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氏如何成為唐高宗的女人？

武氏本名不見史載。「才人」、「昭儀」、「后」都是後宮等級，「媚娘」是太宗對武氏「美容止」的形容，「則天」來自其子中宗給她上的尊號「則天大聖皇帝」，至於「曌」，更是武氏自創新字，取「日月當空，普照天下」之意。換句話說，迄今為止，武氏的名字仍然成謎，只知她姓武而已。不過，也因為如此，令其帶有一層神秘感。

武氏的父親武士彟，「并州文水人也。家富於財，頗好交結」，屬商人階級。在傳統中國強調「士農工商」的社會中，商人地位不免低下，加上當時武姓屬小姓，隋唐時代仍注重門第，武家的社會地位不高，可想而知。可是，因緣際會，隋末群雄並起，李淵起兵太原，急需財政上的支援，武士彠於是憑藉支持李淵，一躍而為開國功臣。

武士彠初娶相里氏為妻，誕下武元慶、武元爽兄弟。相里氏死後，武士彠再娶楊氏，誕下三個女兒，長女嫁賀蘭越石為妻，次女為武氏，三女嫁郭孝慎為妻。《舊唐書》記「士矱卒後，兄子惟良、懷運及元爽等遇楊氏失禮」，《通鑑》則加上「楊氏深銜之」，有謂楊氏是隋朝宗室楊達之女，但倘若如此，武惟良、武懷運、武元慶、武元爽怎敢欺負其孤女寡母？只有楊氏不是出身高門大戶，加上其繼室身份，方會令她和她的女兒遭受刻薄對待甚至不禮貌的侮辱。武氏在十四歲入宮前一直在這樣嚴酷的家庭環境中成長，其性格之果敢與兇狠，即在此中形成。

武氏十四歲入宮成為太宗的才人，這注定是一場孤獨的奮鬥。與其在家受諸武欺凌，不如放手一搏，入宮求權力地位和榮華富貴。胡三省注「唐錄、政要，貞觀十三年入宮。據武氏入宮年十四」，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 (公元 649 年) 駕崩，享年五十一歲。然則，武氏初見太宗，太宗已是四十一歲。至太宗死，武氏僅二十四歲。年齡差距如此的大，彼此有無發生性關係也很難說。即使論得寵程度，武氏亦遠不及徐惠，羅婉嫻說：「武則天任才人十二年，一直沒有晉升，亦沒有為唐太宗誕下孩子……這可以反映武則天應該未能得到唐太宗的寵愛……而武則天未能得寵的原因，亦有多個猜測。有指她性格過於剛烈，非唐太宗所喜愛……」馴服獅子驄一事儘管未能確定屬實，只是《通鑑》一條孤證，但箇中反映武氏的嚴猛，應有一定真實性。太宗受不了這位小才人的品性，等於武氏入宮打拼暫告失利，未幾太宗更撒手人寰，武氏被安排到感業寺出家為尼，此對武氏的盤算無疑是一大打擊。

《通鑑》記「太宗崩，武氏隨眾感業寺為尼。忌日，上 (唐高宗) 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感業寺有無刻薄虐待武氏，不得而知。但即使沒有，年紀輕輕的她，卻要長伴青燈古佛，一生與權力、富貴無緣，更無助改變親母地位，令其受尊重，此番心情，焉能不淚垂？至於高宗落淚，更多是體貼心上人而哭。《通鑑》有「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足證武氏為高宗意中人。查高宗年齡，貞觀二十三年，他恰好二十二歲，比武氏小兩歲。相比太宗，高宗與武氏無太大的年齡差距，二人實更易投契。又武氏剛猛而高宗寬仁，武氏人生經歷多而高宗較淺，這些皆令姊弟戀得以成就。

武氏重新入宮，《通鑑》指是王皇后故意安排，旨在打擊正在得寵的蕭淑妃 (即蕭良娣，據雷家驥表示，她可能出身蘭陵蕭氏)，「王后聞之，陰令武氏長髮，勸上內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初時「卑辭屈體以事后」，令王皇后為其美言。及至深得高宗寵幸，拜為昭儀，王皇后開始發現不對勁，轉與蕭淑妃聯手誣陷、詆毀武氏，但「上不信后、淑妃之語，獨信昭儀」，二人也無可奈何，王皇后可謂引狼入室。

