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自由民主的謙謙君子 – 悼李怡先生

李怡先生病逝，享年八十六歲。坊間不乏悼念文字，一如既往，筆者只談自己所理解的，至於其他，則有賴他人補充。

講李怡，可從四個身份切入：政論家、雜誌 / 報章總編輯、文人、思想家。

政論家

毫無疑問，李怡先生確為香江一大論宗，從事政論寫作逾六十年，見證四人幫倒台、九七香港主權移交、台灣民主化乃至近年香港反送中。有別於陶傑的意在言外、毓民的尖銳犀利，李怡的政論常用冷靜理性的態度，具體深入剖析問題，並提出若干可行建議，儘管遣詞用字有過激處，這都是針對事件而發，人身攻擊、陰謀論等，從不見於其政論，此為大中至正之體現，乃傳統文化人的風範。早期持論傾向中共，及後經歷變故，重新認識中國，轉為支持自由民主，再到近年覺悟自由民主必須在地爭取，不能寄望中國民主化，李怡先生邊寫政論，邊對舊日的政治立場加以反省、修正甚至摒棄，這份理性至上、虛心自省，實在難能可貴。

印象最深刻莫過於 2016 年梁游 Refucking 支那事件。當全世界 (包括本土派內部，也包括筆者本人) 都對梁游口誅筆伐，李怡先生連續多篇文章為梁游辯解。他的理由很單純：我年輕時尚且不敢做他們所做的，我現在又憑什麼責怪他們，向他們丟石？政治權謀，李怡先生或有不及，但政治道德、人文情懷，他遠勝其他政論作家。又如新東補選，梁天琦、楊岳橋相爭，《蘋果日報》盧峯之流在社論撰文詆毀梁及勇武抗爭，惟李怡依舊對二人中立，不作任何偏袒。他能成為《蘋果日報》的清泉，絕非偶然。

雜誌 / 報章總編輯

李怡先生辦政論雜誌，始於《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他屢次提到自己編採的大原則：不因為投稿者的立場、意見與雜誌宗旨相違而拒絕刊登或強行刪削。不合理的意見，自有他人看了，寫文章回應，雜誌也一併刊登。相信讀者眼睛是雪亮的，相信言論自由所帶來的思想激盪能成就進步，此直至他做《蘋果》論壇版編輯仍未改變，當時本土派如盧斯達的文章被拒絕刊登，在李怡手上，文章如常見報。竊以為這正是自由主義精神的體現。

他又強調辦雜誌不是單向灌輸，最好是令讀者同時也是作者，互相交流，增進了解。只要有理，哪怕名不經傳，照舊採納。反之，任名聲再響，都要提出商榷。不被權威牽著鼻子走，崇尚意見多元，乃李怡當編輯的處事作風，他作為身體力行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亦在此奠定。

文人

李怡中學畢業後，在左派文藝機構工作，負責編輯文學、哲學類叢書。可以說，其未有時事評論人、雜誌總編等身份之前，已具有文人的身份。他曾透露，文章越寫越好，是因為給愛妻梁麗儀寫情信寫得多。「李怡」二字，原是筆名，取「麗儀」之諧音而來。其又用「齊辛」，共同辛勤耕耘，他對愛妻之深情，不言而喻。麗儀逝世，李怡先生悲不自勝，寫下多篇懷念亡妻的文章，集為《念情》。他一度欲隨亡妻而去，後雖看開，但仍立一墓碑，碑上寫有他和愛妻的名字，以示未來共穴而葬。至情至性是文人一重要特徵，李怡先生明顯具備。

又他的深情不只對家庭，更對已過世的先賢、年青人，也對香港和中國。他引以為傲的三篇訪問稿，專訪新儒學大師徐復觀先生、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及哲學家勞思光先生，謙虛而不傲慢，與其說專訪，不如說是請益。其中如實記下徐復觀「國家越困窮我越愛。現在你把黨放在國家之上，先愛我，你才算愛國，我愛你愛哪一點呢？」、余英時「不能武斷地、不加思索地認為統一就是天經地義……如果用政治強力來統一香港、台灣，恐怕不用幾年，現在這些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態和生活方式便都消失了」，等於「為往聖繼絕學」。至於反送中後他每為年青抗爭者的不幸落淚，八十年代加入「香港前景研究社」探討香港未來出路，乃至對中國近年貪腐問題予以揭露及鞭撻，無深沉的愛，焉能如此？

他在「蘋論」以外累年為副刊寫小品文章，聞一多、王國維、胡適、黑澤明、馬爾羅、托爾斯泰……如數家珍，更是作為文人的鐵證！

思想家

儘管李怡先生不稱自己是思想家，他無疑較接受存在主義式的人生觀，故有「一個人是一生行為的總和」之說。現實是荒謬的，「真理往往敵不過強權」，但仍有奮鬥、努力的空間，因為「強權永遠沒法代替真理」。悲觀而積極，是其人生座右銘。迥異於陳雲汲汲於城邦理論的建構及驅蝗論述，李怡更多是把哲理融入生活，並且傾向「香港人優先」。香港政府應該以香港人的本土權益為第一優先考慮，此乃其念茲在茲，排蝗、發起族群鬥爭反而是其次，相對溫和 (泛民主派的本土主張，其實以李怡先生的論述為基礎展開)。

在＜以感激心情，告別殖民主義＞，他提到：

我必須坦誠地說，當我們看到殖民主義告別離去的場面，我也含著淚光。如果沒有殖民主義，我們何嘗可以享有自由、法治、人權？香港何來優秀的文官制度？何來沒有受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左右的務實管理？倘若香港早就回歸中國，我們怎能避過反右、大躍進、大飢荒、文革等等災難？香港人怎能夠在法律保障下發揮個人所長？

此番對英國殖民的正面肯定，可以媲美劉曉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年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同為萬古長夜之思想燈塔。

關於李怡，還有很多地方值得細訴，如他的幽默 (自嘲不是 Paul Newman，而是 Poor old man。自稱「失敗者」。說凡推動什麼，現實都往相反方向走)、他對閱讀不遺餘力的推廣等。

對中小學生來說，更重要可能是他的讀書法。他推崇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以培養閱讀興趣，遇有名言佳句，用一筆記本抄錄下來，慢慢細味，好讓日後寫文章時使用。他文章內的引用，便是由平時讀書積厚而來。這對今天的莘莘學子仍有相當啟發。

好幾年前，筆者與網上幾位同道一同出書，探討香港與英國的關係，以及香港未來可行出路，李怡先生不介意我們寂寂無名，欣然賜序，今思念及此，實既感激又感慨。序文寫到「歸英」在香港無人提倡，卻是不少香港人心中所想望，觀乎英女皇逝世無數港人前往弔唁，李老確實有先見之明。女皇遠去，哲人其萎，想我香江凋零，能不悲乎！

《蘋果》之死

《蘋果日報》今天 (6 月 24 日) 出版最後一份實體報紙，從此結束二十六年辦報歷史。

誠如吳志森所言，二十六歲屬青年，青年英年早逝，率先受影響是香港報業生態。《東方》、《星島》、《文匯》、《大公》，清一色親共。《明報》雖以持平中立見稱，但近年已左傾。換句話說，代表右派立場，揭櫫西方自由、民主、人權的報紙，在香港可謂買少見少，所餘無幾。

