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宗以《妙法蓮華經》(簡稱《法華經》) 為宗。《法華經》所說的不是第一序的問題 (即提出一系統的、鮮明的、特殊的教義)，乃是第二序的
(即針對佛意、佛之本懷予以開示)。開權顯實，發迹顯本，是它處理問題的方式。它在此成立圓教 (華嚴宗是第一序上的，它有特殊的系統、教義)。
何謂「開權顯實」？
假定當初與佛結緣而為佛之眷屬，被預記為皆得成佛，則今日雖處凡夫之境或小機 (與鈍根連言)
之境，佛就之而方便施教，遂成為迹門之權教。權教也者，佛對眾生根器不齊所施之方便說或差別說。
若知是權教，而不滯於權，執權以為實，則一經開決，凡在此權教指導下之凡夫之行或小機之行皆是佛因，佛因即圓因或妙因，此即所謂開權以顯實，權即是實。
既開權以顯實，雖凡夫或小機，亦可成佛。要者是在：成佛必須不離 (「即」) 此凡夫之任一行或小機之任一行，所謂「低頭舉手皆成佛道」。這是智者
(智顗，弘揚天台教義最力) 大師創闢的原初的、智慧的洞見。
如果隔斷此凡夫或小機之任一行，以為成佛另有一套作法，則佛終不得成。勉強有所成，也不是圓佛，蓋其因不圓，故果亦不圓。
成佛必不離 (「即」) 凡夫、二乘、菩薩之任一行而成佛，擴大之，必不離 (「即」) 九法界 (六道眾生、聲聞、緣覺、菩薩)
之任一法而成佛。簡單講，佛之即眾生而為佛也。
佛即眾生而為佛，《維摩詰經》(經中主角維摩詰居士，家財萬貫，樂善好施，不執著於形相。為了度化眾生，其竟向天神天魔、王公貴族說法，甚至在妓院、賭場向貪歡求樂的鄉民說法)
早已有此理境，而且盛談此理境。
＜佛道品第八＞：
「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汙泥乃生此華。如是，見無為法入正位者，終不復能生于佛法。煩惱泥中乃有眾生起佛法耳。又如殖種于空，終不得生。糞壤之地，乃能滋茂。如是，入無為正位者，不生佛法。起于我見如須彌山，猶能發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
誠然，眾生世間本即是穢惡之汙泥，但成佛不是高蹈事，必即於汙泥而成佛。「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菩提必即於煩惱而生，涅槃必即於生死而成。
＜佛道品第八＞又有以下兩句：
「若菩薩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
佛道即於非道而見，解脫不是隔離或斷除種種邪念 (如淫、怒、癡)，此名曰「不斷斷」。
「不斷斷」，亦曰「不思議斷」/「圓斷」，指：不客觀地斷除或隔離非道之惡事而主觀地即得「解心無染」。
《維摩詰經》中＜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但除其病，而不除法」，竊以為深契於天台宗「不斷斷」之奧義。
道家言「小隱隱於野，中隱隱於市，大隱隱於朝」，儒家孔子言「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結合天台宗的「不斷斷」，可見三教皆強調修行需要入世。閉門靜坐，避世隱居，終非正道。
[主要參考資料]
1.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
2018年7月31日 星期二
華嚴宗 (下)
「六相圓融」的「六相」指總相、別相、同相、異相、成相、壞相。
按照牟宗三的看法：
「總相」的「總」不是一構造的綜體之定名 (totality)，而是一緣即是「總」，每一緣之獨自全成 (全自獨作) 即是「總」。舉例言之，「舍」是「總相」，「舍」不是指「椽」、「板」、「瓦」等的結合，而是「椽即是舍」、「板即是舍」、「瓦即是舍」(「即是」是緣成的「即是」，非西方的 is)。
「別相」的「別」非定別，「別」即是「總」，以「總」成「別」。「椽」、「板」、「瓦」須不離「舍」而成其為「椽」、「板」、「瓦」，別而非別成其別。
「同相」的「同」是協同、不相違義，諸緣 (「椽」、「板」、「瓦」) 和合共作 (「舍」) 而不相衝突，是名「同相」。諸緣和合，非指諸緣各出少力共作，乃指諸緣獨自全成 (全自獨作) 而不相違背、不相衝突。
「異相」的「異」非定異，為緣起性空幻現的異。因「異」無自性，不能久住，終會變遷，「異」不礙其緣起無自性之無定是，無定是則異而無異。
「成相」的「成」指諸緣 (「椽」、「板」、「瓦」) 各住自法，未捨己去作成某某事 (「舍」)，不作而作，不成而成。
諸緣 (「椽」、「板」、「瓦」) 各住自法，未捨己不作成某某事 (「舍」)，謂之「壞」。
丁福保對「六相」的解釋如下：
「華嚴經十地品所說，依此而談法界緣起事事無礙之義。華嚴宗之至相，大發揮之。一總相，二別相，三同相，四異相，五成相，六壞相。一切緣起之法 (案：這裡是講法界緣起)，必具此六相。不具六相，則不能為緣起。此六相為就體相用論平等差別之二義者。前二相為體上之平等差別，總相者示平等之體，別相者示差別之體。平等之體，謂一體具多體也，差別之體謂多體各別也。例如一舍，一舍中具許多之磚瓦等以磚瓦等多體總造一舍，是為平等之體即總相也，而一舍中，磚瓦等之多體各別，即為差別之體，是別相也。又同異之二相者，為相上之平等差別，如磚瓦等形相雖各別然有同造一舍之相，故云同相，諸相各別，故云異相。又成壞之二相者，為用上之平等差別如磚瓦等以各異之作用合成一舍，謂之成相，彼等各具一一之作用，謂之壞相。此六相互相融和，不離一味，謂之六相圓融。是一切緣起法之自性然也。」
丁氏對「總相」、「別相」的見解似有別於牟氏。他是從「全體 - 部份」看「總」「別」，把「總」視為「構造的綜體之定名」。
法藏在《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總結「六相」：
「總即一舍，別則諸緣。同即互不相違，異即諸緣各別。成即諸緣辦果，壞即各住自法。」
他又說：
「總相者，一含多德故。別相者，多德非一故；別依止總，滿彼總故。同相者，多義不相違故，同成一總故。異相者，多義相望，各各異故。成相者，由此諸義，緣起成故。壞相者，諸義各住自法，不移動故。」
在《華嚴金獅子章》中，法藏以金獅子為比喻，來說明「六相」：
「獅子是總相。五根差別是別相。共從一緣起是同相。眼耳各不相知是異相。諸緣共會是成相，諸緣各住自位是壞相。」
誠如丁福保所言，「六相」的提出，旨在闡述法界緣起事事無礙之義，「就凡夫所見之事相上言之，事相各各隔礙，不具六相，若就聖眼所見之諸法體性言之，則於一一事相中，見此六相圓融，以六相圓融之故，諸法即一真法界無盡緣起也」。
「十玄緣起」、「六相圓融」，精妙是精妙，卻似是一種對佛境界的觀解、空描，脫略修行工夫。
呂秋逸說：
「在華嚴宗的宗義裡，無盡緣起說並沒有能夠很好的和普賢行願結合起來發揮這一宗的特色，華嚴宗徒雖然竭力闡揚法界觀乃至六相、十玄等等觀法，但不自覺地停止在靜觀的階段，實際的意味很爲淡薄，說得厲害一些，僅僅構成一精緻的圖式而已。後世天台家很不滿意地給以『有教無觀』或者『有觀無行』的批評。在我們看來，這並不算是苛刻的。」
未嘗沒有道理。
[主要參考資料]
1. 牟宗三，《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
2.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
3.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4. 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
按照牟宗三的看法：
「總相」的「總」不是一構造的綜體之定名 (totality)，而是一緣即是「總」，每一緣之獨自全成 (全自獨作) 即是「總」。舉例言之，「舍」是「總相」，「舍」不是指「椽」、「板」、「瓦」等的結合，而是「椽即是舍」、「板即是舍」、「瓦即是舍」(「即是」是緣成的「即是」，非西方的 is)。
「別相」的「別」非定別，「別」即是「總」，以「總」成「別」。「椽」、「板」、「瓦」須不離「舍」而成其為「椽」、「板」、「瓦」，別而非別成其別。
「同相」的「同」是協同、不相違義，諸緣 (「椽」、「板」、「瓦」) 和合共作 (「舍」) 而不相衝突，是名「同相」。諸緣和合，非指諸緣各出少力共作，乃指諸緣獨自全成 (全自獨作) 而不相違背、不相衝突。
「異相」的「異」非定異，為緣起性空幻現的異。因「異」無自性，不能久住，終會變遷，「異」不礙其緣起無自性之無定是，無定是則異而無異。
「成相」的「成」指諸緣 (「椽」、「板」、「瓦」) 各住自法，未捨己去作成某某事 (「舍」)，不作而作，不成而成。
諸緣 (「椽」、「板」、「瓦」) 各住自法，未捨己不作成某某事 (「舍」)，謂之「壞」。
丁福保對「六相」的解釋如下：
「華嚴經十地品所說，依此而談法界緣起事事無礙之義。華嚴宗之至相，大發揮之。一總相，二別相，三同相，四異相，五成相，六壞相。一切緣起之法 (案：這裡是講法界緣起)，必具此六相。不具六相，則不能為緣起。此六相為就體相用論平等差別之二義者。前二相為體上之平等差別，總相者示平等之體，別相者示差別之體。平等之體，謂一體具多體也，差別之體謂多體各別也。例如一舍，一舍中具許多之磚瓦等以磚瓦等多體總造一舍，是為平等之體即總相也，而一舍中，磚瓦等之多體各別，即為差別之體，是別相也。又同異之二相者，為相上之平等差別，如磚瓦等形相雖各別然有同造一舍之相，故云同相，諸相各別，故云異相。又成壞之二相者，為用上之平等差別如磚瓦等以各異之作用合成一舍，謂之成相，彼等各具一一之作用，謂之壞相。此六相互相融和，不離一味，謂之六相圓融。是一切緣起法之自性然也。」
丁氏對「總相」、「別相」的見解似有別於牟氏。他是從「全體 - 部份」看「總」「別」，把「總」視為「構造的綜體之定名」。
法藏在《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總結「六相」：
「總即一舍，別則諸緣。同即互不相違，異即諸緣各別。成即諸緣辦果，壞即各住自法。」
他又說：
「總相者，一含多德故。別相者，多德非一故；別依止總，滿彼總故。同相者，多義不相違故，同成一總故。異相者，多義相望，各各異故。成相者，由此諸義，緣起成故。壞相者，諸義各住自法，不移動故。」
在《華嚴金獅子章》中，法藏以金獅子為比喻，來說明「六相」：
「獅子是總相。五根差別是別相。共從一緣起是同相。眼耳各不相知是異相。諸緣共會是成相，諸緣各住自位是壞相。」
誠如丁福保所言，「六相」的提出，旨在闡述法界緣起事事無礙之義，「就凡夫所見之事相上言之，事相各各隔礙，不具六相，若就聖眼所見之諸法體性言之，則於一一事相中，見此六相圓融，以六相圓融之故，諸法即一真法界無盡緣起也」。
「十玄緣起」、「六相圓融」，精妙是精妙，卻似是一種對佛境界的觀解、空描，脫略修行工夫。
呂秋逸說：
「在華嚴宗的宗義裡，無盡緣起說並沒有能夠很好的和普賢行願結合起來發揮這一宗的特色，華嚴宗徒雖然竭力闡揚法界觀乃至六相、十玄等等觀法，但不自覺地停止在靜觀的階段，實際的意味很爲淡薄，說得厲害一些，僅僅構成一精緻的圖式而已。後世天台家很不滿意地給以『有教無觀』或者『有觀無行』的批評。在我們看來，這並不算是苛刻的。」
未嘗沒有道理。
[主要參考資料]
1. 牟宗三，《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
2.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
3.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4. 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
2018年7月30日 星期一
生日快樂
還有個多星期就是曉瑩的生日，她是 8 月 10
日生日的。過往我會在面書給她說「生日快樂」，今年開始，我再無這個資格了，我被她封鎖了。我只能獨個兒默默祝福她，這種感覺很難受，她知道嗎？
愛一個人是如何的滋味，這一年我彷彿完全感受了。
「弱水三千，唯取一瓢飲」固然是其中一面，但原來當所愛永遠離去，做甚麼事都會提不起勁，做甚麼事都會想起她。
我已不只一次在看書時想到曉瑩的離去，因而掩卷。我亦不只一次在聽歌、工作時想到曉瑩的離去，因而頓覺人生一切俱無意義。
最痛苦是，年復年，月復月，日復日，折磨無止境，我和她卻不斷的老去。我們還有機會重逢聊天嗎？我一再追問，換來是一絲絲嘆息。或許，到她離世的一天，陪她走到最後的，是那位 perfect match，我則依舊懵然不知。反之亦然。
為何她不能給我機會？為何她不嘗試接受我？為何她要如此重傷我？
其實，答案我是知道的，只是我仍禁不住要每天的問。這個問，更多是情感的不捨吧！
當然，我試過「醜化」曉瑩。我記得她批過我「寫評論寫上腦」(即胡亂下判斷批評人)、「扮情聖」(不相信我寫給她的文字發乎真情實感)、「係咪睇得多韓劇 / 武俠小說」(恥笑我識見淺狹)......一個不了解不欣賞自己的女人，還要天天抱著另一個男人睡，我幹麼還要再花心神在她身上？
然而，任我如何「醜化」，第二天依舊想起，那些回憶斷片模糊不清地襲來。此恨綿綿無絕期，這就是愛吧？
在網上看到作家 Middle 一段文字：
「然後，後來，
我終於變成了你的理想，
在不知不覺之間，在經過多少秋冬之後，
不會再靠近，
也不可能再讓你有半點生厭。
只是我們也不會再聯繫，
變得再陌生，你也是不會有半點察覺。
然後哪天，我們在街上偶遇，
我們也沒有再說話，就只是在彼此身邊，
淡然的擦身而過……」
有朝一日，曉瑩和我也會變得「在街上偶遇，我們也沒有再說話，就只是在彼此身邊，淡然的擦身而過」？我不想如此，我不想，這是教人心酸的結局，也教人心寒。
存在主義不是叫我們珍惜在世的每一分每一秒嗎？因為有死亡大限，更加要珍惜。我究竟是不是前世作了太多孽、犯了太多罪，今世要眼白白的看著自己最心愛的女人走遠，連珍惜她都不可以？
我很疲累，我不斷的遏止內心傷痛，裝作若無其事，但想到深處，那份絕望，那份酸楚仍是揮之不去。
我明白，當我有朝得道成佛，我跟曉瑩的種種前塵往事也不過是在海印三昧中映現的影象......
