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的皇權伸張：從陳皇后被廢到衛氏外戚崛起

漢武帝劉徹能夠登上帝位，跟其母王太后選擇站到太皇太后竇氏、長公主劉嫖一邊有密切關係。長公主女兒嫁武帝，《史記．外戚世家》：

初，上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無子。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以故陳皇后驕貴。

儘管《漢武故事》有「金屋藏嬌」的典故：

年四歲，立為膠東王。數歲，長公主嫖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不？」膠東王曰：「欲得婦。」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末指其女問曰：「阿嬌好不？」於是乃笑對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也。」長主大悅，乃苦要上，遂成婚焉。

書中許多內容是與《史記》、《漢書》不合，且夾雜虛妄傳說，疑似漢魏六朝民間文人所作，缺乏可信性。陳皇后和漢武帝的婚姻，更像是一場政治結盟，據此即可解釋陳皇后為何無子嗣，因漢武帝根本對她無愛意，不願與她同房。

太皇太后尚在，陳氏有靠山，得以「驕貴」。可是，建元六年 (公元前 135 年) 竇氏去世，隨著武帝另結新歡，陳皇后地位開始動搖。誰是武帝新歡？衛子夫。

《史記．外戚世家》：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祓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據。

和陳皇后出身顯貴不同，衛子夫只是平陽公主府中的歌姬。所謂「謳者」，指歌唱的人，特別是以歌舞為業的女性藝人。

漢武帝 16 歲即位，幾年無子，邂逅衛子夫時，尚未到 20 歲。由平陽公主出示美人而漢武帝看不上眼，他對美色是有要求的。「獨說衛子夫」足以證明衛子夫乃一絕色佳人。

惟武帝安排衛子夫入宮後竟未再寵幸，直至衛氏聲淚俱下請求離宮，漢武帝才對她憐惜，予以挽留，重新寵幸。「涕泣」反映衛子夫在宮中生活孤單寂寞，而「憐」可知武帝對她是有感情的、不捨的，這份情成就衛氏後來的尊榮，亦令同母異父的弟弟衛青獲得重用。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

《史記集解》引徐廣曰：「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主。」換言之，平陽侯是平陽公主的夫君。衛媼是平陽侯府中婢女，與在平陽侯家辦理公務的官吏鄭季私通，誕下衛青 (即衛青本來不是姓衛的)。衛媼在與鄭季私通前，已誕下一子三女。長子衛長君，長女衛孺，次女衛少兒，三女衛子夫。衛子夫得武帝寵幸，衛青是她同母異父的弟弟，後來冒姓衛。

《漢書．衛青霍去病傳》：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

由此可知衛媼次女衛少兒是霍去病生母。

另《漢書．公孫賀傳》：

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

公孫賀祖父公孫昆邪，當年曾害怕李廣死於對匈奴的戰爭中，為之泣諫。公孫賀獲武帝重用，是因為其妻衛君孺 (即衛孺) 乃衛子夫之姊。

可以發現，漢武帝重用以規劃及指揮對匈奴作戰的核心統帥，全是衛氏外戚。對匈奴戰爭的成果與光芒，後來也完全算在衛青、霍去病身上。

衛氏家族本來寒微，憑藉衛子夫得寵而逐漸顯貴，此未嘗不是漢武帝君權 (皇權) 的一次伸張。

漢武帝君權伸張的另一表現，即陳皇后被廢，《史記．外戚世家》：

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為皇后。

《漢書．外戚傳上》：

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

陳皇后指使女巫楚服等人行巫蠱詛咒之術爭寵，觸怒武帝，因而獲罪被廢。

上官婉兒為何被李隆基斬殺？

從「及韋庶人敗，婉兒亦斬於旗下」，可知上官婉兒在唐隆政變中被殺。然而，由中宗暴斃到政變發生一段時間，婉兒的政治取態是否完全傾向韋武陣營，隨著其墓誌銘出土，加上兩唐書、《通鑑》的記載，答案是否定的。那麼上官婉兒最終被殺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儘管兩唐書有上官婉兒勸韋后「行則天故事」，《舊唐書》收有李邕一番議論，其中幾句是這樣的，「於是太平公主矯為陳謨，上官昭容紿草遺詔，故得今上輔政，阿韋參謀」，李邕講這番話時，睿宗 (即相王李旦) 已然在位，太平公主籌謀策劃，上官婉兒動筆起草遺詔，致使李旦得以輔政。誰的遺詔？自然是中宗。換言之，中宗暴斃後，上官婉兒是站到幫助太平公主、李旦的一邊，其非一面倒支持韋武陣營。