難得再次回到宮中，武氏決不讓自己被趕走。《舊唐書》記「后懼不自安，密與母柳氏求巫祝厭勝。事發，帝大怒，斷柳氏不許入宮中，后舅中書令柳奭罷知政事」，誰令高宗知悉王皇后厭勝之事？必為武氏，故司馬光在《通鑑》索性說：「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魏國夫人柳氏為厭勝，敕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宮」。與外家的聯繫被切斷，王皇后在宮中備受孤立，武氏的地位益見穩固。

[主要參考資料]

1. 劉昫等，《舊唐書．則天皇后本紀》

2. 劉昫等，《舊唐書．武士彠傳》

3. 劉昫等，《舊唐書．武承嗣傳》

4. 劉昫等，《舊唐書．后妃上》

5.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五、一百九十九、卷二百零一

6. 雷家驥，《武則天傳》

7. 羅婉嫻，＜女皇帝武則天＞

論楊愔之死與北齊「鮮卑—西胡」武力集團的坐大

杜佑《通典卷七・食貨七・歷代盛衰戶口》：

北齊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褊小。文宣受禪，性多暴虐，而能委政宰輔楊遵彥，十數年閒，亦稱為理。故其時以為主昏於上，政清於下。

北齊文宣帝高洋之荒唐，見於《北齊書卷六・帝紀第六・孝昭》以下一條：

時文宣溺於遊宴……後益沉湎，或入諸貴賤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

酗酒、沉迷摔跤競技，雖與其鮮卑血統不無關係，但對國家大事置之不理，多少危害北齊政權延續。當時北齊政治賴以不墮，一是依靠高演主持朝政，《北齊書卷六・帝紀第六・孝昭》：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英特，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七年，從文宣還鄴。文宣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敷奏。帝長於政術，剖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時文宣溺於遊宴，帝憂憤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盃於地曰：「汝以此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盃盡皆壞棄。

一是憑藉楊遵彥等漢人官員輔助。楊遵彥即是楊愔，《北齊書・楊愔傳》：

楊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弘農華陰人。父津，魏時累為司空侍中。愔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

弘農楊氏為士族大姓 (郡望)。曾獲曹操重用的楊修，便是弘農華陰人。家學淵源，致使楊愔自幼熟讀經史之學，其進入仕途通經以致用，實屬理所當然。

《北齊書・崔瞻傳》：

天保初，兼并省吏部郎中。尋丁憂，起為司徒屬。楊愔欲引 (崔) 瞻為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因問思道曰：「我此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藻，卿與其親通，理當相悉。」思道答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愔云：「此言有理。」便奏用之。事既施行。愔又曰：「昔裴瓚晉世為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愧裴子。」

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與趙郡李概為莫逆之友。

「天保」是高洋即位後所用的第一個年號。楊愔想引薦崔瞻為中書侍郎，問盧思道意見。崔瞻出身清河崔氏，盧思道出身范陽盧氏，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將清河崔氏與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並稱為四姓。崔、盧、楊實際是北齊朝廷的漢人士族集團。又楊愔稱讚裴瓚，裴瓚出身河東裴姓士族。與崔瞻結為好友的李概是趙郡李氏出身。

高洋在世，宗室親王、漢人士族勢力尚且保持平衡，至文宣駕崩，平衡打破，代之而起是雙方矛盾日益尖銳。《北齊書卷六・帝紀第六・孝昭》：

及文宣崩，帝 (指高演) 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乃即朝班。除太傅、錄尚書，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敕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鷙烏舍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廢帝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帝威望既重，內懼權逼，請以帝為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大司馬、錄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時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