可是，如果成佛就等於要放下曉瑩，放下對她的一切思念、愛戀，捫心自問，我寧願不成佛。
我不知何時才能擺脫此番折騰。一切美色在曉瑩的映照下，都好像變得不再美。
因為曉瑩，我喜歡上男仔頭、直不甩、得罪人多稱呼人少、據理力爭寸步不讓的性格，學校內有位小女孩剛好有這些性格，我很喜歡。
在曉瑩眼中，我可能是個陌生人、無自知之明的小丑，甚至連狗都比不上。不過，在我眼中，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念念不忘。
曉瑩生日，希望她健康，繼續青春美麗，事事如意，好好愛惜自己。
唉，除了說這些，我還可以怎樣？
愛一個人是如何的滋味，這一年我彷彿完全感受了。
「弱水三千，唯取一瓢飲」固然是其中一面，但原來當所愛永遠離去，做甚麼事都會提不起勁，做甚麼事都會想起她。
我已不只一次在看書時想到曉瑩的離去，因而掩卷。我亦不只一次在聽歌、工作時想到曉瑩的離去，因而頓覺人生一切俱無意義。
最痛苦是，年復年，月復月，日復日，折磨無止境，我和她卻不斷的老去。我們還有機會重逢聊天嗎？我一再追問，換來是一絲絲嘆息。或許，到她離世的一天，陪她走到最後的，是那位 perfect match，我則依舊懵然不知。反之亦然。
為何她不能給我機會？為何她不嘗試接受我？為何她要如此重傷我？
其實，答案我是知道的，只是我仍禁不住要每天的問。這個問，更多是情感的不捨吧！
當然，我試過「醜化」曉瑩。我記得她批過我「寫評論寫上腦」(即胡亂下判斷批評人)、「扮情聖」(不相信我寫給她的文字發乎真情實感)、「係咪睇得多韓劇 / 武俠小說」(恥笑我識見淺狹)......一個不了解不欣賞自己的女人，還要天天抱著另一個男人睡，我幹麼還要再花心神在她身上？
然而，任我如何「醜化」，第二天依舊想起，那些回憶斷片模糊不清地襲來。此恨綿綿無絕期，這就是愛吧？
在網上看到作家 Middle 一段文字：
「然後，後來，
我終於變成了你的理想，
在不知不覺之間，在經過多少秋冬之後，
不會再靠近，
也不可能再讓你有半點生厭。
只是我們也不會再聯繫，
變得再陌生，你也是不會有半點察覺。
然後哪天，我們在街上偶遇，
我們也沒有再說話，就只是在彼此身邊，
淡然的擦身而過……」
有朝一日，曉瑩和我也會變得「在街上偶遇，我們也沒有再說話，就只是在彼此身邊，淡然的擦身而過」？我不想如此，我不想，這是教人心酸的結局，也教人心寒。
存在主義不是叫我們珍惜在世的每一分每一秒嗎？因為有死亡大限，更加要珍惜。我究竟是不是前世作了太多孽、犯了太多罪，今世要眼白白的看著自己最心愛的女人走遠，連珍惜她都不可以？
我很疲累，我不斷的遏止內心傷痛，裝作若無其事，但想到深處，那份絕望，那份酸楚仍是揮之不去。
我明白，當我有朝得道成佛，我跟曉瑩的種種前塵往事也不過是在海印三昧中映現的影象......
可是，如果成佛就等於要放下曉瑩，放下對她的一切思念、愛戀，捫心自問，我寧願不成佛。
我不知何時才能擺脫此番折騰。一切美色在曉瑩的映照下，都好像變得不再美。
因為曉瑩，我喜歡上男仔頭、直不甩、得罪人多稱呼人少、據理力爭寸步不讓的性格，學校內有位小女孩剛好有這些性格，我很喜歡。
在曉瑩眼中，我可能是個陌生人、無自知之明的小丑，甚至連狗都比不上。不過，在我眼中，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念念不忘。
曉瑩生日，希望她健康，繼續青春美麗，事事如意，好好愛惜自己。
唉，除了說這些，我還可以怎樣？
2018年7月29日 星期日
儂智高事件 (中)
儂智高連陷橫、貴、藤、梧、康、端、龔、封八州，封州知州曹覲、康州知州趙師旦皆戰死。
智高進圍廣州，廣州知州魏瓘奮力抵禦，史載「魏瓘築廣州城，鑿井蓄水，作大弩為守備。及儂智高攻城甚急，且斷流水，而城堅，井飲不竭，弩發輒洞中，賊勢稍屈」。
英州知州蘇緘聞廣州被圍，曰：「廣與吾州密邇，今城危在旦暮，而恬不往救，非義也。」招募數千壯勇之士，夜行赴援。途中巧遇黃師宓 (智高謀士之一) 的父親，緘派人「縛其父，斬以徇，賊聞之喪氣」。
廣州被圍多日，人力物力俱疲。儂智高出動數百方舟急攻南城，廣州可謂危在旦夕。番禺令蕭注人急智生，「募得海上強壯二千餘人，以海船集上流」，趁晚上起颶風，縱火焚智高數百方舟，只見「煙焰燭天」，智高軍大潰。援兵糧食相繼入城，廣州逃過一劫。
此時，轉運使王罕在外面募民兵入城，加強城內守備。儂智高知廣州不可奪，圍五十七日，自行撤退。值得注意是「由清遠縣濟江，擁婦女作樂而行」，如斯腐化，儂智高失敗似乎是必然。
仁宗命韶州知州陳曙領兵討儂智高，又用「余靖為秘書監、知潭州；前屯田員外郎、直史館楊畋為廣南西路體量安撫提舉經制賊盜......尋改靖廣南西路安撫使、知桂州......命知桂州余靖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
然而，成效並不顯著。
皇祐四年 (公元 1052 年) 七月，儂智高在白田遇上廣東都監張忠，張忠戰死。董玉、王懿、張宿、趙允明、張全、鄧冕等皆歿 (智高不堪而宋軍依然難以取勝，可見宋軍嚴重積弱)。
九月，儂智高於賀州殺廣南鈐轄蔣偕，何宗古、張達、唐峴皆歿。
唯獨一孫沔，稍知軍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為憂也。臣睹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明日，聞蔣偕死，帝諭執政曰：『南事誠如沔所料。』......沔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二十八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折之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僥幸勝，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
仁宗以孫沔為「湖南、江西路安撫使」兼「廣南東、西路安撫使」。孫沔憂慮儂智高度嶺而北，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 (一說宴犒，慰勞軍士的酒食)。」智高果然起疑，不敢北侵。
孫沔之外，尚有狄青，乃一「良將材」。
狄青「善騎射」，在延州抵抗西夏入侵，「常為先鋒」，「臨敵被發、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尹洙與狄青談軍事，覺得這位年輕人非常有才幹，把他舉薦給韓琦、范仲淹，韓、范二人待狄青甚厚。
仲淹以《左氏春秋》授狄青，說：「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狄青自此用心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
狄青出身行伍，面上仍留有早年的刺字。仁宗敕狄青敷藥把字除去，狄青回答：「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仁宗不久以他為「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擢樞密副使」。
適逢「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為憂」，狄青上表請行，仁宗委任他做宣徽南院使、宣撫荊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畢沅，《續資治通鑑》。
3.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智高進圍廣州，廣州知州魏瓘奮力抵禦，史載「魏瓘築廣州城，鑿井蓄水，作大弩為守備。及儂智高攻城甚急，且斷流水，而城堅，井飲不竭，弩發輒洞中，賊勢稍屈」。
英州知州蘇緘聞廣州被圍，曰：「廣與吾州密邇，今城危在旦暮，而恬不往救，非義也。」招募數千壯勇之士，夜行赴援。途中巧遇黃師宓 (智高謀士之一) 的父親，緘派人「縛其父，斬以徇，賊聞之喪氣」。
廣州被圍多日，人力物力俱疲。儂智高出動數百方舟急攻南城，廣州可謂危在旦夕。番禺令蕭注人急智生，「募得海上強壯二千餘人，以海船集上流」，趁晚上起颶風，縱火焚智高數百方舟，只見「煙焰燭天」，智高軍大潰。援兵糧食相繼入城，廣州逃過一劫。
此時，轉運使王罕在外面募民兵入城，加強城內守備。儂智高知廣州不可奪，圍五十七日，自行撤退。值得注意是「由清遠縣濟江，擁婦女作樂而行」，如斯腐化，儂智高失敗似乎是必然。
仁宗命韶州知州陳曙領兵討儂智高，又用「余靖為秘書監、知潭州；前屯田員外郎、直史館楊畋為廣南西路體量安撫提舉經制賊盜......尋改靖廣南西路安撫使、知桂州......命知桂州余靖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
然而，成效並不顯著。
皇祐四年 (公元 1052 年) 七月，儂智高在白田遇上廣東都監張忠，張忠戰死。董玉、王懿、張宿、趙允明、張全、鄧冕等皆歿 (智高不堪而宋軍依然難以取勝，可見宋軍嚴重積弱)。
九月，儂智高於賀州殺廣南鈐轄蔣偕，何宗古、張達、唐峴皆歿。
唯獨一孫沔，稍知軍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為憂也。臣睹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明日，聞蔣偕死，帝諭執政曰：『南事誠如沔所料。』......沔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二十八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折之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僥幸勝，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
仁宗以孫沔為「湖南、江西路安撫使」兼「廣南東、西路安撫使」。孫沔憂慮儂智高度嶺而北，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 (一說宴犒，慰勞軍士的酒食)。」智高果然起疑，不敢北侵。
孫沔之外，尚有狄青，乃一「良將材」。
狄青「善騎射」，在延州抵抗西夏入侵，「常為先鋒」，「臨敵被發、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尹洙與狄青談軍事，覺得這位年輕人非常有才幹，把他舉薦給韓琦、范仲淹，韓、范二人待狄青甚厚。
仲淹以《左氏春秋》授狄青，說：「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狄青自此用心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
狄青出身行伍，面上仍留有早年的刺字。仁宗敕狄青敷藥把字除去，狄青回答：「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仁宗不久以他為「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擢樞密副使」。
適逢「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為憂」，狄青上表請行，仁宗委任他做宣徽南院使、宣撫荊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畢沅，《續資治通鑑》。
3.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2018年7月28日 星期六
儂智高事件 (上)
仁宗皇祐元年 (公元 1049 年) 九月，廣源州蠻族 (現稱壯族) 首領儂智高起兵侵略宋朝邕州 (屬廣南西路)。
廣源州位於邕州西南，地處宋朝及大瞿越邊界，山勢陡峭，草木茂密陰深，盛產黃金、丹砂。聚居該地的人「椎髻左袵，善戰鬥，輕死好亂」，未脫野蠻風俗。
韋氏、黃氏、周氏、儂氏為部落領袖，卻只知互相劫掠。直到唐朝邕管經略使徐申予以厚撫，「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皆定」。
唐朝末年，交趾強盛，據有安南。廣源州名義上雖仍屬唐，但實際已服從於交趾。
儂氏世為廣源州首領。傳到儂民富一代，宋太宗封他為檢校司空、御史大夫、上柱國。民富死，兒子儂全福承繼父位，宋真宗授予他儻猶州知州。真宗又以全福之弟儂存祿為萬涯州知州，妻弟儂當道為武勒州知州。
全福不久殺存祿、當道，兼併萬涯州、武勒州。此舉引起交趾不滿，派兵「擄全福及其子智聰以歸」。全福妻阿儂，後改嫁商人，生子，名智高。智高 13 歲，殺繼父，曰：「天下豈有二父邪！」冒姓儂氏，輾轉與母親出據儻猶州，建立「大曆國」。
交趾出兵討伐，智高被擒，未幾獲釋，出任廣源州知州。然而，儂智高並沒真正臣服，「居四年，遂襲據安德州」，建立「南天國」，改年「景瑞」。
儂智高「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不為宋朝許可。「復奉金函書以請，亦不報」。智高大怒，於是與廣州進士黃師宓等合謀，進攻廣南。
智高破釜沉舟，「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紿 (欺騙) 眾 (人) 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否則兵死。』」眾將士果然戰意高昂，五千士兵沿鬱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張日新等戰死。仁宗急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討伐。
皇祐四年 (公元 1052 年) 五月，儂智高至邕州城下。邕州知州陳珙見形勢不妙，令通判王乾佑守來遠門，代理都監李肅守大安門，指使武吉守朝天門。適逢廣西都監張立率領部隊從賓州前來增援，邕州看似不易陷落。
偏偏陳珙在城上犒軍 (此見宋軍疏於防範，未進入備戰狀態)，當眾人酒酣耳熱之際，儂智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領兵破城而入。陳珙、張立、王乾祐等人被擒，兵死者千餘人。
儂智高在軍資庫裡發現自己之前奉上的金函，怒不可遏地質問陳珙為何不替他上呈：「我請內屬，求一官以統攝諸部，汝不以聞，何也？」陳珙狡辯，卒之被斬。張立、王乾祐等人亦遇害。
司戶參軍孔宗旦得到儂智高賞識，宗旦不屈，破口大罵，被害身亡。
智高控制邕州，即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啟歷」，置官屬。「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藤、梧、康、端、龔、封八州」。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畢沅，《續資治通鑑》。
3.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廣源州位於邕州西南，地處宋朝及大瞿越邊界，山勢陡峭，草木茂密陰深，盛產黃金、丹砂。聚居該地的人「椎髻左袵，善戰鬥，輕死好亂」，未脫野蠻風俗。
韋氏、黃氏、周氏、儂氏為部落領袖，卻只知互相劫掠。直到唐朝邕管經略使徐申予以厚撫，「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皆定」。
唐朝末年，交趾強盛，據有安南。廣源州名義上雖仍屬唐，但實際已服從於交趾。
儂氏世為廣源州首領。傳到儂民富一代，宋太宗封他為檢校司空、御史大夫、上柱國。民富死，兒子儂全福承繼父位，宋真宗授予他儻猶州知州。真宗又以全福之弟儂存祿為萬涯州知州，妻弟儂當道為武勒州知州。
全福不久殺存祿、當道，兼併萬涯州、武勒州。此舉引起交趾不滿，派兵「擄全福及其子智聰以歸」。全福妻阿儂，後改嫁商人，生子，名智高。智高 13 歲，殺繼父，曰：「天下豈有二父邪！」冒姓儂氏，輾轉與母親出據儻猶州，建立「大曆國」。
交趾出兵討伐，智高被擒，未幾獲釋，出任廣源州知州。然而，儂智高並沒真正臣服，「居四年，遂襲據安德州」，建立「南天國」，改年「景瑞」。
儂智高「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不為宋朝許可。「復奉金函書以請，亦不報」。智高大怒，於是與廣州進士黃師宓等合謀，進攻廣南。
智高破釜沉舟，「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紿 (欺騙) 眾 (人) 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否則兵死。』」眾將士果然戰意高昂，五千士兵沿鬱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張日新等戰死。仁宗急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討伐。
皇祐四年 (公元 1052 年) 五月，儂智高至邕州城下。邕州知州陳珙見形勢不妙，令通判王乾佑守來遠門，代理都監李肅守大安門，指使武吉守朝天門。適逢廣西都監張立率領部隊從賓州前來增援，邕州看似不易陷落。
偏偏陳珙在城上犒軍 (此見宋軍疏於防範，未進入備戰狀態)，當眾人酒酣耳熱之際，儂智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領兵破城而入。陳珙、張立、王乾祐等人被擒，兵死者千餘人。
儂智高在軍資庫裡發現自己之前奉上的金函，怒不可遏地質問陳珙為何不替他上呈：「我請內屬，求一官以統攝諸部，汝不以聞，何也？」陳珙狡辯，卒之被斬。張立、王乾祐等人亦遇害。
司戶參軍孔宗旦得到儂智高賞識，宗旦不屈，破口大罵，被害身亡。
智高控制邕州，即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啟歷」，置官屬。「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藤、梧、康、端、龔、封八州」。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畢沅，《續資治通鑑》。
3.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2018年7月27日 星期五
王則造反 (下)
禁軍軍士王則與州吏張巒、卜吉合謀，利用「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號召徒眾佔據貝州，反抗宋朝。由於貝州城池堅固，官軍久攻不下，慶曆八年 (公元 1048
年) 春，仁宗命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加強進攻。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曾祖父原姓「敬」，因避石敬瑭諱，改姓「文」。天聖五年 (公元 1027 年)，文彥博中進士，歷任翼城知縣、絳州通判、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河東轉運副使等職。慶曆七年 (公元 1047 年)，「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
文彥博兒時已很聰敏，《邵氏聞見錄》：「文潞公幼時與群兒擊球，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球浮出。」這就是家喻戶曉的「文彥博洞中取球」的由來。「三川口之戰」後，臨陣脫逃的黃德和誣告劉平、石元孫投降西夏，彥博奉命在河中府設法庭詳細審理，終於還劉、石二人一個公道，黃德和被誅。
「王則造反」，明鎬無法剿平，文彥博遂主動請求去貝州討伐。是時夏竦為樞密使，跟明鎬不和，「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請，輒從中沮 (阻) 之」。彥博「言軍事中覆 (朝廷的批覆) 不及 (來不及)，願得專行 (獨斷獨行)」，仁宗「詔許彥博以便宜從事」，解決了問題。
文彥博至貝州，明鎬安排士兵所挖的地道已成。彥博「選壯士二百」，晚上「由地道入」，「既出，登城，殺守陴 (城上的矮牆) 者，垂絙 (繩索) 引官軍」。王則率部眾在牛身上綁草潑油點火，令其衝擊官軍，「軍校楊遂以槍中牛鼻，牛還走，賊眾驚潰」。
王則開東城門突圍，兵敗被俘。其殘部退守城郊邨舍，頑強抵抗，寧死不屈，最後被官軍放火活活燒死。
「王則造反」歷時六十五 (一說六十六) 日。王則、張巒等被押解至汴京處死。
值得注意是仁宗的善後。「曲赦河北，賜平貝州將士緡錢，戰歿者官為葬祭；兵所踐民田，除夏秋稅。改貝州為恩州」，錯僅在王則及其信徒，非貝州全體老百姓。仁宗的做法多少挽回民心。
文彥博立下大功，「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鎬為端明殿學士，獲彥博力薦，代丁度出任參知政事。史載「鎬端挺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而遇事能斷，為世所推重」。
有謂「王則造反」乃一場兵變。然而，縱觀五代以降之兵變 (包括陳橋兵變)，無非軍士們擁立一德高望重者為新主，以取代舊君，如李嗣源、郭威、趙匡胤。王則為一禁軍小卒，純粹借助宗教妖言惑眾，成就割據河北 (主要是貝州) 之事業。這更似是東漢末的黃巾、清中葉的太平天國，為一「亂事」，陳邦瞻稱「貝州卒亂」，庶幾近之。
從死守貝州一隅而不向外攻城掠地看，王則等人是短視的，目光狹隘。
「縋城下者日眾」，反映並非所有貝州人都支持王則，汪文慶等願做內應，尤其能夠說明這一點。
殺王獎、李浩、齊開、王湙，「王則造反」的本質彷彿是宣洩怨氣、去除積累已久的對官府的忿恨。它沒有立國的藍圖，只是一氣機鼓蕩、情緒上頭，故短視。
「王則造反」揭示出：北宋中期，地方官與老百姓 / 士兵之間存有嚴重矛盾。當野心家利用宗教煽惑群眾、激化矛盾，動亂即容易爆發。而宋朝迅速應對動亂的能力明顯偏弱，兵馬都監田斌巷戰不勝，明鎬遲遲攻不入貝州城，俱為例證。
加上官軍質素低 (率先登城的官軍，為爭功而砍斷繩索，不讓後來者登城，卒之釀成寡不敵眾，給敵方有機會反擊)，朝中大臣黨同伐異、汲汲於私怨 (夏竦對明鎬之阻擾)，宋朝步履蹣跚。
洪秀全借基督教創「拜上帝會」，集結信徒，於廣西桂平金田村起事，廣西也為一迷信風氣熾烈的地方。攻陷金陵後，改名「天京」，行天朝田畝制度，卻不支持林鳳祥、李開芳北伐，獨守一隅......
