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齡次子謀反？唐高宗、長孫無忌聯手清除異己

唐高宗永徽四年 (公元 653 年) 二月，「遺愛、萬徹、令武等並伏誅；元景、恪、巴陵高陽公主並賜死。左驍衛大將軍、安國公執失思力配流巂州，侍中兼太子詹事、平昌縣公宇文節配流桂州。戊子，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配流桂州，恪母弟蜀王愔廢為庶人。」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一切須由房遺愛說起。

房遺愛是房玄齡次子，《新唐書》記他「誕率無學，有武力」，換言之，承繼不了父親的學問。太宗安排他娶高陽公主為妻，因高陽公主深得太宗寵愛，夫憑妻貴，「遺愛特承恩遇，與諸主婿禮秩絕異」，遺愛甚至因此「拜駙馬都尉，官至太府卿、散騎常侍」。魏王李泰有意謀奪太子之位，一度「招駙馬都尉柴令武、房遺愛等二十餘人，厚加贈遺，寄以腹心」，由此可見房遺愛在太宗後期頗受榮寵，其亦與柴令武屬魏王李泰集團。

不過，高陽公主有一大問題：恃寵生驕。仗賴父皇對自己寵愛，高陽公主開始變得傲慢。最明顯的一件事是，房玄齡死，嫡長子房遺直 (即房遺愛兄長) 按慣例承襲父親封爵，高陽公主為了「黜遺直而奪其封爵」，竟「誣告遺直無禮於己」，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弟婦誣告大伯非禮。《舊唐書》記事件發生在「永徽中」，但《新唐書》有「主驕蹇，疾遺直任嫡，遺直懼，讓爵，帝不許……主怨望，帝崩，哭不哀」，「帝」當指太宗。姑勿論如何，高陽公主失去靠山，此處已可窺知。

和《舊唐書》不同，《新唐書》多了一段記載：「主稍失愛，意怏怏。與浮屠辯機亂，帝怒，斬浮屠，殺奴婢數十人」，司馬光《通鑑》加以援引並寫得更仔細：「主與辯機私通，餉遺億計，更以二女子侍遺愛。太宗怒，腰斬辯機，殺奴婢十餘人」。

可是，查《宋高僧傳》，有「同普光寺棲玄、廣福寺明濬、會昌寺辯機、終南山豐德寺道宣，同執筆綴文，翻譯《本事經》七卷。」《開元釋教錄》記《本事經》七卷在「永徽元年九月十日於大慈恩寺翻經院譯至十一月八日畢沙門靜邁神昉等筆受」，綜合兩條文字，辯機至永徽元年尚未死，又何來被太宗腰斬？《新唐書》、《通鑑》所記基本上是虛構。

由此也可上推房遺直事件未必真在太宗朝發生，試想太宗一直愛女情切，他怎會不順從高陽公主的意思？反而「帝不許」的「帝」換成高宗，便合理得多，畢竟房遺愛是魏王李泰的人，高陽公主只是其姊，而非愛女，高宗沒必要一定買她的帳。

高宗未幾令「長孫無忌鞫 (審問) 其事，因得公主與遺愛謀反之狀」，牽連荊王李元景、吳王李恪、蜀王李愔，見「荊王元景，高祖第六子也……永徽四年，坐與房遺愛謀反賜死」、「吳王恪，太宗第三子也……永徽中，會房遺愛謀反，遂因事誅恪」、「蜀王愔，太宗第六子也……四年，坐與恪謀逆，黜為庶人，徙居巴州」。

元景的女兒嫁遺愛之弟遺則，與遺愛有往來，受牽連很正常。可是，吳王李恪被誅值得細味，史載「恪又有文武才，太宗常稱其類己。既名望素高，甚為物情所向。長孫無忌既輔立高宗，深所忌嫉…..遂因事誅恪，以絕眾望，海內冤之」，據此，吳王李恪果真罪有應得？未必，更似是長孫無忌要為外甥清除後患，而為高宗同意。事實上，太宗曾「欲立吳王恪，無忌密爭之，其事遂輟」，吳王恪曾是李治的皇位競爭對手，愔為恪弟，同為隋煬帝女兒楊妃所生，長孫無忌將二人連根拔起，等於肅清楊妃一系在朝廷的勢力，更加確保其造王成果於不墮。