據此，以楊愔為首的漢人士族集團，是站到高殷 (幼主，即廢帝) 一邊，視高演為專橫的權臣，欲架空之而後快。高演不是省油的燈，遂聯合高湛密謀誅殺楊愔等人。

高演成功而楊愔身死，高歸彥的取態至為關鍵。《北齊書・高歸彥傳》：

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以討侯景功，別封長樂郡公，除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

初，濟南自晉陽之鄴，楊愔宣敕，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陰怨楊、燕。楊、燕等欲去二王，問計於歸彥。歸彥詐喜，請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燕等。孝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仗拒而不內，歸彥諭之，然後得入，進向柏閣、永巷亦如之。

《通典卷二十八・職官十・武官上》：

北齊領軍府，凡禁衛官皆主之，以高歸彥為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

扼要言之，高歸彥是領軍大將軍，為禁衛軍最高長官。楊愔問計於他，是看中他手上的軍隊，以及職務之重要，豈知他虛與委蛇，轉頭即把楊愔的盤算告知高湛，楊愔焉有不敗之理？類似事件發生在唐初，秦王李世民能殺死兄長李建成及弟弟元吉，是因為他成功收買了玄武門守將、負責掌管禁軍的關鍵將領常何。

《北齊書・高歸彥傳》：

父徽，魏末坐事當徙涼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為西域大使，得胡師子來獻，以功得河東守。尋遂死焉。

高歸彥的父親高徽是經常和西域胡人打交道的，與西域胡人相友善。

高演剷除楊愔等，尚未可以做皇帝，成就他登上皇帝寶座的，是太皇太后婁昭君。《北齊書卷六・帝紀第六・孝昭》：

帝既當大位，知無不為，擇其令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己以聽政。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為皇建。

「恆代遺風」鮮卑婦女往往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與主動權，婁昭君也不例外。她一聲令下，高演即位，是為孝昭帝。

支持孝昭的段韶，其父親段榮

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後入魏，以豪族徙北邊，仍家於五原郡……韶，字孝先，小名鐵伐。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略。(《北齊書・段韶傳》)

屬懷朔鎮武將系統。

大體楊愔被殺、孝昭奪位成功，可視為北齊「鮮卑—西胡」派系的一次勝利，漢人士族集團被肅清。朝廷一元化的結果是管治進一步失效 (因無漢臣出謀劃策)，影響到經濟民生及天災的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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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齡次子謀反？唐高宗、長孫無忌聯手清除異己

唐高宗永徽四年 (公元 653 年) 二月，「遺愛、萬徹、令武等並伏誅；元景、恪、巴陵高陽公主並賜死。左驍衛大將軍、安國公執失思力配流巂州，侍中兼太子詹事、平昌縣公宇文節配流桂州。戊子，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配流桂州，恪母弟蜀王愔廢為庶人。」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一切須由房遺愛說起。

房遺愛是房玄齡次子，《新唐書》記他「誕率無學，有武力」，換言之，承繼不了父親的學問。太宗安排他娶高陽公主為妻，因高陽公主深得太宗寵愛，夫憑妻貴，「遺愛特承恩遇，與諸主婿禮秩絕異」，遺愛甚至因此「拜駙馬都尉，官至太府卿、散騎常侍」。魏王李泰有意謀奪太子之位，一度「招駙馬都尉柴令武、房遺愛等二十餘人，厚加贈遺，寄以腹心」，由此可見房遺愛在太宗後期頗受榮寵，其亦與柴令武屬魏王李泰集團。

不過，高陽公主有一大問題：恃寵生驕。仗賴父皇對自己寵愛，高陽公主開始變得傲慢。最明顯的一件事是，房玄齡死，嫡長子房遺直 (即房遺愛兄長) 按慣例承襲父親封爵，高陽公主為了「黜遺直而奪其封爵」，竟「誣告遺直無禮於己」，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弟婦誣告大伯非禮。《舊唐書》記事件發生在「永徽中」，但《新唐書》有「主驕蹇，疾遺直任嫡，遺直懼，讓爵，帝不許……主怨望，帝崩，哭不哀」，「帝」當指太宗。姑勿論如何，高陽公主失去靠山，此處已可窺知。