歷史竟然出奇地相似。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畢沅，《續資治通鑑》。
3.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4. 邵伯溫 (理學家邵雍之子)，《邵氏聞見錄》。
－ － － － － － － － － －
**附錄**
吳天墀＜北宋中期的王則起義＞分析「王則造反」：
從北宋建國開始，各地的兵變時有發生。但是，貝州兵變有組織有準備且建立了政權，發生地又是距離京城不遠的邊防重鎮，表明北宋政府的統治機器已經在相當程度上運轉失靈，隱藏著巨大的統治危機。這種危機主要表現在：
第一，「積貧積弱」的局面已經凸顯。北宋政府不僅每年要支付大量「歲幣」「歲賜」給遼國和西夏，還要維持日益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隊。而政府的財政收入只能來自對平民百姓的搜刮。
河北地區一直是宋朝北部邊防的前線，不僅百姓要承擔繁重的賦役，衙前小吏（政府中的底層公務員）也備受盤剝。當時的北京留守賈昌朝說：「衙前公人，亡家破產，市肆商賈，虧本失業者，不可勝計。」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貝州兵變不僅有普通百姓參加，也會有州吏做參謀。
第二，北宋政府的募兵政策不同於以前，兵源主要是破產的農民。當時認為這樣的政策「凶年飢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變生，有叛兵而無叛民」，有百代之利。但是，這樣的政策把社會上存在的階級矛盾引入到軍隊之中，使備受壓迫的農民合法擁有了武裝，因此，宋朝的兵變就成了農民起義的一種表現形式。
第三，民間的秘密宗教又開始廣泛傳播。秘密宗教一直在民間傳播，農民受盤剝越嚴重，秘密宗教的傳播就越廣泛，進而成為農民起義的宣傳方式。貝州兵變前流傳的有關彌勒佛代替釋迦佛的「妖言」，曲折地反映出人民對北宋政府統治的不滿。這種不滿在合適的時機，只需一點火星，就會變成烈焰。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曾祖父原姓「敬」，因避石敬瑭諱，改姓「文」。天聖五年 (公元 1027 年)，文彥博中進士，歷任翼城知縣、絳州通判、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河東轉運副使等職。慶曆七年 (公元 1047 年)，「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
文彥博兒時已很聰敏，《邵氏聞見錄》：「文潞公幼時與群兒擊球，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球浮出。」這就是家喻戶曉的「文彥博洞中取球」的由來。「三川口之戰」後，臨陣脫逃的黃德和誣告劉平、石元孫投降西夏，彥博奉命在河中府設法庭詳細審理，終於還劉、石二人一個公道，黃德和被誅。
「王則造反」，明鎬無法剿平，文彥博遂主動請求去貝州討伐。是時夏竦為樞密使，跟明鎬不和，「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請，輒從中沮 (阻) 之」。彥博「言軍事中覆 (朝廷的批覆) 不及 (來不及)，願得專行 (獨斷獨行)」，仁宗「詔許彥博以便宜從事」，解決了問題。
文彥博至貝州，明鎬安排士兵所挖的地道已成。彥博「選壯士二百」，晚上「由地道入」，「既出，登城，殺守陴 (城上的矮牆) 者，垂絙 (繩索) 引官軍」。王則率部眾在牛身上綁草潑油點火，令其衝擊官軍，「軍校楊遂以槍中牛鼻，牛還走，賊眾驚潰」。
王則開東城門突圍，兵敗被俘。其殘部退守城郊邨舍，頑強抵抗，寧死不屈，最後被官軍放火活活燒死。
「王則造反」歷時六十五 (一說六十六) 日。王則、張巒等被押解至汴京處死。
值得注意是仁宗的善後。「曲赦河北，賜平貝州將士緡錢，戰歿者官為葬祭；兵所踐民田，除夏秋稅。改貝州為恩州」，錯僅在王則及其信徒，非貝州全體老百姓。仁宗的做法多少挽回民心。
文彥博立下大功，「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鎬為端明殿學士，獲彥博力薦，代丁度出任參知政事。史載「鎬端挺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而遇事能斷，為世所推重」。
有謂「王則造反」乃一場兵變。然而，縱觀五代以降之兵變 (包括陳橋兵變)，無非軍士們擁立一德高望重者為新主，以取代舊君，如李嗣源、郭威、趙匡胤。王則為一禁軍小卒，純粹借助宗教妖言惑眾，成就割據河北 (主要是貝州) 之事業。這更似是東漢末的黃巾、清中葉的太平天國，為一「亂事」，陳邦瞻稱「貝州卒亂」，庶幾近之。
從死守貝州一隅而不向外攻城掠地看，王則等人是短視的，目光狹隘。
「縋城下者日眾」，反映並非所有貝州人都支持王則，汪文慶等願做內應，尤其能夠說明這一點。
殺王獎、李浩、齊開、王湙，「王則造反」的本質彷彿是宣洩怨氣、去除積累已久的對官府的忿恨。它沒有立國的藍圖，只是一氣機鼓蕩、情緒上頭，故短視。
「王則造反」揭示出：北宋中期，地方官與老百姓 / 士兵之間存有嚴重矛盾。當野心家利用宗教煽惑群眾、激化矛盾，動亂即容易爆發。而宋朝迅速應對動亂的能力明顯偏弱，兵馬都監田斌巷戰不勝，明鎬遲遲攻不入貝州城，俱為例證。
加上官軍質素低 (率先登城的官軍，為爭功而砍斷繩索，不讓後來者登城，卒之釀成寡不敵眾，給敵方有機會反擊)，朝中大臣黨同伐異、汲汲於私怨 (夏竦對明鎬之阻擾)，宋朝步履蹣跚。
洪秀全借基督教創「拜上帝會」，集結信徒，於廣西桂平金田村起事，廣西也為一迷信風氣熾烈的地方。攻陷金陵後，改名「天京」，行天朝田畝制度，卻不支持林鳳祥、李開芳北伐，獨守一隅......
歷史竟然出奇地相似。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畢沅，《續資治通鑑》。
3.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4. 邵伯溫 (理學家邵雍之子)，《邵氏聞見錄》。
－ － － － － － － － － －
**附錄**
吳天墀＜北宋中期的王則起義＞分析「王則造反」：
從北宋建國開始，各地的兵變時有發生。但是，貝州兵變有組織有準備且建立了政權，發生地又是距離京城不遠的邊防重鎮，表明北宋政府的統治機器已經在相當程度上運轉失靈，隱藏著巨大的統治危機。這種危機主要表現在：
第一，「積貧積弱」的局面已經凸顯。北宋政府不僅每年要支付大量「歲幣」「歲賜」給遼國和西夏，還要維持日益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隊。而政府的財政收入只能來自對平民百姓的搜刮。
河北地區一直是宋朝北部邊防的前線，不僅百姓要承擔繁重的賦役，衙前小吏（政府中的底層公務員）也備受盤剝。當時的北京留守賈昌朝說：「衙前公人，亡家破產，市肆商賈，虧本失業者，不可勝計。」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貝州兵變不僅有普通百姓參加，也會有州吏做參謀。
第二，北宋政府的募兵政策不同於以前，兵源主要是破產的農民。當時認為這樣的政策「凶年飢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變生，有叛兵而無叛民」，有百代之利。但是，這樣的政策把社會上存在的階級矛盾引入到軍隊之中，使備受壓迫的農民合法擁有了武裝，因此，宋朝的兵變就成了農民起義的一種表現形式。
第三，民間的秘密宗教又開始廣泛傳播。秘密宗教一直在民間傳播，農民受盤剝越嚴重，秘密宗教的傳播就越廣泛，進而成為農民起義的宣傳方式。貝州兵變前流傳的有關彌勒佛代替釋迦佛的「妖言」，曲折地反映出人民對北宋政府統治的不滿。這種不滿在合適的時機，只需一點火星，就會變成烈焰。
2018年7月26日 星期四
王則造反 (上)
仁宗慶曆七年 (公元 1047 年) 十一月，王則在貝州據城造反。
王則，涿州農民，因遭遇荒年，被迫流徙至貝州 (今河北清河西北)，賣身替人放羊。之後加入宣毅軍，升為小校。
貝、冀二州迷信風氣熾烈 (「貝、冀俗妖幻」)，百姓多信奉彌勒佛，王則乘機用《五龍經》、《滴淚經》，以及圖讖諸書作宣傳，組織徒眾，揚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號召信徒反抗宋朝統治。
州吏張巒、卜吉皆認同王則，替其主謀反事，約定明年 (即慶曆八年，公元 1048 年) 正月初一斷澶州浮橋，率眾於河北作亂。豈知信徒潘方淨向北京留守賈昌朝告密，王則遂倉促在「冬至日反」。
貝州知州張得一與僚屬祭拜天慶觀，王則突然率領徒眾劫掠府庫。得一聞變，馬上逃入驍捷營自保。王則等人奪得兵器、財物，向驍捷營撲去，「焚門，執 (生擒) 得一，囚之」。兵馬都監田斌率領部隊與王則等巷戰，不敵。
王則攻入城中，令士兵關上城門。提點刑獄田京、任黃裳丟棄家眷，持府印縋 (用繩子拴住人、物往下送) 城出走，退保南關。通判董元亨因拒絕交出軍資庫鎖鑰，慘被殺害。
王則又釋放獄中囚犯，有囚犯對司理參軍王獎深懷怨恨，王獎於是被殺。節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湙亦先後遇害。
王則僭號東平郡王，以張巒為宰相，卜吉為樞密使，建國曰安陽，改年曰得聖。其居所名為「中京」，「居室廄庫，皆立名號」。
城內以一樓為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為知州，每面置一總管。且以十二月為正月。百姓 12 歲以上、70 歲以下，皆刺面曰「義軍破趙得勝」。旗幟號令一律以「佛」為稱。
有見於縋城逃離者日眾，王則「令守者五伍為保，一人縋，餘悉斬」(此乃變相之連坐法)。
「王則造反」的消息傳至京師，仁宗以權知開封府明鎬為河北體量安撫使，督統諸軍，進圍貝州。
明鎬至貝州，當地人汪文慶、郭斌、趙宗本、汪順等，以箭繫書信，再把書信自城上射入鎬軍營帳中，約為內應。汪、郭等願意於晚間把繩索垂下，接應官軍入城。結果，數百官軍佔據城牆，焚樓櫓 (古代供守兵瞭望敵軍動靜的無頂蓋高臺)。
王則率眾反擊，官軍寡不敵眾 (官軍數目不足的原因：率先登城的官軍，急於爭功，竟砍斷繩索不讓後來者入城)，明鎬與汪文慶等復縋而下。
「貝州城峻不可攻」，明鎬令士兵於城南暗挖地道。
另外，王則打算截劫遼國使者，為明鎬所知悉，特別派殿侍安素在貝州西門設伏，「賊果以三百人夜出，伏發 (中伏)，皆就獲 (全被官軍俘虜)」。
參知政事文彥博獲任命為河北宣撫使 (明鎬充當副手)，他「夜選壯士二百」，由地道人城，對貝州發動猛攻。
[主要參考資料]
1. 畢沅，《續資治通鑑》。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王則，涿州農民，因遭遇荒年，被迫流徙至貝州 (今河北清河西北)，賣身替人放羊。之後加入宣毅軍，升為小校。
貝、冀二州迷信風氣熾烈 (「貝、冀俗妖幻」)，百姓多信奉彌勒佛，王則乘機用《五龍經》、《滴淚經》，以及圖讖諸書作宣傳，組織徒眾，揚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號召信徒反抗宋朝統治。
州吏張巒、卜吉皆認同王則，替其主謀反事，約定明年 (即慶曆八年，公元 1048 年) 正月初一斷澶州浮橋，率眾於河北作亂。豈知信徒潘方淨向北京留守賈昌朝告密，王則遂倉促在「冬至日反」。
貝州知州張得一與僚屬祭拜天慶觀，王則突然率領徒眾劫掠府庫。得一聞變，馬上逃入驍捷營自保。王則等人奪得兵器、財物，向驍捷營撲去，「焚門，執 (生擒) 得一，囚之」。兵馬都監田斌率領部隊與王則等巷戰，不敵。
王則攻入城中，令士兵關上城門。提點刑獄田京、任黃裳丟棄家眷，持府印縋 (用繩子拴住人、物往下送) 城出走，退保南關。通判董元亨因拒絕交出軍資庫鎖鑰，慘被殺害。
王則又釋放獄中囚犯，有囚犯對司理參軍王獎深懷怨恨，王獎於是被殺。節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湙亦先後遇害。
王則僭號東平郡王，以張巒為宰相，卜吉為樞密使，建國曰安陽，改年曰得聖。其居所名為「中京」，「居室廄庫，皆立名號」。
城內以一樓為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為知州，每面置一總管。且以十二月為正月。百姓 12 歲以上、70 歲以下，皆刺面曰「義軍破趙得勝」。旗幟號令一律以「佛」為稱。
有見於縋城逃離者日眾，王則「令守者五伍為保，一人縋，餘悉斬」(此乃變相之連坐法)。
「王則造反」的消息傳至京師，仁宗以權知開封府明鎬為河北體量安撫使，督統諸軍，進圍貝州。
明鎬至貝州，當地人汪文慶、郭斌、趙宗本、汪順等，以箭繫書信，再把書信自城上射入鎬軍營帳中，約為內應。汪、郭等願意於晚間把繩索垂下，接應官軍入城。結果，數百官軍佔據城牆，焚樓櫓 (古代供守兵瞭望敵軍動靜的無頂蓋高臺)。
王則率眾反擊，官軍寡不敵眾 (官軍數目不足的原因：率先登城的官軍，急於爭功，竟砍斷繩索不讓後來者入城)，明鎬與汪文慶等復縋而下。
「貝州城峻不可攻」，明鎬令士兵於城南暗挖地道。
另外，王則打算截劫遼國使者，為明鎬所知悉，特別派殿侍安素在貝州西門設伏，「賊果以三百人夜出，伏發 (中伏)，皆就獲 (全被官軍俘虜)」。
參知政事文彥博獲任命為河北宣撫使 (明鎬充當副手)，他「夜選壯士二百」，由地道人城，對貝州發動猛攻。
[主要參考資料]
1. 畢沅，《續資治通鑑》。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2018年7月25日 星期三
橫蠻
中共指台灣民間發起「東京奧運台灣正名」公投，違反國際奧委會規定，迫逼取消台中巿 2019
年東亞青年運動會主辦權。這是徹頭徹尾把政治凌駕體育，對台灣不公道！
台中市政府表示，目前已投入 6 億 7672 萬元建造場館及規劃賽事，此不是一個小數目。有中華奧委會人員指根據章程，若果停辦，台灣無法求償。就是因為一個「正名公投」，中共要「懲罰」台中市浪費 6 億多新台幣。兄弟國會這樣做的嗎？
不斷利用經濟利益收買台灣邦交國，令台灣陷於外交孤立，已經非常卑鄙。大陸民航局要求美國航空公司修改對台灣的稱呼，網站選項不可把「台灣」與「中國」並列，只准顯示「中國台灣」，亦屬無理，貶低台灣的地位。
現在還要取消台中市運動會主辦權，中共實在欺人太甚！
聽聞在舉手表決取消台中市主辦權時，香港、澳門是投贊成票。所謂「回歸」，所謂「一國兩制」，不過是當中共傀儡的異名同謂。
台中市政府表示，目前已投入 6 億 7672 萬元建造場館及規劃賽事，此不是一個小數目。有中華奧委會人員指根據章程，若果停辦，台灣無法求償。就是因為一個「正名公投」，中共要「懲罰」台中市浪費 6 億多新台幣。兄弟國會這樣做的嗎？
不斷利用經濟利益收買台灣邦交國，令台灣陷於外交孤立，已經非常卑鄙。大陸民航局要求美國航空公司修改對台灣的稱呼，網站選項不可把「台灣」與「中國」並列，只准顯示「中國台灣」，亦屬無理，貶低台灣的地位。
現在還要取消台中市運動會主辦權，中共實在欺人太甚！
聽聞在舉手表決取消台中市主辦權時，香港、澳門是投贊成票。所謂「回歸」，所謂「一國兩制」，不過是當中共傀儡的異名同謂。
2018年7月24日 星期二
水洛城事件
慶曆五年 (公元 1045 年) 三月，韓琦因「水洛城事件」罷官。
且說范仲淹離開陝西後，知永興軍的鄭戩出任陝西四路都總管兼經略安撫招討使，主持西北防務。
鄭戩採納劉滬等的建議，修築水洛、結公二城，以使秦、渭的援兵通行。渭州知州尹洙卻表示反對：「賊數犯寨，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常不滿二萬人，而當賊昊舉國之眾，吾兵所以屢為賊困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無故奪諸羌之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
鄭戩不久被免職，劉滬、董士廉竟監督工程如故。尹洙忿忿不平，安排張忠代劉滬，滬不受代。尹洙卒之令副將狄青率兵前往，把二人押解到德順軍監獄。