《通鑑》記「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節，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左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執失思力並坐與房遺愛交通，流嶺表。節與遺愛親善，及遺愛下獄，節頗左右之。江夏王道宗素與長孫無忌、褚遂良不協，故皆得罪。」房遺愛謀反案，不能忽略有唐高宗、長孫無忌剷除異己的一面。

羅永生對房遺愛謀反案有一個精闢的概括：

值得注意的是薛萬徹、柴令武除了有與房遺愛一樣，是駙馬都尉外，三人尚有一共通點，就是與貞觀年間經營太子之位失敗被貶黜的魏王李泰關係密切……朝廷對房遺愛等人的打擊，當是看準了他們暫時群龍無首，因此先發制人，使李泰餘黨一擊而潰，也同時藉機去掉一些可能成為領導反對的人物，例如李治的叔父李元景和同父異母弟李恪……負責主持這次審訊的，主要是長孫無忌……這個任命，說明了朝廷對李泰集團舊人的打擊，不一定完全出於長孫無忌，也可能與高宗有關。

誰說唐高宗昏庸、懦弱、傀儡？至少在永徽初年看來，他是敢於亮劍，有所作為。

[主要參考資料]

1. 劉昫等，《舊唐書．房遺愛傳》

2. 劉昫等，《舊唐書．荊王元景傳》

3. 劉昫等，《舊唐書．吳王恪傳》

4. 劉昫等，《舊唐書．蜀王愔傳》

5. 劉昫等，《舊唐書．長孫無忌傳》

6. 劉昫等，《舊唐書．濮王泰傳》

7. 歐陽修等，《新唐書．房遺愛傳》

8.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9. 贊寧，《宋高僧傳卷四靖邁傳》

10. 智昇，《開元釋教錄》

11. 羅永生，＜唐高宗政治權謀的再認識 – 兼論高宗朝的武則天＞，收《隋唐政權與政制史論》

由《隋書・食貨志》看北齊興亡：山東糧倉的「充盈」與「竭耗」

《隋書・食貨志》對東魏至北齊一段經濟狀況有細緻描述。

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實繁，農商失業……尋而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於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

永安是北魏孝莊帝元子攸的第二個年號，是時朝政由爾朱榮把持。未幾六鎮爆發叛亂，戰亂導致糧食短缺，六鎮軍民紛紛向內遷徙。遷往何處？齊、晉之郊。

齊即今日山東省，晉即山西省。在當時，二地同屬於太行山以東的華北平原地區，又稱山東地區。華北平原地勢低平，土壤由河流沖積而成，土質肥沃，非常適合耕作。加上氣候適宜，降水適中，有利農作物生長，一直以來為中國糧食生產重要區域，屬天然糧倉。

高歡能夠成就霸業，是因為他擁有山東，解決了六鎮軍民的糧食問題。

魏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天平元年，遷都於鄴，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振貧人。

自北魏孝文帝遷都，黃河中下游的河洛地區一直是漢化中心。惟戰爭令洛陽蒙塵，農產被摧毀殆盡 (事實上農耕活動亦不可能進行)。由洛陽遷鄴，是因為考慮到鄴城地處冀南平原，土壤通氣性良好，且含有機質，加上水利設施完備，農業得以發展。

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鹽官，以煮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自是之後，倉廩充實，雖有水旱凶饑之處，皆仰開倉以振之。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