和《舊唐書》不同，《新唐書》多了一段記載：「主稍失愛，意怏怏。與浮屠辯機亂，帝怒，斬浮屠，殺奴婢數十人」，司馬光《通鑑》加以援引並寫得更仔細：「主與辯機私通，餉遺億計，更以二女子侍遺愛。太宗怒，腰斬辯機，殺奴婢十餘人」。

可是，查《宋高僧傳》，有「同普光寺棲玄、廣福寺明濬、會昌寺辯機、終南山豐德寺道宣，同執筆綴文，翻譯《本事經》七卷。」《開元釋教錄》記《本事經》七卷在「永徽元年九月十日於大慈恩寺翻經院譯至十一月八日畢沙門靜邁神昉等筆受」，綜合兩條文字，辯機至永徽元年尚未死，又何來被太宗腰斬？《新唐書》、《通鑑》所記基本上是虛構。

由此也可上推房遺直事件未必真在太宗朝發生，試想太宗一直愛女情切，他怎會不順從高陽公主的意思？反而「帝不許」的「帝」換成高宗，便合理得多，畢竟房遺愛是魏王李泰的人，高陽公主只是其姊，而非愛女，高宗沒必要一定買她的帳。

高宗未幾令「長孫無忌鞫 (審問) 其事，因得公主與遺愛謀反之狀」，牽連荊王李元景、吳王李恪、蜀王李愔，見「荊王元景，高祖第六子也……永徽四年，坐與房遺愛謀反賜死」、「吳王恪，太宗第三子也……永徽中，會房遺愛謀反，遂因事誅恪」、「蜀王愔，太宗第六子也……四年，坐與恪謀逆，黜為庶人，徙居巴州」。

元景的女兒嫁遺愛之弟遺則，與遺愛有往來，受牽連很正常。可是，吳王李恪被誅值得細味，史載「恪又有文武才，太宗常稱其類己。既名望素高，甚為物情所向。長孫無忌既輔立高宗，深所忌嫉…..遂因事誅恪，以絕眾望，海內冤之」，據此，吳王李恪果真罪有應得？未必，更似是長孫無忌要為外甥清除後患，而為高宗同意。事實上，太宗曾「欲立吳王恪，無忌密爭之，其事遂輟」，吳王恪曾是李治的皇位競爭對手，愔為恪弟，同為隋煬帝女兒楊妃所生，長孫無忌將二人連根拔起，等於肅清楊妃一系在朝廷的勢力，更加確保其造王成果於不墮。

《通鑑》記「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節，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左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執失思力並坐與房遺愛交通，流嶺表。節與遺愛親善，及遺愛下獄，節頗左右之。江夏王道宗素與長孫無忌、褚遂良不協，故皆得罪。」房遺愛謀反案，不能忽略有唐高宗、長孫無忌剷除異己的一面。

羅永生對房遺愛謀反案有一個精闢的概括：

值得注意的是薛萬徹、柴令武除了有與房遺愛一樣，是駙馬都尉外，三人尚有一共通點，就是與貞觀年間經營太子之位失敗被貶黜的魏王李泰關係密切……朝廷對房遺愛等人的打擊，當是看準了他們暫時群龍無首，因此先發制人，使李泰餘黨一擊而潰，也同時藉機去掉一些可能成為領導反對的人物，例如李治的叔父李元景和同父異母弟李恪……負責主持這次審訊的，主要是長孫無忌……這個任命，說明了朝廷對李泰集團舊人的打擊，不一定完全出於長孫無忌，也可能與高宗有關。

誰說唐高宗昏庸、懦弱、傀儡？至少在永徽初年看來，他是敢於亮劍，有所作為。

[主要參考資料]