鄭戩在朝堂上據理力爭，獲得大臣普遍支持。韓琦則贊同尹洙意見，以為修城帶來不便。兩派角力，最後由鄭戩取得勝利，仁宗「徙洙知慶州，又徙晉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
為何仁宗會站在鄭戩一邊？我們不妨看看鄭戩出身。
史載「鄭戩，字天休，蘇州吳縣人。早孤力學。客京師，事楊億......與參知政事宋庠，為宰相呂夷簡所忌，與庠皆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
楊億曾為石介所批評，石介是范仲淹的支持者。宋庠被呂夷簡設計陷害時，曾說過：「范仲淹可斬！」鄭戩與宋庠同列，適逢范仲淹涉嫌大搞朋黨，而韓琦跟仲淹是一伙，仁宗沒有不支持鄭戩的理由。
加上鄭戩「敏強善聽決......政有能跡」、「遇事，果敢必行」，一度揭發仲淹好友滕子京在涇州濫用官府錢財。
比觀之下，韓琦一味維護范仲淹、富弼、杜衍，說：「陛下用杜衍為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固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命弼使虜，以正辯屈強虜，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近者李良臣自虜來歸，盛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羨之。陛下兩命弼為樞密副使，皆忘其有功，辭避不受，逮抑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為陛下立萬世之業爾。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
仁宗斷不可能縱容朋黨餘孽。
韓琦在尹洙被外調後，亦自知不對勁，「請外，遂出知揚州」。
可憐歐陽修不識時務仍替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講好話：「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唯指為朋黨，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為陛下惜之。」
他終於被牽連，貶官滁州。
六月，石介死。孔直溫謀反，事敗被抄家，搜出石介過去與孔直溫的往來書信。夏竦聲稱石介詐死，實際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要求開棺驗屍。杜衍、呂居簡等數百人保證石介已死，始獲免。仁宗罷富弼京東安撫使，貶孫復監虔州稅。
鄭戩「用刑峻深，士民多怨之」，其或許崇尚法家思想。
范仲淹等人相繼離開朝廷，標誌著宋代新儒學的「外王」實踐的首次失敗，同時反映仁宗對朋黨的確非常憂慮。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且說范仲淹離開陝西後，知永興軍的鄭戩出任陝西四路都總管兼經略安撫招討使，主持西北防務。
鄭戩採納劉滬等的建議，修築水洛、結公二城，以使秦、渭的援兵通行。渭州知州尹洙卻表示反對：「賊數犯寨，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常不滿二萬人，而當賊昊舉國之眾，吾兵所以屢為賊困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無故奪諸羌之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
鄭戩不久被免職，劉滬、董士廉竟監督工程如故。尹洙忿忿不平，安排張忠代劉滬，滬不受代。尹洙卒之令副將狄青率兵前往，把二人押解到德順軍監獄。
鄭戩在朝堂上據理力爭，獲得大臣普遍支持。韓琦則贊同尹洙意見，以為修城帶來不便。兩派角力，最後由鄭戩取得勝利，仁宗「徙洙知慶州，又徙晉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
為何仁宗會站在鄭戩一邊？我們不妨看看鄭戩出身。
史載「鄭戩，字天休，蘇州吳縣人。早孤力學。客京師，事楊億......與參知政事宋庠，為宰相呂夷簡所忌，與庠皆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
楊億曾為石介所批評，石介是范仲淹的支持者。宋庠被呂夷簡設計陷害時，曾說過：「范仲淹可斬！」鄭戩與宋庠同列，適逢范仲淹涉嫌大搞朋黨，而韓琦跟仲淹是一伙，仁宗沒有不支持鄭戩的理由。
加上鄭戩「敏強善聽決......政有能跡」、「遇事，果敢必行」，一度揭發仲淹好友滕子京在涇州濫用官府錢財。
比觀之下，韓琦一味維護范仲淹、富弼、杜衍，說：「陛下用杜衍為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固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命弼使虜，以正辯屈強虜，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近者李良臣自虜來歸，盛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羨之。陛下兩命弼為樞密副使，皆忘其有功，辭避不受，逮抑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為陛下立萬世之業爾。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
仁宗斷不可能縱容朋黨餘孽。
韓琦在尹洙被外調後，亦自知不對勁，「請外，遂出知揚州」。
可憐歐陽修不識時務仍替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講好話：「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唯指為朋黨，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為陛下惜之。」
他終於被牽連，貶官滁州。
六月，石介死。孔直溫謀反，事敗被抄家，搜出石介過去與孔直溫的往來書信。夏竦聲稱石介詐死，實際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要求開棺驗屍。杜衍、呂居簡等數百人保證石介已死，始獲免。仁宗罷富弼京東安撫使，貶孫復監虔州稅。
鄭戩「用刑峻深，士民多怨之」，其或許崇尚法家思想。
范仲淹等人相繼離開朝廷，標誌著宋代新儒學的「外王」實踐的首次失敗，同時反映仁宗對朋黨的確非常憂慮。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2018年7月22日 星期日
駐港英軍的兵力 (下) - 炮兵、工兵及海空部隊
自 1939 年起，麥里奧准將 (Brigadier Tom MacLeod) 出任駐港英軍的炮兵司令。
駐港英軍擁有 29 門海岸炮、25 門高射炮和機關炮、36 門野戰炮、4 門反坦克炮。
守軍雖擁有 9.2 吋炮等重型武器，但缺乏野戰炮兵，加上不少火炮是一戰時的老舊武器 (如 6 吋榴彈炮)，戰鬥力受影響。
英軍炮兵部隊如下：
I. 海岸炮
皇家炮兵第 8 海防炮團 (8th Coast Regiment，官 19，兵 518)
皇家炮兵第 12 海防炮團 (12th Coast Regiment，官 19，兵 531)
第 965 防衛炮連 (956th Defence Battery)
香港防衛軍炮兵隊 (Artillery Batteries, Hong Kong Volunteer Defence Corps ，官 17，兵 384)
II. 高射炮
皇家炮兵第 5 高射炮團 (5th Anti-Air Regiment，官 23，兵 563)
III. 野戰炮
第 1 香港及新加坡皇家炮兵團 (1st Hong Kong Regiment,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Royal Artillery，官 24，兵 860)
工兵部隊由皇家工兵團 (Royal Engineers) 和香港防衛軍的野戰工兵連 (Field Company Engineers) 組成。
皇家工兵團除指揮部外，屬下有第 22 和第 40 野戰工兵連，分別有 227 名和 234 名官兵。
防衛軍轄下的野戰工兵連則有 123 名官兵。
至於後勤和軍械人員，約 1,200 人。由於人數不足，華工被徵募前往協助，英軍初期的後勤亦頗為混亂。
海軍方面，駐港皇家海軍艦隻的指揮權由駐港海軍最高級軍官 (Senior Naval Officer) 哥連臣准將 (Commodore Alfred C. Collinson) 掌握，隸屬香港要塞司令部 (Fortress Headquarters)，受莫德庇指揮。
保衛戰前夕，駐港皇家海軍成為一支小型岸防艦隊，由驅逐艦、河用炮艦、魚雷艇等組成：
i. 3 艘 S 級驅逐艦 - 哨兵號 (HMS Scout)、珊奈特號 (HMS Thanet)、色雷斯人號 (HMS Thracian)
S 級驅逐艦建於一戰後期，1941 年時已頗落伍。隨著哨兵號和珊奈特號調往新加坡支援，只剩下色雷斯人號繼續留港作戰。
ii. 4 艘炮艦 - 蟬號 (HMS Cicala)、蛾號 (HMS Moth)、燕鷗號 (HMS Tern)、知更鳥號 (HMS Robin)
蟬號、蛾號同屬昆蟲級河用炮艦 (Insect Class Gunboat)，為一戰產物。燕鷗號為燕鷗級河用炮艦 (Tern Class River Gunboat)，建於 1927 年。知更鳥號建於 1934 年。這些炮艦均備有速射炮、機槍。
iii. 第 2 魚雷艇隊 (2nd MTB Flotilla) 的 8 艘魚雷艇
第 7、8、9、10、11、12 號 1937 年為英國快艇公司 (British Power Boat Company) 所建造。第 26、27 號原為中國電雷學校向英國訂購的魚雷艇。艇隊司令為簡地少校 (Lieut-Commander G. H. Gandy)
除以上艦艇外，駐港皇家海軍還有：
a. 布雷艦紅尾鳥號 (HMS Redstart)
b. 3 艘防潛網控制船 (boom defence vessel) - 巴禮號 (HMS Barlight)、艾德門號 (HMS Aldgate)、水門號 (HMS Watergate)
c. 炮艦矢車菊號 (HMS Cornflower)
d. 運兵船改裝的軍港駐船添馬號 (HMS Tamar)
e. 16 艘輔助巡邏艇
f. 15 艘水警船
g. 3 艘港務船
h. 2 艘汽艇
i. 若干小艇
駐港海軍力量雖然微弱，但它已用盡方法支援陸上作戰。
尚有一皇家海軍預備隊，專門負責後勤工作 / 駕駛小型巡邏船隻，有官兵 434 人。
皇家空軍認為，啟德機場不能容納足以抵抗日軍攻擊的航空兵力，故不願派遣飛機至香港。
皇家空軍在香港僅有：
A. 3 架角羚式魚雷轟炸機 (Vickers Vildebeeste，抵港前被拆去魚雷掛架，不能使用魚雷攻擊)
B. 2 架海象式水上偵察機 (Supermarine Walrus)
香港航空站 (Hong Kong Station) 的司令為蘇利民空軍上校 (Wing Commander Hubert Sullivan)，香港機隊 (Hong Kong Flight) 的指揮官則為希爾少校 (Squadron Leader Donald "Sammy" Hill)。
現代戰爭講究海陸空三軍協同作戰，日本做到了，駐港守軍卻陸軍不足、海軍薄弱、空軍全無 (日軍轟炸啟德機場，守軍喪失所有航空兵力)。苦苦支撐 18 日，已經很了不起。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駐港英軍擁有 29 門海岸炮、25 門高射炮和機關炮、36 門野戰炮、4 門反坦克炮。
守軍雖擁有 9.2 吋炮等重型武器，但缺乏野戰炮兵，加上不少火炮是一戰時的老舊武器 (如 6 吋榴彈炮)，戰鬥力受影響。
英軍炮兵部隊如下：
I. 海岸炮
皇家炮兵第 8 海防炮團 (8th Coast Regiment，官 19，兵 518)
皇家炮兵第 12 海防炮團 (12th Coast Regiment，官 19，兵 531)
第 965 防衛炮連 (956th Defence Battery)
香港防衛軍炮兵隊 (Artillery Batteries, Hong Kong Volunteer Defence Corps ，官 17，兵 384)
II. 高射炮
皇家炮兵第 5 高射炮團 (5th Anti-Air Regiment，官 23，兵 563)
III. 野戰炮
第 1 香港及新加坡皇家炮兵團 (1st Hong Kong Regiment,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Royal Artillery，官 24，兵 860)
工兵部隊由皇家工兵團 (Royal Engineers) 和香港防衛軍的野戰工兵連 (Field Company Engineers) 組成。
皇家工兵團除指揮部外，屬下有第 22 和第 40 野戰工兵連，分別有 227 名和 234 名官兵。
防衛軍轄下的野戰工兵連則有 123 名官兵。
至於後勤和軍械人員，約 1,200 人。由於人數不足，華工被徵募前往協助，英軍初期的後勤亦頗為混亂。
海軍方面，駐港皇家海軍艦隻的指揮權由駐港海軍最高級軍官 (Senior Naval Officer) 哥連臣准將 (Commodore Alfred C. Collinson) 掌握，隸屬香港要塞司令部 (Fortress Headquarters)，受莫德庇指揮。
保衛戰前夕，駐港皇家海軍成為一支小型岸防艦隊，由驅逐艦、河用炮艦、魚雷艇等組成：
i. 3 艘 S 級驅逐艦 - 哨兵號 (HMS Scout)、珊奈特號 (HMS Thanet)、色雷斯人號 (HMS Thracian)
S 級驅逐艦建於一戰後期，1941 年時已頗落伍。隨著哨兵號和珊奈特號調往新加坡支援，只剩下色雷斯人號繼續留港作戰。
ii. 4 艘炮艦 - 蟬號 (HMS Cicala)、蛾號 (HMS Moth)、燕鷗號 (HMS Tern)、知更鳥號 (HMS Robin)
蟬號、蛾號同屬昆蟲級河用炮艦 (Insect Class Gunboat)，為一戰產物。燕鷗號為燕鷗級河用炮艦 (Tern Class River Gunboat)，建於 1927 年。知更鳥號建於 1934 年。這些炮艦均備有速射炮、機槍。
iii. 第 2 魚雷艇隊 (2nd MTB Flotilla) 的 8 艘魚雷艇
第 7、8、9、10、11、12 號 1937 年為英國快艇公司 (British Power Boat Company) 所建造。第 26、27 號原為中國電雷學校向英國訂購的魚雷艇。艇隊司令為簡地少校 (Lieut-Commander G. H. Gandy)
除以上艦艇外，駐港皇家海軍還有：
a. 布雷艦紅尾鳥號 (HMS Redstart)
b. 3 艘防潛網控制船 (boom defence vessel) - 巴禮號 (HMS Barlight)、艾德門號 (HMS Aldgate)、水門號 (HMS Watergate)
c. 炮艦矢車菊號 (HMS Cornflower)
d. 運兵船改裝的軍港駐船添馬號 (HMS Tamar)
e. 16 艘輔助巡邏艇
f. 15 艘水警船
g. 3 艘港務船
h. 2 艘汽艇
i. 若干小艇
駐港海軍力量雖然微弱，但它已用盡方法支援陸上作戰。
尚有一皇家海軍預備隊，專門負責後勤工作 / 駕駛小型巡邏船隻，有官兵 434 人。
皇家空軍認為，啟德機場不能容納足以抵抗日軍攻擊的航空兵力，故不願派遣飛機至香港。
皇家空軍在香港僅有：