曾幾何時，五十多年前，香港仍由英國人管治，左中右的報紙都可見於市面，左有《文匯》、《大公》，中間有《明報》、《星島》，右有《華僑日報》、《香港時報》、《萬人日報》等。不同政治立場的報紙百花齊放，市民才能接收多元的資訊，從中作出獨立思考和判斷，只可惜在中共及其傀儡管治下，香港這個優良傳統被毀滅殆盡，以後都是吹同一個調子，誠堪可惜！

關於《蘋果》種種，論者多矣，但一些說法必須澄清。

(1)《蘋果日報》之死，不是自殺，而是被政權逼迫得走投無路，無以為繼。

許多人藉近年紙媒銷售反應冷淡、《蘋果》內容質素每況愈下，論證《蘋果》做不住是遲早的事。這有一定道理，但是次《蘋果》出不到報紙，分明和港共凍結壹傳媒所有戶口，致使《蘋果》未能出糧造成。加上 5 高層被捕，連社論主筆李平亦不能倖免，與其說《蘋果》自行了斷，不如說它是「被自殺」，跟李旺陽當年的情況一樣。

(2) 商業營運不是罪。

另有一種評論，覺得黎智英辦報，太重市場反應，專揭名人陰私以吸引讀者。對此，筆者無意否認，事實上，狗仔隊對新聞行業帶來不良影響，是有目共睹的。

問題是，辦報完全不講究市場銷路、商業利益，又是否可行？即使專揭陰私，如果無受眾，成功怎麼可能？《蘋果》過去一些做法值得非議，但香港人亦應該反躬自省。畢竟，有什麼樣的讀者，就有什麼樣的報紙。

(3) 陷溺政治沒有錯，港式愛國招禍尤。

有謂黎智英 2014 年雨傘革命後對政治越來越熱衷，不只給予民主派經濟支持，更身體力行參與佔領、見外國政要，終於「上得山多終遇虎」，中共神經被觸動，傾覆其傳媒王國。

關於此一說法，我們不妨看看 1989 年八九民運時黎智英做了些什麼。他竟安排旗下的佐丹奴印製大量民運 T 恤，印上各式標語，給香港人穿上街遊行。愛中華人民共和國，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進步有民主，相信「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可助中港更好地互動，根本是其一貫立場！竊以為此也是當時香港人的一種獨特的愛國情懷。

因為有此信念，他不贊成激進的本土主張，予以遏抑。他也反對從根本上否定中共的管治。無奈中共背信棄義，先有 2014 年八三一決定，再有不斷升級的來自國家機器的暴力。苦戀多年，不見好夢，卻來惡夢，眼見保不住年青一代，唯有咬緊牙關，爭取外援。箇中無疑存有不少對政治形勢、對中共的誤判，那顆「作為香港人，應該主動關注及參與香港事務」的心倒是十分珍貴。與其說是陷溺政治太深招禍，不如說是「求仁得仁，又何怨」。

1956 年反右，提出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實行多黨制及政黨輪替者，俱被劃為右派分子，予以整肅。數十年過去，《蘋果》今日慘遭「滅門」，反映中共絲毫沒有進步，容不下異見聲音，距離文明相當遠。

七一遊行、初選、六四集會、《蘋果日報》都被消失了，下一個被消失的，會不會是香港人，不得而知。想起倪匡《追龍》的一段話：「要毁滅一個大城市，不一定是天災，也可以是人禍，人禍不一定是戰爭，幾個人的幾句話，幾個人的愚昧無知的行動，可以令大城市徹底死亡。不必摧毁大城市的建築物，不必殺害大城市的任何一個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來，這個大城市和以前一樣，但只要令城市原來的優點消失，就可以令它毁滅死亡。」

不過，米蘭．昆德拉亦說過：「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香港人，請牢牢記住自由、民主、人權的可貴，強權縱使能消滅一個蘋果，蘋果的種子仍會在不久的將來長出更多更大更美的蘋果。

六四三十二周年，我們仍然銘記

去年六四，因為疫情，集會被禁止。今年疫情稍為緩和，但集會仍不獲批，連紀念館都開不到。支聯會將被取締，維園再無燭光，標誌著香港變得不一樣，儘管這絕非剎那間的事，目睹箇中變遷，多少有點唏噓和感慨。不知司徒老先生泉下有知，對當下香港作何感想？

關於六四的詳情、細節，可以寫一部大書，《維基百科》也有不少資料，值得一提是兩年前由一位中學教師許偉恒所撰寫的《六四十問》，此書是筆者暫時發現最詳實研究六四真相的著作，值得一讀。特別是當權者有意令群眾淡忘，我們更應該守住這份歷史記憶。只有銘記歷史的教訓，一個國家、民族才會有進步，扭曲、篡改歷史都是掩耳盜鈴的表現。

看待六四，我們不必採取「仇必仇到底」的態度，亦無需像建制派般動輒搬出「國家發展一日千里」。中國大陸過去數十年的經濟發展成就，我們是承認的，問題是，這個國家也有做錯的地方，1959 – 61 年的大飢荒、十年文革乃至六四血腥鎮壓，凡此種種，俱涉及無數寶貴性命的犧牲，是因為中共領導人無知和冷血的決定，造成如斯結果。文明大國，該直面歷史的醜陋，加以改過、懺悔，重新出發，而非文過飾非，偏偏中共數十年如一日，始終不肯對當年傷害過的人命、拆散過的家庭予以懺悔、道歉，敢問一個國家有文明的路不走，專做無賴，教人如何愛？越愛只會越反感，這是道德層面的問題，有沒有尊重每個人獨一無二的生命的問題，非關經濟發展成就的事。

德國在二戰大規模殺害猶太人，戰後德國人對這段歷史採取什麼態度？不是篡改扭曲，而是用自己最真心的懺悔，最誠摯的行動，來懇求猶太人原諒。前法國總統奧朗德說得好：「只有承認歷史，才能建設一個更好的未來」，可惜中共不明白。

新一代年青人可能對六四再無痛感，但試想 721、831 有朝一日被淡化、遺忘，我們又可不可以接受？

嚴耕望是專技型史家，甚少談論政治，六四發生後，他也忍不住說：

「六四學運」本不應是嚴重問題，學運對政府的要求並不高，若政府能夠開明與溫和，這是很容易解決的。李鵬與學生領袖對話不歡而散，形勢轉壞。趙紫陽到天安門誠懇地勸學生結束絕食，形勢又轉好。但想不到當天晚上，政府態度大變宣佈採用大力鎮壓的方式，形勢變得不可收拾。

(鄧小平) 由救世主的形象轉變為萬人唾罵的屠夫……在歷史上，做皇帝做久了必出毛病，鄧小平也跳不出這框框……(官德祥＜我印象中的嚴耕望教授＞)

另一史家羅夢冊甚至表示，六四對他的病情帶來重大打擊 (官德祥＜羅夢冊教授的生平及其歷史應然論＞)。

兩位教授都來自新亞研究所，以弘揚中國文化為己任，卻不齒中共在六四的所作所為。

真正愛國者果真會叫人不談論、不悼念六四？這些不是愛國者，是賣國賊！

國安教育何其可笑！

駱惠寧表示，對一切危害國家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的行為，該出手時就出手。有點年紀的人聽到「該出手時就出手」，都會想起 98 央視水滸傳主題曲《好漢歌》「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水滸中人全是草莽流寇，駱主任如此引用，是表示中國共產黨亦為草莽流寇嗎？弔詭的是，中共確實透過趕走國民黨、竊據大陸以建國，歷史諷刺地給中共一記耳光。