1. 劉昫等，《舊唐書．房遺愛傳》

2. 劉昫等，《舊唐書．荊王元景傳》

3. 劉昫等，《舊唐書．吳王恪傳》

4. 劉昫等，《舊唐書．蜀王愔傳》

5. 劉昫等，《舊唐書．長孫無忌傳》

6. 劉昫等，《舊唐書．濮王泰傳》

7. 歐陽修等，《新唐書．房遺愛傳》

8.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9. 贊寧，《宋高僧傳卷四靖邁傳》

10. 智昇，《開元釋教錄》

11. 羅永生，＜唐高宗政治權謀的再認識 – 兼論高宗朝的武則天＞，收《隋唐政權與政制史論》

由《隋書・食貨志》看北齊興亡：山東糧倉的「充盈」與「竭耗」

《隋書・食貨志》對東魏至北齊一段經濟狀況有細緻描述。

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實繁，農商失業……尋而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於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

永安是北魏孝莊帝元子攸的第二個年號，是時朝政由爾朱榮把持。未幾六鎮爆發叛亂，戰亂導致糧食短缺，六鎮軍民紛紛向內遷徙。遷往何處？齊、晉之郊。

齊即今日山東省，晉即山西省。在當時，二地同屬於太行山以東的華北平原地區，又稱山東地區。華北平原地勢低平，土壤由河流沖積而成，土質肥沃，非常適合耕作。加上氣候適宜，降水適中，有利農作物生長，一直以來為中國糧食生產重要區域，屬天然糧倉。

高歡能夠成就霸業，是因為他擁有山東，解決了六鎮軍民的糧食問題。

魏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天平元年，遷都於鄴，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振貧人。

自北魏孝文帝遷都，黃河中下游的河洛地區一直是漢化中心。惟戰爭令洛陽蒙塵，農產被摧毀殆盡 (事實上農耕活動亦不可能進行)。由洛陽遷鄴，是因為考慮到鄴城地處冀南平原，土壤通氣性良好，且含有機質，加上水利設施完備，農業得以發展。

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鹽官，以煮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自是之後，倉廩充實，雖有水旱凶饑之處，皆仰開倉以振之。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

首都是重要農產區，加上高歡實行：

1. 每逢豐收之年折絹收購糧食，填滿國家倉貯；

2. 在各州郡河流的渡口與轉運點，設置官倉儲存水路運輸而來的糧食；

3. 滄、瀛、幽、青四州沿海置鹽官，煮鹽出售。

結果神武主政期間，每遇嚴重水災、旱災，必開倉救濟而減損災害對人民的影響，倉庫亦有足夠糧食以滿足人民需要。至於用兵打仗，更是軍糧軍費充足。

公元 538 – 542 年，連年穀物豐收，致使糧食價格低降，人民生活壓力得以減輕。

是時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賦。神武乃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文襄嗣業，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略有淮南之地。其新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

清查戶口，將規避田租力役的納入徵收範圍，此令國家糧食更多。

可惜高歡死後，高澄任大丞相時遇上侯景反叛，戰亂對河南農業造成破壞。後來侯景在南方梁朝作亂，高澄雖趁機佔有淮南地，卻對稅收助益不大。

及文宣受禪，多所創革……北興長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戰，其後南征諸將，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脩創臺殿，所役甚廣，而帝刑罰酷濫，吏道因而成姦，豪黨兼並，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為生事，由是姦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

高歡辛苦建立的基礎，竟毀在次子、北齊開國君主文宣帝高洋手中！

對外窮兵黷武，軍事支出龐大，對內大興土木，役民過甚，農產有出無入，農耕時節屢次錯過，復添以地方豪強與官府勾結，兼併土地，卻向中央政府隱瞞，不願繳交田租，戶籍散失，稅收大減，成為常態。

是時用度轉廣，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以節國之費用焉。

高洋浪費而無節制，動輒賞賜，入不敷支開始出現，發展至後來是官員減俸祿，軍人固定的糧食亦取消，地方鎮守戍邊職位被合併，一言以蔽之，即影響到軍政與國防系統的持續運作。

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范陽寬鄉以處之。百姓驚擾。屬以頻歲不熟，米糴踊貴矣。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議脩修石鼈等屯，歲收數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廩充足。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徙冀、定、瀛無田之人到范陽開墾，是糧食貯存已響起警號，必須盡快加強農業生產以作彌補。奈何雪上加霜，豐年不再，糧食有限推高其價格，所謂「米糴踊貴」。在淮南、長城屯田 (由兵隊自行耕作，補給軍需)，只是小修小補，延緩南北邊防系統崩潰的時日。