A. 3 架角羚式魚雷轟炸機 (Vickers Vildebeeste，抵港前被拆去魚雷掛架，不能使用魚雷攻擊)
B. 2 架海象式水上偵察機 (Supermarine Walrus)
香港航空站 (Hong Kong Station) 的司令為蘇利民空軍上校 (Wing Commander Hubert Sullivan)，香港機隊 (Hong Kong Flight) 的指揮官則為希爾少校 (Squadron Leader Donald "Sammy" Hill)。
現代戰爭講究海陸空三軍協同作戰，日本做到了，駐港守軍卻陸軍不足、海軍薄弱、空軍全無 (日軍轟炸啟德機場，守軍喪失所有航空兵力)。苦苦支撐 18 日，已經很了不起。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2018年7月21日 星期六
華嚴宗 (中)
既云法界緣起，必有緣起之法。法者，因地 (修行未完滿期間)
中隨緣起現隨緣修行以至成佛，這一長串過程中所顯之種種差別事。這所經過之種種差別事，到成佛後，皆倒映而重現於海印三昧中，因此便成為佛法身之法界緣起而重重無盡圓融自在。
海印三昧，方立天解釋：
「『三昧』，即定 (專注於『所緣境』，而進入心不散亂的狀態)。海印三昧也稱『海印定』，被稱為佛在說《華嚴經》時所入的三昧。華嚴宗人說，當佛入海印三昧時，過去、現在、未來一切法都同時在一心中印現，猶如深淵大海湛然映現一切景象一般，一切法都相即相入，相攝相容，圓融無礙。如此在海印定時客體化出現象世界、宇宙整體，是毗盧遮那佛的境界。」
因地所經過的差別事，法藏 (賢首) 列十門以攝之：(I) 教義 (II) 理事 (III) 解行 (IV) 因果 (V) 人法 (VI) 分齊境位 (VII) 師弟法智 (VIII) 主伴依正 (IX) 隨其根欲示現 (X) 逆順體用自在等 (牟宗三有較詳細的解說，可參考)。
此等事在隨緣起修之過程中各有差別，因而各有停住，不免滯礙。可是，在佛海印三昧中顯現時，則無礙無盡，此即成佛法身之法界緣起。
佛法身本是寂然無相，但在海印三昧中隨機感應現時，或普眼所觀時，則那些事即透映過來而為無礙無盡地顯現。此緣起中的種種形相非當初在緣修中各該形相之形相，乃是佛之示現或觀現之形相。一微塵中現無量世界，此是佛海印三昧中映現之微塵或佛普眼所觀之微塵，非微塵之微塵也。
清初有位文人尤侗，為《西遊真詮》寫序時說：「後人有《西游記》者，殆《華嚴》之外篇也」、「記《西游》者，傳《華嚴》之心法也。」我們不妨用《西游記》解釋一下法界緣起。
《西游記》中唐僧、孫悟空等四師徒歷經九九八十一難才取得經書。當唐僧、悟空成佛時，甚麼白骨精、火焰山、女兒國......固然不復存在，但其入海印三昧，白骨精、火焰山、女兒國......即同時在一心中印現 (悟空還包括大鬧天宮、被困五指山等)。不過，白骨精已非原來的白骨精，火焰山、女兒國亦然，它們彼此相即相入，相攝相容，圓融無礙，重重無盡。此種佛的境界，法以這一方式起現，就是法界緣起。
孫悟空跟如來佛打賭，翻一個筋斗，就能飛到天界的盡頭，豈知在擎天柱上寫了「齊天大聖，到此一遊」，並撒下一泡尿，依然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何解五條擎天柱即是如來佛的手指？因如來佛是在隨孫悟空根欲所樂見而圓融無礙、重重無盡地示現天界的盡頭，實際卻無真正的天界盡頭，只有無量無邊之佛之清淨功德。
種種差別事當初只是隨緣起現，故隨緣還滅成佛後，復透映過來而於佛海印三昧中映現而為法界緣起。諸法相即相入，相攝相容，即成十玄緣起。
法藏《一乘教義分齊章》舉「十玄門」如下：
(a)「一者，同時具足相應門。此上十義同時相應，成一緣起，無有前後始終等別，具足一切自在逆順，參而不雜，成緣起際。此依海印三昧。炳然同時顯現成矣。」
(b)「二者，一多相容不同門。此上諸義，隨一門中，即具攝前因果理事一切法門……然此一中雖具有多，仍一非即是其多耳。多中一等準上思之。餘一一門中，皆悉如是，重重無盡故也……然此一多雖復互相含受，自在無礙，仍體不同也……此有體同體異，準上思之可解。」
(c)「三者，諸法相即自在門。此上諸義，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圓融自在，無礙成耳。若約同體中，即自具足攝一切法也。然此自一切復自相入，重重無盡故也。然此無盡皆悉在初門中也……」
(d)「四者，因陀羅網境界門。此但從喻異前耳。此上諸義體相自在，隱顯互現，重重無盡……此等並是實義，非變化成。此是『如理智』中『如量境』也。其餘變化等者不入此例。何以故？此並是法性家實德，法爾如是也，非謂分別情識境界。此可去情思之。」
(e)「五者，微細相容安立門。此上諸義於一念中具足始終、同時、別時、前後、逆順等；一切法門於一念中炳然同時齊頭顯現，無不明了，猶如束箭，齊頭顯現耳……問：是義與上因陀羅何別耶？答：重重隱映互現，因陀羅攝。齊頭炳然顯著，微細攝。此等諸義並別不同，宜細思之。」
(f)「六者，秘密隱顯俱成門。此上諸義隱覆顯了俱時成就也……如是自在，此隱彼顯，正受及起定同時秘密成矣。」
(g)「七者，諸藏純雜具德門 (《華嚴探玄記》把此門改稱『廣狹自在無礙門』)。此上諸義或純或雜。如前『人法』等。若以『人』門取者。即一切皆『人』，故名為『純』。又即此『人』門具含『理事』等一切差別法，故名為『雜』。又如菩薩入一三昧，唯行布施，無量無邊，更無餘行，故名『純』。又入一三昧，即施戒度生等無量無邊諸餘雜行俱時成就也。如是繁興法界，純雜自在，無不具足者矣。宜準思之。」
(h)「八者，十世隔法異成門。此上諸雜義遍十世中，同時別異具足顯現。以時與法不相離故。言十世者，過去未來現在三世各有過去未來及現在，即為九世也。然此九世迭相即入，故成一總句，總別合成十世也。此十世具足別異，同時顯現，成緣起故，得即入也……如是自在，時劫無礙，相即相入，渾融成矣。」
(i)「九者，唯心迴轉善成門 (《華嚴探玄記》把此門改稱『主伴圓明具德門』)。此上諸義唯是一如來藏自性清淨心轉也。但性起具德，故異三乘耳。然一心亦具足十種德……所以說十者，欲顯無盡故。如是自在，具足無窮種種德耳。此上諸義門悉是此心自在作用，更無餘物，名『唯心轉』等。宜思釋之。」
(j)「十者，託事顯法生解門。此上諸義，隨託之事以別顯別法，謂諸『理事』等一切法門……問：三乘中亦有此義，與此何別？答：三乘託異事相表顯異理。今此一乘所託之事相即是彼所顯之道理，更無異也。具足一切理事、教義及上諸法門，無不攝盡者也。宜可如理思之。」
簡單講，「一多相攝」、「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等，全是闡述佛法身之法界緣起，即佛入海印三昧時，一切法之圓融無礙。
之所以叫「十」玄門，因「說十者，欲顯無盡故」。
而「此上諸義唯是一如來藏自性清淨心轉也......此上諸義門悉是此心自在作用，更無餘物，名『唯心轉』等」，反映十玄緣起 (即法界緣起) 乃根據如來藏系統再進一步。
法藏最後說：
「此上十門等解釋，及上本文十義等，皆悉同時融會，成一法界緣起具德門普眼境界。諦觀察餘時，但在大解大行大見聞心中。然此十門，隨一門中即攝餘門無不皆盡。應以六相方便而會通之，可準。」
十玄門同時融會，可見各門並非獨立分離。
「應以六相方便而會通之」中的「六相」，指一切法的六種相狀：總相、別相、同相、異相、成相、壞相。
[主要參考資料]
1.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
2. 方立天，《中國佛教哲學要義》。
海印三昧，方立天解釋：
「『三昧』，即定 (專注於『所緣境』，而進入心不散亂的狀態)。海印三昧也稱『海印定』，被稱為佛在說《華嚴經》時所入的三昧。華嚴宗人說，當佛入海印三昧時，過去、現在、未來一切法都同時在一心中印現，猶如深淵大海湛然映現一切景象一般，一切法都相即相入，相攝相容，圓融無礙。如此在海印定時客體化出現象世界、宇宙整體，是毗盧遮那佛的境界。」
因地所經過的差別事，法藏 (賢首) 列十門以攝之：(I) 教義 (II) 理事 (III) 解行 (IV) 因果 (V) 人法 (VI) 分齊境位 (VII) 師弟法智 (VIII) 主伴依正 (IX) 隨其根欲示現 (X) 逆順體用自在等 (牟宗三有較詳細的解說，可參考)。
此等事在隨緣起修之過程中各有差別，因而各有停住，不免滯礙。可是，在佛海印三昧中顯現時，則無礙無盡，此即成佛法身之法界緣起。
佛法身本是寂然無相，但在海印三昧中隨機感應現時，或普眼所觀時，則那些事即透映過來而為無礙無盡地顯現。此緣起中的種種形相非當初在緣修中各該形相之形相，乃是佛之示現或觀現之形相。一微塵中現無量世界，此是佛海印三昧中映現之微塵或佛普眼所觀之微塵，非微塵之微塵也。
清初有位文人尤侗，為《西遊真詮》寫序時說：「後人有《西游記》者，殆《華嚴》之外篇也」、「記《西游》者，傳《華嚴》之心法也。」我們不妨用《西游記》解釋一下法界緣起。
《西游記》中唐僧、孫悟空等四師徒歷經九九八十一難才取得經書。當唐僧、悟空成佛時，甚麼白骨精、火焰山、女兒國......固然不復存在，但其入海印三昧，白骨精、火焰山、女兒國......即同時在一心中印現 (悟空還包括大鬧天宮、被困五指山等)。不過，白骨精已非原來的白骨精，火焰山、女兒國亦然，它們彼此相即相入，相攝相容，圓融無礙，重重無盡。此種佛的境界，法以這一方式起現，就是法界緣起。
孫悟空跟如來佛打賭，翻一個筋斗，就能飛到天界的盡頭，豈知在擎天柱上寫了「齊天大聖，到此一遊」，並撒下一泡尿，依然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何解五條擎天柱即是如來佛的手指？因如來佛是在隨孫悟空根欲所樂見而圓融無礙、重重無盡地示現天界的盡頭，實際卻無真正的天界盡頭，只有無量無邊之佛之清淨功德。
種種差別事當初只是隨緣起現，故隨緣還滅成佛後，復透映過來而於佛海印三昧中映現而為法界緣起。諸法相即相入，相攝相容，即成十玄緣起。
法藏《一乘教義分齊章》舉「十玄門」如下：
(a)「一者，同時具足相應門。此上十義同時相應，成一緣起，無有前後始終等別，具足一切自在逆順，參而不雜，成緣起際。此依海印三昧。炳然同時顯現成矣。」
(b)「二者，一多相容不同門。此上諸義，隨一門中，即具攝前因果理事一切法門……然此一中雖具有多，仍一非即是其多耳。多中一等準上思之。餘一一門中，皆悉如是，重重無盡故也……然此一多雖復互相含受，自在無礙，仍體不同也……此有體同體異，準上思之可解。」
(c)「三者，諸法相即自在門。此上諸義，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圓融自在，無礙成耳。若約同體中，即自具足攝一切法也。然此自一切復自相入，重重無盡故也。然此無盡皆悉在初門中也……」
(d)「四者，因陀羅網境界門。此但從喻異前耳。此上諸義體相自在，隱顯互現，重重無盡……此等並是實義，非變化成。此是『如理智』中『如量境』也。其餘變化等者不入此例。何以故？此並是法性家實德，法爾如是也，非謂分別情識境界。此可去情思之。」
(e)「五者，微細相容安立門。此上諸義於一念中具足始終、同時、別時、前後、逆順等；一切法門於一念中炳然同時齊頭顯現，無不明了，猶如束箭，齊頭顯現耳……問：是義與上因陀羅何別耶？答：重重隱映互現，因陀羅攝。齊頭炳然顯著，微細攝。此等諸義並別不同，宜細思之。」
(f)「六者，秘密隱顯俱成門。此上諸義隱覆顯了俱時成就也……如是自在，此隱彼顯，正受及起定同時秘密成矣。」
(g)「七者，諸藏純雜具德門 (《華嚴探玄記》把此門改稱『廣狹自在無礙門』)。此上諸義或純或雜。如前『人法』等。若以『人』門取者。即一切皆『人』，故名為『純』。又即此『人』門具含『理事』等一切差別法，故名為『雜』。又如菩薩入一三昧，唯行布施，無量無邊，更無餘行，故名『純』。又入一三昧，即施戒度生等無量無邊諸餘雜行俱時成就也。如是繁興法界，純雜自在，無不具足者矣。宜準思之。」
(h)「八者，十世隔法異成門。此上諸雜義遍十世中，同時別異具足顯現。以時與法不相離故。言十世者，過去未來現在三世各有過去未來及現在，即為九世也。然此九世迭相即入，故成一總句，總別合成十世也。此十世具足別異，同時顯現，成緣起故，得即入也……如是自在，時劫無礙，相即相入，渾融成矣。」
(i)「九者，唯心迴轉善成門 (《華嚴探玄記》把此門改稱『主伴圓明具德門』)。此上諸義唯是一如來藏自性清淨心轉也。但性起具德，故異三乘耳。然一心亦具足十種德……所以說十者，欲顯無盡故。如是自在，具足無窮種種德耳。此上諸義門悉是此心自在作用，更無餘物，名『唯心轉』等。宜思釋之。」
(j)「十者，託事顯法生解門。此上諸義，隨託之事以別顯別法，謂諸『理事』等一切法門……問：三乘中亦有此義，與此何別？答：三乘託異事相表顯異理。今此一乘所託之事相即是彼所顯之道理，更無異也。具足一切理事、教義及上諸法門，無不攝盡者也。宜可如理思之。」
簡單講，「一多相攝」、「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等，全是闡述佛法身之法界緣起，即佛入海印三昧時，一切法之圓融無礙。
之所以叫「十」玄門，因「說十者，欲顯無盡故」。
而「此上諸義唯是一如來藏自性清淨心轉也......此上諸義門悉是此心自在作用，更無餘物，名『唯心轉』等」，反映十玄緣起 (即法界緣起) 乃根據如來藏系統再進一步。
法藏最後說：
「此上十門等解釋，及上本文十義等，皆悉同時融會，成一法界緣起具德門普眼境界。諦觀察餘時，但在大解大行大見聞心中。然此十門，隨一門中即攝餘門無不皆盡。應以六相方便而會通之，可準。」
十玄門同時融會，可見各門並非獨立分離。
「應以六相方便而會通之」中的「六相」，指一切法的六種相狀：總相、別相、同相、異相、成相、壞相。
[主要參考資料]
1.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
2. 方立天，《中國佛教哲學要義》。
2018年7月20日 星期五
岳陽樓記
慶曆六年 (公元 1046 年) 九月十五日，范仲淹應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的邀請，為重修岳陽樓撰寫一篇文章 -《岳陽樓記》。
滕子京，即滕宗諒，河南人。他與范仲淹同年高中進士，仲淹稱其有才華。
滕子京先後出任泰州軍事判官、當塗及邵武知縣、信州湖州涇州知州等職。在范仲淹推薦下，他被擢用為天章閣待制、環慶路都部署、慶州知州。
慶曆三年 (公元 1043 年)，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鄭戩 (駐扎在涇州) 告發滕子京在涇州濫用官府錢財，監察御史梁堅彈劾他浪費公使錢十六萬貫。范仲淹時為參知政事，極力解救，結果滕子京「止降一官」，被貶為鳳翔知府，再貶虢州知州。
「時杜衍、范仲淹為政，多所更張，拱辰之黨不便」，御史中丞王拱辰反覆上奏滕子京「盜用公使錢止削一官，所坐太輕」，子京在慶曆四年 (公元 1044 年) 春被貶到岳州巴陵郡。
滕子京到巴陵後，勤政為民，辦了幾件好事，包括：擴建學校、修堤等。「政通人和，百廢具興」，子京竟萌生重修岳陽樓的念頭。
岳陽樓下臨洞庭，前望君山，北倚長江。從唐代開始，張說、張九齡、孟浩然、李白、杜甫、韓愈、劉禹錫、白居易、李商隱等接踵而來，留下許多名篇佳作。
根據司馬光記載：
滕宗諒知岳州，修岳陽樓，不用省庫錢，不斂於民，但榜民間有宿債不肯償者，獻以助官，官為督之。民負債者爭獻之，所得近萬緡，置庫於廳側，自掌之，不設主典案籍。樓成，極雄麗，所費甚廣，自入者亦不鮮焉。州人不以為非，皆稱其能。
適逢范仲淹遭朝中保守派及既得利益者 (賈昌朝、陳執中、王拱辰等) 攻擊，「慶曆變法」失敗，滕子京遂寫信給昔日好友，請他作記，共襄一時盛事。
《岳陽樓記》全文如下：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此簡單交代重修岳陽樓及撰文緣起。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
寥寥數筆，就將岳陽樓的地理位置簡單勾勒出來。三言 (銜遠山，吞長江)、四言 (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 的運用，尤其令文章誦讀起來氣勢磅礡。