《舊唐書》略嫌隱晦，成書較後的《新唐書》則有頗為完整的記載：

始，從母子王昱為拾遺，昱戒曰：「上往囚房陵，武氏得志矣，卒而中興，天命所在，不可幸也。三思雖乘釁，天下知必敗，今昭容上所信，而附之，且滅族！」鄭以責婉兒，不從。節愍誅三思，果索之，始憂懼。及草遺制，即引相王輔政。臨淄王兵起，被收。婉兒以詔草示劉幽求，幽求言之王，王不許，遂誅。

據此，上官婉兒政治立場的轉變，遠因是王昱的告誡，近因則是李重俊發動政變誅殺武三思等人。她害怕自己日後不得好下場，於是在中宗逝世的關鍵時刻，選擇和太平公主合作，起草遺詔引相王輔政。奈何唐隆政變時，李隆基不買婉兒的帳，婉兒終於被斬殺。

《通鑑》所記與《新唐書》同，卻多了「自是心附帝室，與安樂公主各樹朋黨」、「昭容草遺制立溫王，以相王輔政；宗、韋改之」、「隆基入宮，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由心附帝室、執燭出迎，上官婉兒顯然以為自己是李旦陣營的一分子。「宗」指宗楚客，「韋」指韋溫，二人皆為韋后黨羽，「宗、韋改之」揭示上官婉兒所草遺詔不符合韋武陣營的利益，言下之意，上官婉兒與韋武陣營出現意見分歧。

2013 年 8 月，上官婉兒墓出土，其中有＜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銘＞，補充了正史的不足。

以韋氏侮弄國權，搖動皇極，賊臣遞構，欲立愛女為儲；愛女潛謀，欲以賊臣為黨。昭容泣血極諫，扣心竭誠，乞降綸言，將除蔓草。先帝自存寬厚，為掩瑕疵；昭容覺事不行，計無所出。上之，請擿伏而理，言且莫從；中之，請辭位而退，制未之許；次之，請落髮而出，卒為挫衂；下之，請飲鳩而死，幾至顛墜。

先帝惜其才用，慜以堅貞，廣求入腠之醫，才救懸絲之命。屢移朏魄，始就痊平。表請退為婕妤，再三方許。暨宮車晏駕，土宇銜哀。政出後宮，思屠害黎庶；事連外戚，欲傾覆宗社。皇太子衝規參聖，上智伐謀，既先天不違，亦後天斯應，拯皇基於傾覆，安帝道於艱虞。

昭容居危以安，處險而泰。且陪清禁，委運於乾坤之間；遽冒銛鋒，亡身於倉卒之際。時春秋四十七……太平公主哀傷，賻贈絹五百匹，遣使弔祭，詞旨綢繆。

透過銘文，我們可以知道：

a. 上官婉兒政治立場的轉變，始於安樂公主提出想做皇太女，即景龍四年 (公元 710 年)

b. 婉兒曾泣血死諫中宗，勸他剷除安樂公主等人。中宗宅心仁厚，不想家醜外揚，未有採納。

c. 婉兒後來請求辭位，削髮為尼，甚至飲鴆求死，中宗為其堅貞所感動。

d. 中宗死後，韋后專政，外戚當權，李隆基發動政變，婉兒處之泰然，毫不驚懼，她最後死於亂兵之中。

e. 對於婉兒之死，太平公主深感哀傷。

結合兩唐書及《通鑑》的記載，由中宗在位後期至唐隆政變發生，上官婉兒基本上已遠離韋武陣營，向李旦陣營靠攏，尤其與太平公主關係密切。中宗死後，她更和太平公主聯手，起草有利李旦回到中央權力核心的遺詔。可惜唐隆政變期間，李隆基對上官婉兒的投誠全盤否定，婉兒被殺，反映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之間存在著矛盾 (先天政變的火苗，早已埋藏)。

