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對糧食短缺問題的處理

早在北周建立前，西魏關中地區已經歷糧食短缺造成饑荒的問題。

是歲，關中饑。太祖既平弘農，因館穀五十餘日。(《周書卷二・帝紀第二・文帝下》)

「館穀」一詞出自《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意指軍隊居住在敵人的館舍並吃對方的糧食。大統三年 (公元 537 年)，西魏與東魏爆發戰事。宇文泰率兵攻克東魏的弘農，利用當地的糧草囤積，讓部隊就地補給、休整。就地取材以解決糧食不足，後來演變成就食的傳統。

庚子，詔蒲州民遭饑乏絕者，令向郿城以西，及荊州管內就食。(《周書卷五・帝紀第五・武帝上》)

建德三年 (公元 574 年)，北周已然建立。蒲州治所在蒲坂縣，今天山西省永濟市西南蒲州鎮。山西爆發饑荒，北周武帝的應對方法是「令民就食」。郿城位於今陝西眉縣一帶，荊州即今日湖北，令山西饑民向西及西南遷徙，雖可救災於一時，但終非良久之策。

是歲，岐、寧二州民饑，開倉賑給。(《周書卷六・帝紀第六・武帝下》)

岐州位於今日陝西省鳳翔區一帶，是北周京師長安 (今西安) 通往西北隴右的屏障，也是北周武帝用兵的重要後方和樞紐。寧州即今日甘肅省寧縣。二州出現饑荒，事在建德四年 (公元 575 年)，不同的是，武帝今次決定「開倉」賑災。「開倉」必須有倉可開，當時想必已設立貯存米糧的倉窖。又倉窖有充足糧食，背後實有一套收納農作物並妥善保存之機制。

《隋書・食貨志》：

後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載師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稽，審賦役斂弛之節，制畿疆脩修廣之域，頒施惠之要，審牧產之政。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畝；口九已上，宅四畝，口五已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癃者，皆賦之。其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征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有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其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掌鹽掌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監盬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物地以出之；四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凡監盬鹽形鹽，每地為之禁，百姓取之，之皆稅焉。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斂之。

扼要言之，宇文泰

1. 實行均田，收實物地租 (農作物、絹布等)；

2. 設司倉，根據國家糧食產量以計算開支。糧食充足時，儲存餘糧以備荒年；不足時，則縮減不必要開支；

3. 在國家存糧充足的前提下，春天可將糧食借給百姓，秋天收成後再收回。

他的做法又沿襲自北魏。《魏書・食貨志》：

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

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

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

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沒則還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

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奴各依良。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桑榆地分雜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

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

諸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恆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

此見均田制始於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 (公元 485 年)。

十年，給事中李沖上言：「……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為降。大率十匹為工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內外百官俸，此外雜調。民年八十已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癃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魏書・食貨志》)

收取實物地租也是北魏傳統。

十二年，詔群臣求安民之術。有司上言：「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一，糴之於民。如此，民必力田以買絹，積財以取粟。官，年登則常積，歲兇則直給……」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為災也。(《魏書・食貨志》)

豐年多積貯糧食於倉窖，水旱成災時利用倉中貯存，調節糧價，賑濟災民，減輕人民生活負擔，這是孝文帝太和十二年 (公元 488 年) 的奏議。

北周直至武帝，仍保持魏孝文漢化的制度成果，加上令民就食的雙管齊下，致使面對饑荒仍能化險為夷。

保定二年 (公元 562 年) 武帝又下令開鑿河渠以促進農業。

武帝保定二年正月，初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溉灌。(《隋書・食貨志》)

相比之下，北齊武成帝在位期間，河清三年 (公元 564 年) 出現嚴重水災。

山東大水，饑死者不可勝計，詔發賑給，事竟不行。(《北齊書卷七・帝紀第七・武成》)

往後日子，水災不斷，北齊爆發大饑荒。

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踴。踊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隋書・食貨志》)

杜佑《通典卷五・食貨五・賦稅中》：

後南征，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創臺殿，所役甚廣，兼并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床租調。有妻者輸一床，無者半床。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為生事，不許。由是姦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予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徹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

一邊尊重漢化成果，以民為本，重視農業生產。一邊妄啟兵端，大興土木，不恤民命，錯過農耕時機，還要大量耗費固有的糧食。北周能夠消滅北齊，實不只因其軍事實力卓越和成功控制晉陽。

論楊愔之死與北齊「鮮卑—西胡」武力集團的坐大

杜佑《通典卷七・食貨七・歷代盛衰戶口》：

北齊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褊小。文宣受禪，性多暴虐，而能委政宰輔楊遵彥，十數年閒，亦稱為理。故其時以為主昏於上，政清於下。

北齊文宣帝高洋之荒唐，見於《北齊書卷六・帝紀第六・孝昭》以下一條：

時文宣溺於遊宴……後益沉湎，或入諸貴賤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

酗酒、沉迷摔跤競技，雖與其鮮卑血統不無關係，但對國家大事置之不理，多少危害北齊政權延續。當時北齊政治賴以不墮，一是依靠高演主持朝政，《北齊書卷六・帝紀第六・孝昭》：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英特，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七年，從文宣還鄴。文宣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敷奏。帝長於政術，剖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時文宣溺於遊宴，帝憂憤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盃於地曰：「汝以此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盃盡皆壞棄。

一是憑藉楊遵彥等漢人官員輔助。楊遵彥即是楊愔，《北齊書・楊愔傳》：

楊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弘農華陰人。父津，魏時累為司空侍中。愔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

弘農楊氏為士族大姓 (郡望)。曾獲曹操重用的楊修，便是弘農華陰人。家學淵源，致使楊愔自幼熟讀經史之學，其進入仕途通經以致用，實屬理所當然。

《北齊書・崔瞻傳》：

天保初，兼并省吏部郎中。尋丁憂，起為司徒屬。楊愔欲引 (崔) 瞻為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因問思道曰：「我此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藻，卿與其親通，理當相悉。」思道答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愔云：「此言有理。」便奏用之。事既施行。愔又曰：「昔裴瓚晉世為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愧裴子。」

