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果真仁孝？

對於《舊唐書》標榜高宗仁孝，羅永生不以為然，他說：

《舊唐書．高宗本紀》初段所記強調他的孝德，總之是接近一位前途有望君主的樣板。應該注意的是，貞觀十五年 (641) 以後的實錄由長孫無忌監修，而他支持李治最力，主因當是他作為舅父可以保有和享受權力，因此我們不得不懷疑，其中有關他自己的部份與及有關李治的部份，大多極力強調可取的一面。

羅氏提出下列反例，以證明李治與父親的關係並不是那麼親密，反而在感情上較接近母親長孫皇后。

(1) 太宗遠征高麗，史載他「悲啼數日」，回來身體不適後，又不離左右，甚至「旬日之間，髮有變白者」。但倘若真的如此，李治心思全在父親身上，他何以有機會和心情與父親的後宮才人武氏搞不倫關係？

(2) 貞觀十七年 (公元 643 年) 前後，太宗因苑西守監農囿不修而大怒，下令處死之，李治為之說項，太宗雖未有依其意「付法推鞫」，卻「笞而釋之」。往後，史籍再不見李治向父親直言進諫。

(3) 太宗「敕選良家女以實東宮」，李治派于志寧推辭，未有讓父親完全支配他的感情和家庭生活。

(4) 膽敢在太宗有生之年與武才人發生關係。

(5) 貞觀二十二年 (公元 648 年) 為母親作大慈恩寺，「備寶車五十乘迎諸大德，并綵亭寶剎數百具，奉安新得梵夾諸經及瑞像舍利等，敕太常九部樂及長安、萬年音樂，京城諸寺華幡，導引入寺」，規模異常龐大，成為當時大事，李治後來並無為父親建立起同樣佛寺。

(6) 太宗征遼時，作為太子監國的李治曾下詔州郡，徵簡賢良，結果州郡舉了數百人。

儘管羅氏的反例不無可議之處，如

a. 李治是否於太宗在世時已向武才人表達愛意，且多次與之幽會，兩唐書無記載，《通鑑》只有「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不能斷定。

b. 史籍不見李治進諫，不代表事實上李治無進諫的行為。

c. 王皇后便是同安長公主「言於太宗，遂納為晉王妃」。

d. 不為父親建大規模佛寺，可以是出於其他原因 (高宗甫即位，權力不穩，不宜作佞佛之舉)，不一定能作為「他在感情上較接近母親多於父親」的證明。

e. 太子監國所運使的權力，是由大宗給予李治。

要之，他判斷李治在太宗末年並不仁弱，有自己的主見，基本上可取，也令受傳統史觀薰陶的人一新耳目。

由於李治並非完全昏庸無能，而是「外圓內方，膽大心細」極具政治智慧 (孟憲實的評價)，他在太宗遺詔公佈次日即把原在東宮帶職的官員升級 (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許敬宗)，往後又不斷培植自己勢力，以打破太宗設下的佈局 (長孫無忌、褚遂良聯合輔政)，便來得順理成章，可被解釋。甚至，立武氏為后，扳倒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亦未嘗不是高宗個人的意思，誠如黃永年所言，乃「皇帝與托孤老臣之爭」。

[主要參考資料]

1. 王欽若等編修，《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十九、卷二百六十一

2.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七、卷一百九十九

3. 釋覺岸，《釋氏稽古略》卷三

4. 羅永生，＜唐高宗政治權謀的再認識 – 兼論高宗朝的武則天＞，收《隋唐政權與政制史論》

5. 孟憲實，《唐高宗的真相》

6. 黃永年，＜說永徽六年廢立皇后事真相＞，收《文史探微 – 黃永年自選集》

從天然糧倉到人間煉獄 – 北齊山東賑給體系的崩潰

《北齊書卷七・帝紀第七・武成》：

山東大水，饑死者不可勝計，詔發賑給，事竟不行。

「山東」據杜佑《通典》注，指「太行、恒山之東」(通典卷第一百七十九・州郡九)。此一地區歷來是主要農耕地區，早在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年代，朝廷已有因農作物失收而移民就食山東之舉。