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這裡是過渡處、轉折處。由純粹寫景走入借景抒情。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是范仲淹設想應滕子京之邀，初上岳陽樓時的心情 (案：據史載，范仲淹原來從未到過岳陽樓，故云「設想」)。被調離朝廷不正是「去國懷鄉」嗎？「憂讒畏譏」中的「讒」、「譏」來自保守派及既得利益者的「朋黨之論」。
「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則是仲淹設想接受子京洗塵 (設宴歡迎遠道來的客人) ，滿懷歡樂，已不記得在朝種種恩怨的心境。
「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與「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跡近六朝四六駢文。范仲淹支持古文而仍寫四六句，反映古文運動只排斥純粹追求形式美的駢文，卻不反對著重文章之工整。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不會因為環境的順心而歡喜，也不會因為個人的失意而悲哀。處於政府高位時，就擔心自己遠離百姓，了解不到民間疾苦；處於偏遠的江湖時，恐怕統治者高高在上，自己進諫獻策也無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即徐復觀言儒家精神時常提及的「憂患意識」，孟子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微斯人，吾誰與歸 (要是沒有這樣的人，我還可以跟誰在一起呢)？」偏偏世上沒有太多「古仁人」，范仲淹雖未明言自己孤獨，但那份孤獨感，已躍然紙上。
熊十力曾說：「人謂我孤冷，吾以為人不孤冷到極度，不堪與世諧和。」恪守儒門義理做人過日子，注定是孤零零的，畢竟曲高和寡，知音者難覓。
范仲淹在此處明顯有所見，特別經歷過變法進行期間各官員的嘴臉，《岳陽樓記》最後一段的明志與自勉，滲出陣陣哀愁、悲傷。
以為范仲淹有「中二病」，自以為是地活在自己世界 / 做出自我滿足的特別言行，對仲淹的儒者風範未免不能同情了解。起腳一錯，任你怎樣解讀《岳陽樓記》，不過是旁枝末節的胡說、混扯，何嘗懂得全篇之神髓！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司馬光，《涑水紀聞》。
2018年7月19日 星期四
革新派被罷黜
「慶曆變法」規模過於廣闊，推行過於急進，致使保守派反對。限制恩蔭、嚴格官員升遷等，尤其令既得利益者不滿。他們紛紛指責范仲淹等借變法黨同伐異，一時「朋黨之論」甚囂塵上。
慶曆四年 (公元 1044 年)，夏竦為了向石介報復，命家中女奴模仿其筆跡，偽造了一封給富弼的信，信中指革新派陰謀廢掉仁宗，另立新君。范仲淹等內不自安，請求外調，仁宗初不允許，後以其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
仲淹經過鄭州，與垂垂老矣的呂夷簡會面。往日的勢成水火不再，換來是彼此問候。夷簡問：「何事遽出？」仲淹如實回答：「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他似乎認為待事件丟淡了，自己就能重返朝廷。倒是呂夷簡精明，說：「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若欲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為便。」何解仲淹「此行正蹈危機」，以後再難重返中央？夷簡未有明言。不過，從「仲淹既去朝，攻者果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見慣官場風浪的一代權相可能早就洞悉先機。
范仲淹遠離中央，富弼不久亦請求宣撫河北。石介擔心夏竦進一步謀害，自求外放到濮州出任通判，未赴任即病逝，終年四十一歲。
面對政敵鋪天蓋地的攻擊，暫時離開避鋒頭，算不算明智？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山艦事件」發生後，國民黨第一把手汪精衛馬上以就醫為名，離粵赴法國，銷聲匿跡，結果給蔣介石機會成功崛起。汪精衛、范仲淹等人的案例，印證了董建華「離去是很容易的決定，留低卻需要好大的勇氣」所言非虛，為政者需要有勇氣。
朝中只有杜衍 (九月，杜衍為平章事兼樞密使) 及一批諫官為革新派支撐場面。
偏偏「衍務裁僥倖」，封還內降 (不按常規經中書等省議定，而由宮內直接發出詔令，謂之內降)，杜絕私情，惹起仁宗反感 (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諫官蔡襄、孫甫等更因是否召還陳執中跟仁宗爭拗 (執中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雖係陳恕之子，然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之不幸也。」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命中使齎敕告，即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
封還內降，等於逆天子之意。屢次唱反調，加上石介謀反信事件，仁宗逐漸對革新派失去信心。「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這裡仁宗其實已覺得革新派在搞朋黨，予以不點名批評。
杜衍喜歡舉薦賢士，抑制僥倖之徒，得罪了很多人。其女婿蘇舜欽會賓客於進奏院，王益柔醉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見「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婿」，「時杜衍、范仲淹為政，多所更張，拱辰之黨不便」，遂諷其僚屬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之。「兩人既竄廢，同席者俱逐」。
仁宗未幾受章得象唆擺，以為范仲淹「挾詐要君」。右正言錢明逸指責范仲淹、富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還誣陷杜衍包庇二人。仁宗於是在慶曆五年 (公元 1045 年) 把杜衍、范仲淹、富弼一併罷黜 (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仲淹引疾，求解邊任，改知鄧州)。
仁宗同時下詔廢棄各項新政，韓琦也遭罷免，變法全面失敗，歷時一年四個月。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慶曆四年 (公元 1044 年)，夏竦為了向石介報復，命家中女奴模仿其筆跡，偽造了一封給富弼的信，信中指革新派陰謀廢掉仁宗，另立新君。范仲淹等內不自安，請求外調，仁宗初不允許，後以其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
仲淹經過鄭州，與垂垂老矣的呂夷簡會面。往日的勢成水火不再，換來是彼此問候。夷簡問：「何事遽出？」仲淹如實回答：「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他似乎認為待事件丟淡了，自己就能重返朝廷。倒是呂夷簡精明，說：「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若欲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為便。」何解仲淹「此行正蹈危機」，以後再難重返中央？夷簡未有明言。不過，從「仲淹既去朝，攻者果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見慣官場風浪的一代權相可能早就洞悉先機。
范仲淹遠離中央，富弼不久亦請求宣撫河北。石介擔心夏竦進一步謀害，自求外放到濮州出任通判，未赴任即病逝，終年四十一歲。
面對政敵鋪天蓋地的攻擊，暫時離開避鋒頭，算不算明智？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山艦事件」發生後，國民黨第一把手汪精衛馬上以就醫為名，離粵赴法國，銷聲匿跡，結果給蔣介石機會成功崛起。汪精衛、范仲淹等人的案例，印證了董建華「離去是很容易的決定，留低卻需要好大的勇氣」所言非虛，為政者需要有勇氣。
朝中只有杜衍 (九月，杜衍為平章事兼樞密使) 及一批諫官為革新派支撐場面。
偏偏「衍務裁僥倖」，封還內降 (不按常規經中書等省議定，而由宮內直接發出詔令，謂之內降)，杜絕私情，惹起仁宗反感 (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諫官蔡襄、孫甫等更因是否召還陳執中跟仁宗爭拗 (執中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雖係陳恕之子，然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之不幸也。」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命中使齎敕告，即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
封還內降，等於逆天子之意。屢次唱反調，加上石介謀反信事件，仁宗逐漸對革新派失去信心。「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這裡仁宗其實已覺得革新派在搞朋黨，予以不點名批評。
杜衍喜歡舉薦賢士，抑制僥倖之徒，得罪了很多人。其女婿蘇舜欽會賓客於進奏院，王益柔醉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見「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婿」，「時杜衍、范仲淹為政，多所更張，拱辰之黨不便」，遂諷其僚屬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之。「兩人既竄廢，同席者俱逐」。
仁宗未幾受章得象唆擺，以為范仲淹「挾詐要君」。右正言錢明逸指責范仲淹、富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還誣陷杜衍包庇二人。仁宗於是在慶曆五年 (公元 1045 年) 把杜衍、范仲淹、富弼一併罷黜 (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仲淹引疾，求解邊任，改知鄧州)。
仁宗同時下詔廢棄各項新政，韓琦也遭罷免，變法全面失敗，歷時一年四個月。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2018年7月18日 星期三
華嚴宗 (上)
法藏根據《起信論》「真心為主虛妄熏習是客」系統，言真心有兩義：不變義、隨緣義。繼而以此真心相當於唯識宗之圓成實性，故此真心亦名真實性，亦名真如理。然此「真如理」是「真如心、心真如、心與如理合一」之詞，非如唯識宗之圓成實性之只是空如理
(心識、真如理截然二分)。
「不變」指真心清淨之自性不因其隨染淨緣 (不離於無明) 而有改變。「隨緣」指真心隨染淨緣起現一切染淨法 (現象)。真心隨緣，能生九界 (六道眾生、聲聞、緣覺、菩薩)，其生九界全屬無明的功勞。破無明以顯真心，即破九界以達佛界。
值得一提的是，真心直接地分析地函著「不變」，卻是間接地綜和地函著「隨緣」。真心必須通過無明迷染而始隨緣，其中有一曲折，有一跌宕。
以真心之「不變隨緣隨緣不變」為中心，可吸收唯識宗之三性。真心本身相當於圓成實性。其不染而染，隨緣作諸法，即依他起。於依他起法而生執著便是遍計執。
由於真心「不變隨緣隨緣不變」對一切法作出根源的說明，其有進於空宗。它又涵蓋唯識宗的觀點而更進一步，走得更加徹底，故有進於有宗。
真心隨緣起現一切染淨法，欲把染淨法轉成佛法，須破無明，即通過還滅。
「還滅」是指藉真心之「不變」，隨緣起修，由始覺而還歸真心之本覺。此即是般若智德滿與解脫斷德滿而證顯法身。此法身即空不空之如來藏身。「空」者，空卻一切煩惱、迷染，離一切相，唯是一真心之實相。「不空」者，離一切相的同時，具有無量無邊之清淨功德。空不空之如來藏身，就《華嚴經》言，便是毗盧遮那佛 (大日如來) 法身。
修行未滿，隨緣起現，隨緣修行，有法可言。修行滿而成佛法身，則修行中之法隨著修功全轉為佛法身之豐富意義 / 實德而無法相可言。那時只有解脫之清淨，無邊之智慧、性德，與性能。
佛憑著自身神力，隨眾生根欲之所樂見而自然地示現因地修行 (修行未滿) 時之法，謂之「法界緣起」。「法界」乃就佛法身來說，「隨眾生根欲之所樂見而起現」某程度上也是「緣起」(隨眾生機感之緣而起現)。因為是佛之示現，在示現中透映過來的法自然是圓融無礙，圓滿無盡，四法界中的「事事無礙法界」，正是「毗盧遮那佛在『海印三昧』中應眾生的願望而示現的境界」(方立天語)。
「法界緣起」是佛圓明性德的起現，故云「性起」。十玄緣起無礙、六相圓融等，皆對「法界緣起」予以分解的展示。
四法界中，除了「事事無礙法界」，還有：
(a)「事法界」- 差別的現象界 (宇宙所有事物俱由因緣和合而生，各有其分別與界限)；
(b)「理法界」- 平等的本體界 (宇宙所有事物，本體俱為真如，宗密注解曰「無盡事法，同一理性之義」)；
(c)「理事無礙法界」 - 現象界與本體界具有互融無礙的關係，理 (真如) 由事顯，事攬理成。
(a) 屬凡夫俗子的層次，(b) 和 (c) 雖有佛智，境界卻非最高。
[主要參考資料]
1.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
2. 方立天，《中國佛教哲學要義》。
「不變」指真心清淨之自性不因其隨染淨緣 (不離於無明) 而有改變。「隨緣」指真心隨染淨緣起現一切染淨法 (現象)。真心隨緣，能生九界 (六道眾生、聲聞、緣覺、菩薩)，其生九界全屬無明的功勞。破無明以顯真心，即破九界以達佛界。
值得一提的是，真心直接地分析地函著「不變」，卻是間接地綜和地函著「隨緣」。真心必須通過無明迷染而始隨緣，其中有一曲折，有一跌宕。
以真心之「不變隨緣隨緣不變」為中心，可吸收唯識宗之三性。真心本身相當於圓成實性。其不染而染，隨緣作諸法，即依他起。於依他起法而生執著便是遍計執。
由於真心「不變隨緣隨緣不變」對一切法作出根源的說明，其有進於空宗。它又涵蓋唯識宗的觀點而更進一步，走得更加徹底，故有進於有宗。
真心隨緣起現一切染淨法，欲把染淨法轉成佛法，須破無明，即通過還滅。
「還滅」是指藉真心之「不變」，隨緣起修，由始覺而還歸真心之本覺。此即是般若智德滿與解脫斷德滿而證顯法身。此法身即空不空之如來藏身。「空」者，空卻一切煩惱、迷染，離一切相，唯是一真心之實相。「不空」者，離一切相的同時，具有無量無邊之清淨功德。空不空之如來藏身，就《華嚴經》言，便是毗盧遮那佛 (大日如來) 法身。
修行未滿，隨緣起現，隨緣修行，有法可言。修行滿而成佛法身，則修行中之法隨著修功全轉為佛法身之豐富意義 / 實德而無法相可言。那時只有解脫之清淨，無邊之智慧、性德，與性能。
佛憑著自身神力，隨眾生根欲之所樂見而自然地示現因地修行 (修行未滿) 時之法，謂之「法界緣起」。「法界」乃就佛法身來說，「隨眾生根欲之所樂見而起現」某程度上也是「緣起」(隨眾生機感之緣而起現)。因為是佛之示現，在示現中透映過來的法自然是圓融無礙，圓滿無盡，四法界中的「事事無礙法界」，正是「毗盧遮那佛在『海印三昧』中應眾生的願望而示現的境界」(方立天語)。
「法界緣起」是佛圓明性德的起現，故云「性起」。十玄緣起無礙、六相圓融等，皆對「法界緣起」予以分解的展示。
四法界中，除了「事事無礙法界」，還有：
(a)「事法界」- 差別的現象界 (宇宙所有事物俱由因緣和合而生，各有其分別與界限)；