銘文有「皇鑑昭臨，聖慈軫悼，爰造制命，禮葬贈官」，唐睿宗李旦對上官婉兒之死應該是同情的。婉兒墓後來被嚴重毀壞，這絕不可能是李旦和太平公主的意思，下令的人自然就是李隆基，即未來的唐玄宗。

[主要參考資料]

1. 劉昫等，《舊唐書・后妃上》

2. 劉昫等，《舊唐書・韋巨源傳》

3. 歐陽修等，《新唐書・后妃上》

4.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

馬邑伏擊何以無功而還？(兼論漢武帝有否在馬邑之役領兵親征)

在「馬邑之謀」中向軍臣單于告密的尉史，是很特別的官職，根據李迎春對漢簡的分析，他說：

「尉史」一職由於職廝祿薄而不見於《漢書．百官公卿表》及《續漢書．百官志》。在出土文獻中，主要見於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西北漢簡和尹灣漢簡《東海郡吏員簿》。概括來説，張家山漢簡和尹灣漢簡所見「尉史」主要是地方行政系統之吏員，而西北漢簡之「尉史」則主要屬於邊郡軍事系統，這一情況與傳世文獻中對「尉史」的記載一致。《史記．韓長孺列傳》……其中「尉史」居於雁門郡武州塞之烽燧中，以「行徼」為職責，顯然屬於邊郡軍事系統。(＜漢代的尉史＞)

關於尉史直屬於都尉，為都尉之吏，李氏不敢苟同：

但軍事系統之「尉史」是直接統屬於都尉，還是候官、司馬、千人等與縣同級單位之吏，卻有爭論。勞榦曾有「尉史蓋即都尉之吏」的論斷，但其對這一觀點并未予以證明……已清楚彰示在邊郡軍事系統中其應屬於縣級單位如候官、司馬而非直屬於都尉……「令史」和「尉史」既可以作為地方行政系統中縣邑侯國的屬吏，也可以作為邊郡軍事系統候官的屬吏…… (前引文)

雁門郡武州尉史作為基層軍官，竟對三十萬漢軍埋伏馬邑的計劃瞭如指掌，主要因為：

1. 龐大的人馬、戰車、糧草在邊境集結，根本無法對長年駐守當地的基層邊防官兵隱瞞。

2. 為了防止不知情的邊防士兵提前與匈奴交火，漢軍高層勢必向基層軍官下達「原地待命、不可擅自燃放烽火、不可阻擊匈奴」的命令。

3. 漢軍將馬邑一帶的百姓全部撤走，只留下滿山牛羊無人看管，這正是決戰前夕的「堅壁清野」。

軍臣單于馬上撤軍，漢軍來不及應對，無功而還，是因為：

a. 單于率領十萬騎兵南下，在距離馬邑還有一百多里的武州塞，就得知真相而下令全軍原地掉頭北撤。匈奴大軍從頭到尾沒有進入漢軍的偵察範圍，漢軍自然無法迅速反應。

b. 匈奴騎兵機動性強，當單于果斷從武州塞撤兵，埋伏在馬邑的韓安國主力也需要過幾天才收到相關情報，畢竟訊息傳播需要依靠馬匹，存在時間差。派人到武州塞視察，匈奴早已完成戰略撤退，遠在代郡的王恢更是無能為力。

c. 按照原定計劃，韓安國等人率主力部隊正面伏擊匈奴單于於馬邑，王恢率三萬人側翼迂迴到代郡，抄後路襲擊匈奴的輜重部隊，地域距離阻隔令王恢在面對戰局突變時，成了最後一個知情人。