後魏明帝永興中，頻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

至高歡，延續這個傳統，《北齊書卷一・帝紀第一・神武上》：

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並、肆頻歲霜旱，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污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

奈何好景不常，北齊文宣帝高洋天保九年 (公元 558 年) 夏四月，發生嚴重旱災，《北齊書卷四・帝紀第四・文宣》：

是夏，大旱。帝以祈雨不應，毀西門豹祠，掘其塚。山東大蝗，差夫役捕而坑之。

從高洋祈雨不遂毀祠，更掘西門豹塚大興問罪之師，足見旱情比以往發生的都嚴峻。旱災地區在哪？史書沒交代。可是，按照徐光啟《農政全書》卷四十四：

水旱為災，尚多倖免之處；惟旱極而蝗，數千里間草木皆盡，或牛馬毛幡幟皆盡，其害尤慘，過於水旱也。

山東地區當為受災地。

天保八年 (公元 557 年)，蝗禍已肆虐山東，《北齊書卷四・帝紀第四・文宣》：

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內八郡大蝗。是月，飛至京師，蔽日，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

北齊政權的應對方法，除了派人捕蝗 (所謂「差夫役捕而坑之」)，就只能減免受災地區的租賦與戶調 (收農作物)。然而，蝗禍持續，這個紓困措施變相令官方貯存的糧食減少，一旦遇上嚴重天災，賑濟即成不可能。

據史載，

(天保八年) 甲辰，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

(天保九年) 戊申，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螽澇損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賦。 (兩條見《北齊書卷四・帝紀第四・文宣》)

(北齊後主高緯天統五年，公元 569 年) 戊申，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內偏旱者優免租調。(《北齊書卷八・帝紀第八・後主、幼主》)

減免徵收受災地區農作物一直持續到北齊滅亡。

武成帝開始，山東地區發生大規模水災，導致大量人民饑死 (見文章開首所引)，此為高歡時期從未發生。後主天統三年 (公元 567 年) 秋天，山東再有大水災，情況仍未改變。《北齊書卷八・帝紀第八・後主、幼主》：

是秋，山東大水，人饑，僵尸滿道。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百四・物異考十》：

後齊天保九年夏，大旱。先是，大發卒築長城四百餘里，年勞役之應也。乾明元年春，旱。先是，發卒數十萬築金鳳、聖應、崇光三臺，窮極侈麗，不恤百姓，亢陽之應也。河清二年四月，并、晉已西五州旱。是歲，發卒築軹關，突厥二十萬眾毀長城，寇恒州。後主天統二年春，旱。是時，大發卒起大明宮。

按此，濫用山東民力，役民過甚，錯過農耕時節，似乎是北齊旱災嚴重的成因。旱極而蝗，削弱糧食儲備，一旦遭遇大水，賑給系統崩潰，人民亦失救收場。

外甥分舅父的權？唐高宗即位與早年用人安排

唐高宗李治為太宗第九子，生母為長孫皇后，貞觀五年 (公元 631 年) 封晉王，以寬仁孝友見稱。

跟李承乾嚮往突厥文化不同，李治依循父親的安排，接受漢文化。授李治《孝經》者為蕭德言。

東漢鄭玄《六藝論》：「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總會之。」由此可見《孝經》為儒家經典。「蕭德言，雍州長安人，齊尚書左僕射思話玄孫也。本蘭陵人，陳亡，徙關中。祖介，梁侍中、都官尚書。父引，陳吏部侍郎。」蕭德言出身蘭陵蕭氏，父祖輩世代為南朝高官，家世顯赫。太宗這樣安排，已反映其對李治期望甚高。

太宗問李治《孝經》要旨，李治答以「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深得太宗歡心。尤其甚者，長孫皇后病逝，李治年僅九歲，竟哀慟痛哭不能自已，左右皆為之感動。太宗對愛妻有深情，自然對小兒子「特深寵異」。

適逢太子李承乾謀反事敗被廢，魏王李泰牽涉其中，徙居外地，經過與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等商議，太宗決定立李治為太子，旋即展開接班的準備。長孫無忌是關隴集團的代表，房玄齡、李勣代表山東豪傑陣營，太宗要找他們談太子人選，反映兩個派系在朝廷內鼎足而立。

