石,任滿一年竟不持一硯石回家。

慶曆三年 (公元 1043 年),包拯入京任殿中丞。在御史中丞王拱辰舉薦下,十一月官拜監察御史里行,後改監察御史。

監察御史,御史的一種,為制衡行政機構主官的非常派朝廷或地方官員。其不僅對違法官吏進行彈劾,亦由皇帝賦予直接審判行政官員的權力,且對路府州縣等衙門進行實質監督,並在監察過程中對地方行政所存在的流弊上奏。防範官吏貪贓枉法、侵害人民利益,乃其設置目的。

是時范仲淹以參知政事的身份主持變法。對於派出轉運加按察使到各路檢核官吏,包拯十分反感,理由是:他們所指責、所彈劾,多為官員之細微過失。又過份標榜苛刻嚴察,反而令官吏惶恐不安。

不過,包拯雖「請罷按察使」,一面倒反對變法卻不是他的立場。他「嘗建言曰:『國家歲賂契丹,非禦戎之策。宜練兵選將,務實邊備。』又請重門下封駁之制,及廢錮贓吏 (廢黜貪官污吏),選守宰,行考試補蔭弟子之法。」

諫官 (對君主過失直言規勸並使其改正的官吏,以歐陽修、蔡襄等人為首) 與御史 (二者合稱「台諫」) 的分裂,更似是:諫官比較「離地」,只知要求仁宗由上往下強推一套套新政。御史 (王拱辰例外) 則清楚看到各項新政落實至地方時所遭遇的困難和挫折。彼此的分歧屬技術層面、執行層面,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慶曆五年 (公元 1045 年) 八月,包拯出使契丹,他一度與契丹的典客舌劍唇槍。

典客質問包拯:「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我叛人,以刺疆事耶 (為何你們宋朝在雄州城門的旁邊,又新開了一個小門,是不是為了引誘我們這邊的人跑到你們宋朝去,好讓你們宋朝借機刺探我們這邊的情報)?」

包拯答得妙:「涿州亦嘗開門矣,刺疆事何必開便門哉 (你們的涿州城也曾經開過小門,難道也是為了刺探我們宋朝的情報)?」

典客無言以對。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3. 畢沅,《續資治通鑑》。

2018年8月1日 星期三

儂智高事件 (下)

廣源州蠻族首領儂智高起兵,攻陷邕州,又破沿江九州,圍廣州,導致嶺南騷動。仁宗派楊畋、余靖等安撫經制蠻事,出師一段時間仍無功而還。正當仁宗深以為憂,狄青主動上表請行,協助平定蠻亂。

狄青提出要求:「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仁宗通通答應,「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荊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更「置酒垂拱殿以遣之」

右正言韓絳言:「青,武人,不可獨任」。仁宗問龐籍,幸好龐籍說:「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為所制,而號令不專,不如不遣。」嶺南諸軍卒之受狄青節制。

狄青與孫沔、余靖的部隊會合,趕赴賓州。是時儂智高已陷賓州,復入邕州。

交趾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同意,曰:「交趾累移文乞會兵討賊,而朝廷久未報。觀其要約甚誠,縱未能滅賊,亦可使相離貳」。仁宗也打算「以緡錢三萬賜交趾為兵費,許賊平厚賞之」。

不過,狄青卻大力反對,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且檄靖無通交趾使。」

唐朝「安史之亂」,肅宗用回紇兵協助平亂,終於惹來回紇苛索。狄青所言,乃認真汲取前朝歷史教訓而發。人因此「服其有遠略」,仁宗亦採納狄青意見。

皇祐四年 (公元 1052 年) 十二月,廣西鈐轄陳曙擊儂智高,兵敗於金城驛,王承吉、徐噩戰死。史載「曙素無威令,既與賊遇,士卒猶聚博營中,使承吉將宜州忠敢兵五百為先鋒,倉卒披甲以前,遂致覆軍」(軍紀渙散、倉促應戰是宋軍屢戰屢敗的兩大原因)。

狄青告誡諸將:「無得妄與賊斗,聽吾所為。」偏偏陳曙「恐青獨有功」,趁狄青還未到,擅率八千步兵攻打智高軍,潰敗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人皆逃遁。狄青事後認為「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早晨將各將領集合到堂上,逮捕了陳曙,並召來袁用等三十 (一說三十二) 人,按戰敗逃跑罪,驅出軍門處斬。

狄青這樣做,旨在「立行伍,明約束」,建立軍紀。孫沔、余靖看見陳曙等被斬首,嚇得面面相覷,「諸將股慄,莫敢仰視」。

皇祐五年 (公元 1053 年) 正月,狄青夜度崑崙關,大敗儂智高於邕州。智高「夜縱火燒城遁,由合江入大理國」,黃師宓等被殺。亂事告一段落。

余靖未幾派蕭注生擒儂智高之母阿儂、弟儂智光、以及他幾個兒子。蕭注「募死士使入大理取智高,至則已為其國所殺,函首歸獻」。隨著儂智高死於大理,其母及其弟、子被誅殺。

儂智高都算可憐。父親被交趾俘虜 (後殺害),故不能臣服交趾。改投宋朝,求一官職,上書又為陳珙扣起。有論者謂智高想獨立建國,觀乎他怒罵陳珙:「我請內屬,求一官以統攝諸部,汝不以聞,何也?」尚有「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智高似乎希望歸附宋朝多一些。奈何陳珙的作為逼迫他起兵,亂事一起,再難收拾。儂智高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場,陳珙不上呈金函要負很大責任 (進一步說,是宋朝的官場積弊迫儂智高走上絕路)。

狄青雖因功升任樞密使 (孫沔升任樞密副使),但他畢竟是武人出身,「在樞密四年,每出,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怪,請出青於外以保全之」。最嚴重要數「嘉祐中,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宋朝向來忌諱武將黃袍加身的歷史重演,狄青在「驚疑終日」中,出判陳州,嘉祐二年 (公元 1057 年) 三月病死,年僅 50 歲。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畢沅,《續資治通鑑》。

3.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