「馬邑之謀」失敗，王恢未有率領部隊襲擊匈奴輜重部隊，被朝廷追究責任，依法當斬。《史記．韓長孺列傳》：

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

據此，漢武帝殺王恢，可能是受到以韓安國為首的士大夫陣營的施壓。

「馬邑之謀」令邊郡武將集團受到打擊。可是，漢武帝同時明白舊官僚集團的窒礙，他因此大舉起用衛青、霍去病、桑弘羊等沒背景卻完全聽命的「少壯派」和「天子近臣」。

關於漢武帝在馬邑之役曾領兵親征，說法來自邢義田，＜漢武帝在馬邑之役中的角色＞：

一則武帝血氣正盛，元光二年不過二十四歲，患得患失之心必較高祖為甚。二則自平城之敗，漢室子孫引為奇恥大辱，必報之而後快。文帝嘗欲親征，阻於群臣、太后 (《漢書．文帝紀》十四年)。武帝即位，亦以雪恥為志職。元光二年，自率將軍五，師三十萬，伏馬邑，一無所獲，大覺難堪。其難堪於責王恢之言可以概見……恢固以死代罪，安國亦被護諸將之名，頂武帝率師之責。武帝不甘失敗，自元光末至元狩四年，幾年年出師，大敗匈奴。元封元年，且勒兵十八萬，出長城，登單于臺，親向單于挑戰；太初四年，武帝詔：「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漢書．匈奴傳》) 其少年氣盛，必欲復仇之心，昭然若揭。則其當年嘗親赴馬邑，實甚可能。

易言之，《新序》謂武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或非虛言，《史》、《漢》失載，非不明事實，蓋有以諱之也。

不過，筆者比較認同勞榦的回應：

《新序》所說只是一個「孤證」。在《史記》和《漢書》中，找不到一點漢武帝「親征」的消息出來。《史記》是一部在作者生前不準備公開的書，對漢高帝平城之圍，一點也不諱飾，對武帝迷信及心理不正常在封禪書中描寫的十分露骨，也毫不掩飾。至於馬邑之役，只是單于逃走，漢兵並未挫敗，比平城之役輕鬆的多，似乎《史記》無諱飾的必要。而況《漢書》成於東漢，東漢皇室乃長沙定王之後，並非孝武子孫，更不必為此事諱莫如深。如其劉向不加諱飾，班固更不必諱飾。我想《漢書》為史書，史筆必需謹嚴，《新序》為子書，作子書者不必那樣嚴格。(＜勞貞一先生書＞，收錄於邢義田前引文)

邢氏的假設固然大膽創新，別出心裁，亦有《新序》作文本根據。惟《新序》屬子書，用字有欠嚴謹，不適合作為史料。復次，《新序》只有一條提及武帝領兵，《史記》、《漢書》俱未記載，謂《史》《漢》二書隱瞞，此乃邢氏猜測，未必屬實。加上史書用字謹嚴，實無棄班馬二史而採劉向《新序》記載的道理。

韋皇后、安樂公主合謀毒殺唐中宗？

關於中宗之死，《資治通鑑》有以下一段記載：

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於韋后，恐事泄被誅；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餤中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於神龍殿。

據此，中宗死於馬秦客、楊均與安樂公主進毒餅，馬、楊二人怕與韋后通姦事泄，安樂公主則想透過擁立親母，成為皇太女，因此動殺機。

不過，查《舊唐書》，未有記載馬、楊二人害怕事泄，僅得

時國子祭酒葉靜能善符禁小術，散騎常侍馬秦客頗閑醫藥，光祿少卿楊均以調膳侍奉，皆出入宮掖。均與秦客皆得幸於后……

此極其量可知馬、楊與韋后有私通，並在中宗病重時負責其醫藥、飲食。

安樂公主確有可能為做皇太女而弒父，見

又請自立為皇太女，帝雖不從，亦不加譴。

時安樂公主志欲皇后臨朝稱制，而求立為皇太女，自是與后合謀進鴆。

但書中同時有

時馬秦客侍疾，議者歸罪於秦客及安樂公主。

重點是「議者歸罪」，安樂公主有弒父動機，但未必有所行動，只是朝中議論紛紛，說她毒殺親父。

至於韋后，儘管燕欽融曾上書，言其干預國政，但景龍四年 (公元 710 年) 初，中宗尚與韋后微服出行，這在《舊唐書》和《通鑑》皆找到相關記載：

四年正月望夜，帝與后微行市里，以觀燒燈。又放宮女數千，夜游縱觀，因與外人陰通，逃逸不還。

春正月丙寅夜，中宗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

夫妻如此情深，委實很難想像，數月以後，韋后會參與毒殺親夫。

假如上文分析無誤，安樂公主有嫌疑，馬秦客、楊均有方便下手的機會，但無足夠證據顯示三人毒殺中宗。至於韋后，她和中宗共過患難，與中宗感情深厚，「與后合謀進鴆」不見得成立。