太宗晚年親征高麗，李治為此「悲啼累日」。「時太宗患癰，太子親吮之，扶輦步從數日」，其仁孝於此可窺。貞觀二十三年 (公元 649 年)，太宗駕崩，李治即皇帝位，長孫無忌、褚遂良奉遺命輔政。另外，禮部尚書、兼太子少師、黎陽縣公于志寧為侍中，太子少詹事、兼尚書左丞張行成為兼侍中、檢校刑部尚書，太子右庶子、兼吏部侍郎、攝戶部尚書高季輔為兼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太子左庶子、高陽縣男許敬宗兼禮部尚書。

黃永年有一個精闢的觀察：

宰相太少需要增補，這看來是正常的，但太宗時不補，高宗李治一上台就大事增補，而且增補的是太子少師、太子少詹事、太子右庶子等原來東宮的官屬，其中張行成和高季輔還都是貞觀十九年 (645) 李治以太子身份在定州監國時，和劉洎、高士廉、馬周「同掌機務」的人物……

他據此推斷高宗是有意「分長孫無忌、褚遂良之權」，說：

太宗的本意，當然是要讓他認為最可靠的重臣長孫無忌和褚遂良來作為李治的輔佐，使這位小皇帝的江山可以穩固下去。但輔佐者的權勢過了頭，成為了小皇帝的監護者，又會使小皇帝無法承受。何況小皇帝李治即位時已二十二歲，不是當年被立為皇太子時幼弱可聽人擺佈而成為了血氣方剛的青年人，自不願受人監護而思擺脫。只是由於事後有意諱飾，對如何擺脫監護如何展開鬥爭，史書已少明文記述。這裡只能從若干重臣宰執的升黜，來摸索事態的進展。

一個旁證是太宗死前被外貶的李勣，竟獲准回朝出任宰相，「以開府儀同三司、英國公勣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羅永生基本上認同黃氏觀察，卻認為

只要結合前述四人的加官，實亦可視為高宗的手法，以自己熟悉的親信大臣，組成一種古代內閣，以平衡長孫無忌的影響。

事實上，

雖然唐太宗晚年已經為太子的接班作了不少部署，但新君的權力基礎仍需要各種方法和手段來加以穩固。在消極方面，李治或有防範威脅甚至反對其統治的行動出現的可能，而在積極方面，他積極建立起本身的班底……

故此，與其說是分權，不如說高宗有意培植自己的勢力，以達至勢力均衡。

關於高宗不得不依靠長孫無忌，羅氏解釋：

李治對長孫無忌沒有特別惡感，無忌對其天子之位亦無威脅，所以沒有必要立刻清除他，相反年僅二十三的高宗未經沙場戰鬥，對軍隊的控制與國政及其他方面，均可能或需要倚重舅父。

永徽元年 (公元 650 年) 春，太子妃王氏被立為皇后。「高宗廢后王氏，并州祁人也。父仁祐，貞觀中羅山令。同安長公主，即后之從祖母也。」祁縣王氏是太原王氏的分支，叔祖母是唐高祖李淵同母妹同安公主，王皇后身份都算顯貴。

王皇后被立，連帶柳奭以外戚身份進入中樞。復有一宇文節 (出身京兆大族)，亦被高宗提拔成為宰相，見「(永徽二年，公元 651 年) 黃門侍郎、平昌縣公宇文節加銀青光祿大夫，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守中書侍郎柳奭為中書侍郎，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及「(永徽三年，公元 652 年) 黃門侍郎、平昌縣公宇文節為侍中，中書侍郎柳奭為中書令」。

[主要參考資料]

1. 劉昫等，《舊唐書．高宗本紀上》

2. 劉昫等，《舊唐書．蕭德言傳》

3. 劉昫等，《舊唐書．后妃傳上》

4. 邢昺，《孝經注疏》

5. 黃永年，《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

6. 羅永生，＜唐高宗政治權謀的再認識 – 兼論高宗朝的武則天＞，收《隋唐政權與政制史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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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吞食蝗蟲？

《貞觀政要》卷八記有以下一條：

貞觀二年，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掇數枚而咒曰：「人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於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為災。