首都是重要農產區，加上高歡實行：

1. 每逢豐收之年折絹收購糧食，填滿國家倉貯；

2. 在各州郡河流的渡口與轉運點，設置官倉儲存水路運輸而來的糧食；

3. 滄、瀛、幽、青四州沿海置鹽官，煮鹽出售。

結果神武主政期間，每遇嚴重水災、旱災，必開倉救濟而減損災害對人民的影響，倉庫亦有足夠糧食以滿足人民需要。至於用兵打仗，更是軍糧軍費充足。

公元 538 – 542 年，連年穀物豐收，致使糧食價格低降，人民生活壓力得以減輕。

是時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賦。神武乃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文襄嗣業，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略有淮南之地。其新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

清查戶口，將規避田租力役的納入徵收範圍，此令國家糧食更多。

可惜高歡死後，高澄任大丞相時遇上侯景反叛，戰亂對河南農業造成破壞。後來侯景在南方梁朝作亂，高澄雖趁機佔有淮南地，卻對稅收助益不大。

及文宣受禪，多所創革……北興長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戰，其後南征諸將，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脩創臺殿，所役甚廣，而帝刑罰酷濫，吏道因而成姦，豪黨兼並，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為生事，由是姦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

高歡辛苦建立的基礎，竟毀在次子、北齊開國君主文宣帝高洋手中！

對外窮兵黷武，軍事支出龐大，對內大興土木，役民過甚，農產有出無入，農耕時節屢次錯過，復添以地方豪強與官府勾結，兼併土地，卻向中央政府隱瞞，不願繳交田租，戶籍散失，稅收大減，成為常態。

是時用度轉廣，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以節國之費用焉。

高洋浪費而無節制，動輒賞賜，入不敷支開始出現，發展至後來是官員減俸祿，軍人固定的糧食亦取消，地方鎮守戍邊職位被合併，一言以蔽之，即影響到軍政與國防系統的持續運作。

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范陽寬鄉以處之。百姓驚擾。屬以頻歲不熟，米糴踊貴矣。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議脩修石鼈等屯，歲收數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廩充足。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徙冀、定、瀛無田之人到范陽開墾，是糧食貯存已響起警號，必須盡快加強農業生產以作彌補。奈何雪上加霜，豐年不再，糧食有限推高其價格，所謂「米糴踊貴」。在淮南、長城屯田 (由兵隊自行耕作，補給軍需)，只是小修小補，延緩南北邊防系統崩潰的時日。

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踴。踊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

本身倉貯已不足夠，還要連年發生水災，地點正是太行山以東地區，天然糧倉所在地，糧食價格高得老百姓完全負擔不到，遂出現饑饉與餓死人的慘況。疾病疫症襲來，令死亡人數上升。

至天統中，又毀東宮，造脩修文、偃武、隆基嬪嬙諸院，起玳瑁樓。又於遊豫園穿池，周以列館，中起三山，構臺，以象滄海，並并大脩修佛寺，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祿，斷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與無限，加之旱蝗，國用轉屈，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後主大悅。於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豫焉。未幾而亡。

到了北齊後主高緯，狀況未扭轉，反而更加惡化，削減官員、軍人資源以修佛寺，起高樓，不節制地賞賜，仍是高洋本色。不同的是，今次再無耗費不盡的底氣，隨著軍政國防系統崩塌，北齊政權也走向滅亡。

唐高宗果真仁孝？

對於《舊唐書》標榜高宗仁孝，羅永生不以為然，他說：

《舊唐書．高宗本紀》初段所記強調他的孝德，總之是接近一位前途有望君主的樣板。應該注意的是，貞觀十五年 (641) 以後的實錄由長孫無忌監修，而他支持李治最力，主因當是他作為舅父可以保有和享受權力，因此我們不得不懷疑，其中有關他自己的部份與及有關李治的部份，大多極力強調可取的一面。

羅氏提出下列反例，以證明李治與父親的關係並不是那麼親密，反而在感情上較接近母親長孫皇后。

(1) 太宗遠征高麗，史載他「悲啼數日」，回來身體不適後，又不離左右，甚至「旬日之間，髮有變白者」。但倘若真的如此，李治心思全在父親身上，他何以有機會和心情與父親的後宮才人武氏搞不倫關係？