那麼，中宗的突然暴斃該如何解釋？此處可參考楊憶頻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一篇論文，他在＜形象與真相 – 唐中宗朝史事探析＞有很精闢的分析：

當時政變發起者指稱起兵的原因是韋后毒害中宗，是以釐清中宗的死因或有助於後人對這場政變的認識。中宗死亡時為五十五歲，與五十二歲逝世的太宗、五十六歲逝世的高宗享年相近，不算早逝，而考察史料記載，高祖、太宗、高宗、順宗、穆宗、文宗、宣宗皆曾罹患風疾，顯示風疾可能是唐皇室的遺傳性疾病，為歷任帝王的生命帶來不小的危害……

……按前文所述，風疾會因勞逸失度、情志不遂與飲酒飽食等行為被激發，而中宗在景龍年間非但多有宴飲，且由於國內政爭問題未解，內心壓力不小，如再對照其臨死前曾詔馬秦客侍疾，而早先毫無病狀，豈不正與風疾的起因及奪命情況相合？由此可知，中宗逝世未必如隆基等人宣稱，來自妻女的惡意酖殺。再者，自政變發生經過分析，隆基早在還不清楚宗楚客的密謀前，就已暗中聯繫朝廷內外反對韋、武家族的官員及將領，打算一舉推翻當前的政權，只是在等候一個合適的起兵時機。中宗的駕崩讓他得以借題發揮，煽動羽林軍革命，遂大獲成功。若非如此，何以在政變的隔日，要特別將弒帝的兩位元凶 – 韋后與安樂公主，各以一品與三品之禮善加安葬？大可將二人曝屍郊外，以儆效尤。但不管怎樣，最終李旦與李隆基以政變勝利者的姿態，順利將歷史導引至他們希望的方向……

楊氏「中宗死於風疾」說是建基於客觀史料所作出的適切判斷，可謂替韋后及安樂公主洗冤！由此也引出一重要人物，即李隆基，他是相王李旦之子，中宗之死所引發的連串事件，背後涉及韋武陣營與李旦陣營的衝突和矛盾。

中宗死後，韋后恐懼不已，秘不發喪，引心腹入宮商討對策。她該知道是李旦陣營下手，故惶恐不安。韋后決定立李重茂為少帝，自己為皇太后，臨朝攝政。當時，韋溫總知內外兵馬；駙馬韋捷、韋濯分掌左右屯營；武延秀及韋播、韋璿等共典左右羽林軍及飛騎、萬騎 (禁軍之一，唐太宗貞觀年間始置百騎，從皇帝射獵。至武則天時改為千騎，並以其隸屬左右羽林軍。中宗景龍年間，擴大千騎改稱萬騎，分置左右營)。可惜韋播、韋璿為了樹立威嚴，「拜官日先鞭萬騎數人，眾皆怨，不為之用」，適逢李隆基在長安時於萬騎中廣為結交，得到萬騎支持，他又取得戰略要地玄武門的控制權，「至左羽林軍，斬將軍韋璿、韋播及中郎將高崇於寢帳」，繼而入太極殿。韋后、武延秀、安樂公主出逃，為亂兵所殺，韋武餘黨盡數被肅清，史稱「唐隆政變」。

[主要參考資料]

1. 劉昫等，《舊唐書・中宗、睿宗本紀》

2. 劉昫等，《舊唐書・后妃上》

3.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

4. 楊憶頻，＜形象與真相 – 唐中宗朝史事探析＞

「馬邑之謀」始末：邊郡武將集團的戰略豪賭

建元六年 (公元前 135 年)，匈奴軍臣單于遣使求和親，引發漢朝內部主戰主和爭論。以大行王恢為首的主戰派，深惡匈奴多次背盟，主張興兵出擊，韓安國反對，認為勞師遠征有弊無利，堅持和親。當時太皇太后竇氏尚未去世，漢武帝不敢違逆「黃老無為」大政方針，故「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徃來長城下」(《史記．匈奴列傳》語)。惟元光元年 (公元前 134 年)，竇氏已病逝。漢武帝親政，竟一反常態，用聶翁壹建議，誘軍臣單于至馬邑以伏擊之，史稱「馬邑之謀」。