(b)「理法界」- 平等的本體界 (宇宙所有事物，本體俱為真如，宗密注解曰「無盡事法，同一理性之義」)；
(c)「理事無礙法界」 - 現象界與本體界具有互融無礙的關係，理 (真如) 由事顯，事攬理成。
(a) 屬凡夫俗子的層次，(b) 和 (c) 雖有佛智，境界卻非最高。
[主要參考資料]
1.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
2. 方立天，《中國佛教哲學要義》。
2018年7月16日 星期一
起信論 (下)
唯識宗把成佛的關鍵置於後天的「從最清淨法界等流正聞熏習種子所生」。這裡產生兩個問題：
(1) 第一個佛從何而來？唐君毅說：「無漏種不能自現，必待聞以前之佛之言教為外緣方能自現之說。即使後待前，前更待前，而無佛能成。」勞思光亦言：「此解答實同於無解答......亦不能說明何以會有人『先悟』。」
(2) 後天的「正聞熏習」不保證人必然能成佛，修行者或終身修行而無果可得，此不免對有志於修道成佛者之心靈投下一陰影。
《起信論》系統的優點是：
(a) 承認一切眾生俱有一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即先天地擁有成佛的根據；
(b) 主張修行者可藉對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之覺悟及真如熏習無明以成佛，毋須聽過佛之言教。
(a) 解決了 (2)，令修行者有自信心及毅力。(b) 則解決了 (1)，避免唯識宗「無窮追溯」之缺陷。
華嚴宗之法藏判法相唯識宗為「大乘始教」，《起信論》為「大乘終教」，很有道理。
有人可能會問：「清淨心為無明所動而間接生出阿賴耶識和生滅法，此『無明』何所指？從哪裡來？」
對這問題，我們可引用牟宗三一段說話以作回應：
「因為我們的真心雖然本來清淨，但只要一昏沉，只要一念忽然不覺，隨即墮入無明。而無明是無根的，亦沒有一實體，它只是於我們忽然一念不覺時所呈現出來的一種昏沉相......這乃是因為我們有感性 (sensibility)；由於我們有感性，所以常為物欲所牽引，因而有無明，有昏沉，這即表示人是有限的存在」
「無明」是「一念不覺時所呈現出來的一種昏沉相」，源自人的「感性」。
順著《起信論》的理路再進一步，有華嚴宗。
華嚴宗以杜順為始祖，智儼為二祖，法藏為三祖，澄觀為四祖，圭峰宗密為五祖，尊《華嚴經》為最高經典。其中，法藏大力弘揚華嚴義理，曾受封為「賢首國師」，故華嚴宗又稱為「賢首宗」。
《起信論》講「如來藏緣起」，乃從佛因上立論。華嚴宗講「法界緣起」，乃從佛果上立論。
方立天說：
「法界緣起論是對獲得解脫的佛的境界的描繪，是對悟的世界、淨的世界的描述，而不是著眼於對客觀世界現象的分析。但是佛的境界與客觀世界又不是絕對對立的，佛的境界既是客觀世界的昇華、超越，又是對客觀世界的涵蓋、容攝，對佛的境界的描述中包含了對客觀世界的分析。在法藏看來，宇宙的真實相包括了佛的境界和現實世界，法界緣起論集中反映了華嚴宗人對宇宙現象的整體看法。」
「佛的境界」相當於《起信論》的「清淨法」，「客觀世界的現象」相當於《起信論》的「染污法」、「生滅法」。淨法、染法非二法而為同一之法之兩面，故「佛的境界既是客觀世界的昇華、超越，又是對客觀世界的涵蓋、容攝」。
[主要參考資料]
1.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下)》。
2.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二)》。
3.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
4. 方立天，《法藏評傳》。
(1) 第一個佛從何而來？唐君毅說：「無漏種不能自現，必待聞以前之佛之言教為外緣方能自現之說。即使後待前，前更待前，而無佛能成。」勞思光亦言：「此解答實同於無解答......亦不能說明何以會有人『先悟』。」
(2) 後天的「正聞熏習」不保證人必然能成佛，修行者或終身修行而無果可得，此不免對有志於修道成佛者之心靈投下一陰影。
《起信論》系統的優點是：
(a) 承認一切眾生俱有一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即先天地擁有成佛的根據；
(b) 主張修行者可藉對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之覺悟及真如熏習無明以成佛，毋須聽過佛之言教。
(a) 解決了 (2)，令修行者有自信心及毅力。(b) 則解決了 (1)，避免唯識宗「無窮追溯」之缺陷。
華嚴宗之法藏判法相唯識宗為「大乘始教」，《起信論》為「大乘終教」，很有道理。
有人可能會問：「清淨心為無明所動而間接生出阿賴耶識和生滅法，此『無明』何所指？從哪裡來？」
對這問題，我們可引用牟宗三一段說話以作回應：
「因為我們的真心雖然本來清淨，但只要一昏沉，只要一念忽然不覺，隨即墮入無明。而無明是無根的，亦沒有一實體，它只是於我們忽然一念不覺時所呈現出來的一種昏沉相......這乃是因為我們有感性 (sensibility)；由於我們有感性，所以常為物欲所牽引，因而有無明，有昏沉，這即表示人是有限的存在」
「無明」是「一念不覺時所呈現出來的一種昏沉相」，源自人的「感性」。
順著《起信論》的理路再進一步，有華嚴宗。
華嚴宗以杜順為始祖，智儼為二祖，法藏為三祖，澄觀為四祖，圭峰宗密為五祖，尊《華嚴經》為最高經典。其中，法藏大力弘揚華嚴義理，曾受封為「賢首國師」，故華嚴宗又稱為「賢首宗」。
《起信論》講「如來藏緣起」，乃從佛因上立論。華嚴宗講「法界緣起」，乃從佛果上立論。
方立天說：
「法界緣起論是對獲得解脫的佛的境界的描繪，是對悟的世界、淨的世界的描述，而不是著眼於對客觀世界現象的分析。但是佛的境界與客觀世界又不是絕對對立的，佛的境界既是客觀世界的昇華、超越，又是對客觀世界的涵蓋、容攝，對佛的境界的描述中包含了對客觀世界的分析。在法藏看來，宇宙的真實相包括了佛的境界和現實世界，法界緣起論集中反映了華嚴宗人對宇宙現象的整體看法。」
「佛的境界」相當於《起信論》的「清淨法」，「客觀世界的現象」相當於《起信論》的「染污法」、「生滅法」。淨法、染法非二法而為同一之法之兩面，故「佛的境界既是客觀世界的昇華、超越，又是對客觀世界的涵蓋、容攝」。
[主要參考資料]
1.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下)》。
2.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二)》。
3.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
4. 方立天，《法藏評傳》。
2018年7月15日 星期日
中港「一鑊熟」
中國
中美貿易戰開打，中國能否招架，令人懷疑。
其他的不說，僅就農業一面講。
中國自鄧小平進行改革開放，工商業全速發展，農業不再是國家經濟的單一支柱。沿海城市欣欣向榮，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尤其令不少人離鄉別井出城打工。偏偏國內農業需求仍然龐大，於是改革開放的同時，就是加大對外國進口的依賴，尤其是美國。
美國進口的農產品質素較佳，改革開放令中國人追求高品質生活，技術卻追不上美國，只能抄襲。正貨與膺品，中國人當然選擇前者。鄧小平明白箇中內情，故於外交上強調「韜光養晦不出頭」，經濟上「對美國主導的全球市場經濟體系開放，或者說是我們主動地加入到美國主導的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中去，並因此成為該體系的最大獲益者」。回想那些年錢其琛、魯平甚至江澤民，都是或多或少精通英語。
一路走來，「高築牆，廣積糧」的閉關自守已經不合時宜，虛心學習西方科技的創新、制度邁向民主自由才是正途。豈知習近平上台以來，先摒棄「韜光養晦不出頭」，再將政制拉回「一人獨裁」，經濟生產則是無止境的抄襲剽竊。美國堅持打貿易戰，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國「偷取知識產權、盜取別人技術、強迫轉移技術、強迫地獵取別人資源」太甚。
不知自己有多少本錢，美國一出手，就民族主義上頭要還擊，限制美國農產品。此跟清末慈禧太后看到列強入侵，堅決用義和團懲罰外國人，連義和團是否真的刀槍不入都不理會，有什麼分別？
目前中國經濟的困境，一半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偏食」導致，一半是習近平的極端民族主義、妄自尊大 (用他的話說是「強烈民族和歷史責任感驅使我矯正歷史座標」) 使然。
吉林大學經濟學院李曉教授說：「中華民族到了新的最危險時刻」，絕非危言聳聽！
香港
香港最大的問題是「上不到車」。
以前在私樓外，尚有居屋、公屋，問題得到紓緩。自曾蔭權出任特首，停建及停售居屋，公屋興建量亦追不上需求。港共實行高地價政策，用拍賣及投標方式高價售賣土地給地產商，更令貴價豪宅處處，港人要麼儲錢買樓做樓奴，要麼屈居劏房過非人生活。
梁振英、林鄭覓地建屋，這其實是下策。第一，香港本身已經地少，地產商又佔有不少好地，勉強覓地，這些地未必適合作住宅用途，還會破壞香港原有的城市規劃 (如取消郊野公園)、歷史保育 (如拆掉粉嶺高爾夫球場)。第二，建屋需時，而需求急升，供實在趕不上求。
至於林鄭六招，基本上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手樓「空置稅」還可能觸及地產商利益。
何解房屋問題變了死症？追根究底，和港共歷屆高官沒承擔、短視、去職後「拍拍屁股走人」有關。他們倒是全球薪金最高的公務員！
不知未雨綢繆，臨急才來抱佛腳，抱不了，就馬上走，留在香港的「你死你事」，這就是「港人治港」！
－ － － － － －
港共處理不了房屋供不應求的問題，於是汲汲於宣傳「大灣區」，稱之為「共同家園」。
中國靠自己無法創新，所以習近平要「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加強與香港的融合。
港共 (乃至一般香港人) 固然未必知「阿爺」病入膏肓，習也不明白自己對香港期望過高、不切實際。一旦問題進一步惡化，雙方再騙不下去，「一鑊熟」似乎是必然的結局。
中美貿易戰開打，中國能否招架，令人懷疑。
其他的不說，僅就農業一面講。
中國自鄧小平進行改革開放，工商業全速發展，農業不再是國家經濟的單一支柱。沿海城市欣欣向榮，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尤其令不少人離鄉別井出城打工。偏偏國內農業需求仍然龐大，於是改革開放的同時，就是加大對外國進口的依賴，尤其是美國。
美國進口的農產品質素較佳，改革開放令中國人追求高品質生活，技術卻追不上美國，只能抄襲。正貨與膺品，中國人當然選擇前者。鄧小平明白箇中內情，故於外交上強調「韜光養晦不出頭」，經濟上「對美國主導的全球市場經濟體系開放，或者說是我們主動地加入到美國主導的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中去，並因此成為該體系的最大獲益者」。回想那些年錢其琛、魯平甚至江澤民，都是或多或少精通英語。
一路走來，「高築牆，廣積糧」的閉關自守已經不合時宜，虛心學習西方科技的創新、制度邁向民主自由才是正途。豈知習近平上台以來，先摒棄「韜光養晦不出頭」，再將政制拉回「一人獨裁」，經濟生產則是無止境的抄襲剽竊。美國堅持打貿易戰，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國「偷取知識產權、盜取別人技術、強迫轉移技術、強迫地獵取別人資源」太甚。
不知自己有多少本錢，美國一出手，就民族主義上頭要還擊，限制美國農產品。此跟清末慈禧太后看到列強入侵，堅決用義和團懲罰外國人，連義和團是否真的刀槍不入都不理會，有什麼分別？
目前中國經濟的困境，一半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偏食」導致，一半是習近平的極端民族主義、妄自尊大 (用他的話說是「強烈民族和歷史責任感驅使我矯正歷史座標」) 使然。
吉林大學經濟學院李曉教授說：「中華民族到了新的最危險時刻」，絕非危言聳聽！
香港
香港最大的問題是「上不到車」。
以前在私樓外，尚有居屋、公屋，問題得到紓緩。自曾蔭權出任特首，停建及停售居屋，公屋興建量亦追不上需求。港共實行高地價政策，用拍賣及投標方式高價售賣土地給地產商，更令貴價豪宅處處，港人要麼儲錢買樓做樓奴，要麼屈居劏房過非人生活。
梁振英、林鄭覓地建屋，這其實是下策。第一，香港本身已經地少，地產商又佔有不少好地，勉強覓地，這些地未必適合作住宅用途，還會破壞香港原有的城市規劃 (如取消郊野公園)、歷史保育 (如拆掉粉嶺高爾夫球場)。第二，建屋需時，而需求急升，供實在趕不上求。
至於林鄭六招，基本上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手樓「空置稅」還可能觸及地產商利益。
何解房屋問題變了死症？追根究底，和港共歷屆高官沒承擔、短視、去職後「拍拍屁股走人」有關。他們倒是全球薪金最高的公務員！
不知未雨綢繆，臨急才來抱佛腳，抱不了，就馬上走，留在香港的「你死你事」，這就是「港人治港」！
－ － － － － －
港共處理不了房屋供不應求的問題，於是汲汲於宣傳「大灣區」，稱之為「共同家園」。
中國靠自己無法創新，所以習近平要「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加強與香港的融合。
港共 (乃至一般香港人) 固然未必知「阿爺」病入膏肓，習也不明白自己對香港期望過高、不切實際。一旦問題進一步惡化，雙方再騙不下去，「一鑊熟」似乎是必然的結局。
2018年7月14日 星期六
駐港英軍的兵力 (上) - 步兵部隊
「香港保衛戰」前夕，駐港英軍陸上部隊由英國、英屬印度、加拿大、香港部隊組成，共六營正規步兵 (官 184，兵 5,103)、四團正規炮兵 (官 99，兵
2,712)、香港防衛軍 (官 82，兵 1,296)、香港華人軍團一連 (官兵 51)，以及三連工兵 (官兵 674)，另有皇家後勤兵團 (Royal
Army Service Corps)、皇家軍械兵團、皇家陸軍通訊隊 (Royal Corps of Signals) 等共 1,190 人。
駐港英軍士兵的國籍包括英、印、加、中、葡、澳、紐、法等，部隊被編為大陸旅、港島旅、東旅、西旅等作戰單位，最高指揮機構為中國司令部 (China Command)。
駐港陸軍司令是剛於 1941 年 8 月接替賈乃錫的莫德庇少將，他同時是駐港英軍司令 (General Officer Commanding, Hong Kong)，實際指揮海陸空三軍。莫德庇的後勤司令 (Assistant Adjutant and Quartermaster General) 為比法士准將 (Brigadier Andrew Peffers)，參謀長 (General Staff Officer I) 則是 1940 年中履新的紐臨上校 (Colonel Lancery Newnham)，紐氏自 1937 年已在港充任米杜息士團第 1 營營長，在港資歷最深。
莫德庇手下有兩個旅長，分別是華里士准將 (Brigadier Cedric Wallis) 和羅遜准將 (Brigadier John K. Lawson，駐港加軍司令)。華里士 10 月獲提拔為大陸旅旅長 (之前為拉吉普營營長)，卻無實際指揮大型部隊的經驗。羅遜 11 月隨加拿大援軍抵港，是少數在奎達參謀學院畢業的加國軍官，經驗豐富。可惜他來港僅兩週，並未徹底了解作戰地域。參謀長紐臨於是被迫承擔起指揮守軍的重任。
六營正規步兵的資料如下：
(a) 皇家蘇格蘭步兵團第 2 營 (2nd Battalion, The Royal Scots)
官 33，兵 734，營長為懷特中校 (Lieutenant Colonel S. E. H. E. White)。
1938 年開始駐防香港，原計劃於 1941 年離開，但未及調走，戰爭即已爆發。