(2) 貞觀十七年 (公元 643 年) 前後，太宗因苑西守監農囿不修而大怒，下令處死之，李治為之說項，太宗雖未有依其意「付法推鞫」，卻「笞而釋之」。往後，史籍再不見李治向父親直言進諫。

(3) 太宗「敕選良家女以實東宮」，李治派于志寧推辭，未有讓父親完全支配他的感情和家庭生活。

(4) 膽敢在太宗有生之年與武才人發生關係。

(5) 貞觀二十二年 (公元 648 年) 為母親作大慈恩寺，「備寶車五十乘迎諸大德，并綵亭寶剎數百具，奉安新得梵夾諸經及瑞像舍利等，敕太常九部樂及長安、萬年音樂，京城諸寺華幡，導引入寺」，規模異常龐大，成為當時大事，李治後來並無為父親建立起同樣佛寺。

(6) 太宗征遼時，作為太子監國的李治曾下詔州郡，徵簡賢良，結果州郡舉了數百人。

儘管羅氏的反例不無可議之處，如

a. 李治是否於太宗在世時已向武才人表達愛意，且多次與之幽會，兩唐書無記載，《通鑑》只有「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不能斷定。

b. 史籍不見李治進諫，不代表事實上李治無進諫的行為。

c. 王皇后便是同安長公主「言於太宗，遂納為晉王妃」。

d. 不為父親建大規模佛寺，可以是出於其他原因 (高宗甫即位，權力不穩，不宜作佞佛之舉)，不一定能作為「他在感情上較接近母親多於父親」的證明。

e. 太子監國所運使的權力，是由大宗給予李治。

要之，他判斷李治在太宗末年並不仁弱，有自己的主見，基本上可取，也令受傳統史觀薰陶的人一新耳目。

由於李治並非完全昏庸無能，而是「外圓內方，膽大心細」極具政治智慧 (孟憲實的評價)，他在太宗遺詔公佈次日即把原在東宮帶職的官員升級 (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許敬宗)，往後又不斷培植自己勢力，以打破太宗設下的佈局 (長孫無忌、褚遂良聯合輔政)，便來得順理成章，可被解釋。甚至，立武氏為后，扳倒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亦未嘗不是高宗個人的意思，誠如黃永年所言，乃「皇帝與托孤老臣之爭」。

[主要參考資料]

1. 王欽若等編修，《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十九、卷二百六十一

2.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七、卷一百九十九

3. 釋覺岸，《釋氏稽古略》卷三

4. 羅永生，＜唐高宗政治權謀的再認識 – 兼論高宗朝的武則天＞，收《隋唐政權與政制史論》

5. 孟憲實，《唐高宗的真相》

6. 黃永年，＜說永徽六年廢立皇后事真相＞，收《文史探微 – 黃永年自選集》

從天然糧倉到人間煉獄 – 北齊山東賑給體系的崩潰

《北齊書卷七・帝紀第七・武成》：

山東大水，饑死者不可勝計，詔發賑給，事竟不行。

「山東」據杜佑《通典》注，指「太行、恒山之東」(通典卷第一百七十九・州郡九)。此一地區歷來是主要農耕地區，早在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年代，朝廷已有因農作物失收而移民就食山東之舉。

後魏明帝永興中，頻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

至高歡，延續這個傳統，《北齊書卷一・帝紀第一・神武上》：

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並、肆頻歲霜旱，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污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

