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舊唐書．東夷傳》，留意到以下一段記載，非常有意思：
高祖嘗謂侍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終拒煬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驕貴，但據有土宇，務共安人，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即為詔述朕此懷也。」侍中裴矩、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遼東之地，周為箕子之國，漢家玄菟郡耳！魏、晉已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且中國之於夷狄，猶太陽之對列星，理無降尊，俯同籓服。」高祖乃止。
《新唐書．東夷傳》也有類似記載：
帝謂左右曰：「名實須相副。高麗雖臣於隋，而終拒煬帝，何臣之為？朕務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溫彥博諫曰：「遼東本箕子國，魏晉時故封內，不可不臣。中國與夷狄，猶太陽於列星，不可以降。」乃止。
扼要言之，唐高祖李淵認為，令一外族國家向自己稱臣是不需要的，最要緊是令該外族國家的老百姓有生活，能歸心，所謂「安人」。若一外族國家向彼稱臣，卻拒聽彼之號令，陽奉陰違，名不副實，此並不可取。
裴矩、溫彥博卻對高祖看法不以為然，覺得 (1) 遼東自西周歷兩漢俱為中國固有領土一部份 (2) 高麗作為夷狄，應持續接受中原文化薰陶，故不可許其脫離中原王朝控制，與中原王朝平起平坐。
李淵與裴矩、溫彥博的分歧，實際觸及到對朝貢體制的接受或質疑。李淵對朝貢體制有保留，裴、溫二人則視朝貢體制為天經地義。
關於朝貢體制，背後實有一套價值理念在支撐，此即「中國中心主義」。莊國土在＜略論朝貢制度的虛幻：以古代中國與東南亞的朝貢關係為例＞解釋「中國中心主義」的內涵：
華夏先民在與周邊各族的交往中，發展出「中國中心主義」的天下觀。這種中心主義，不但在於認為華夏在地域上居天下之中，而且有文明華夏與蠻夷周邊之別。因此，華夏周邊各族被冠以「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推而廣之，中土之外的各國，也被歸於番夷之列。中國本土與周邊國家共同構成天下……表現在對外交往方面，中國朝廷將所有與中國官方打交道的外國人都視為朝貢者。
莊氏進而批評「中國中心主義」有問題，他說：
由「中國中心主義」演繹出來的「天下觀」，實際上是一種中國觀的自我放大。古代中國統治者由此推行的對外關係體制，即西洋人所謂的「東亞世界體系」，是中國一廂情願的主觀推導，並非得到外國實際認可並有效運作的客觀存在。
無獨有偶，徐波在＜對古代東亞朝貢體制的再思考＞鞭撻朝貢體制：
古代東亞朝貢體制所體現的「大一統」與「天下」觀念妨礙了古代中國對外部世界的認識。這一體制或華夷秩序並不以平等為基礎，也並非完全依靠和平方式建立和維持，一旦有人挑戰這種秩序，朝廷不惜使用武力，這與現代國際關係理念背道而馳。朝貢體制具有相當強烈的內向性，是帝制政府彰顯合法性和權威性的工具，朝廷希圖彰顯「萬邦來朝」盛況以顯示威力、渲染太平、滿足虛榮心……
和莊氏不同，徐氏是從「國與國之間的平等」，以及「建立和平的國際關係」兩方面出發，點明朝貢體制的缺陷。
又朝廷借朝貢體制顯示威力、滿足虛榮心云云，不正是李淵口中所講的「以自尊大」嗎？李淵在當時能夠看出朝貢體制及其理念的根本問題，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可謂高瞻遠囑。
查《隋書．裴矩傳》：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也。祖他，魏都官尚書。父訥之，齊太子舍人。矩繈褓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矩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矩始留情世事。齊北平王貞為司州牧，辟為兵曹從事，轉高平王文學。及齊亡，不得調。高祖為定州總管，召補記室，甚親敬之。
裴矩是北齊舊官，有相當的文化素養。
至於溫彥博，其兄長為溫大雅，《舊唐書．溫大雅傳》：
溫大雅，字彥弘，太原祁人也。父君悠，北齊文林館學士，隋泗州司馬。
溫彥博也是北齊官員的後人。
胡勝源＜東魏北齊鮮卑漢化的幾個跡象＞指出：
東魏北齊鮮卑已逐漸漢化，表現在朝廷漢語的流行、鮮卑採用漢名、基層胡漢混居、國策由「重武」轉為「尚文」、鮮卑後裔的「文質化」等幾個面向，可知漢文化對鮮卑的影響顯然不低，國策變為「偃武修文」甚或是北齊滅亡的原因之一
黃永年＜論北齊的文化＞：
東魏、北齊之經濟優越於西魏、北周，以至文化也遠勝於西魏、北周。
錢穆《國史大綱》：
五胡雜居內地，已受相當漢化。但彼輩所接觸者，乃中國較舊之經學傳統。
合而觀之，裴、溫對朝貢體制及其理念的堅持，基本上是兩漢以來儒家文化的主流意見。
李淵先祖出身代郡武川鎮，有胡人血統，他因此能夠跳出傳統的思維框框，以新的眼光看問題。若歷史沿著李淵的高見發展，唐朝與高麗或可避免幾場戰爭，一種類似「邦聯」(所謂「邦聯」，是指兩個或以上地位平等的國家，為了某些目的而組成的聯合體) 的國際外交關係亦得以建立。
奈何裴、溫折服了李淵，落後的朝貢體制被保留了，但由此也反面證明陳寅恪「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遂能創空前之世局。」(＜李唐氏族推測之後記＞) 所言非虛。唐朝後來由盛轉衰，正是因為漢化太深，喪失了塞外的靈活跳脫、坦誠率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