此段文字同時見於《舊唐書．五行志》，卻微有不同。據《舊唐書》，蝗災在「貞觀二年 (公元 628 年)」的「六月」發生，蝗蟲吞食京師長安的農作物 (所謂「蝗食稼」)，致使太宗愁眉不展。「是歲蝗不為患」，「是歲」即這一年的意思，跟「自是」有分別。不過，觀乎往後再無蝗禍記錄，直至玄宗「開元四年五月」，才有「山東螟蝗害稼」，用「自是」也不是完全錯誤。要之，太宗有吞食蝗蟲如此誇張而反常的舉動，反映當時關中蝗災確實非常嚴重，為朝廷挽救不得。

翻查史籍，不只唐太宗一朝出現蝗災，綜合《北齊書》、《周書》、《隋書》，我們可以看到

(北齊) 天保八年 (公元 557 年) 春三月……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內八郡大蝗。是月，飛至京師，蔽日，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北齊書．文宣紀》)

天保九年 (公元 558 年) ……山東大蝗……(《北齊書．文宣紀》)

(北周) 建德元年 (公元 572 年) 三月詔：「……去秋災蝗，年穀不登，民有散亡，家空杼軸……」(《周書．武帝紀上》)

建德二年 (公元 573 年) 八月丙午……關內大蝗。(《周書．武帝紀上》)

(隋) 開皇十六年 (公元 596 年)，并州蝗。(《隋書．五行志下》)

河北、河南、鄴都屬太行山以東地區，并州即今日山西一帶，關內即關中地區。由此已約略可窺蝗蟲分佈地域。

又《魏書．苻健傳》有：

……萇亦為流矢所中死。關中大饑，蝗蟲生於華澤，西至隴山，百草皆盡，牛馬至相啖毛，虎狼食人，行路斷絕。十八年，健死，子生僭立。

苻萇死於公元 354 年，一年後苻健逝世，文中的關中蝗災該發生於公元 354 – 355 年。「蝗蟲生於華澤，西至隴山」，「華澤」，章義和＜魏晉南北朝時期蝗災述論＞據《資治通鑒》胡三省注，指華陰之澤。「西至」即向西飛。換句話說，先秦兩漢蝗蟲的飛行路線，歷前秦、北齊、北周至隋唐而未改，都是東向西飛。章氏進一步說明：「較之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飛蝗活動區域有同有異。由東至西，此期的青州仍然是蝗災高發地區，而西則達到敦煌一帶……」

另外，從「自夏至九月」、「去秋災蝗」、「八月丙午……關內大蝗」，蝗禍仍集中在夏秋兩季之間爆發，對農業帶來致命打擊。官德祥在＜兩漢時期蝗災述論＞說：「農諺謂：『春播夏耕，秋收、冬藏』。漢代的蝗災主要發生於夏季和秋季，這對農民打擊很大。夏季，農民正努力耕耘，憧憬有好收成，但當發現其正在茁壯生長的作物，被蝗蟲一掃而空，真是晴天霹靂！到了秋收時，蝗災的破壞，不只是摧毀了農民心血，更使他們處於衣食無著的悲慘境地。」雖是分析兩漢，但同樣可應用到北朝、隋唐。雄才大略如唐太宗，面對蝗蟲肆虐，亦只能對之咒罵、生吞，足見在自然之下，人力如何渺小。

[註] 官德祥＜兩漢時期蝗災述論＞於 2001 年發表於《中國農史》，文中以「時間分佈」、「空間分佈」、「飛行軌跡」等範疇析論兩漢蝗災，可說是為國史中的蝗災研究奠下基本格局。往後學者基本上沿襲官氏所開格局，作進一步深化，將相關範疇移用到研究魏晉南北朝乃至其他朝代，如章義和 2005 年發表的＜魏晉南北朝時期蝗災述論＞，便是一好例子。

腰骨未斷、風骨依然：草蜢《老的辣》用電音舞曲堅持舞台至上

草蜢推出新歌《老的辣》，驟看歌名，頗覺老氣橫秋，擺出一副長輩口吻。然而細味歌詞，整首歌更像是表達一種態度：即使年歲漸長，身體機能大不如前，只要踏上舞台，仍需恪守舞者的專業，將最精彩的表演獻給觀眾。這是草蜢三子的親身感受，相信也是許多年長表演者的心聲。