奈何好景不常，北齊文宣帝高洋天保九年 (公元 558 年) 夏四月，發生嚴重旱災，《北齊書卷四・帝紀第四・文宣》：

是夏，大旱。帝以祈雨不應，毀西門豹祠，掘其塚。山東大蝗，差夫役捕而坑之。

從高洋祈雨不遂毀祠，更掘西門豹塚大興問罪之師，足見旱情比以往發生的都嚴峻。旱災地區在哪？史書沒交代。可是，按照徐光啟《農政全書》卷四十四：

水旱為災，尚多倖免之處；惟旱極而蝗，數千里間草木皆盡，或牛馬毛幡幟皆盡，其害尤慘，過於水旱也。

山東地區當為受災地。

天保八年 (公元 557 年)，蝗禍已肆虐山東，《北齊書卷四・帝紀第四・文宣》：

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內八郡大蝗。是月，飛至京師，蔽日，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

北齊政權的應對方法，除了派人捕蝗 (所謂「差夫役捕而坑之」)，就只能減免受災地區的租賦與戶調 (收農作物)。然而，蝗禍持續，這個紓困措施變相令官方貯存的糧食減少，一旦遇上嚴重天災，賑濟即成不可能。

據史載，

(天保八年) 甲辰，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

(天保九年) 戊申，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螽澇損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賦。 (兩條見《北齊書卷四・帝紀第四・文宣》)

(北齊後主高緯天統五年，公元 569 年) 戊申，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內偏旱者優免租調。(《北齊書卷八・帝紀第八・後主、幼主》)

減免徵收受災地區農作物一直持續到北齊滅亡。

武成帝開始，山東地區發生大規模水災，導致大量人民饑死 (見文章開首所引)，此為高歡時期從未發生。後主天統三年 (公元 567 年) 秋天，山東再有大水災，情況仍未改變。《北齊書卷八・帝紀第八・後主、幼主》：

是秋，山東大水，人饑，僵尸滿道。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百四・物異考十》：

後齊天保九年夏，大旱。先是，大發卒築長城四百餘里，年勞役之應也。乾明元年春，旱。先是，發卒數十萬築金鳳、聖應、崇光三臺，窮極侈麗，不恤百姓，亢陽之應也。河清二年四月，并、晉已西五州旱。是歲，發卒築軹關，突厥二十萬眾毀長城，寇恒州。後主天統二年春，旱。是時，大發卒起大明宮。

按此，濫用山東民力，役民過甚，錯過農耕時節，似乎是北齊旱災嚴重的成因。旱極而蝗，削弱糧食儲備，一旦遭遇大水，賑給系統崩潰，人民亦失救收場。

外甥分舅父的權？唐高宗即位與早年用人安排

唐高宗李治為太宗第九子，生母為長孫皇后，貞觀五年 (公元 631 年) 封晉王，以寬仁孝友見稱。

跟李承乾嚮往突厥文化不同，李治依循父親的安排，接受漢文化。授李治《孝經》者為蕭德言。

東漢鄭玄《六藝論》：「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總會之。」由此可見《孝經》為儒家經典。「蕭德言，雍州長安人，齊尚書左僕射思話玄孫也。本蘭陵人，陳亡，徙關中。祖介，梁侍中、都官尚書。父引，陳吏部侍郎。」蕭德言出身蘭陵蕭氏，父祖輩世代為南朝高官，家世顯赫。太宗這樣安排，已反映其對李治期望甚高。

太宗問李治《孝經》要旨，李治答以「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深得太宗歡心。尤其甚者，長孫皇后病逝，李治年僅九歲，竟哀慟痛哭不能自已，左右皆為之感動。太宗對愛妻有深情，自然對小兒子「特深寵異」。

適逢太子李承乾謀反事敗被廢，魏王李泰牽涉其中，徙居外地，經過與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等商議，太宗決定立李治為太子，旋即展開接班的準備。長孫無忌是關隴集團的代表，房玄齡、李勣代表山東豪傑陣營，太宗要找他們談太子人選，反映兩個派系在朝廷內鼎足而立。