《史記．匈奴列傳》：

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姧蘭出物與匈奴交，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

查《史記．韓長孺列傳》，聶翁壹的身份是「鴈門馬邑豪」，裴駰《史記集解》引張晏曰：「豪猶帥也。」「豪」指地方豪傑或領袖，他們往往擁有財產與私兵，成為割據一方或保衛鄉里的關鍵力量。聶翁壹是鴈門、馬邑兩地的地方豪強。鴈門、馬邑是北方遊牧民族進入中原必經要地。如斯人物願意違反漢朝禁令，私自與匈奴進行商業活動，更放出風聲願意將馬邑城賣給軍臣單于。軍臣單于不虞有詐是很合理的。

但聶翁壹並非普通地方豪強，他是漢朝的間諜，《史記．韓長孺列傳》：

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

聶翁壹因為大行王恢的主戰立場而獻計，可見他是同意主戰。趁匈奴剛與漢朝達成和親協議，放鬆戒備，不如用財貨利益作為誘餌，引其大軍深入，予以擊殺。為了令單于信服，更不惜找一死囚充當「馬邑令丞吏」，斬其首以向單于表忠。計謀天衣無縫，王恢不可能不參與構思，軍臣單于領兵至武州塞，武州塞位於今山西省大同市西部至左云縣一帶。

《史記．韓長孺列傳》：

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二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衞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

李廣以「隴西良家子」投身軍伍，屬邊郡武將集團。公孫賀祖父公孫昆邪曾怕李廣戰死而哭，亦為此集團之一員。王恢為東北邊地燕國人。李息是郁郅人，郁郅即北地郡郁郅縣，位於今甘肅省慶陽市境內。北地郡是「六郡」之一。合而觀之，馬邑伏擊基本上是邊郡武將集團主導的一次軍事行動，韓安國等人只是輔助。

《史記．匈奴列傳》：

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恠 (怪) 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徃徃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

距離馬邑還有一百多里的地方，滿山遍野都是牲畜，卻看不到一個放牧的人，先令軍臣單于起疑心。再有鴈門尉史泄密，將漢軍在馬邑設下埋伏的計劃全盤托出。結果匈奴避過一劫。王恢想追擊，見對方兵多，不敢妄動。王恢後來被漢武帝追究責任，斬首收場。

「馬邑之謀」失敗，令匈奴與漢朝的外交關係變得緊張，邊境軍事衝突不斷。不過值得留意是，匈奴和漢朝的關市 (邊關的交易場所，屬於官方控制貿易市場) 並沒有中斷。這種「亦戰亦和」的經濟及文化持續交流，長遠更促使部份匈奴人逐漸內附並深度漢化。四百年後匈奴後裔劉淵 (漢趙開國皇帝) 能熟讀漢籍、並假借「繼承漢室」之名起兵中原，實發軔於此。

太子李重俊發動政變誅殺武三思父子？

韋后、上官婉兒、武三思結成政治同盟，另一邊廂，皇太子李重俊的勢力亦逐漸上升。李重俊非韋后親生，后黨與太子黨角力，令朝中政治更加波譎雲詭。

李重俊，中宗第三子，神龍二年 (公元 706 年) 秋天被立為皇太子。《舊唐書》記「重俊性雖明果，未有賢師傅，舉事多不法」，這未必可信，不排除是後來謀反事敗的抹黑之辭。要之，秘書監楊璬、太常卿武崇訓同為太子賓客，「唯以蹴鞠猥戲取狎於重俊，竟無調護之意」。敢於諫諍教好太子者，唯姚珽等人。值得注意是，楊璬、武崇訓俱為駙馬，娶公主為妻，所謂「主婿年少」。姚珽等以儒家義理教導太子，「重俊皆優納焉」，李重俊果真頑劣，無藥可救？不太見得。