國家安全當然緊要，但什麼叫做國家安全？安全似乎和生命體有關，如這個小孩不安全、這隻小狗不安全等，我們甚少說這隻杯、這對筷子不安全。以安全配上國家，即視國家為一生命體，有壽命的。國家的壽命，古時稱為國祚，維護國家安全，等於維持國祚於永久。這裡的國家自然是指 1949 年始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古代中國也有關於國家安全的討論，沒有繁瑣區分，亦不談外國勢力，卻汲汲於言統治者一己之修養，重心在內而不在外。

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至《大學》，直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為何統治者要有德行？因德行和天命的獲得及保持有密切關係，天命也者，政權合法性之謂也。要維持國祚於永久，必須得到天命，天不能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於是統治者有否對老百姓施以德行，成為政權能否延續的關鍵。統治者對老百姓所施的德行，不外乎孟子所謂「仁政」。

道家不講德行，但注重統治者的「無為」，即不刻意干預老百姓的生活，此仍是一種內在修養。

妄想用意識形態單向灌輸迫使老百姓不勾結外部勢力，中國傳統向不為之。即使是法家，都是用嚴刑峻法阻嚇而已，非思想管制，思想管制是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蘇聯的產物，非中國本土文化。

另外，有國才有家，但《大學》八條目明明是先修身、​齊家，再治國、平天下，「維護文化安全必須強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共說一套做一套。

只有當統治者愛民如子，國家安全才是必須。否則，國家安全是可以放棄的，革命變得合理。試觀林鄭所講，以「恐怖主義」界定反送中抗爭，形容為「黑暴」，她有深切反省過 2019 年一連串「亂象」背後的深層次矛盾嗎？有嘗試從根源上求化解嗎？沒有。再觀中共，4 月 15 日同時是胡耀邦逝世的日子，看看趙紫陽下半生、六四知識分子的下場，再看看今天新疆維吾爾人的待遇，這種貨色的國家繼續存在，果真對人民帶來益處？抑或只會製造出更多人道災難？

中國人有一種劣根性，叫做認賊作父，把害得你極慘的人當成尊敬的父親般看待，很變態。中共當下正想把認賊作父的基因注入香港人的血液中，香港人要對抗，千萬別忘記是誰減少我們的直選議席、剝奪我們的選舉及被選舉權，還有無數被迫逼的在獄中受苦的仁人志士。一旦墮落，永不超生。

怎能愛上傷害中國傳統文化的大罪人！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稱「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方針核心要義，愛國等於愛中共國。在此一新界定下，凡篤信愛國不等於愛共的人，以後都不用選區議會、立法會乃至特首，政治權利變相被剝奪。溫和民主派是支聯會六四晚會常客，高呼過「結束一黨專政」，自然被劃入「不愛國者」的行列，遭封殺是勢所必然。

愛國不等於愛共，始於新儒學大師徐復觀，竊以為這也是五六十年代南來文人的共識。徐氏說：「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國家愈困窮我愈愛。你共產黨做得一蹋糊塗，我並不愛你共產黨，我只愛國家，這樣算不算愛國？」今天香港人的愛國情懷，普遍屬於此一類，即以對中國文化、歷史有尊嚴的自覺作為愛國的內涵，愛國等於愛中共，於香港從來不是主流。

誠然，夏寶龍的講法，或跟中共近期提出復興傳統文化有關連。中共國務院近日發佈通知，宣佈中國將在 2025 年前全面復興傳統文化。中共決心以中國歷史文化的代理人自居，愛中國自然就得愛中共，夏寶龍的話是在此一脈絡發展出來。

問題是，中共真能作為中國歷史文化的代理人？其所復興的，真是傳統文化？中國歷史文化，一個重要的核心是孔子的「仁」，「仁」者，不忍人之心也。這個不忍人之心有縱貫面和橫剖面的表現。就縱貫面言，向上通於古聖先賢，為往聖繼絕學，給予其尊重；向下通於未來新生代，為年青人的未來打算，關懷他們，照顧他們，亦包容他們。就橫剖面言，由關心身邊親人出發，進而與不同國家、民族乃至物種休戚與共，同喜同悲。

以此為準，衡量今天的中共國，其有承認毛澤東當年發動「文革」為全盤錯誤嗎？霧霾嚴重，空氣質素差，這是給年青人留下一宜居的環境嗎？遑論製造頭髮豉油、吃貓吃兔吃野味，這對他人的健康有放在心上嗎？有珍惜過動物的生命嗎？只知唯利是圖，自私自利，此非中國文化，乃禽獸不如。

牟宗三以兩個「常」作為中國文化的精髓：人情之常、自然之常。人情之常即是仁心的流露，自然之常就是與自然和諧共存，既非宰制自然，亦非與自然較勁 (即主張「人定勝天」)。「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處處高聳入雲的商廈，中共哪處體現自然之常？以傳統文化的復興者自居，不是笑話嗎？

當愛國等於愛共，熟知中國近現代史、中國文化精神的人是必然不能愛國的 (抗日幾場重要戰役都是國民黨打的，毛澤東還要感謝日本人侵華，閣下能愛中共嗎？)。尤其甚者，中共加倍「推銷」只會令香港年輕一代對中國更加反感，其非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者，實為傷害中國傳統文化的大罪人！

篡改香港歷史的大戲正在上演

《香港地方志》編纂成書。這本書來頭不少，由董建華的團結香港基金牽頭，獲特區政府支持，結合不同歷史專業的專家學者撰寫，相信將會成為今後中小學教授香港史的根據。全書標榜「全面、系統、客觀」，著重「述而不論」，看上去也不錯，但深入到一些關鍵位，問題就浮現，在反修例風波翌年出版這麼一部大書，亦彷彿存有一番特別的用心。

關於《香港志》對基本史實的隱瞞扭曲，程翔發掘得最好，在＜《香港地方志》失實偏頗＞中，程氏提到：

(1) 香港在中共改革開放前已是「亞洲四小龍」之一、國際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不是中共改革開放幫助了香港，事實恰好相反，《總述》總結香港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國家改革開放」，與史實不符。

(2) 六四事件對中共和香港關係、對香港回歸的進程等都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但《總述》隻字不提。「玫瑰園」、「居英權」、「臨時立法會」等一系列由「六四」引發的問題，在《大事記》中未有點出其與「六四」的關係。

(3)《總述》提到「二戰以後，第一宗重大社會衝突是 1956 年的九龍及荃灣暴動，亦稱為『雙十暴動』」，卻未有述及發生在 1952 年 3 月 1 日的「粵穗慰問團事件」，對中共首次在香港發起的暴動予以隱瞞。

(4) 對「雙十暴動」和「六七暴動」評價迥異，前者「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親國民黨工會和與其有關的黑社會組織的挑動及參與顯而易見」，後者是「當年不少左派群眾抱着反抗殖民壓迫的心態投入鬥爭，對抗全副武裝的軍警」。

