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任內,軍事制度出現了嚴重問題,此即府兵之廢弛。
關於府兵的設計,呂思勉說:
唐初行府兵之制,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在關內者二百六十一,其勢本內重於外。府兵之制,無事時耕於野,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其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其數初不甚多。
玄宗朝的府兵問題,據《通鑑》記載,「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傜,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杜甫有<兵車行>,其中「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有的人十五歲到黃河以北去戍守,縱然到了四十歲還要到西部邊疆去屯田。到里長那裡用頭巾把頭髮束起來,他們回時已經白頭還要去守邊疆)」,恰與《通鑑》所記吻合,證府兵戍守期過長。加上朝廷不予體恤,雜務、徭役都要由其家中成員負擔,不獲豁免,家中無成年男丁從事農業生產,一轉而為貧弱,報國無益,反而弄得家道中落,於是諸折衝府開始出現逃亡潮,府兵人數銳減,無疑對唐朝軍事力量構成損害。
張說提出二十餘萬緣邊戍兵恢復民籍,從事農耕,這在當時確有需要。從「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御敵制勝,不必多擁赜卒以妨農務。」張說的建議該建基於前線的體驗。至於主張施行彍騎制,「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免役,優為之制」,「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這更多是對府兵補偏救弊,爭取逃亡者應募,維持一定數量的兵力。錢穆論彍騎制時,提到此乃府兵的縮小範圍:
其實彍騎與府兵還是大同小異。一樣的於農家中挑募富強。一面授田耕種,一面輪番宿衛,惟與府兵制不同者,府兵遍及全國,彍騎則只在京師。府兵兼負征戍,彍騎則專於宿衛……天寶以後,彍騎制亦不能存在。
天寶以後,府兵制進一步敗壞,竟致「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有士兵陣亡及逃匿,有關官員竟不作點算及增補,府兵數目只有逐步消減。不止於此,「其六馱馬牛、器械糗糧,耗散略盡」,眾所周知,打仗不只依靠士兵,還依靠兵器、糧食補給及物流運輸。「六馱馬牛」沒有了,即是運輸出問題。「器械糗糧」缺乏,即是士兵吃不飽,戰鬥力亦低。如斯境地,打勝仗如何可能?何異於送人去死?難怪無人願意當府兵。
復添以戍邊府兵被邊將苛刻對待,兵士死去,其財物被奪取,人命賤如泥。宿衛京師的,地位也不見得高,雖叫做「侍官」,美其名為「天子侍衛」,卻往往被役使如奴隸,長安人以當宿衛為羞恥。隨著時日推移,府兵皆逃匿,竟至無兵可交。「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唐朝一時之間陷入無兵可用。
由於唐朝在開元、天寶年間處於盛世階段,無人想過會發生大規模的戰亂,國家承平日久,結果是「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弭兵之論甚囂塵上。
其實,國家欲保安全,焉能完全無兵?弭兵只是對府兵廢弛問題無計可施而已!雖然「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擯不齒」,但此只令民間迅速柔化,稍遇戰亂,全無抵抗力。
天寶十四年 (公元 755 年),安祿山、史思明在范陽起兵,揮軍南下,「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擒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唐朝軍民軟弱畏縮,安史叛軍如入無人之境,背後實與府兵廢弛及一連串衍生問題有關。
錢穆談府兵制崩塌時,有這麼一段評論:
府兵制的創建與推行,一面是由於對國家武裝之深謀遠慮,一面是由於對農民生活之忠誠惻怛 (筆者案:「惻怛」一語出自《孟子》,即國家對農民帶有一番真情,一番不忍之心)。在此兩種精神下,始可有府兵制之創建與推行。
社會和平既久,文治日隆,驕縱日恣,對國家武裝,不再有憂勤惕厲之感。非漫不關心,即窮兵黷武,濫用民力。對府兵本身,更沒有一種合理的人道觀念。從精神的轉變,影響到制度,使其不能存在。
說得相當好,值得大家參考。
[主要參考資料]
1.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二百一十六、二百一十七。
2.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冊
3. 錢穆,《國史大綱》上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