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與趙郡李概為莫逆之友。

「天保」是高洋即位後所用的第一個年號。楊愔想引薦崔瞻為中書侍郎，問盧思道意見。崔瞻出身清河崔氏，盧思道出身范陽盧氏，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將清河崔氏與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並稱為四姓。崔、盧、楊實際是北齊朝廷的漢人士族集團。又楊愔稱讚裴瓚，裴瓚出身河東裴姓士族。與崔瞻結為好友的李概是趙郡李氏出身。

高洋在世，宗室親王、漢人士族勢力尚且保持平衡，至文宣駕崩，平衡打破，代之而起是雙方矛盾日益尖銳。《北齊書卷六・帝紀第六・孝昭》：

及文宣崩，帝 (指高演) 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乃即朝班。除太傅、錄尚書，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敕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鷙烏舍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廢帝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帝威望既重，內懼權逼，請以帝為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大司馬、錄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時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

據此，以楊愔為首的漢人士族集團，是站到高殷 (幼主，即廢帝) 一邊，視高演為專橫的權臣，欲架空之而後快。高演不是省油的燈，遂聯合高湛密謀誅殺楊愔等人。

高演成功而楊愔身死，高歸彥的取態至為關鍵。《北齊書・高歸彥傳》：

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以討侯景功，別封長樂郡公，除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

初，濟南自晉陽之鄴，楊愔宣敕，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陰怨楊、燕。楊、燕等欲去二王，問計於歸彥。歸彥詐喜，請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燕等。孝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仗拒而不內，歸彥諭之，然後得入，進向柏閣、永巷亦如之。

《通典卷二十八・職官十・武官上》：

北齊領軍府，凡禁衛官皆主之，以高歸彥為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

扼要言之，高歸彥是領軍大將軍，為禁衛軍最高長官。楊愔問計於他，是看中他手上的軍隊，以及職務之重要，豈知他虛與委蛇，轉頭即把楊愔的盤算告知高湛，楊愔焉有不敗之理？類似事件發生在唐初，秦王李世民能殺死兄長李建成及弟弟元吉，是因為他成功收買了玄武門守將、負責掌管禁軍的關鍵將領常何。

《北齊書・高歸彥傳》：

父徽，魏末坐事當徙涼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為西域大使，得胡師子來獻，以功得河東守。尋遂死焉。

高歸彥的父親高徽是經常和西域胡人打交道的，與西域胡人相友善。

高演剷除楊愔等，尚未可以做皇帝，成就他登上皇帝寶座的，是太皇太后婁昭君。《北齊書卷六・帝紀第六・孝昭》：

帝既當大位，知無不為，擇其令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己以聽政。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為皇建。

「恆代遺風」鮮卑婦女往往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與主動權，婁昭君也不例外。她一聲令下，高演即位，是為孝昭帝。

支持孝昭的段韶，其父親段榮

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後入魏，以豪族徙北邊，仍家於五原郡……韶，字孝先，小名鐵伐。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略。(《北齊書・段韶傳》)

屬懷朔鎮武將系統。

大體楊愔被殺、孝昭奪位成功，可視為北齊「鮮卑—西胡」派系的一次勝利，漢人士族集團被肅清。朝廷一元化的結果是管治進一步失效 (因無漢臣出謀劃策)，影響到經濟民生及天災的應對。

由《隋書・食貨志》看北齊興亡：山東糧倉的「充盈」與「竭耗」

《隋書・食貨志》對東魏至北齊一段經濟狀況有細緻描述。

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實繁，農商失業……尋而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於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

永安是北魏孝莊帝元子攸的第二個年號，是時朝政由爾朱榮把持。未幾六鎮爆發叛亂，戰亂導致糧食短缺，六鎮軍民紛紛向內遷徙。遷往何處？齊、晉之郊。

齊即今日山東省，晉即山西省。在當時，二地同屬於太行山以東的華北平原地區，又稱山東地區。華北平原地勢低平，土壤由河流沖積而成，土質肥沃，非常適合耕作。加上氣候適宜，降水適中，有利農作物生長，一直以來為中國糧食生產重要區域，屬天然糧倉。

高歡能夠成就霸業，是因為他擁有山東，解決了六鎮軍民的糧食問題。

魏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天平元年，遷都於鄴，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振貧人。

自北魏孝文帝遷都，黃河中下游的河洛地區一直是漢化中心。惟戰爭令洛陽蒙塵，農產被摧毀殆盡 (事實上農耕活動亦不可能進行)。由洛陽遷鄴，是因為考慮到鄴城地處冀南平原，土壤通氣性良好，且含有機質，加上水利設施完備，農業得以發展。

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鹽官，以煮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自是之後，倉廩充實，雖有水旱凶饑之處，皆仰開倉以振之。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

首都是重要農產區，加上高歡實行：

1. 每逢豐收之年折絹收購糧食，填滿國家倉貯；

2. 在各州郡河流的渡口與轉運點，設置官倉儲存水路運輸而來的糧食；

3. 滄、瀛、幽、青四州沿海置鹽官，煮鹽出售。

結果神武主政期間，每遇嚴重水災、旱災，必開倉救濟而減損災害對人民的影響，倉庫亦有足夠糧食以滿足人民需要。至於用兵打仗，更是軍糧軍費充足。

公元 538 – 542 年，連年穀物豐收，致使糧食價格低降，人民生活壓力得以減輕。

是時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賦。神武乃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文襄嗣業，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略有淮南之地。其新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

清查戶口，將規避田租力役的納入徵收範圍，此令國家糧食更多。

可惜高歡死後，高澄任大丞相時遇上侯景反叛，戰亂對河南農業造成破壞。後來侯景在南方梁朝作亂，高澄雖趁機佔有淮南地，卻對稅收助益不大。

及文宣受禪，多所創革……北興長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戰，其後南征諸將，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脩創臺殿，所役甚廣，而帝刑罰酷濫，吏道因而成姦，豪黨兼並，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為生事，由是姦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