后黨與太子黨生出矛盾，始於諸武餘孽推波助瀾。武三思藉攀附韋后恢復權勢，對李重俊極為忌憚。武崇訓妻子安樂公主，乃中宗、韋后之寶貝女兒，這位公主恃寵生驕，傲慢至極，常以重俊非韋后所生，呼之為奴，史書用上「凌忽」二字，可見安樂公主欺侮，輕視李重俊。尤其荒謬的是，安樂公主竟有意做起皇太女來，欲廢重俊為王。李重俊知悉，感到不是味兒，懷恨在心。

此處需交待安樂公主為何有做皇太女的妄想。從「三思子崇訓尚安樂公主……或勸公主請廢重俊為王，自立為皇太女」，彷彿駙馬武崇訓是始作俑者。然而，須知道，安樂公主備受父母寵愛，她會是完全沒有主見，任憑丈夫說了算？與其說武崇訓提議，不如說她一早就有這個意思。而這個意思必然是受其祖母武則天做女皇帝、母親韋皇后在朝堂上專政影響得來。《舊唐書》另有三處記安樂公主欲做皇太女：

時安樂公主志欲皇后臨朝稱制，而求立為皇太女，自是與后合謀進鴆。

又請自立為皇太女，帝雖不從，亦不加譴。所署府僚，皆猥濫非才。又廣營第宅，侈靡過甚。長寧及諸公主迭相仿效，天下咸嗟怨之。

是時，安樂公主嘗私請廢節愍太子，立己為皇太女。中宗以問元忠，元忠固稱不可，乃止。

細讀這三條文字，可以看到：

a. 唐中宗對皇太女的提請並不首肯，但仍縱容安樂公主廣置府第田宅，開府置僚屬，影響所及，長寧及諸公主爭相仿效。

b. 安樂公主希望透過擁立親母韋皇后做女皇帝，達成自己做皇太女的願望，為此不惜毒殺親父中宗 (為一己之私而不顧親情，都算不孝)。

c. 老臣魏元忠是站到安樂公主的對立面。他向來「嫉武三思專權用事，心常憤嘆，思欲誅之」，未幾果然與李重俊聯手。

神龍三年 (公元 707 年)，李重俊聯合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右羽林將軍李思沖、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矯制發左右羽林兵及千騎三百餘人，殺武三思、武崇訓及其黨羽，同時求韋后及安樂公主所在，並搜索上官婉兒，意圖將后黨一網打盡。可惜百密一疏，李重俊只是掌握到一部份禁軍的控制權，卻未能順利奪取玄武門。韋后、安樂公主與中宗馳赴玄武門樓，中宗「召左羽林將軍劉仁景等，令率留軍飛騎及百餘人於樓下列守」。李多祚等率兵至，欲進入玄武門樓，被宿衛將士拒絕，不得進入。中宗復對李多祚所率領的部隊曉以大義：「汝並是我爪牙，何故作逆？若能歸順，斬多祚等，與汝富貴。」千騎倒戈，斬多祚及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於樓下，李重俊事敗出逃，不久被殺。

李重俊之所以失敗，中宗在關鍵時刻站到妻女一邊，是原因之一。另外，誠如陳寅恪所言，

神龍三年七月辛丑之役韋后、安樂公主等猶得擁護中宗，及保有劉仁景等一部分之北門衛兵，故能據守玄武門樓之要地，及中宗親行宣諭，而多祚等所率之禁軍遂倒戈自殺，一敗塗地矣。然則中央政治革命之成敗與玄武門之地勢及守衛北門禁軍之關係如是重大，治唐史者誠不宜忽視之也。(《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又魏元忠及李多祚取態動搖，亦值得考慮。

三年秋，節愍太子起兵誅三思，元忠及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皆潛預其事。太子既斬三思，又率兵詣闕，將請廢韋后為庶人，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守門，協令從己。太子兵至玄武樓下，多祚等猶豫不戰，元忠又持兩端，由是不克，升為亂兵所殺。中宗以元忠有平寇之功，又素為高宗、天后所禮遇，竟不以升為累，委任如初。

多祚猶豫不戰，元忠首鼠兩端，二人皆「潛預其事」，重俊以這些人為心腹，焉能不敗？

關於李重俊發動政變的原因，陳寅恪說：

究其所以舉兵之由，實以既受武三思父子及安樂公主等之陵忌，明知其皇位繼承權至不固定，遂出此冒險之舉耳。

大致恰當。

順便一提，李重俊墓已於 1992 年 9 月 20 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公佈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墓室出土大量文物，如彩繪陶俑等，另有壁畫如馬球圖、仕女圖等，為研究唐代文化保存了重要的一手史料。