(5) 只突出中國文化人「逃避國民黨當局的迫害」而南來，隻字不提他們都是逃避共產黨的迫害而南下避秦。

主編及編審委員會的召集人中，丁新豹、梁元生是中文大學教授，二人已屆退休之齡，丁新豹更是香港史研究巨擘。冼玉儀以研究東華醫院及鼠疫知名，劉智鵬是嶺南大學香港史權威。劉蜀永，大家明白，大陸學者，有親中立場是可以理解的。為何丁、梁、冼、劉之流，對程翔提出的未曾注意？未曾思慮？抑或政治權威在前，復添以保住飯碗，不惜「隻眼開隻眼閉」？堂堂歷史學者，竟放棄告知公眾、告知下一代真實的歷史真相，不求真，轉求偽，肆意隱瞞扭曲，仍不以為恥，這是違反歷史專業！是自我否定！筆者實在不解丁新豹、梁元生等優秀學人為何要埋沒良知，充當極權政府的維穩幫兇！

新儒學大師牟宗三曾有很精闢的觀察：

一般史學者是內在於歷史考歷史，其所瞭解的事實、材料是屬於第一序的問題。但家天下問題是高一層、第二序的問題，因此不容易瞭解。理學家於此有一傳統，例如南宋亡於元、明亡於清時就一再接觸、討論這問題，反省自己的歷史文化，一如現在我們反省中國的文化。

所謂「家天下問題」，即現有制度應否繼續存在的問題，箇中涉及理據、價值基礎。沒有理由的、窒礙人成為一個人的制度，是不應該繼續存在，這裡只有理學家、思想家看得到，因理學家、思想家都看重道德，文史家則無道德意識，故「討論這種問題要靠理學家、思想家、文史家是不行的」。

套用到丁、梁、冼、劉之流，沒錯，他們讀過很多書，做過很多研究，寫過很多篇論文，奈何就是缺乏道德意識，僅最基本的一點，本乎客觀事實講真話，不作隱瞞，不加扭曲，他們就做不到，這是「不誠」的問題。相比之下，梁漱溟在毛澤東迫逼下仍大講特講孔子的好，貫徹「為孔子抱不平」，這就是「誠」，是真正的學問家。

董建華、林鄭、譚惠珠等篡改香港歷史，是意料中事，他們是中共的人。但理應價值中立的學者甘願為極權作幫兇，此乃自甘墮落，自我毀滅，教人扼腕。

要令新一代不抗拒做中國人，不是靠不停播國歌、嚴刑峻法、篡改歷史，而是靠中國文化的薰陶和感染。中國文化的核心，說穿了就是一個仁心，一個良知。仁心是孔子的話，良知是孟子的話，仁心、良知是同一樣的東西。仁心、良知是客觀的、共見的，不能是「你有你的良知，我有我的良知」，仁心如何表現？表現在對人好上，懂得同情、體諒別人，不是冷冰冰的、殘忍的。良知則表現在誠上，真誠待人，不說假話，也不隱瞞。試觀董建華、林鄭諸君對反修例青年的態度，有同情嗎？有體諒嗎？他們是麻木不仁，中聯辦、港澳辦諸共官亦然，麻木不仁的人不是中國人，因無仁心。又《香港志》諸編審隱瞞扭曲史實，誤導公眾、下一代，這是掩埋良知，是不真誠，掩埋良知、不真誠的人也不是中國人，因無良知。由一群不是中國人的人去叫年青人愛中國、做中國人，不是很諷刺嗎？也注定徒勞無功。

總之，如歐威爾所言：「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就控制了過去。」中共不只要控制現在，還要控制過去，當學者把關不力，反成「幫閒文人」，香港人要守住自己族群的歷史真相，更加不容易了。

不只是「釘牌」那麼簡單

九龍塘宣道小學教師因播「獨」被「釘牌」。細看網上流傳的工作紙，問題是有，如標題「不能逾越的紅線」太敏感、選播的影片太一面倒、設題傾向單向灌輸資訊等，但因此而「釘」人的「牌」，未免過火。還有，在學校工作過的都知道，工作紙、教案、講授內容皆必須經校長及課程主任等審批，為何中間不曾有人發現問題？難道個個受過專業訓練、有相當教書經驗的都蒙在鼓裡，唯獨教育局清醒，知道那位老師是「有計劃散播港獨訊息」？這又是否說得通？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李美嫦表示，「今次事件的內容、深淺程度，絕對不適合小學生」。副秘書長陳蕭淑芬則指：「《社團條例》、藏獨、台獨等議題，絕不適合小五學生」。

其實，不只小五學生，有更低年級的小學生對去年「反送中」等一系列社會事故感興趣 (他們不是只知讀書上補習課，也會看電視新聞，會接觸到社會上發生的種種事，尤其是修例運動持續時間甚久)。他們對警察的做法有疑問、對政府常常提及的「港獨」二字有疑問、對大學校園火光紅紅不知其所以然。別低估小學生的學習能力！

作為教師，打份工求升職則矣，若非如此，本乎「傳道、授業、解惑」的精神，看到學生有興趣想知而又不知得透徹，給他們看相關影片，在課堂予以講解、討論，有什麼問題？不過在盡為人師的本分而已。即使要求學生表態，也是一個學習民主表達意見的過程，老師可因應學生取態作出合適的糾正，避免其思想走向偏激，也是一件好事，為什麼許可學生表態是否支持民族黨及「港獨」就一定有問題呢？抑或有人帶有色眼鏡看事物，結果樣樣事都有問題？

教育局開了此一先例，對香港教育絕對不是一件好事。以政治去凌駕學術，踐踏教師的專業自主自不待言，連坐式的譴責亦必引來校內告密風。大家都不想有事，於是稍有風吹草動，就向校長告密，校長也不想承擔風險，遂迫涉事者離開。好聽點叫「抽出害群之馬」，難聽點叫煽動教師互相鬥爭。這一種態勢下，教師與教師之間，教師與校長之間，哪裡還有信任可言？有教育熱誠者，又焉會入行？最終受害是香港的下一代。

中國文化傳統中，學術、政治是緊密相連，以學術革新、糾正政治，學術之統緒叫做「道統」，政治之統緒叫做「政統」。「道統」由教師承傳，「政統」由當權執政者承傳。因「道統」能革新、糾正「政統」，所以「道統」某種意義上凌駕於「政統」，教師的地位亦較帝皇將相為高，也較受尊重。宋明諸位理學家都是以「道統」自居。

「道統」崩壞，以政治力量摧折學術，始於中國共產黨。國民黨蔣介石對學者是尊重的，毛澤東則不然。文化大革命時，學生批鬥老師，老師之間又互相告發，悔過認罪成為時尚，這是「道統」最墮落的時候，中國文化最頹喪的時候。

今天，教育局的做法，實際是將中共五六十年代的那一套引進來，要以政治壓力凌駕教育行業的專業自主。早在上次歷史科試題「出事」，第一時間出來批評試題有問題的，非考評局，也非歷史系專家學者，而是教育局，已些微露出端倪。那是針對中學。現在將矛盾指向小學。這和何君堯早前披露中聯辦官員指示議員要對司法、教育、社福界「三座大山」「敢於鬥爭」是吻合的。