高歡辛苦建立的基礎，竟毀在次子、北齊開國君主文宣帝高洋手中！

對外窮兵黷武，軍事支出龐大，對內大興土木，役民過甚，農產有出無入，農耕時節屢次錯過，復添以地方豪強與官府勾結，兼併土地，卻向中央政府隱瞞，不願繳交田租，戶籍散失，稅收大減，成為常態。

是時用度轉廣，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以節國之費用焉。

高洋浪費而無節制，動輒賞賜，入不敷支開始出現，發展至後來是官員減俸祿，軍人固定的糧食亦取消，地方鎮守戍邊職位被合併，一言以蔽之，即影響到軍政與國防系統的持續運作。

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范陽寬鄉以處之。百姓驚擾。屬以頻歲不熟，米糴踊貴矣。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議脩修石鼈等屯，歲收數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廩充足。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徙冀、定、瀛無田之人到范陽開墾，是糧食貯存已響起警號，必須盡快加強農業生產以作彌補。奈何雪上加霜，豐年不再，糧食有限推高其價格，所謂「米糴踊貴」。在淮南、長城屯田 (由兵隊自行耕作，補給軍需)，只是小修小補，延緩南北邊防系統崩潰的時日。

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踴。踊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

本身倉貯已不足夠，還要連年發生水災，地點正是太行山以東地區，天然糧倉所在地，糧食價格高得老百姓完全負擔不到，遂出現饑饉與餓死人的慘況。疾病疫症襲來，令死亡人數上升。

至天統中，又毀東宮，造脩修文、偃武、隆基嬪嬙諸院，起玳瑁樓。又於遊豫園穿池，周以列館，中起三山，構臺，以象滄海，並并大脩修佛寺，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祿，斷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與無限，加之旱蝗，國用轉屈，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後主大悅。於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豫焉。未幾而亡。

到了北齊後主高緯，狀況未扭轉，反而更加惡化，削減官員、軍人資源以修佛寺，起高樓，不節制地賞賜，仍是高洋本色。不同的是，今次再無耗費不盡的底氣，隨著軍政國防系統崩塌，北齊政權也走向滅亡。

從天然糧倉到人間煉獄 – 北齊山東賑給體系的崩潰

《北齊書卷七・帝紀第七・武成》：

山東大水，饑死者不可勝計，詔發賑給，事竟不行。

「山東」據杜佑《通典》注，指「太行、恒山之東」(通典卷第一百七十九・州郡九)。此一地區歷來是主要農耕地區，早在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年代，朝廷已有因農作物失收而移民就食山東之舉。

後魏明帝永興中，頻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

至高歡，延續這個傳統，《北齊書卷一・帝紀第一・神武上》：

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並、肆頻歲霜旱，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污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

奈何好景不常，北齊文宣帝高洋天保九年 (公元 558 年) 夏四月，發生嚴重旱災，《北齊書卷四・帝紀第四・文宣》：

是夏，大旱。帝以祈雨不應，毀西門豹祠，掘其塚。山東大蝗，差夫役捕而坑之。

從高洋祈雨不遂毀祠，更掘西門豹塚大興問罪之師，足見旱情比以往發生的都嚴峻。旱災地區在哪？史書沒交代。可是，按照徐光啟《農政全書》卷四十四：

水旱為災，尚多倖免之處；惟旱極而蝗，數千里間草木皆盡，或牛馬毛幡幟皆盡，其害尤慘，過於水旱也。

山東地區當為受災地。

天保八年 (公元 557 年)，蝗禍已肆虐山東，《北齊書卷四・帝紀第四・文宣》：

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內八郡大蝗。是月，飛至京師，蔽日，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

北齊政權的應對方法，除了派人捕蝗 (所謂「差夫役捕而坑之」)，就只能減免受災地區的租賦與戶調 (收農作物)。然而，蝗禍持續，這個紓困措施變相令官方貯存的糧食減少，一旦遇上嚴重天災，賑濟即成不可能。

據史載，

(天保八年) 甲辰，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

(天保九年) 戊申，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螽澇損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賦。 (兩條見《北齊書卷四・帝紀第四・文宣》)

(北齊後主高緯天統五年，公元 569 年) 戊申，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內偏旱者優免租調。(《北齊書卷八・帝紀第八・後主、幼主》)

減免徵收受災地區農作物一直持續到北齊滅亡。

武成帝開始，山東地區發生大規模水災，導致大量人民饑死 (見文章開首所引)，此為高歡時期從未發生。後主天統三年 (公元 567 年) 秋天，山東再有大水災，情況仍未改變。《北齊書卷八・帝紀第八・後主、幼主》：

是秋，山東大水，人饑，僵尸滿道。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百四・物異考十》：

後齊天保九年夏，大旱。先是，大發卒築長城四百餘里，年勞役之應也。乾明元年春，旱。先是，發卒數十萬築金鳳、聖應、崇光三臺，窮極侈麗，不恤百姓，亢陽之應也。河清二年四月，并、晉已西五州旱。是歲，發卒築軹關，突厥二十萬眾毀長城，寇恒州。後主天統二年春，旱。是時，大發卒起大明宮。

按此，濫用山東民力，役民過甚，錯過農耕時節，似乎是北齊旱災嚴重的成因。旱極而蝗，削弱糧食儲備，一旦遭遇大水，賑給系統崩潰，人民亦失救收場。

＜誡子書＞非諸葛亮所作

諸葛亮有一＜誡子書＞，據說是臨終前寫給兒子諸葛瞻的家書。然而，細讀其中文字，再比對諸葛亮一直以來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觀，不難發現這篇作品有杜撰虛構的成分，極有可能是出於道家信徒之手。以下且作簡單分析。

＜誡子書＞全文如下：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冶性。年與時馳，志與歲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值得注意是：