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踴。踊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

本身倉貯已不足夠，還要連年發生水災，地點正是太行山以東地區，天然糧倉所在地，糧食價格高得老百姓完全負擔不到，遂出現饑饉與餓死人的慘況。疾病疫症襲來，令死亡人數上升。

至天統中，又毀東宮，造脩修文、偃武、隆基嬪嬙諸院，起玳瑁樓。又於遊豫園穿池，周以列館，中起三山，構臺，以象滄海，並并大脩修佛寺，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祿，斷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與無限，加之旱蝗，國用轉屈，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後主大悅。於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豫焉。未幾而亡。

到了北齊後主高緯，狀況未扭轉，反而更加惡化，削減官員、軍人資源以修佛寺，起高樓，不節制地賞賜，仍是高洋本色。不同的是，今次再無耗費不盡的底氣，隨著軍政國防系統崩塌，北齊政權也走向滅亡。

唐高宗果真仁孝？

對於《舊唐書》標榜高宗仁孝，羅永生不以為然，他說：

《舊唐書．高宗本紀》初段所記強調他的孝德，總之是接近一位前途有望君主的樣板。應該注意的是，貞觀十五年 (641) 以後的實錄由長孫無忌監修，而他支持李治最力，主因當是他作為舅父可以保有和享受權力，因此我們不得不懷疑，其中有關他自己的部份與及有關李治的部份，大多極力強調可取的一面。

羅氏提出下列反例，以證明李治與父親的關係並不是那麼親密，反而在感情上較接近母親長孫皇后。

(1) 太宗遠征高麗，史載他「悲啼數日」，回來身體不適後，又不離左右，甚至「旬日之間，髮有變白者」。但倘若真的如此，李治心思全在父親身上，他何以有機會和心情與父親的後宮才人武氏搞不倫關係？

(2) 貞觀十七年 (公元 643 年) 前後，太宗因苑西守監農囿不修而大怒，下令處死之，李治為之說項，太宗雖未有依其意「付法推鞫」，卻「笞而釋之」。往後，史籍再不見李治向父親直言進諫。

(3) 太宗「敕選良家女以實東宮」，李治派于志寧推辭，未有讓父親完全支配他的感情和家庭生活。

(4) 膽敢在太宗有生之年與武才人發生關係。

(5) 貞觀二十二年 (公元 648 年) 為母親作大慈恩寺，「備寶車五十乘迎諸大德，并綵亭寶剎數百具，奉安新得梵夾諸經及瑞像舍利等，敕太常九部樂及長安、萬年音樂，京城諸寺華幡，導引入寺」，規模異常龐大，成為當時大事，李治後來並無為父親建立起同樣佛寺。

(6) 太宗征遼時，作為太子監國的李治曾下詔州郡，徵簡賢良，結果州郡舉了數百人。

儘管羅氏的反例不無可議之處，如

a. 李治是否於太宗在世時已向武才人表達愛意，且多次與之幽會，兩唐書無記載，《通鑑》只有「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不能斷定。

b. 史籍不見李治進諫，不代表事實上李治無進諫的行為。

c. 王皇后便是同安長公主「言於太宗，遂納為晉王妃」。

d. 不為父親建大規模佛寺，可以是出於其他原因 (高宗甫即位，權力不穩，不宜作佞佛之舉)，不一定能作為「他在感情上較接近母親多於父親」的證明。

e. 太子監國所運使的權力，是由大宗給予李治。

要之，他判斷李治在太宗末年並不仁弱，有自己的主見，基本上可取，也令受傳統史觀薰陶的人一新耳目。

由於李治並非完全昏庸無能，而是「外圓內方，膽大心細」極具政治智慧 (孟憲實的評價)，他在太宗遺詔公佈次日即把原在東宮帶職的官員升級 (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許敬宗)，往後又不斷培植自己勢力，以打破太宗設下的佈局 (長孫無忌、褚遂良聯合輔政)，便來得順理成章，可被解釋。甚至，立武氏為后，扳倒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亦未嘗不是高宗個人的意思，誠如黃永年所言，乃「皇帝與托孤老臣之爭」。