言論、新聞採訪自由受壓，刻下到了學術思想自由，中國大陸的小學生近日被問到如何看美國總統特朗普，他們竟清一色地民族情緒上頭，冷嘲熱諷，說些「特朗普那個壞蛋就愛吹牛皮」、「為什麼美國特朗普這麼壞，說我們中國病毒」。我們是否想香港的下一代，那些可愛的小臉，都現出被當權者洗腦的猙獰面色？

有陰謀論指梁振英批楊潤雄為官避事、只知譴責、「當習主席的說話耳邊風」，迫得楊今次狠下重手。實情如何，不得而知。如果屬實，反映楊為人道德很有問題，畢竟「釘牌」等於「斷人米路」，迫人轉行，辛苦讀得教師資格可不容易！若然不是，整件事為教育行業帶來赤色恐怖陰影，也是無可否定的。楊乃禍港之徒！

政治花瓶

對於泛民接受人大委任，參加臨時立法會，「留守議會戰線」，其實沒什麼值得驚訝。遠的入中聯辦密室談判不講，2016 年新東補選，泛民及其御用學者為了令公民黨楊岳橋當選，如何詆毀同路人本民前梁天琦？然後楊當選，他做了些什麼？口舌便給，但惡法照舊通過，守？守了個甚麼？還有，2017 年 4 月返大陸考察東江水，黃碧雲、邵家臻、陳淑莊皆在場。去年反送中，7 月 1 日下午，阻止年輕抗爭者衝擊立法會的其中一人正是胡志偉。加上「唔好激嬲共產黨」，泛民突然堅決拒絕人大委任才是反常。

談些歷史。中共建政前，有八大民主黨派，其中中國民主同盟創立時，是主張國民黨結束一黨專政，實現民主政治、多黨共治。中國民主促進會的綱領是「發揚民主精神，推進中國民主政治之實現」。國民黨戰敗遷台，共產黨上場，民盟是什麼下場？初期還可以參加些重要會議，擔任要職，後來章伯鈞、羅隆基等全被劃成右派，《光明日報》亦被變成官方喉舌，不復能發表異見。民進方面，1956 年 3 月中共中央統戰部聲稱，中共將對民進進行政治領導，從此民進成為中共領導的具有政治聯盟特點的民主黨派。

當譚耀宗、譚惠珠、曾國衛等人一面倒慫恿接受人大委任，稍為有頭腦的，是不是要想想毛澤東那句「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即使為了工資，往後選民覺得你出賣了他，不再投你，你可以拿得多久？變成萬年國會的話，你又如何為自己過去爭取民主、爭取普選自圓其說？

有人說：「泛民是去是留都不分化」，也有人說：「分裂民主運動的就是泛民」(張崑陽言)，筆者只想指出，做政治花瓶不打緊，分裂也無所謂，不過與中共合作、妥協的反對派，結局往往非常悲慘，泛民諸君對此有否認真想過？

比前蘇聯更可怕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中共威脅比前蘇聯更嚴重。」這個當然啊！假如閻麗夢是講真話，所謂新冠病毒，實際是武漢實驗室資料病毒人為或意外洩漏。前蘇聯會肅反大屠殺餓死人，但不至於玩病毒，而且玩到西方國家都遭殃。

為世界製造大麻煩不緊要，最重要是肯承認錯誤，作出補償。可是，試觀中方反應，你指他洩漏病毒，他說你到處散播政治病毒，看不過眼大國崛起，居心叵測，絲毫沒有悔意。

最新外交部趙立堅斥蓬佩奧「像打了雞血」，翻查資料，「打雞血」出自大陸六十年代至文革初期民間「偽科學」，只要抽出新鮮雞血，注入人的靜脈，人就會異常亢奮。說得「偽科學」，當然不是「真科學」，用「偽科學」理論指控政治對手，受傷的不會是蓬佩奧，而只會是中共自己。原來到了今時今日，大國只不過是一個逃避事實真相、仍然篤信「偽科學」的國家，知不知醜？

正因為危害大而不知愧恥，這才可怕。近日特朗普接受傳媒訪問，提到：「如果拜登當選，中國將會佔有美國。中國佔有美國，你們就要學講普通話，你要知道這真相。」特朗普深刻道出中共是霸權的事實，奈何認真堅決拒共的國家不多，至少台灣總統蔡英文發表談話，仍然相信北京當局是有可能與香港人民溝通對話以解決爭議，其實可以溝通對話，大半年前就可以，何用等到現在？

蘇洵＜六國論＞有云：「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英國首相張伯倫信納粹德國希特拉會帶來和平，結果得到什麼？姑息養奸只會換來更大的災難。面對蠻橫不講理的霸權，除了抵制，哪有更好的辦法？

報禁、民主女神、中國式法治

8 月 10 日上午，逾百警力進入一間報館拉人，香港過去數十年很少發生，上一次已是六七暴動時。拉人不要緊，為何有警員翻閱記者的文件？為何部份傳媒不獲准採訪？儘管警方事後解畫，對香港人而言，此已造成一個印象，國安法原來會侵害香港新聞自由。

有人不明白為何要大買特買《蘋果日報》及壹傳媒股票，「他們不是以製造黃色新聞起家嗎？陳巧文不是被抹黑過嗎？」可是，此不關認同《蘋果日報》及壹傳媒的事，而是想支持新聞工作者繼續敢於向政府提出異議，報導事實真相。我們不想份份報章都只作政府喉舌。今天是鎮懾《蘋果日報》，難保他朝是其他報章。為免自由喪失，只得由撐《蘋果日報》做起。

看著《蘋果日報》銷量及壹傳媒股價急升，普遍香港人是明事理、知大局的，這是香港人的可貴處。

除了黎智英，被捕者中還有前眾志的周庭。廿三歲少女，懂日文，有英國國籍，如果不理政治，不搞國際線，對香港不上心，前路或許平坦些。但她保釋後離開警署，依然說：「無悔成為爭取香港民主運動一份子」、「無悔爭取民主自由」，面對被送中的風險，仍有勇氣堅守自己的心志，實在了不起。

從港澳辦發言人發表的談話看，罪是定了的，懲處亦必然要來，這算不算未審先判？先說你有什麼罪，難逃法網云云，然後再搜證務求令你入罪，此與我們日常理解的法治有距離。平時證據不充分，有機會獲釋，今次又會不會有？

台灣蔣介石曾施行報禁，結果只換來台灣人對他憎恨。要維護國家安全，是要令人民心悅誠服，而不是要人民憎恨。假如國家安全是透過令全國人民心感不安達至，這是可悲的，也是不能長久的。

心慈則貌美

一直以來對於雞排妹鄭家純的印象都是身材好的性感寫真女星、模特兒。不過，近日她對香港的言論，確實教人眼前一亮，原來這位女星不只有天使面孔魔鬼身材，也有腦袋和同理心。