1. 以靜、儉作為君子修身立德的手段；

2. 強調澹泊、心境寧靜的重要性。以靜作為學習的先決條件，以澹泊成就對學習的堅持和執著；

3. 才指後天學習而得的才能；

4. 對好逸惡勞、自然情感予以節制。

諸葛亮＜前出師表＞：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君子、小人之分出自《論語・述而》「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對劉備知遇之恩感激，為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是仁心的展現，是一種道德性情的流露。據此已知諸葛亮是儒家踐行者。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

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漢賊不兩立」是君子、小人之分的變奏。不看重成敗得失，只問自己有無盡力，此乃孟子「義命分立」。

＜又誡子書＞：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

主張性情流露要符合禮節，與孔孟一脈相承。

諸葛亮既為儒臣，儒家怎麼看修身、成德、學習等？

a.《荀子・脩身》：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

b.《中庸》：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

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c. 《論語・述而》：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d. 《論語・里仁》：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e. 《荀子・解蔽》：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壹；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靜則察。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

扼要言之，君子修身，依靠的是知善知惡，以及為善去惡的能力，還有要懂得親師取友。靜反而不是修身重點。另外，保持羞恥之心，時刻自我反省，也對修身很重要。至於明志，非靠恬靜平淡、不慕名利，而是對仁心的篤信與服膺。以靜作為學的先決條件，獨荀子有此想法，卻不見於其他儒家典籍。

受儒學薰陶的諸葛亮竟寫出迥異於儒家思想的誡子書，這是相當可疑的。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竊以為來自西漢《淮南子・主術訓》「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又《淮南子・主術訓》論修身，提到「君人之道，處靜以修身，儉約以率下」。《淮南子・俶真訓》有「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有趣的是，《淮南子》是不折不扣的道家書籍，見以下證據：

I. 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淮南子・俶真訓》)

II.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甯身體，安形性。(《淮南子・時則訓》)

III. 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於天。(《淮南子・覽冥訓》)

IV.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淮南子・上禮》)

講保持清靜，不要放縱欲望，全身保命，視仁義禮樂為道德衰微之標誌，甚至援引《老子》(《道德經》) 以加強說服力。《淮南子》道家色彩濃厚，顯而易見。

＜誡子書＞遣詞用字乃至思想內容皆與《淮南子》相似，因此不排除其出自道家之手。要之，謂＜誡子書＞是諸葛亮個人的作品，未免與事實不符。

成長《亂世來鴻：書信里的三國往事》：

這封書信不見於《三國志》等正史，首見於唐朝編纂的類書《藝文類聚》二十三卷，題作《誡子》，互見於宋朝《太平御覽》四百五十九卷，僅將「慆慢」改為「淫慢」

＜誡子書＞果真是諸葛亮所作，可思過半。

從《顏氏家訓》看北齊胡化嚴重

《顏氏家訓》紀錄了顏之推對兒子們的教育與訓誡。不過，從研究歷史的角度，這部書亦是一珍貴史料，因它保存了若干對北齊社會風氣、價值觀的記述。今揀選其中兩條，以窺見北齊胡化之嚴重。

＜教子＞：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

《北齊書．後主、幼主本紀》有「盛為無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北史．恩幸傳》記和士開「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致親寵」。從天子至公卿權臣，無不以彈琵琶為時尚，深深喜愛。

查琵琶來歷，東漢劉熙《釋名．釋樂器》有「枇杷，本出於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卻曰杷。象其鼓時，因以為名也」。唐代詩人岑參有詩「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可見彈奏琵琶是胡人風俗，非漢人中原文化。

因為北齊君臣普遍胡化，要在朝廷覓得一官半職，甚至躋身高位，必須適應融入其中，學彈琵琶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學習鮮卑語。據此亦見北齊君臣鮮卑化之深。

熟讀「聖賢之書」的顏之推，「教人誠孝，慎言檢跡」，儒家義利之辨，他豈會不知？為了一己之私利，仕途平坦，不惜摒棄自身固有文化傳統，全面學習一外來風俗，捨己就人，怎能稱有道德，怎配做士大夫？「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既是顏的風骨，也見北齊官場風氣是站到顏的對立面，並不漢化。

＜治家＞：

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惟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為夫訴屈。此乃恆、代之遺風乎？

「江東」即長江以東地區，指南朝政權。南朝婦女都是中原世家大族受五胡亂華影響被迫衣冠南渡。她們繼承的，是漢末魏晉門閥世族那一套。《世說新語．雅量》記郗鑒為女兒挑選佳婿，被選中的王羲之，出身琅琊王氏，為王導之姪。整個過程，只講門當戶對，成婚二人亦無見面交流的機會，時為東晉。錢穆《國史大綱》說：「自經侯景之亂，而貴族門第澌滅殆盡……南渡之衣冠全滅，江東之氣運亦絕」。顏之推士族出身，在江陵失陷後北上，他腦海中的「江東婦女」印象，應該就是侯景之亂前世族大族的婦女所經歷。一言以蔽之，「江東婦女」是受盡保護，不得自主。

北齊首都在鄴城，齊地婦女又是如何模樣？首先，婦女被給予很高的地位，家中大小事務，一律由她料理，所謂「專以婦持門戶」。不止於此，內政之餘，對外還要為家族爭是非曲直、接見達官貴人、替兒子求一官半職、代丈夫向官府申訴冤屈。顏之推覺得，這種對女性的高度重視，來自「恆、代之遺風」。清代考證學者閻若璩《潛邱劄記．卷二》：「拓跋魏都平城縣，縣在今大同府治東五里，故址猶存。縣屬代郡，郡屬恆州，所云恆代遺風，謂是魏氏之舊俗耳」。簡言之，即是鮮卑化成就北齊婦女特殊的面貌，一種女尊男卑的價值觀念。

劉健明＜唐代婦女面面觀 – 唐代婦女史中文專著研究述評＞提到「胡化下的社會婦女地位較高，拘束較少」，劉伯驥《唐代政教史》導言：「民間之遊樂及貴族婦女之服飾，染有胡風，或騎或射，或著男裝，或男女同郊遊、同博戲，皆無禁妨」。據此，更見北齊婦女胡化之深。