太宗晚年親征高麗，李治為此「悲啼累日」。「時太宗患癰，太子親吮之，扶輦步從數日」，其仁孝於此可窺。貞觀二十三年 (公元 649 年)，太宗駕崩，李治即皇帝位，長孫無忌、褚遂良奉遺命輔政。另外，禮部尚書、兼太子少師、黎陽縣公于志寧為侍中，太子少詹事、兼尚書左丞張行成為兼侍中、檢校刑部尚書，太子右庶子、兼吏部侍郎、攝戶部尚書高季輔為兼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太子左庶子、高陽縣男許敬宗兼禮部尚書。

黃永年有一個精闢的觀察：

宰相太少需要增補，這看來是正常的，但太宗時不補，高宗李治一上台就大事增補，而且增補的是太子少師、太子少詹事、太子右庶子等原來東宮的官屬，其中張行成和高季輔還都是貞觀十九年 (645) 李治以太子身份在定州監國時，和劉洎、高士廉、馬周「同掌機務」的人物……

他據此推斷高宗是有意「分長孫無忌、褚遂良之權」，說：

太宗的本意，當然是要讓他認為最可靠的重臣長孫無忌和褚遂良來作為李治的輔佐，使這位小皇帝的江山可以穩固下去。但輔佐者的權勢過了頭，成為了小皇帝的監護者，又會使小皇帝無法承受。何況小皇帝李治即位時已二十二歲，不是當年被立為皇太子時幼弱可聽人擺佈而成為了血氣方剛的青年人，自不願受人監護而思擺脫。只是由於事後有意諱飾，對如何擺脫監護如何展開鬥爭，史書已少明文記述。這裡只能從若干重臣宰執的升黜，來摸索事態的進展。

一個旁證是太宗死前被外貶的李勣，竟獲准回朝出任宰相，「以開府儀同三司、英國公勣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羅永生基本上認同黃氏觀察，卻認為

只要結合前述四人的加官，實亦可視為高宗的手法，以自己熟悉的親信大臣，組成一種古代內閣，以平衡長孫無忌的影響。

事實上，

雖然唐太宗晚年已經為太子的接班作了不少部署，但新君的權力基礎仍需要各種方法和手段來加以穩固。在消極方面，李治或有防範威脅甚至反對其統治的行動出現的可能，而在積極方面，他積極建立起本身的班底……

故此，與其說是分權，不如說高宗有意培植自己的勢力，以達至勢力均衡。

關於高宗不得不依靠長孫無忌，羅氏解釋：

李治對長孫無忌沒有特別惡感，無忌對其天子之位亦無威脅，所以沒有必要立刻清除他，相反年僅二十三的高宗未經沙場戰鬥，對軍隊的控制與國政及其他方面，均可能或需要倚重舅父。

永徽元年 (公元 650 年) 春，太子妃王氏被立為皇后。「高宗廢后王氏，并州祁人也。父仁祐，貞觀中羅山令。同安長公主，即后之從祖母也。」祁縣王氏是太原王氏的分支，叔祖母是唐高祖李淵同母妹同安公主，王皇后身份都算顯貴。

王皇后被立，連帶柳奭以外戚身份進入中樞。復有一宇文節 (出身京兆大族)，亦被高宗提拔成為宰相，見「(永徽二年，公元 651 年) 黃門侍郎、平昌縣公宇文節加銀青光祿大夫，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守中書侍郎柳奭為中書侍郎，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及「(永徽三年，公元 652 年) 黃門侍郎、平昌縣公宇文節為侍中，中書侍郎柳奭為中書令」。

[主要參考資料]

1. 劉昫等，《舊唐書．高宗本紀上》

2. 劉昫等，《舊唐書．蕭德言傳》

3. 劉昫等，《舊唐書．后妃傳上》

4. 邢昺，《孝經注疏》

5. 黃永年，《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

6. 羅永生，＜唐高宗政治權謀的再認識 – 兼論高宗朝的武則天＞，收《隋唐政權與政制史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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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吞食蝗蟲？