誠然，越來越多台灣明星到大陸賺錢，他們變得不敢得罪中共，甚至獻媚，大家屢見不鮮。不過，亦正因如此，鄭家純的言行顯得珍貴。她說：

雖然可能不說會賺更多錢，但目前還過得去，所以也不需要自我審查。

這令人想到周潤發被大陸封殺時的安然回應「咪搵少 d 囉」。

在捍衛民主自由以及對抗相同的極權專制這條路上，香港、台灣就是同休共戚的夥伴。

台灣現有的民主制度，但其實它非常的年輕。我們從 1949 年宣布戒嚴到 1987 年解嚴，再到實質解嚴 1992 年前後廢除懲治叛亂條例和刑法一百條，這過程足足有 43 年，是世界歷史上第二漫長的戒嚴時期 (第一長是敘利亞 48 年)。這 40 多年的黑暗時代卻輕描淡寫，僅僅佔了歷史課本上的幾頁，甚至還有許多台灣人的故事被統治階級埋沒在無名墓塚裡。

因為政治黑暗，所以冷漠；也因為冷漠，政治更為黑暗，唯一能夠停止這個惡性循環的方法，只有越來越多的人停止冷漠。

要有多深刻對歷史政治的認識，才能說得出以上一番說話。香港眾高官及建制派議員見此，只怕要汗顏。

最重要是：

五年前 10 月初我在金鐘，親自去體會港人們爭取真普選的現場，後來因為政治表態我被拒絕入境，也就是黑名單，人還在機場就被遣返回台灣，現時沒有辦法再到香港的我，還是想辦法用自己的影響力去搭起台灣和香港的橋樑。

去年六月，我把自己的 IG 當成一個公共平台，整整一個月不談論自己的生活，而是讓每個人和我投稿香港反送中現場狀況，我都協助他們曝光，讓最真實的聲音能夠傳達到台灣、香港甚至日本，至今點開還看得到在精選動態內。

一個在台灣出生、居住及工作的女生，香港又不是待她特別的好 (粉絲除外)，何解她要那麼關心香港的政治前途？香港人的抗爭處境？而且不只關心，更是身體力行地主動參與其中？什麼原因驅使她這樣做呢？果真純粹因為「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嗎？

她為陳其邁站台的表現揭示出答案。

鄭家純在台上不只主動提到香港，而且哭了出來，邊哭邊說：

過去一年，心懸我們香港的手足，他們真的很需要大家的幫忙。

希望大家不要放棄香港。

每次講到香港，我都想哭。

香港加油。

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是否香港人，香港待她如何，無關宏旨，最重要是她看到、聽到香港手足的狀況，她有所感受，她覺得自己要為香港做些事。這種感受及覺知，即是孟子所謂「怵惕惻隱之心」，本來是人人皆有的，可惜香港很多人為既得利益所蒙蔽，埋沒了，感受不到了。

相由心生，心慈則貌美，真是至理名言。不少香港男士都說會買本雞排妹寫真以示支持，連香港女士都紛紛恭祝雞排妹生日快樂。換轉是林鄭，就無法享得這樣的對待。

香港起死回生之道

港區國安法終於在完全不透明的情況下通過，迄今為止，香港人仍無法具體知道箇中條文，只能從放風人士口中，大約知道：香港將成立國安機構，內裡有中共派來的顧問。執法由中共特派的國安隊伍負責，不純粹依賴香港警察，因其缺乏國安專業訓練。被捕人士不會送往警署，另設類似英治時代「白屋」的扣押中心，扣留時間不定。涉及與外國勢力勾結，將被送往大陸受審，其他則在香港由特首指派的法官審理。

要來的始終要來，關鍵是我們日後該怎樣做，是不是不再反共？不再提「香港不是中國」？黃之鋒、周庭等退出香港眾志，香港眾志也散了。香港民族陣線、學生動員轉移陣地至海外，陳雲、陳方安生則高調退出政治。一切彷彿都往置身事外那邊走，難道這才是應該？

筆者不知其他同路人如何想，但就個人而言，之所以要批評、譴責乃至反對中共，是有歷史根據。

自中共創黨以來，延安整風、反右、大飢荒、文革、六四，哪一件不是血跡斑斑？假如我們接受人道主義，相信每個人的性命都是有價值，被鬥倒、被迫害、被餓死、被輾斃的......他們可是活生生的人啊！他們也有父母妻兒，也有兄弟姊妹，也有自己的人生前景，為何其要遭受不幸？諸共官又有什麼資格剝奪其人生、摧毀其家庭？尤其甚者，中共從未為自己所作的過惡公開表示過懺悔、致歉，永遠都有一堆理由粉飾，最新則是用「黑暴」、勾結外國勢力、恐怖主義來合理化強硬鎮壓。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一個不知自省、不聽民意的政權，儼如孟子所說的獨夫，是無德可言的，基於內心的良知理性，批評、譴責乃至反對有何不可？除非人人都埋沒良知、睜著眼睛說大話，此正是中共最想見到的。

至於香港是不是中國一部份，自秦始皇平百越起，中原就和南方邊陲對立，繼而壓迫、箝制南方邊陲。漢武帝如是，康熙、雍正如是。康雍年間的海禁，對沿海居民的生計帶來多大的打擊。鴉片戰爭以後，香港開埠，嚴格意義的現代化的香港其實始於英國人登陸。往後的日子，每當中國大陸陷入混亂，即為香港帶來好處。太平天國及土客械鬥導致首批華人精英帶同資金技術南來香港。國共內戰驅使大批華人南來，為戰後香港提供不少勞動力，南來文人興辦教育，更讓花果飄零的中華文化在香港落地生根。彼再反對港獨，亦斷不能否認香港與中國之間存有根本的差異，否則就是罔顧甚至歪曲史實。

新儒學大師牟宗三先生在五十歲回憶往事時，說過以下一段話，值得日後香港人借鏡：

一切都有不是，而這個不能有不是，一切都可放棄、反對，而這個不能放棄、反對，我能撥開一切現實的牽連而直頂著這個文化生命之大流。一切現實的污穢、禁忌、誣衊、咒駡，都沾染不到我身上。我可以衝破共黨那一切威脅人的咒語。旁人說話皆有吞吐委曲，我可以理直氣壯地教訓他們指摘他們。國家、華族生命、文化生命、夷夏、人禽、義利之辨，是我那時的宗教。我那時也確有宗教的熱誠。凡違反這些而歧出的，凡否定這些而乖離的，凡不能就此盡其責以建國以盡民族自己之性的，我心斷然予以反對。(《五十自述》)

一切都有不是，良知理性不能有不是。一切都可以是假，良知理性不能是假。良知教我們做回一個人，理性讓我們認清事實，判斷是非，不會指鹿為馬。這是今天面對中共兩大利器。

1941 年聖誕前夕，日軍控制新界、九龍，英軍退守港島。從兵力、武器火力看，英軍都不及日軍。可是，北角發電廠一役，百德新率領曉士兵團負隅頑抗，並未棄甲曳兵。羅遜准將在黃泥涌峽領兵突圍，壯烈犧牲。他們的精神、意志，未嘗不可為香港人奮發砥礪提供養分。

香港已死，但如果一代一代香港人能本乎良知理性去說話行事，能從香港史的先賢身上學習，香港亦未必無起死回生之道。畢竟人心光明才是一族群能夠綿延壯大之正途。

我們的家毀了

港版國安法出台，標誌著香港正式「玩完」。

近日關於此事的談論多矣。簡單講，中共見香港立法會通過廿三條立法較困難，遂經人大代立一港版國安法，藉《基本法》附件三的方式在香港實施。這裡存有幾個問題：

1. 先例一開，中共是否可用同樣方式為香港代立其他法？立法會豈不成為橡皮圖章？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形同虛設？

