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李將軍列傳》提到公孫昆邪為李廣屢次與匈奴作殊死戰而泣，泣不能毫沒來由，必有同情共感、物傷其類存其中。何以一匈奴人 (學者林梅村推斷) 會對李廣產生如此深厚的感情？這可以從二人的活動地域及生活模式尋找解釋。
公孫昆邪是北地郡人，李廣則來自隴西，兩地都是漢王朝的邊郡，民風強悍，盛產武將，也因和外族頻繁交流，少了儒家的客套，往往以真性情待人。
李廣為將門之後，「世世受射」、「善騎射」，恰好公孫昆邪亦在馬背上討生活，《漢書．公孫賀傳》有「賀少爲騎士，從軍數有功」，公孫昆邪正是公孫賀的祖父。
復添以公孫昆邪在景帝時曾任隴西太守，與來自隴西的李廣有鄉土與軍事淵源。平定七國之亂中，公孫昆邪、李廣各自為朝廷立功。二人實接近同一階層 (class)，故李廣隨時命喪沙場，公孫昆邪憂心忡忡。
《漢書．地理志下》：
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
字裡行間，彷彿六郡和匈奴一直勢不兩立，長期處於緊張敵對狀態，為加強軍事實力以作抵禦，遂和匈奴漸趨同化以學習其擅長之騎射打獵。
然而，此一說法無疑是偏頗的，帶有漢族主義中心，事實上，邊地族群文化交流頻密是常態，彼習騎射，我亦學彼之居仁由義 (故有昆邪之泣)，敵對是有，但軟性互動亦未必不存在。
要之，此一胡漢結合的新力軍，成為西漢新建騎兵的主力。而這支軍隊，似和梁孝王劉武有著密切關係，《史記．李將軍列傳》：
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
為何李廣接受了梁孝王劉武授予的將軍印，回朝便得不到朝廷封賞，戰功被朝廷抵銷？《史記．梁孝王世家》透露出線索：
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筑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蹕，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竇太后義格，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
劉武作為弟弟，向來以母親竇太后做靠山，雖為諸侯王，卻有天子排場與架勢。凡此種種，景帝看在眼內，焉能不氣忿？還有，竇太后有意讓劉武做皇位繼承人，景帝芒刺在背之感必定更加強烈。這個敏感時刻，李廣受劉武將軍印，等於政治上站了隊，企在梁王一邊。景帝當然要對他壓抑，封賞都停了。
另外，周亞夫在七國之亂中的軍事部署亦值得注意，《史記．絳侯周勃世家》：
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
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卻。
周亞夫當時是太尉，最高軍事長官，李廣是驍騎都尉，官階和權力都較低。周亞夫用梁地為餌以絕吳楚叛軍糧道，是他和景帝的事前共識。偏偏李廣與梁王劉武過從甚密，雖未直接違背周亞夫的戰略方針，但在軍事紀律上確實犯了大忌。
慶幸皇位競爭的過程中，劉武失敗，膠東王劉徹被立為太子。劉徹希望有一番作為，不再對匈奴忍氣吞聲，擁有豐富對匈奴作戰經驗的李廣於是備受重用。元光二年 (公元前 133 年) 於馬邑伏擊匈奴軍臣單于，公孫賀也參與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