[主要參考資料]

1. 劉昫等，《舊唐書・中宗、睿宗本紀》

2. 劉昫等，《舊唐書・節愍太子李重俊傳》

3. 劉昫等，《舊唐書・后妃上》

4. 劉昫等，《舊唐書・魏元忠傳》

5.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馬邑之謀」背後：邊郡武將與中央官僚的權力博弈

《史記．韓長孺列傳》記元光元年 (公元前 134 年) 以前，西漢對匈奴仍採取和親政策。元光元年聶翁壹進言，遂有「馬邑之謀」。值得留意是太皇太后竇氏於建元六年 (公元前 135 年) 病逝，人亡政息，竇氏堅持的以和為貴終被年青的漢武帝所篤信的出兵討伐取代，馬邑伏擊則是武帝對付匈奴的首次嘗試。

《史記．韓長孺列傳》：

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為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沖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這是元光元年以前的主戰、主和爭論。

大行王恢的背景很特別，他是燕國人。我們知道，燕王盧綰在漢高祖劉邦駕崩後，曾帶領部下投降匈奴。燕地本來就是一胡漢交雜極密切的地域。王恢在邊郡任職地方官吏，對匈奴虛實瞭如指掌。此完全和公孫賀祖父公孫昆邪沒分別 (昆邪景帝時為隴西郡太守)。其亦應該和「六郡良家子」的將士們無隔閡。他提議勿許匈奴和親，改為出兵討伐，相信是代表著此一邊郡武將集團的共同意見。

按照王恢看法，漢朝送去大批金帛和絲綢，卻換來極其短暫的和平。匈奴不過數年便撕毀盟約，南下燒殺擄掠，和親根本無法帶來長治久安。與其姑息養奸，不如主動出擊。

然而，以韓安國為首的「主和派」不以為然。他站在理性務實的角度，提出幾個方面的難題：

1. 漢軍深入大漠作戰，光是運送糧草就已經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補給線過長亦容易被匈奴截擊。

2. 匈奴是游牧民族，騎兵機動性強，漢軍大舉進攻時，很容易在沙海中迷失，糧草耗盡而潰敗。

3. 匈奴土地多為荒漠草原，無法農耕，人民逐水草而居，難以納稅與管理，勞師動眾而收益少。

4. 戰線拉長，補給困難下，漢軍戰鬥力必定大減，將疲憊的軍隊暴露在強勢的匈奴騎兵面前，難有勝算。

韓安國原為梁孝王劉武幕僚。劉武被景帝疑心謀反，他用計解開景帝心結，令兄弟和好，因此獲太皇太后竇氏、長公主劉嫖賞識，聲名顯赫。某程度上，他算是站到太皇太后一邊。

漢武帝繼位，武安侯田蚡為太尉，以親舅舅身份專權用事。韓安國用財物巴結田蚡，田蚡向王太后推薦安國，安國得以出任北地都尉。建元六年，田蚡為丞相，韓安國為御史大夫。

一是中央當權派，一是邊郡新興武將集團，主戰主和的爭論，實際是兩派在奪取主導權。失去舊日靠山而新皇帝希望有所作為，主和派無疑是不利的，主戰王恢等人獲重用。不過，獲重用代表著要有所建樹，後來王恢無功而還，《史記．韓長孺列傳》有以下記載：

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禔取辱耳。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

「以慰士大夫心」的「士大夫」究指何人？韓安國及其支持者。「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韓安國不是純粹的儒家，而學法家、雜家，「陽儒陰法」、「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至此獲得證實。

如上言，王恢與「六郡良家子」出身的兵士們關係密切，「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罷兵其實源自「物傷其類」的情感表現。可惜漢武帝未能體會，他只知自己頂著韓安國等的壓力重用王恢，希望取得成效，奈何全無所得。誅殺王恢，是要循名責實，此為法家思想之運用。至於經田蚡、王太后進言意圖扭轉結果而不得要領，恰好反映元光元年以後漢武帝已正式親政，外戚再無置喙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