2. 誰負責執法及審判？儘管黎棟國建議由香港警隊執法、按慣例也應由香港法院根據普通法審判，但「在香港成立一國安機構」云云，此隱然有將大陸國安機構，所謂「強力部門」常態化、前台化的傾向，彼會否利用駐港國安機構執法，然後押返大陸由中共法院審判？

3. 如何界定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有無客觀標準？抑或純粹以言入罪，上綱上線？

觀乎人大公佈消息，港區人大政協、港共諸官員、建制派、親中報章一面倒吹同一個調子，香港新疆化、西藏化，大陸那一套照搬過來，恐怕是事實真相。

恆指大瀉，林鄭回應，金融市場定然會有波動，毋需擔心。聶德權揚言，有人促外國制裁香港，完全超出國安底線。李家超甚至說，本土恐怖主義正在滋生，不排除提升本港恐襲威脅級別。當國際對香港政治自由的憂慮被有權有勢者淡化、手無寸權的小市民年青人奮起抗爭被抹黑成恐怖分子，這麼一群指鹿為馬、扭曲是非的人告訴你立法對香港有益、沒問題，你會相信嗎？「移民」成為熱門搜尋字眼，就可以知道普遍香港人抱持什麼心態。

我們的家毀了，一半是毀於中共之手，一半如前港督彭定康所說：「我感到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裡。」

有人指香港人未來將會如出埃及的以色列民，大舉出逃，飄泊無依。有人期盼美國總統特朗普、其他英語系國家出手，救香港於垂危。有人依然咬緊牙關抗爭，被無情地拘捕......

鍾祖康說：「香港今天的問題，追源禍始，是因為徹徹底底違反天理和人道地做錯了一件事，然後往後每一錯步都是為了掩飾或修補第一大錯而為。這個原始第一大錯就是把香港從文明的英國手上交予未開化的中國。由於第一步做錯了，往後只是在等待一個悲劇劇本的上演。」

事到如今，我們應該深切反省過去做錯了什麼、信錯了什麼，弄得今日年青人被自殺被強姦被污衊被打壓、中老年人惶惶不可終日汲汲於離鄉別井的悲慘下場。

麥理浩逝世廿周年，很多人記掛他的好，但透過提高香港政治經濟實力以作為跟北京談判的籌碼，為香港爭取較大政治空間，這條路也是麥督開出來。八十年代許多香港廠商把工廠北移，將發展重點移向大陸，參與大陸各項投資建設，基本上是沿麥督思維走下去。他們深信，中國大陸會銘記他們的恩德，對香港留有餘地。數十年過去，香港被扼死，生金蛋的能力未有為鵝活命創造條件，麥督的錯判、香港商人自作多情，一定程度造成今日的死局。

愛國民主派亦要負上責任。司徒華在六四發生後叫停三罷，改為年復年喊「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猥自枉屈，麻痺港人抗爭意志。篤信「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以及聲援大陸民運人士，尤其令他們及其支持者忽略香港本土民主進程，只能在選舉前虛構一些不可能實現的願景，刺激一下選票，卻於實際局面之突破無大幫助，甚至有損 (如提出超級區議會方案實現「量變而質變」、贊成把驅逐行為不檢議員離開會議廳的權力擴及各事務委員會主席)。沉迷集會、遊行、遞請願信的抗爭方式，塑造出港人好抗爭卻反抗無力的慣性。年青人勇武，但對比他國同類型行動，武力程度明顯不及，這也是共官及警方無所忌諱、肆意施暴的根本原因。

最後，廣大香港人長年沉溺工作，換取安逸，對中共靠謊言起家 (早自李大釗屢稱共產黨不會顛覆國民黨，至鄧小平「我們對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變，我們說這個話是算數的」皆是如此)、為一無賴流氓政權 (觀余英時如何論高敬亭) 渾然不覺，也不明白愛中國歷史文化不等同要愛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歷史發展、文化特色更不甚了了。歷史知識的貧乏，造就「回歸」的成功，成就出一大悲劇。當然，英美國家盲信經濟富庶會推動政治民主化，也給予中共豐滿羽翼的機會。現在他們覺醒了，香港已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以上分析只是冰山一角，要之，香港之死實為數代人種種錯誤觀念、選擇、決定集結交織而成，此決非一代人奮起或外來力量突然介入可以徹底扭轉。

有謂：至少今時今日大部份香港人都覺醒了，但筆者想起魯迅的話：「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若沒有看出可以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香港人將進入最痛苦、最黑暗、最徬徨的時代，亦未可知。

勞思光在《歷史之懲罰》中提出過「歷史債務」、「歷史債權」一組概念，「我們今日面臨最大的歷史苦難，就是因為上代人類所欠的債務太多。」人欲去除苦難、扭轉悲劇，首先要承認自己的錯，不事事諉過於人，並以集體的自覺、努力修改流弊，這樣才可積累未來歷史的債權，建立對未來的希望，從而成為未來歷史的主人。光復香港，可能需要數代香港人懺悔、自省、改過才能夠成事。

執筆之際，再有三百人因反對國歌法二讀被捕，只是聚集唱首歌、表個態，都出動銳武裝甲車、水炮車，警察可公然擅取便利店冰水，午飯時間外國人在港島鬧市被嚇得拔足狂奔......敢問誰在真正搞亂香港？搞死香港？

五代時期，後蜀、南唐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因敵不過北宋軍隊南下，國破家亡，孟昶、李後主夫人皆有被宋太祖、太宗兄弟迫淫的醜聞傳世。

香港割讓給英國前，受盡清朝海禁之苦，後來在英國襁褓中逐步發展成為國際城市。

二十年代的海員及省港大罷工，始作俑者為國民黨左派 (共產黨員)；六七暴動，始作俑者是鬥委會 (實際受新華社香港分社運作的中國共產黨港澳工委控制)。

時至今日，香港死了，青年人、抗爭者弄死香港？徵諸歷史，復徵諸眼前所見所聞，事實判然，何必抵賴？

「民族自強，香港獨立」、「香港人，建國」，誰想說呢？都是中國人、中共迫出來的！

香港淪落為「封閉社會」

無論是 DSE 歷史科試題風波，抑或《頭條新聞》被暫停製作、李鵬飛逝世，其中心趨向只有一個：香港正淪落為一「封閉社會」，喪失原有的開放成分。假如《1984》作為小說故事已經足夠恐怖，香港即將發生真實的《1984》，習慣自由民主的香港人又是否做好心理準備，迎接黑暗時代？

「開放社會」與「封閉社會」

「開放社會」與「封閉社會」一組概念，最早由柏格森 (Henri Bergson) 提出，波柏 (Karl Popper) 作了進一步發揮。

按照波柏的理解，「開放社會」具有以下特徵：

1. 自然法與成文法分開，講究個人須為自己的道德選擇負責。

2. 政府能對民意予以寬容，並作出適當回應，表現靈活。

3. 政府容許民間批評，且行為透明，較能尊重個人自由和人權。

4. 政治與文化多元，有活力不斷改善、進步。

5. 以民主為改革與政權更迭的機制，不需經過流血、革命或政變。

與「開放社會」相對反，「封閉社會」的特點是：

a. 政治單極、文化單元，只容許「一言堂」，故此是威權的、獨裁的、專制的。

b. 傾向集體主義、部落主義、群體主義。

c. 權力更替往往只能用暴力革命完成。

波柏認為，一旦民眾經歷過「開放社會」的生活，幾無可能被當權者壓制，倒退至「封閉社會」。

另外，「封閉社會」窒塞思想自由，批判性思維、言論及思想自由乃「開放社會」的產物。

主權移交前的香港，政府善於疏導民意，親中愛國陣營可與較西化的爭取民主自由的人士講道理，不必大打出手，彭定康的「新九組」更接近立法會全面直選。九十年代上半段的香港，絕對就是波柏眼中的「開放社會」！