作曲方面，今次由蔡一傑操刀，一手打造有千禧年風格的電音舞曲。蔡一傑 2024 年完成腦部腫瘤切除手術後，經過多個月的休養與康復訓練，2025 年中復出，《老的辣》的創作可謂標誌著其重生。熟知蔡一傑音樂生涯的人都知道，他有另一個身份，專職打碟的 DJ Remus。與其說是蔡一傑作曲，不如稱 DJ Remus 重操故業更為適切。MV 幾個型格打碟畫面，除了是蔡一智、蘇志威首肯蔡一傑 DJ Remus 的身份，某程度亦是為了紀實。

填詞由資深的黃偉文負責。隨時日遠去，「頭骨給敲爛」、「顴骨給打爛，盤骨給摔爛」在所難免，這是生理上的限制，不能扭轉。但是，在有限之中仍有可以堅持的地方，我可以「悉心打扮」，不「甘於蒼白平淡」，可以「強支撐」去「追亮光的極限」，成就「色彩斑爛」的舞台人生。限制不是教我「安份」，而是激發我活在當下，及時行樂，「樂聲一響，別再悶煩」，用「台上每個腳印，激起安多酚，對抗不幸」，終至「來日遠去了」也能「鋪低滿地金粉」，留下存在過的痕跡。

筆者想起三人的師傅梅艷芳。2003 年，梅姐罹患子宮頸癌，在癌細胞擴散及病情極度危急下，她仍堅持抱病完成八場演唱會。演唱會上，她身穿婚紗，宣稱將自己「嫁給舞台」，並唱下經典的《夕陽之歌》。同年 12 月 30 日，因癌症併發肺衰竭病逝，終年 40 歲。雖然事隔二十三年，草蜢也老了不少，但師徒的心志反隨年月漸趨同一，《老的辣》某程度上是梅姐演藝精神的傳承與延續。要繼承梅艷芳的演藝遺產，不是翻唱幾首她的舊歌，而是將那種舞台至上、實力先行的專業態度貫徹到底。

值得留意是「但腰骨一樣強硬」、「即使喘但風骨未斷」、「腰骨」、「風骨」既指專業態度，亦指道德人格，不為蠅頭小利出賣自我。又「讓諸君驚艷，是一種執念，換珠片衫大戰自然」未嘗不是擇善固執。要之，強調人的主動性，反對老人必然長嗟短嘆。

千禧年前後，香港 Rave Party 文化曇花一現，黎明、鄭秀文、陳慧琳先後推出「fing 頭歌」，成為那個時代的經典。及後警方銳意打擊搖頭丸，連帶導致 Rave Party 式微，「fing 頭歌」才成為歷史。不過，前年陳慧琳在 Chill Club 頒獎禮率領新生代男團 MIRROR、女團 COLLAR 同台合唱《花花宇宙》大獲好評，反映大眾對「fing 頭歌」仍然熱愛。草蜢推出《老的辣》，適逢鄭秀文也在電影《夜王》重新翻玩當年經典《星秀傳說》，Rave 浪潮再度回歸亦未可知。

玄奘西行求的是什麼經？

玄奘西行求經，跟家世背景分不開。

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玄奘是東漢名士陳寔的後人。祖父陳康，為北齊國子監博士，精通儒家經學。父親陳惠，「英潔有雅操，早通經術」。清人皮錫瑞《經學歷史》引《北史》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所謂「窮其枝葉」，是指每字每句皆需得其正解，方才善罷甘休。陳惠有四子，二子出家，號長捷法師。玄奘為第四子，受兄長影響，他十三歲剃度為僧。可是，其處理佛家經論的方式，仍沿襲家教那一套，遂對不同門派就同一部經論所作的不同解釋，欲取捨抉擇，以達至對經論最準確的理解。

玄奘求的是什麼經？《瑜伽師地論》。據慈怡法師主編《佛光大辭典》「瑜伽師地論」條，是書由

彌勒講述，無著記。略稱瑜伽論……係瑜伽行學派之基本論書，亦為法相宗最重要之典籍，更為我國佛教史上之重要論書……其中詳述瑜伽行觀法，主張客觀對象乃人類根本心識之阿賴耶識所假現之現象……