[主要參考資料]

1. 王欽若等編修，《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十九、卷二百六十一

2.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七、卷一百九十九

3. 釋覺岸，《釋氏稽古略》卷三

4. 羅永生，＜唐高宗政治權謀的再認識 – 兼論高宗朝的武則天＞，收《隋唐政權與政制史論》

5. 孟憲實，《唐高宗的真相》

6. 黃永年，＜說永徽六年廢立皇后事真相＞，收《文史探微 – 黃永年自選集》

從天然糧倉到人間煉獄 – 北齊山東賑給體系的崩潰

《北齊書卷七・帝紀第七・武成》：

山東大水，饑死者不可勝計，詔發賑給，事竟不行。

「山東」據杜佑《通典》注，指「太行、恒山之東」(通典卷第一百七十九・州郡九)。此一地區歷來是主要農耕地區，早在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年代，朝廷已有因農作物失收而移民就食山東之舉。

後魏明帝永興中，頻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

至高歡，延續這個傳統，《北齊書卷一・帝紀第一・神武上》：

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並、肆頻歲霜旱，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污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

奈何好景不常，北齊文宣帝高洋天保九年 (公元 558 年) 夏四月，發生嚴重旱災，《北齊書卷四・帝紀第四・文宣》：

是夏，大旱。帝以祈雨不應，毀西門豹祠，掘其塚。山東大蝗，差夫役捕而坑之。

從高洋祈雨不遂毀祠，更掘西門豹塚大興問罪之師，足見旱情比以往發生的都嚴峻。旱災地區在哪？史書沒交代。可是，按照徐光啟《農政全書》卷四十四：

水旱為災，尚多倖免之處；惟旱極而蝗，數千里間草木皆盡，或牛馬毛幡幟皆盡，其害尤慘，過於水旱也。

山東地區當為受災地。

天保八年 (公元 557 年)，蝗禍已肆虐山東，《北齊書卷四・帝紀第四・文宣》：

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內八郡大蝗。是月，飛至京師，蔽日，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

北齊政權的應對方法，除了派人捕蝗 (所謂「差夫役捕而坑之」)，就只能減免受災地區的租賦與戶調 (收農作物)。然而，蝗禍持續，這個紓困措施變相令官方貯存的糧食減少，一旦遇上嚴重天災，賑濟即成不可能。

據史載，

(天保八年) 甲辰，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

(天保九年) 戊申，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螽澇損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賦。 (兩條見《北齊書卷四・帝紀第四・文宣》)

(北齊後主高緯天統五年，公元 569 年) 戊申，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內偏旱者優免租調。(《北齊書卷八・帝紀第八・後主、幼主》)

減免徵收受災地區農作物一直持續到北齊滅亡。

武成帝開始，山東地區發生大規模水災，導致大量人民饑死 (見文章開首所引)，此為高歡時期從未發生。後主天統三年 (公元 567 年) 秋天，山東再有大水災，情況仍未改變。《北齊書卷八・帝紀第八・後主、幼主》：

是秋，山東大水，人饑，僵尸滿道。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百四・物異考十》：

後齊天保九年夏，大旱。先是，大發卒築長城四百餘里，年勞役之應也。乾明元年春，旱。先是，發卒數十萬築金鳳、聖應、崇光三臺，窮極侈麗，不恤百姓，亢陽之應也。河清二年四月，并、晉已西五州旱。是歲，發卒築軹關，突厥二十萬眾毀長城，寇恒州。後主天統二年春，旱。是時，大發卒起大明宮。

按此，濫用山東民力，役民過甚，錯過農耕時節，似乎是北齊旱災嚴重的成因。旱極而蝗，削弱糧食儲備，一旦遭遇大水，賑給系統崩潰，人民亦失救收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