上至官場，下至民間社會，從音樂娛樂，到女性待遇地位，皆見北齊有濃厚的胡化傾向 (陳寅恪用「鮮卑化」與「西胡化」形容，見《陳寅恪魏晉南北朝講演錄》)。《北齊書．高昂傳》「于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服於昂。高祖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為華言」、《北齊書．韓鳳傳》「每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云：『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却。』」胡化始終未有改變。

顏之推親身見證，將所見所聞筆之於書，其記述當較官方正史更貼近真實。

北齊舊臣在隋朝 – 薛道衡的得勢與被殺

《北齊書・幼主本紀》：

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為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

可見薛道衡與顏之推在北齊末年同為中央要員，分別擔任中書省及門下省的副官。

「奔陳」建議，薛道衡有份首肯。勸北齊後主禪位，也是薛的主意，《北齊書・斛律孝卿傳》：

又以中書侍郎薛道衡為侍中，封北海王。二人勸後主作承光主詔，禪位任城王。

《隋書・薛道衡傳》：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武成作相，召為記室……武平初，詔與諸儒脩定《五禮》……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後主之時，漸見親用，於時頗有附會之譏。後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引為御史二命士。

讀《左傳》受啟發，且與諸儒修定《五禮》，薛道衡的學問傾向經史之學，同於顏之推。另外，「待詔文林館」亦與顏氏相同，屬祖珽一派。

齊亡入周，後來成為隋朝重臣，薛道衡獲隋文帝重視，見《隋書・薛道衡傳》：

高祖每曰：「薛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誡之以迂誕。後高祖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朱門陳戟。」於是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高祖曰：「爾久勞階陛，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相與交，高熲、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

不過，隋文帝並非完全對薛推心置腹，「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相比關隴武將，薛道衡的北齊舊臣出身，令隋文帝有顧慮。文帝死，煬帝嗣位，道衡終因上《高祖文皇帝頌》，開罪煬帝，「帝覽之不悅」，薛因此獲罪。

細心審視其中細節，薛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頌》之前，煬帝打算以薛為祕書監，杜佑《通典・職官八・祕書監》介紹祕書監由來：

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祕書監一人，掌典圖書古今文字，考合同異，屬太常……隋祕書省領著作、太史二曹。

一言以蔽之，祕書監非中央要職，薛道衡可是「久當樞要」。

文帝生前，對薛道衡尚且客氣，薛道衡當然希望新君主繼續感謝他的付出，予以重用，故極力讚頌文帝，以作為對煬帝的無形規範。豈料煬帝早對他不滿，《隋書・薛道衡傳》：

晉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有詔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

加上煬帝在江南受文學薰陶，一眼看穿薛是借古諷今，「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詩經》其中一篇，借讚頌武王飲酒的平和安樂，諷刺周幽王) 之義也」。道衡卒之失勢，只有房彥謙來關心他，《北史・房彥謙傳》：

年七歲，誦數萬言，為宗黨所異……其後受學於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年十八，屬齊廣寧王孝珩為齊州刺史，辟為主簿。時禁網疏闊，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及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彥謙為齊州中從事。彥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於家。

據此，房為北齊文官系統一分子，與薛道衡出身背景及學問路數相同。道衡後來再發「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行」，令煬帝大為震怒：「汝憶高熲邪？」道衡最終被縊殺。

煬帝仍為晉王時，長期領兵在外，與關隴武將親近，北齊文官舊臣反而是太子楊勇籠絡爭取的對象。太子勇倒台，不純粹是楊勇個人的事，更牽涉背後整個利益集團 (即太子黨) 的倒塌。首當其衝是與楊勇有姻親關係的高熲 (高熲的兒子娶了楊勇的女兒)。薛道衡喊出「向使高熲不死」，撇開實情不論，煬帝誤會他是廢太子楊勇一派，殆無疑義，被殺可謂必然結局。

顏之推與北齊的胡漢角力

顏之推的生平見於《北齊書・文苑傳》。其為「瑯邪臨沂人」，「九世祖含，從晉元 (帝) 東渡」，可見顏之推先祖為中原人士。「父 (顏) 勰，梁湘東王 (蕭) 繹鎮西府諮議參軍」。不過，值得注意是蕭繹「自講《莊》、《老》」，顏氏家學卻是《周官》、《左氏》，之推習《禮》、《傳》，博覽群書，他因此與當時南朝玄談風尚格格不入，而偏近經史之學。

侯景之亂期間，顏之推「被囚送建業」，亂事平息，之推重返江陵 (蕭繹根據地)。西魏陷江陵，之推輾轉逃至北齊，「顯祖見而悅之」，「顯祖」即北齊開國皇帝文宣帝高洋 (高歡次子)。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 (擅長文書)」，令他很快成為北齊重要官員。祖珽奏立文林館，召引文學士，顏之推「待詔文林館」，「大為祖珽所重」。

據《北齊書・祖珽傳》，「祖珽，字孝征，范陽狄遒人也」，父親為祖瑩。查《魏書・祖瑩傳》，「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好學耽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瑩以文學見重」。簡言之，祖瑩深受儒學薰陶，愛讀書兼擅長文學。儘管祖珽在胡化嚴重的北齊不得不作出調整讓步，見「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他對有學問的人仍是相當敬重。他獲和士開提拔，卻對士開「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賣官鬻獄，政以賄成」深感不滿，尤見其家學淵源。

北周武帝派大軍攻伐北齊，晉陽失陷。關於晉陽的戰略價值，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山西方輿紀要序》有「苻堅之取燕也，破壺關，克晉陽，乃一舉而入鄴」，晉陽本為鄴城的屏障。晉陽守不住，鄴城 (北齊國都) 岌岌可危。故此，顏之推才會同意鄧長顒提出「奔陳 (投奔南方陳朝)」的建議。然而，建議被丞相高阿那肱「不願入陳」否決。

