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運動」專指唐宋兩代復興古文的運動，透過寫作先秦諸子形式的散文，從而扭轉駢文獨尊的風氣。「古文運動」之先驅為韓愈、柳宗元。
駢文，一般由四六句組成，著重文辭修飾，講究排比、對仗、用典、平仄。就藝術角度看，其水準甚高。可是，從內容上看，其未必言之有理，徒具形式而欠教化意味。韓、柳相信「文以載道」，寫文章是為了闡明道理，文學應該擔負社會教化的責任，雕琢倒成次要。先秦古文恰好簡樸靈活而說理清晰，韓、柳遂鼓吹寫古文，二人亦身體力行寫古文。
駢文同時是三國六朝下迄隋唐的政府公文文體，瞿兌之說：「朝廷發號施令的典章文字，更無不用駢文」。即使到了北宋中葉，神宗仍對司馬光「臣不能寫四六文」表示驚訝，由此可知駢文在宋朝官方尚有很高的地位。士子要入朝為官，不能不鍛煉駢文技法。換言之，駢文是獲取一官半職、為利祿謀的必要手段。偏偏韓、柳反對寫駢文，支持寫古文，這就使「古文運動」不純粹是一場「文學革命」，它兼有不向現實政治妥協的意義。
「文以載道」，什麼「道」呢？韓愈曾撰＜原道＞，說：
「夫所謂先王之教育，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講究仁義道德、推崇《詩》《書》《易》《春秋》、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為統，此「道」顯然為一儒家義理。
值得注意是，韓愈以前，荀子、揚雄並不被儒門視為歧出，「辟佛老」的呼聲亦未甚囂塵上。強調孔孟為儒家正脈，極力「辟佛老」，乃韓愈的創見。他借古文表達自己的新思想，則「古文運動」某種意義上體現著思想革新。
「古文運動」實際是一場文學、政治、思想革新的大運動。凡響應這個運動的人，不只擅於文學，更是抱有政治改革熱誠，而且思想新穎。
歐陽修是宋初「古文運動」的旗手。政治上，他堅定站在范仲淹一邊，擁護「慶曆變法」。思想上，他重視《五經》、《春秋》，弘揚儒家義理，排斥佛老，跟韓愈一致。
余英時還有一個很好的觀察：
「他是古文運動中最有成就的一員健將，但對『內聖』之學卻採取了相當消極的態度。他一則疑《繫辭》『非聖人之作』，再則疑《中庸》的『虛言高論』為『傳之謬』。這樣一來，後來道學家立說的兩個主要據點竟被他一筆勾銷了。他還提出了一個非常著名的論斷：『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這更是他拒絕開拓『內聖』領域的確證」
假如韓愈的弟子李翱已有談性談情的傾向
(《復性書》：「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歐陽修明顯對「古文運動」在思想層面的走向作了些調整。古文是用來闡發儒家的「外王」思想，這與當時朝廷的政治變法實踐相互配合，義理、辭章、事功遂三位一體。
歐陽修以古文取仕，旨在尋找志同道合的政治改革者，共建三代聖王之治。故此，當蘇軾撰＜刑賞忠厚之至論＞，開首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又引《詩》《書》《春秋》立論，歐陽修讀後拍案叫絕，欲拔擢為第一。
蘇洵呈上自己所著書，歐陽修大為讚賞，因蘇洵所寫是古文，而歐陽修將一切寫古文的人都視為同儕友好也。
以文會友，是君子所為。不過，看在反對變革的人眼裡，不免有樹立朋黨之嫌。其中一種批評「慶曆變法」的聲音，正是指責范仲淹、歐陽修等樹立朋黨。
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後世稱「唐宋 (古文) 八大家」。曾鞏是歐陽修的得意門生，王安石的文學才華也曾獲歐陽修讚許
(王安石強調「內聖」、「外王」並重，主張越過韓愈而直承孟子，有別於歐陽修，是後話了)。
[主要參考資料]
1.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2. 瞿兌之，《駢文概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