可惜不到三十年，香港竟出現文革翻版，意見表達自由受限制，老一輩中間派作古，其直向「封閉社會」一墮到底，豈不教人悲哀！

DSE 歷史科試題風波根本是另一場文革

「『1900 - 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試參考資料 C 及 D，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首先，這份卷是歷史科，考過歷史科 (不是中史) 的人都知道，只根據提供資料照本宣科，分數一定不高。沒錯，資料 C 及 D 選取有偏頗，但以為考生因此極有可能被誤導，這未免太信不過考生。難怪一名應屆 DSE 歷史科考生在公開信中說：「苦讀三年歷史，如果我仍會因為一份考卷上的一條問題的一些字眼而被『誤導』，那麽我那三年豈不是白讀？」

其次，1900 - 45年，時間跨度極大，就筆者愚見：

I. 明治維新啟發光緒變法圖強，日本的君主立憲思維刺激維新派，伊藤博文甚至被延攬充當顧問。

II. 晚清現代化陸軍是在日本接受軍事訓練。

III. 革命黨人乃至維新人士曾獲日本提供政治庇護，同盟會在東京成立。

IV.「哲學」之譯名來自日本啟蒙學者西周。

V. 著名作家魯迅對中國民族性的批判，孕育於留學日本時。

VI. 抗戰期間，南京偽汪政權管治地區較國府控制區好，人民有生活，亦較穩定。

VII. 八年抗戰摧毀了國軍主力，亦導致大批年青人投奔延安。某種意義上削弱了蔣介石軍人獨裁。

楊局長稱「弊多於利」是公認的，無討論空間，果真是這樣嗎？

退一步，就算再公認的共識，都可以懷疑、討論吧！胡適說：「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此之謂科學方法、批判思維。楊氏及一眾群小的肆意猛攻，不正是窒礙科學方法、批判思維之運用嗎？無科學方法、批判思維之運用，即無真正客觀的學術、知識，楊氏實欲令香港學術界絕後，心腸都算歹毒！

還有，該題果真有問題，亦應由專家來決定、指出，決不能由非歷史專業的楊局長及林鄭來指手劃腳，遑論諸群小。以非專業迫逼專業，文革年代便是如此，名教授如陳寅恪、吳唅等遭紅衛兵批鬥，這是對學術的踐踏、摧殘！以往借打倒封建之名行惡，今次以傷害中華民族兒女情感撐腰，然本質仍是一脈相承，是反智主義的大破壞，為一大倒退。

香港無脊樑，大動蕩是意料中事

最可悲是歷史學者劉智鵬，乃至考評局，都選擇「跪低」，同意取消試題。無腰骨的情況同樣見於港台宣佈暫停製作《頭條新聞》。

眾所周知，《頭條新聞》、《鏗鏘集》、《城市論壇》是香港人的政治啟蒙，為締造公民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環。它們也體現著新聞自由、意見表達自由、言論自由。

對警方冒犯竟可令《頭條新聞》「摺埋」，這是以警察凌駕諸基本自由的價值。警察屬國家機器，則國家大於個人。這是不折不扣的極權主義！封閉社會！

況且，從不同的照片及新聞片段，清楚看到警察濫權施暴，七二一真係唔見人，當根據客觀事實作嬉笑怒罵都變成蓄意抹黑警方，警暴只會越來越凌厲，而港台的妥協退縮等於助紂為虐。

媒體、新聞界，向來被視為「第四權」，擔負著一重要角色，即：幫助公眾了解問題，發表公共見解，並對政府權力作出一種制衡。英治年代，英國諸報章、香港流通諸報章，皆具此功能。唯中共的《人民日報》沒有，中央電視台也沒有。

刻下港台、tvb 皆無法發揮「第四權」的監督制衡功能，連給香港人消消氣的《頭條新聞》都被殺，一面是不斷加強高壓，一面是忿忿不平無法排解，如拔河般，兩邊相扯，香港動蕩不安，是可以預期的。

李鵬飛逝世標誌著和理非時代的終結

矛盾激化有賴調停者化解，偏偏持中間立場、較冷靜理性的政治人物買少見少。

審視李鵬飛一生，他是典型親中愛國分子，1991 年與周梁淑怡等人創立啟聯資源中心，抗衡港同盟。彭定康推行政改，李鵬飛與自由黨跟港府對抗，另提中共領導人接受的「九四方案」。

不過，愛國之餘，不乏諍言。2003 年廿三條立法，他予以反對。及後又參加七一遊行，2013 年更參與由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牽頭成立的組織「香港 2020」，探討香港政制改革方案，積極推動 2017 年落實行政長官普選及 2020 年立法會普選。

對於林鄭，李鵬飛坦言：

讀書時時考第一的人，以為自己樣樣掂。佢比較自負，認為自己係有料之人。她是一個非常有性格的公務員，對下屬要求十分嚴謹。佢真係好勤力，乜嘢文件放喺佢枱面都睇晒。

佢一日工作十六小時，但唔係好信任人。

林鄭最大問題，係佢無政治智慧，唔係一個政治人物。佢係一個公務員，跟指示、收 order 做嘢。

林鄭用一種 take order 方法做事，有嘢唔敢同上頭講，但如果佢有政治智慧，就應該建立自己特殊地位。她既然是香港 number one，任何事與中央有衝突，她作為領袖，雖然是中央委任，但應要企喺香港人這一邊。

林鄭最錯，就係冇企喺香港人一邊。任何問題，她都有資格搵韓正，可以話這是香港人問題，我要企香港人這邊。她一定要俾香港人知道，她為香港人出聲。你睇吓其他省委書記，都係為自己省的利益去拗，尤其香港好敏感，一國兩制非常重要，中央係想聽。

林鄭今次的遭遇，告訴日後的特首：任何人做，一定要同中央講，當國內與香港利益有衝突時，要企喺香港人一邊，如果唔係，你唔好來搵我，因為無得做。中央唔俾的話，就講：炒我囉。

他同意撤回修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和林鄭出來道歉。

李鵬飛逝世是一個標誌，標誌著開明親中派逐漸淡出香港歷史舞台，往後只剩下吳秋北、李慧琼之流。

以前香港有和平理性，是因為親中愛國都會講道理，願意互相理解，對手如此，民主派何需激進？

當親中愛國變得冥頑不靈，動輒視對手如殺父仇人，爭取民主自由者相應採取激烈抗爭手法，是必然的。奈何這只會劇化矛盾，卻非消弭矛盾於無形。

未來的日子，大概香港已回不到從前，那個和理非的年代，以力假人、鬥拳頭大武器多的衰亂世即將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