據《北齊書・高阿那肱傳》，「高阿那肱，善無人也……又諂悅和士開，尤相褻狎，士開每為之言，彌見親待」、「士開死後，後主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高阿那肱是和士開的接班人。《北齊書・和士開傳》「和士開，字彥通……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又能彈胡琵琶，因此親狎」，和士開並非漢人，而為西域商胡之後。正因為此，他與武成帝皇后胡氏通姦而不以為恥。高阿那肱與穆提婆、韓鳳「損國害政」，據《北齊書・韓鳳傳》，韓鳳甚至有不屑漢人士大夫的態度，「每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云：『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廝養末品亦容下之。」北齊滅亡，某程度是亡在其胡化深重。

北齊滅亡後，顏之推入北周為官。隋朝建立，開皇年間，太子楊勇召顏之推為學士，以禮相待，敬重有嘉。換句話說，顏之推屬於太子楊勇一派。

唐朝中興的功臣？人文世界的罪人？- 對張巡、許遠食人守睢陽城的兩種評價

前言

天寶十四年 (公元 755 年)，安史之亂爆發。叛軍由范陽南下，陷洛陽，破潼關，入長安。玄宗奔蜀，太子李亨在陝北靈武即皇帝位，是為肅宗。叛軍對「西北士馬」趕盡殺絕之餘，分兵爭奪「東南錢穀」，即進犯江淮糧產地區，於睢陽遭遇張巡、許遠負隅頑抗，軍事行動因而受挫，東南力保不失。

江淮以南未被安史叛軍戰火蹂躪，對唐朝中興貢獻極大，因尚有堅實經濟基礎可以依靠。惟張巡、許遠為了守城，拖慢叛軍進度，不惜斬殺愛妾奴僕，甚至睢陽城中婦人老弱以供將士充饑，這在張巡等人死後已在朝中受到非議，故李翰要為張巡立傳以正視聽。至中唐韓愈，以儒者身份，撰＜張中丞傳後敘＞，自此張巡、許遠成為忠義之典範，最明顯見於北宋歐陽修《新唐書》將二人列入＜忠義傳＞，司馬光《通鑑》基本沿襲《新唐書》觀點。

張巡、許遠的歷史評價再次發生轉變，要到金朝中後期的大儒王若虛 (字從之，號慵夫，金朝滅亡後自稱滹南遺老)。見盡戰火連年、生靈塗炭，王若虛對孔子仁愛、孟子不忍人之心有深刻體會和感受 (又稱「存在的呼應」)，他雖同意張巡、許遠有道德氣節，為忠義之臣，但另一方面，二人犯下「食人之罪」，亦永遠不能推卸。人命的珍貴、對人命的重視，是人本關懷、人文精神的核心，見於王若虛的評論。這番見解，竊以為通於孔孟立教的本意，也能避免忠君愛國錯誤走向為專制獨裁張目，減少不必要的犧牲。

本文寫作目的有三：

(1) 檢視正史對張巡、許遠食人守城的記載和論述，考察其異同；

(2) 追蹤張巡、許遠由被非議到被視為忠義之臣的總過程，韓愈在中間擔當著重要角色；

(3) 指出王若虛評論的獨到與突破 – 以「回向孔孟」揚棄唐宋儒者的共識 (保存既有觀點中有道理的，捨棄不合理的，謂之揚棄)，彰顯人本關懷。

比對兩唐書、通鑑關於張巡食人的記載

張巡殺愛妾供守睢陽城的將士食用，首見《舊唐書．張巡傳》：

尹子奇攻圍既久，城中糧盡，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人心危恐，慮將有變。巡乃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曰：「諸公為國家戮力守城，一心無二，經年乏食，忠義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人，坐視危迫。」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強令食之。乃括城中婦人；既盡，以男夫老小繼之，所食人口二三萬，人心終不離變。

睢陽城為何不能失陷 (即其戰略價值)，文中未有交代。許遠有否犧牲家眷奴僕，文中也無提及。只知張巡為了避免因缺糧而發生兵變，把愛妾殺了，迫諸將士食用以充饑。及後隨著斷糧時日推移，城中婦女、老者、幼兒皆成為守城將士的食物，合計二三萬人。

《舊唐書》成書於後晉，根據唐朝留下的官方檔案寫成，中間或有隱瞞。至成書於北宋的《新唐書》，歐陽修把張巡、許遠事跡列入＜忠義傳＞，這是一大值得留意的地方。記載方面也有所補充：

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餫濮陽、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即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齕木皮、煮紙而食，才千餘人，皆臒劣不能彀，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沖傳堞，巡出鉤銘乾拄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痍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眾，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饑？」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

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遣民止四百而已。

賊知外援絕，圍益急。眾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帥饑眾行，必不達。

按照《新唐書》的說法，睢陽本來貯存了一年的軍糧，因李巨 (河南節度使、宗室親王) 不顧許遠反對，堅持分出一半給濮陽、濟陰，導致睢陽糧食數量下降。濟陰得到糧食後，起來叛變。睢陽城在安史叛軍圍攻下，開始缺糧，將士餓死者眾多，仍然生還的士氣消沉。張巡殺愛妾供將士充饑，實屬迫不得已，旨在振奮士氣以負隅頑抗。

許遠也有「殺奴僮以哺卒」，響應張巡做法。從食戰馬，到食「羅雀掘鼠」，再到煮鎧甲、弓弩而食，至最後食「婦人老弱」。食人決定乃最後無可奈何的選擇。

張巡之所以要死守睢陽，跟睢陽具有重要戰略價值有關。因睢陽乃江淮地區之屏障，一旦棄守，叛軍蹂躪江淮，東南豐富的物產和糧食很大機會為戰火摧毀，而唐朝立國以來，一直奉行關中本位政策，所謂「以東南錢穀養西北士馬」，任由江淮落入安史叛軍手上，等於制唐王朝於死命，張巡、許遠意識到此一點，所以寧願犧牲無辜人命，都要堅守下去。

況且，棄城逃亡，真的執行起來，亦不容易，因將士人民都饑腸轆轆，勉強出逃，只有被擒收場。

司馬光《資治通鑑》吸收了《新唐書》的補充，相關記載如下：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眾飢贏，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群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才四百人。

