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為太宗第九子，生母為長孫皇后，貞觀五年 (公元 631 年) 封晉王，以寬仁孝友見稱。
跟李承乾嚮往突厥文化不同，李治依循父親的安排，接受漢文化。授李治《孝經》者為蕭德言。
東漢鄭玄《六藝論》：「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總會之。」由此可見《孝經》為儒家經典。「蕭德言，雍州長安人，齊尚書左僕射思話玄孫也。本蘭陵人，陳亡，徙關中。祖介，梁侍中、都官尚書。父引，陳吏部侍郎。」蕭德言出身蘭陵蕭氏，父祖輩世代為南朝高官，家世顯赫。太宗這樣安排，已反映其對李治期望甚高。
太宗問李治《孝經》要旨，李治答以「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深得太宗歡心。尤其甚者，長孫皇后病逝，李治年僅九歲，竟哀慟痛哭不能自已，左右皆為之感動。太宗對愛妻有深情，自然對小兒子「特深寵異」。
適逢太子李承乾謀反事敗被廢，魏王李泰牽涉其中，徙居外地，經過與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等商議，太宗決定立李治為太子，旋即展開接班的準備。長孫無忌是關隴集團的代表，房玄齡、李勣代表山東豪傑陣營，太宗要找他們談太子人選，反映兩個派系在朝廷內鼎足而立。
太宗晚年親征高麗，李治為此「悲啼累日」。「時太宗患癰，太子親吮之，扶輦步從數日」，其仁孝於此可窺。貞觀二十三年 (公元 649 年)，太宗駕崩，李治即皇帝位，長孫無忌、褚遂良奉遺命輔政。另外，禮部尚書、兼太子少師、黎陽縣公于志寧為侍中，太子少詹事、兼尚書左丞張行成為兼侍中、檢校刑部尚書，太子右庶子、兼吏部侍郎、攝戶部尚書高季輔為兼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太子左庶子、高陽縣男許敬宗兼禮部尚書。
黃永年有一個精闢的觀察：
宰相太少需要增補，這看來是正常的，但太宗時不補，高宗李治一上台就大事增補，而且增補的是太子少師、太子少詹事、太子右庶子等原來東宮的官屬，其中張行成和高季輔還都是貞觀十九年 (645) 李治以太子身份在定州監國時，和劉洎、高士廉、馬周「同掌機務」的人物……
他據此推斷高宗是有意「分長孫無忌、褚遂良之權」，說：
太宗的本意，當然是要讓他認為最可靠的重臣長孫無忌和褚遂良來作為李治的輔佐，使這位小皇帝的江山可以穩固下去。但輔佐者的權勢過了頭，成為了小皇帝的監護者，又會使小皇帝無法承受。何況小皇帝李治即位時已二十二歲，不是當年被立為皇太子時幼弱可聽人擺佈而成為了血氣方剛的青年人，自不願受人監護而思擺脫。只是由於事後有意諱飾，對如何擺脫監護如何展開鬥爭，史書已少明文記述。這裡只能從若干重臣宰執的升黜，來摸索事態的進展。
一個旁證是太宗死前被外貶的李勣，竟獲准回朝出任宰相，「以開府儀同三司、英國公勣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羅永生基本上認同黃氏觀察，卻認為
只要結合前述四人的加官，實亦可視為高宗的手法，以自己熟悉的親信大臣，組成一種古代內閣，以平衡長孫無忌的影響。
事實上，
雖然唐太宗晚年已經為太子的接班作了不少部署，但新君的權力基礎仍需要各種方法和手段來加以穩固。在消極方面，李治或有防範威脅甚至反對其統治的行動出現的可能，而在積極方面，他積極建立起本身的班底……
故此，與其說是分權，不如說高宗有意培植自己的勢力，以達至勢力均衡。
關於高宗不得不依靠長孫無忌，羅氏解釋：
李治對長孫無忌沒有特別惡感，無忌對其天子之位亦無威脅，所以沒有必要立刻清除他，相反年僅二十三的高宗未經沙場戰鬥，對軍隊的控制與國政及其他方面，均可能或需要倚重舅父。
永徽元年 (公元 650 年) 春，太子妃王氏被立為皇后。「高宗廢后王氏，并州祁人也。父仁祐，貞觀中羅山令。同安長公主，即后之從祖母也。」祁縣王氏是太原王氏的分支，叔祖母是唐高祖李淵同母妹同安公主，王皇后身份都算顯貴。
王皇后被立，連帶柳奭以外戚身份進入中樞。復有一宇文節 (出身京兆大族)，亦被高宗提拔成為宰相，見「(永徽二年，公元 651 年) 黃門侍郎、平昌縣公宇文節加銀青光祿大夫，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守中書侍郎柳奭為中書侍郎，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及「(永徽三年，公元 652 年) 黃門侍郎、平昌縣公宇文節為侍中，中書侍郎柳奭為中書令」。
[主要參考資料]
1. 劉昫等，《舊唐書．高宗本紀上》
2. 劉昫等，《舊唐書．蕭德言傳》
3. 劉昫等，《舊唐書．后妃傳上》
4. 邢昺，《孝經注疏》
5. 黃永年，《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
6. 羅永生，＜唐高宗政治權謀的再認識 – 兼論高宗朝的武則天＞，收《隋唐政權與政制史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