《貞觀政要》卷八記有以下一條：

貞觀二年，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掇數枚而咒曰：「人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於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為災。

此段文字同時見於《舊唐書．五行志》，卻微有不同。據《舊唐書》，蝗災在「貞觀二年 (公元 628 年)」的「六月」發生，蝗蟲吞食京師長安的農作物 (所謂「蝗食稼」)，致使太宗愁眉不展。「是歲蝗不為患」，「是歲」即這一年的意思，跟「自是」有分別。不過，觀乎往後再無蝗禍記錄，直至玄宗「開元四年五月」，才有「山東螟蝗害稼」，用「自是」也不是完全錯誤。要之，太宗有吞食蝗蟲如此誇張而反常的舉動，反映當時關中蝗災確實非常嚴重，為朝廷挽救不得。

翻查史籍，不只唐太宗一朝出現蝗災，綜合《北齊書》、《周書》、《隋書》，我們可以看到

(北齊) 天保八年 (公元 557 年) 春三月……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內八郡大蝗。是月，飛至京師，蔽日，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北齊書．文宣紀》)

天保九年 (公元 558 年) ……山東大蝗……(《北齊書．文宣紀》)

(北周) 建德元年 (公元 572 年) 三月詔：「……去秋災蝗，年穀不登，民有散亡，家空杼軸……」(《周書．武帝紀上》)

建德二年 (公元 573 年) 八月丙午……關內大蝗。(《周書．武帝紀上》)

(隋) 開皇十六年 (公元 596 年)，并州蝗。(《隋書．五行志下》)

河北、河南、鄴都屬太行山以東地區，并州即今日山西一帶，關內即關中地區。由此已約略可窺蝗蟲分佈地域。

又《魏書．苻健傳》有：

……萇亦為流矢所中死。關中大饑，蝗蟲生於華澤，西至隴山，百草皆盡，牛馬至相啖毛，虎狼食人，行路斷絕。十八年，健死，子生僭立。

苻萇死於公元 354 年，一年後苻健逝世，文中的關中蝗災該發生於公元 354 – 355 年。「蝗蟲生於華澤，西至隴山」，「華澤」，章義和＜魏晉南北朝時期蝗災述論＞據《資治通鑒》胡三省注，指華陰之澤。「西至」即向西飛。換句話說，先秦兩漢蝗蟲的飛行路線，歷前秦、北齊、北周至隋唐而未改，都是東向西飛。章氏進一步說明：「較之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飛蝗活動區域有同有異。由東至西，此期的青州仍然是蝗災高發地區，而西則達到敦煌一帶……」

另外，從「自夏至九月」、「去秋災蝗」、「八月丙午……關內大蝗」，蝗禍仍集中在夏秋兩季之間爆發，對農業帶來致命打擊。官德祥在＜兩漢時期蝗災述論＞說：「農諺謂：『春播夏耕，秋收、冬藏』。漢代的蝗災主要發生於夏季和秋季，這對農民打擊很大。夏季，農民正努力耕耘，憧憬有好收成，但當發現其正在茁壯生長的作物，被蝗蟲一掃而空，真是晴天霹靂！到了秋收時，蝗災的破壞，不只是摧毀了農民心血，更使他們處於衣食無著的悲慘境地。」雖是分析兩漢，但同樣可應用到北朝、隋唐。雄才大略如唐太宗，面對蝗蟲肆虐，亦只能對之咒罵、生吞，足見在自然之下，人力如何渺小。

[註] 官德祥＜兩漢時期蝗災述論＞於 2001 年發表於《中國農史》，文中以「時間分佈」、「空間分佈」、「飛行軌跡」等範疇析論兩漢蝗災，可說是為國史中的蝗災研究奠下基本格局。往後學者基本上沿襲官氏所開格局，作進一步深化，將相關範疇移用到研究魏晉南北朝乃至其他朝代，如章義和 2005 年發表的＜魏晉南北朝時期蝗災述論＞，便是一好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