除了補入張巡錯誤估計將有援軍來救，基本上與《新唐書》無大差異。《通鑑考異》有一段文字，值得留意：

唐人皆以全江、淮為巡、遠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既被圍，賊若欲取江、淮、繞出其外，睢陽豈能障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巡為後患，不滅巡則不敢越過其南耳。

據此，謂睢陽有地理優勢，不得不守，亦不適切，是張巡根本沒有投降南走的選擇。

張巡、許遠保江淮立下大功，司馬光以為這是唐朝人的共識。然而，李翰 (＜弔古戰場文＞作者李華之子) ＜進張巡中丞傳表＞提到：

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賊勢憑陵，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眾，橫而制之。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兵彌廣，財彌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五師，雖終於殲夷，而曠日持久。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扼其東，故陝鄢一戰，而犬羊北走，王師因之而制勝，聲勢才接而城陷，此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伐，猶有分災救患之義，況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懷獨克之誌，亦以恃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本圖，非其素誌，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眾，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誌乎！

李翰要據理力爭、以正視聽，正是張巡做法在朝廷內遭人非議。韓愈＜張中丞傳後敘＞：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

按此，李翰為中唐以前人，非議張巡之聲也在中唐以前已有。由責難非議到承認張巡有大功，中間有一段曲折發展，不是一蹴而就。

中唐儒者韓愈對張巡死守睢陽予以高度肯定

牟鍾鑒＜從儒佛關係看韓愈、柳宗元與李翱＞提到韓愈與宋明新儒學的關係：

韓愈提倡復興儒學，以強固儒家的正統地位……在唐代儒學向宋代理學的過渡中，韓愈指明儒學復興的必要性，提出了任務……為宋代理學的興起，作了思想上的準備。

他又提到韓愈是「中唐時期新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和主要作家」。陳來＜從「思想世界」到「歷史世界」-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述評＞引述余英時對「古文運動」的理解：

作者認為，北宋儒學的發展以古文運動為第一階段，成熟於慶曆時期。這一時期以「回向三代」的外王理想為主導觀念，並成為士大夫的共識。熙寧變法為第二階段，以王安石新學為主流，此時士大夫開始在三代的理想號召下提出對於政治社會文化的大規模革新的要求，促成了神宗熙寧變法。第三階段為道學興起，道學要求社會改革以道德性命之學為基礎。

簡言之，韓愈的價值立場，也是後來宋儒基本取態。那麼，韓愈怎樣評價張巡、許遠為守睢陽而食人一事？且看＜張中丞傳後敘＞以下文字：

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贏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磚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

字裡行間洋溢對張巡、許遠、南霽雲的欣賞欽佩之情自不待言，更重要是韓愈肯定張巡死守睢陽有正面價值，棄城等非議責難之聲，如同為安史逆賊張目，乃邪僻荒誕的異論，所謂「淫辭」也。

從韓愈的定調，我們大概可知何以歐陽修會把張巡、許遠列入＜忠義傳＞，此為唐宋新儒家的共識，卻非中唐或以前大臣們一致認可。靖康之難後，程伊川一脈南傳，至朱熹發揚光大。可是，中原地區是否再無儒者？答案是否定的。王若虛即為其中之一。由王若虛對張巡等人的評論，可以看到受金國統治的儒者是如何揚棄北宋諸儒既定價值立場。

金國大儒王若虛視張巡食人以守城為犯下人文世界的大罪惡

《金史．王若虛傳》：

王若虛，字從之，槁城人也。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間者。擢承安 (金章宗年號) 二年經義進士。調鄜州錄事，歷管城、門山二縣令，皆有惠政，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用薦入為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為著作佐郎。正大初，《宣宗實錄》成，遷平涼府判官。未幾，召為左司諫，後轉延州刺史，入為直學士。

元興元年，哀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群小附和，請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為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忤，則讒構立見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雖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誦功德而可信乎後世哉？」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眾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為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為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也。

金亡，微服北歸鎮陽，與渾源劉郁東游泰山，至黃峴峰，憩萃美亭，顧謂同游曰：「汩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令子忠先歸，遣子恕前行視夷險，因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年七十。所著文章號《慵夫集》若干卷、《滹南遺老》若干卷、傳於世。

《金史．章宗本紀》對金章宗有這樣的評價：

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內小康，乃正禮樂，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規。又數問群臣漢宣綜核名實、唐代考課之法，蓋欲跨遼、宋而比跡於漢、唐，亦可謂有志於治者矣！

歷經金章宗的治世、蒙古大軍入侵、崔立投降蒙古背叛金國、金國滅亡，王若虛雖為儒臣，飽讀聖賢經典，有道德氣節，卻對生靈塗炭感受特別深，連帶影響他對張巡、許遠食人守城事跡的看法。

《滹南遺老集》收王復翁所寫的序：

夫言生於人心，心既不同，言亦各異。其在彼也一是非，其在此也一是非。左右佩劍，其誰能正之？必有大人者出，獨立當世，吐辭立論，掃流俗之所徇，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有以塞其口而厭其心，而後呶呶之說息矣。自秦火以來，漢武帝表章六經，不謂無功於聖人。然諸儒曲學，往往反為所汨。陵遲至於唐、宋，人自為說，雖其推明隱奧為多，其間踳駁淆混，詿誤後生，蓋亦不少。顧六經且如是，況百家乎？……今百餘年，鴻生碩儒，前後踵相接，考其撰著，訇礚彪炳，今文古文，無代無之。惟於議論之學，殆為闕如。豈其時物文理相與為污隆耶？其磊落之才，閎大之器，深識英眄，為世檦表者不常有耶？抑亦有其人遭世多故，不幸而無以振發之也？滹南先生學博而要，才大而雅，識明而遠，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以為傳注六經之蠧也，以之作六經辨；論孟聖賢之志也，以之作論孟辨；史所以信萬世，文所以飭治具，詩所以道情性，皆不可後也，各以之為辨。而又辨歷代君臣之事跡，條分區別，善惡著見如粉墨然，非夫獨立當世，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能然乎哉。