換言之，《瑜伽師地論》是唯識宗 (創始於無著、世親兩兄弟) 學理的依據。玄奘想審視當時中國哪些門派講唯識學是講對的，哪些是講錯的，於是毅然萌生求經的念頭。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 (原道篇) 卷三》有以下一段話，尤其能夠證明玄奘西行跟探尋唯識義理有關：

此法相唯識宗一流之佛學之輸人中國，乃先有若干部派佛學論典之翻譯，次為世親之《十地經論》、無著之《攝大乘論》……由《十地經論》所開之地論宗，及由《攝大乘論》所開之攝論宗，初興於北魏，後乃化及於南。然當時此流之經論，所譯出者仍不足，名義錯雜，使人疑惑。玄奘即由感此疑惑，而至印度求法，學於印度此宗之戒賢，而傳人印度由無著、世親至護法之一系之法相唯識之學於中國。

明代章回神魔小說《西遊記》有

太宗設朝，聚集文武，寫了取經文牒，用了通行寶印……隨即宣上寶殿道：「御弟，今日是出行吉日。這是通關文牒。朕又有一個紫金缽盂，送你途中化齋而用。再選兩個長行的從者。又欽賜你馬一匹，送為遠行腳力。你可就此行程。」玄奘大喜，即便謝了恩，領了物事，更無留滯之意。唐王排駕，與多官同送至關外。

但翻查＜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玄奘出關並非一帆風順：

時國政尚新，疆埸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蕃。時李大亮為涼州都督，既奉嚴敕，防禁特切。有人報亮云：「有僧從長安來，欲向西國，不知何意。」亮懼，追法師問來由。法師報云：「欲西求法。」亮聞之，逼還京。

彼有意威法師，河西之領袖，神悟聰哲，既重法師辭理，復聞求法之志，深生隨喜，密遣二弟子，一曰慧琳、二曰道整，竊送向西。

值得注意是「禁約百姓不許出蕃」、「逼還京」及「竊送向西」，簡單講，玄奘西行是偷渡出境，並不合法。小說裡唐太宗的親切與熱情，於現實從未發生。反而厚待玄奘者，為高昌國王麴文泰：

為法師度四沙彌以充給侍。製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韈等各數事。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疋，充法師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資，給馬三十疋，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歡信送至葉護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每一封書附大綾一疋為信。又以綾綃五百疋、果味兩車獻葉護可汗，並書稱：「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於婆羅門國，願可汗憐師如憐奴，仍請敕以西諸國給部落馬遞送出境。」

法師見王送沙彌及國書綾絹等至，慚其優餞之厚……

王報曰：「法師既許為兄弟，則國家所畜，共師同有，何因謝也。」

發日，王與諸僧、大臣、百姓等傾都送出城西。王抱法師慟哭，道俗皆悲，傷離之聲振動郊邑……

戒賢是護法弟子，護法是陳那學生，陳那師承世親。又護法是注釋世親＜唯識三十頌＞(世親晚年整理唯識思想之作) 的「十大論師」之一。玄奘隨戒賢學習唯識學，其學必精純而不駁雜。

貞觀十九年 (公元 645 年)，玄奘返歸長安，「太宗見之，大悅，與之談論」 (見《舊唐書．玄奘傳》)。玄奘旋即展開翻譯工作，並引入唯識學，奈何

(1) 唯識教義複雜繁瑣，令人望而卻步；

(2) 教法上不能提供簡單易行而又可以克服煩惱的修持法門，以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

(3) 在組織上僅依靠皇權支持；

(4) 邏輯思辨不適合中國人的思想習慣 (以上四點參夏金華＜唐代法相宗的衰落原因新論＞及胡適《中國中古思想小史》，轉引自邢東風＜中國禪宗的地方性 – 從胡適的禪宗史研究說起＞)

唯識學在中國始終流傳不廣。直至民國初年，歐陽竟無領導支那內學院，在中國南方復興唯識學研究，唯識學才在中國重新獲得重視。香港方面，羅時憲、李潤生兩教授俱對唯識學有極深入的研究，為弘揚唯識學作出了正面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