這段文字足以證明王若虛為金國學問淵博的大儒。

讀《滹南遺老集》，王若虛經常不同意朱熹的解釋：

晦庵釋不得其醬不食，曰：惡其不備也。予稱君子食無求飽。又以士恥，惡衣食為不足議。夫豈以一物不備而不食哉。彼事事必求義理，則宜其陋之至是也。

晦庵觧食不語，寢不言，云，荅述曰語，自言曰言，此何可分而妄為注釋，只是變文耳。

他更看重，是人情之常，視之為天理。

父死子繼，天理人情之常也。

漢武老且死，意欲立昭帝，而憂其子少母壯，或至於亂也，遂殺鉤弋大人，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蓋其違天理而拂人情耳……

孔子作《春秋》，王若虛說：「《春秋》，人情之書也」。他又分享：

昔予居故人安仲和家，將殺雁食客，見而不忍，為作哀之之詞，今三十餘年矣。近讀趙公誡殺生文，有動於心……

王若虛把不忍之心、人情之常看成孔子學問的核心，跟當代新儒學大師唐君毅的見解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唐君毅說：

仁心的本性，不同於分析的理智之從事抽象，而是要成就具體的事，而不傷之。人望人之得其生，是仁心之表現。春天來了，樂於觀彼草木之欣欣向榮，亦是仁心之表現。以至對於當前之任一物，喜其成，而惜其毀，皆是仁心之表現。故人之仁心，是一直接成就、持載、護惜具體事物之世界的心。而此心亦復是能肯定「一切有價值的自然事物，與一切能實現價值的人之精神態度，如人之宗教態度、藝術態度」，肯定「表現價值的人類文化與其歷史」的心。

《論語．陽貨》有一段非常重要的文字，可以看出孔子以內心安不安指點仁。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因為對仁心看得很重，王若虛於是批評張巡殺妾食人為不仁，指其犯下「食人之罪」，「萬劫不能滅」。

或問張巡、許遠如何？曰：忠矣，然而未仁，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為，守一城而食人三萬口，其忍為之乎？寧使賊殺，豈容自食。故予嘗謂其死節之名，固千古不可磨，而食人之罪，亦萬劫不能滅也。或曰：為己則不可，為國何害？曰：為己與為國等耳，天下只有一個是。或又曰：圖大事者，不顧其小。曰：守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三萬口之命而謂之小事，何邪？使江淮果由此而保，亦不足道，況其未必哉。為巡等計，可走則走，不可則戰，戰不勝而死之，足以塞為臣之責矣。國之存亡，付之天可也。蓋當時公論亦多尤之。李翰輩曲為辨說，詎能服人之心，而史臣猥曰：議者遂定。嗚呼，去古逾遠，義理不明於天下，士大夫以名節自高，而卒不免害道者，可勝數哉。

誠然，張巡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激勵將士死守睢陽，拖慢叛軍南進，保住東南經濟，於唐室有大功勞。殺人以供將士食用亦為戰爭狀態的不得不已，情有可原。

不過，從長遠的人文精神的實現的角度，國保得住，倘若視人命如草芥，人隨時可因為一些理由無辜被殺，這個國家的存在，又是否大家所想望？用政治哲學的術語，即此國家是否有合法性 (legitimacy)？

黃兆強＜唐君毅先生的史學價值判斷論＞提到：

史學上的價值判斷 / 價值意識不只幫助史家執行、貫徹「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的使命感而已，兼且在人類所創造的未來的歷史中，會使人珍愛有價值之事物，排棄反價值的事物。

儘管這番話針對唐君毅的歷史哲學而言，「愷然儒者的人文關懷」，在王若虛的歷史評論中也能找到，因二人皆本仁心照察中國歷史的血河淚海。

忠君愛國是德行，但在此之上，有沒有一更高的價值？又或者忠君愛國有無一極限？王若虛的回答是有。君主值得忠心對待，國家值得愛護，是因為其存在能令人民有好生活，至少生命得到保障。若其存在反而令大批人民無辜枉死，忠君愛國縱然仍有德，在另一層面看只是犯罪。張巡、許遠是唐朝中興的功臣，卻是人文世界、文化意識宇宙的大罪人，竊以為是王若虛的看法。

結語

學界研究兩宋儒學，只講周、張、二程、朱、陸，旁及北宋諸儒及事功學派 (陳亮、葉適)，遠追中唐韓愈、李翱，甚少考究靖康之難後中原儒學的發展。此一慣性，筆者推測，可能和朱熹威名太大 (元仁宗頒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科舉定本，自此朱子成為理學集大成者)，以及全祖望《宋元學案》的涵蓋範圍有關。周、張、二程的學脈，是朱熹在《近思錄》的構造。至於《宋元學案》，更是近人研究宋明儒學的必讀書。如此氛圍，自然造成對金國儒學的忽略。

張巡、許遠食人守睢陽的歷史評價，是一面鏡子，可以看到金國儒者也有能契接孔子原初洞見 (philosophical insight) 的。比觀之下，韓愈雖汲汲於道統的創建，但他乃至歐陽修對張巡等人的正評，無疑與孔子的人本關懷、人文精神有隔閡。即使是朱夫子，對仁心的體會，只怕也不如王若虛所見真切。

當代自由主義 (英美民主憲政的思想基礎) 強調國家是由人組成，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享有天賦人權，統治者不得以國家之名，剝奪其生存權利。王若虛講為國守城不是無條件，中間有一限極、底線，要尊重每條寶貴的人命，別動輒為國家作無謂犧牲。由此可見儒家思想和自由民主並非二元對立、不可調和，兩者可以是互相補充。

近人羅夢冊撰《孔子未王而王論》，提出「應然之史」、「實然之史」一對區分。歷史的發展應以「天下為公」作目標，推進人權的落實，爭奪權力、成王敗寇不該作為歷史的歸宿 (官德祥＜羅夢冊教授的生平及其歷史應然論＞)。羅夢冊的「歷史應然論」，和王若虛的觀點，是遙相呼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