訓練尚算充足，不過缺乏營級以上的戰術訓練，亦頗受性病、瘧疾等困擾。
(b) 米杜息士團第 1 營 (1st Battalion, The Middlesex Regiment)
官 36，兵 728，營長為史釗活中校 (Lieutenant Colonel H. W. Stewart)。
1937 年來港，屬機關槍營 (Machine gun battalion)，有多達 48 挺機槍，訓練比蘇格蘭營好，故戰鬥表現較佳。
(c) 第 7 拉吉普團第 5 營 (5th Battalion, 7th Rajput Regiment)
官 17，兵 875，營長為羅連遜中校 (Lieutenant Colonel J. Cadogan-Rawlinson)。
1937 年來港，訓練、士氣俱佳，且熟悉地形，惟印軍營隊缺乏迫擊炮等重武器。
(d) 第 14 旁遮普團第 2 營 (2nd Battalion, 14th Punjab Regiment)
官 15，兵 932，營長為傑德中校 (Lieutenant Colonel G. R. Kidd)。
1940 年抵港，雖然日軍在戰前嘗試透過印度民族主義者煽動營內士兵叛變，但未能收效。
(e) 皇家加拿大來福槍營 (The Royal Rifles of Canada)
官 41，兵 963，營長為荷姆中校 (Lieutenant Colonel W. J. Home)。
(f) 溫尼柏榴彈兵營 (1st Battalion, The Winnipeg Grenadiers)
官 42，兵 869，營長為薛基富中校 (Lieutenant Colonel J. L. R. Sutcliff)。
兩營同屬加拿大援兵。
來福槍營 1940 年秋成軍，同年 11 月前往紐芬蘭擔任駐軍防務至翌年 9 月。溫尼柏營 1939 年 10 月成軍，本為機關槍營，1941 年 5 月改編為步兵營，6 月被調往牙買加，10 月回到加拿大。
兩營長期在外擔任駐軍防務，不但未能和其他部隊協同訓練，連武器使用等基本訓練亦難以進行。來福槍營長期被分成兩部份，駐守不同地點，未能整體操練。溫尼柏營則苦無機會實行對空和迫擊炮訓練。
兩營雖在體能和團隊精神上表現不俗，但抵港前數月因調動頻繁，致使士兵體能轉差。1941 年 9 月，當加軍總參謀部要求羅遜准將擬出全國各營的整訓狀況以揀選部隊前往香港時，兩營獲評為「因先前任務或缺乏訓練而不適合調動」。後因派斯少校 (Maj. J. H. Price，來福槍營營附，父親為加國顯要) 致函副國防部長要求所部被派往「可獲得進階訓練」的區域，加軍總參謀部才選擇了來福槍營。來福槍營來自加拿大東岸，部份士兵屬法語族裔。為顯示加國上下團結，總參謀部遂安排來自加拿大西岸、由英籍人口組成的溫尼柏營一同前往。
加軍訓練不盡人意，還缺乏車輛，令作戰時行動遲緩，難以進行機動防禦，體力消耗快，難作持久抵抗。他們唯一的優點是武器裝備頗為充足。
至於香港防衛軍、香港華人軍團的資料，見：
(g) 香港防衛軍 (Hong Kong Volunteer Defence Corps)
成立於 1854 年，官 29，兵 697，團長為羅斯上校 (Colonel Henry Rose)。
成員為居港英人、混血兒、葡人，以及三十年代末加入的華人。第 1、4、7 連為步槍連 (第 4 連為華人組成)，第 2、3、5 連為機槍連 (第 3 連為歐亞混血兒組成)、第 6 連為高射機槍連 (葡人組成)
(h) 香港華人軍團 (Hong Kong Chinese Regiment)
官 2，兵 49，營長為邁亞少校 (Major H. W. Mayer)
成立於 1941 年，人數最少，原準備擴充為約有 800 人的機關槍營，戰爭爆發使計劃流產。
結合曉士兵團 72 名官兵、防衛軍總部 54 名官兵，這是駐港英聯邦軍步兵部隊的大概兵力。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駐港英軍士兵的國籍包括英、印、加、中、葡、澳、紐、法等，部隊被編為大陸旅、港島旅、東旅、西旅等作戰單位，最高指揮機構為中國司令部 (China Command)。
駐港陸軍司令是剛於 1941 年 8 月接替賈乃錫的莫德庇少將，他同時是駐港英軍司令 (General Officer Commanding, Hong Kong)，實際指揮海陸空三軍。莫德庇的後勤司令 (Assistant Adjutant and Quartermaster General) 為比法士准將 (Brigadier Andrew Peffers)，參謀長 (General Staff Officer I) 則是 1940 年中履新的紐臨上校 (Colonel Lancery Newnham)，紐氏自 1937 年已在港充任米杜息士團第 1 營營長，在港資歷最深。
莫德庇手下有兩個旅長，分別是華里士准將 (Brigadier Cedric Wallis) 和羅遜准將 (Brigadier John K. Lawson，駐港加軍司令)。華里士 10 月獲提拔為大陸旅旅長 (之前為拉吉普營營長)，卻無實際指揮大型部隊的經驗。羅遜 11 月隨加拿大援軍抵港，是少數在奎達參謀學院畢業的加國軍官，經驗豐富。可惜他來港僅兩週，並未徹底了解作戰地域。參謀長紐臨於是被迫承擔起指揮守軍的重任。
六營正規步兵的資料如下：
(a) 皇家蘇格蘭步兵團第 2 營 (2nd Battalion, The Royal Scots)
官 33，兵 734，營長為懷特中校 (Lieutenant Colonel S. E. H. E. White)。
1938 年開始駐防香港，原計劃於 1941 年離開，但未及調走，戰爭即已爆發。
訓練尚算充足，不過缺乏營級以上的戰術訓練，亦頗受性病、瘧疾等困擾。
(b) 米杜息士團第 1 營 (1st Battalion, The Middlesex Regiment)
官 36，兵 728，營長為史釗活中校 (Lieutenant Colonel H. W. Stewart)。
1937 年來港，屬機關槍營 (Machine gun battalion)，有多達 48 挺機槍，訓練比蘇格蘭營好，故戰鬥表現較佳。
(c) 第 7 拉吉普團第 5 營 (5th Battalion, 7th Rajput Regiment)
官 17，兵 875，營長為羅連遜中校 (Lieutenant Colonel J. Cadogan-Rawlinson)。
1937 年來港，訓練、士氣俱佳，且熟悉地形，惟印軍營隊缺乏迫擊炮等重武器。
(d) 第 14 旁遮普團第 2 營 (2nd Battalion, 14th Punjab Regiment)
官 15，兵 932，營長為傑德中校 (Lieutenant Colonel G. R. Kidd)。
1940 年抵港，雖然日軍在戰前嘗試透過印度民族主義者煽動營內士兵叛變，但未能收效。
(e) 皇家加拿大來福槍營 (The Royal Rifles of Canada)
官 41，兵 963，營長為荷姆中校 (Lieutenant Colonel W. J. Home)。
(f) 溫尼柏榴彈兵營 (1st Battalion, The Winnipeg Grenadiers)
官 42，兵 869，營長為薛基富中校 (Lieutenant Colonel J. L. R. Sutcliff)。
兩營同屬加拿大援兵。
來福槍營 1940 年秋成軍，同年 11 月前往紐芬蘭擔任駐軍防務至翌年 9 月。溫尼柏營 1939 年 10 月成軍，本為機關槍營，1941 年 5 月改編為步兵營，6 月被調往牙買加，10 月回到加拿大。
兩營長期在外擔任駐軍防務，不但未能和其他部隊協同訓練，連武器使用等基本訓練亦難以進行。來福槍營長期被分成兩部份，駐守不同地點，未能整體操練。溫尼柏營則苦無機會實行對空和迫擊炮訓練。
兩營雖在體能和團隊精神上表現不俗，但抵港前數月因調動頻繁，致使士兵體能轉差。1941 年 9 月，當加軍總參謀部要求羅遜准將擬出全國各營的整訓狀況以揀選部隊前往香港時，兩營獲評為「因先前任務或缺乏訓練而不適合調動」。後因派斯少校 (Maj. J. H. Price，來福槍營營附，父親為加國顯要) 致函副國防部長要求所部被派往「可獲得進階訓練」的區域，加軍總參謀部才選擇了來福槍營。來福槍營來自加拿大東岸，部份士兵屬法語族裔。為顯示加國上下團結，總參謀部遂安排來自加拿大西岸、由英籍人口組成的溫尼柏營一同前往。
加軍訓練不盡人意，還缺乏車輛，令作戰時行動遲緩，難以進行機動防禦，體力消耗快，難作持久抵抗。他們唯一的優點是武器裝備頗為充足。
至於香港防衛軍、香港華人軍團的資料，見：
(g) 香港防衛軍 (Hong Kong Volunteer Defence Corps)
成立於 1854 年，官 29，兵 697，團長為羅斯上校 (Colonel Henry Rose)。
成員為居港英人、混血兒、葡人，以及三十年代末加入的華人。第 1、4、7 連為步槍連 (第 4 連為華人組成)，第 2、3、5 連為機槍連 (第 3 連為歐亞混血兒組成)、第 6 連為高射機槍連 (葡人組成)
(h) 香港華人軍團 (Hong Kong Chinese Regiment)
官 2，兵 49，營長為邁亞少校 (Major H. W. Mayer)
成立於 1941 年，人數最少，原準備擴充為約有 800 人的機關槍營，戰爭爆發使計劃流產。
結合曉士兵團 72 名官兵、防衛軍總部 54 名官兵，這是駐港英聯邦軍步兵部隊的大概兵力。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2018年7月13日 星期五
自大狂與契細佬
習近平與連戰在北京會面，習說：「兩岸關係的情況嚴峻複雜，但是我還是認為，大道之行，人心所向，勢不可擋。」
首先，兩岸情況之所以嚴峻複雜，還不是中共幹的好事？跟台灣斷交的國家一個接一個，誰在背後用金錢收買？蔡英文只是不承認「九二共識」，賴清德只是支持「維持現狀」，誰不斷扣人家「台獨」的帽子？還未計周子瑜手持中華民國旗出鏡要被迫道歉、帶有恫嚇性質的軍事演習反覆進行......習近平賊喊捉賊，都算無恥！
其次，「大道之行」當真是「人心所向，勢不可擋」？國民黨上屆六都及總統選舉慘敗，其中一個原因是：馬英九與中共過從甚密，不斷堅持「九二共識」，未敢把台灣與中共區隔。民進黨蔡英文能當選總統，撇開她後來的政績不論，背後實有一種強烈的台中區隔的訴求。加上近年目擊香港急轉直下的苦況，此一訴求越趨強烈，敢問「和平統一」的「大道」在台灣何來有叫座力？
習近平的話，根本目的只有一個：對國民黨統戰。可憐連戰尚要回應：「劍拔弩張的朝鮮半島露出了曙光，而我們中華民族所生存的兩岸，卻是僵局在那裡相向。」
連主席！你問問台灣年青一代，有多少承認自己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僵局？為何不對始作俑者予以譴責？
習近平表示，大陸強盛崛起，激發他的強烈民族和歷史責任感，決心矯正歷史座標。
須知道，歷史如此不如彼地發展，本身就內含一種理性，不為人的主觀意志所轉移。習近平自以為可以拗轉歷史發展的軌跡，除了狂妄自大，委實不知如何形容他。
狂妄自大都算，口口聲聲為民族為歷史，港澳「和平統一」了，弄得民怨沸騰，台灣有朝一日「和平統一」了，生活也不見得好受。中華民族被蹂躪壓迫，民主自由不進反退，歷史開倒車，習近平不如不要有強烈民族和歷史責任感。
對厚顏無恥的自大狂獻媚，說甚麼「炎黃子孫有權要求兩岸和平統一」、「就『一個中國』、『兩岸和平』、『互利融合』、『振興中華』四大範疇提供意見」，蔣介石在九泉之下，真不知對連戰所言作何感想？
國民黨不反共，憑藉失去了，難怪要亡黨。
首先，兩岸情況之所以嚴峻複雜，還不是中共幹的好事？跟台灣斷交的國家一個接一個，誰在背後用金錢收買？蔡英文只是不承認「九二共識」，賴清德只是支持「維持現狀」，誰不斷扣人家「台獨」的帽子？還未計周子瑜手持中華民國旗出鏡要被迫道歉、帶有恫嚇性質的軍事演習反覆進行......習近平賊喊捉賊，都算無恥！
其次，「大道之行」當真是「人心所向，勢不可擋」？國民黨上屆六都及總統選舉慘敗，其中一個原因是：馬英九與中共過從甚密，不斷堅持「九二共識」，未敢把台灣與中共區隔。民進黨蔡英文能當選總統，撇開她後來的政績不論，背後實有一種強烈的台中區隔的訴求。加上近年目擊香港急轉直下的苦況，此一訴求越趨強烈，敢問「和平統一」的「大道」在台灣何來有叫座力？
習近平的話，根本目的只有一個：對國民黨統戰。可憐連戰尚要回應：「劍拔弩張的朝鮮半島露出了曙光，而我們中華民族所生存的兩岸，卻是僵局在那裡相向。」
連主席！你問問台灣年青一代，有多少承認自己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僵局？為何不對始作俑者予以譴責？
習近平表示，大陸強盛崛起，激發他的強烈民族和歷史責任感，決心矯正歷史座標。
須知道，歷史如此不如彼地發展，本身就內含一種理性，不為人的主觀意志所轉移。習近平自以為可以拗轉歷史發展的軌跡，除了狂妄自大，委實不知如何形容他。
狂妄自大都算，口口聲聲為民族為歷史，港澳「和平統一」了，弄得民怨沸騰，台灣有朝一日「和平統一」了，生活也不見得好受。中華民族被蹂躪壓迫，民主自由不進反退，歷史開倒車，習近平不如不要有強烈民族和歷史責任感。
對厚顏無恥的自大狂獻媚，說甚麼「炎黃子孫有權要求兩岸和平統一」、「就『一個中國』、『兩岸和平』、『互利融合』、『振興中華』四大範疇提供意見」，蔣介石在九泉之下，真不知對連戰所言作何感想？
國民黨不反共，憑藉失去了，難怪要亡黨。
2018年7月11日 星期三
變法失敗
＜范仲淹傳＞有以下一段文字：
「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為己任，裁削幸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蔭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
這裡透露出幾個重要訊息：
(a) 范仲淹之所以被宋仁宗重用，原因有二：陝西用兵有功、獲知識分子擁戴。
(b) 變法剛開始，仁宗、中央及地方官員皆對仲淹抱有期望。而仲淹亦為一無私為國之賢臣。
(c) 變法推行過於急進，缺乏循序漸進的變革。
(d) 變法牽涉範圍甚廣，內容流於空洞不具體，保守派因此不太看好。
(e) 變法中限制恩蔭、嚴密磨勘等，令既得利益者有所損失，紛紛反撲。
(c) 至 (e) 可視作「慶曆變法」失敗的主因，保守派大臣及既得利益集團則為窒礙變法進行的兩股阻力。
我們過去講過，「慶曆變法」是在一不穩固的基礎上展開。
范仲淹和呂夷簡雖然已經和解，但范仲淹派系內的歐陽修、蔡襄、余靖等仍與夏竦 (讀音：慫) 等勢成水火。他們的直言極諫、嫉惡如仇、好言變革，尤其令朝中守舊因循不願變的大臣反感。諫官不代表朝中大多數聲音，偏偏范仲淹是諫官推薦出任參知政事，其力量有多大，變法可以做得有多徹底，可以想像。
范仲淹唯一的靠山，是仁宗的信任，這亦是傳統帝制下的無可奈何 (余英時：「皇帝所擁有的是最後的權源，任何帶有根本性質的變法或改制都必須從這個權力的源頭處發動，所以皇帝個人的意志是一個決定性的力量」)。
可惜仁宗對「朋黨」非常忌諱。仲淹有「前科」，加上部份變法措施彷彿衝著既得利益集團而來，既得利益集團一旦利用仁宗的心理弱點，藉重提「朋黨之論」以脫困，此等於制仲淹於死命，也制變法於死命。
果然，慶曆四年 (公元 1044 年) 夏，仁宗「與執政論及朋黨事」。
儘管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各為一黨，在主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不可禁也」、歐陽修撰＜朋黨論＞重申「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仁宗逐漸對變法失去興致。
不久，夏竦命家中女奴模仿石介 (作《慶曆聖德詩》，贊揚范仲淹、歐陽修等，斥夏竦為「大奸」) 筆跡，偽造了一封石介給富弼的信，信中指革新派陰謀廢掉仁宗，另立新君 (「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
仁宗初時不相信，但范仲淹、富弼等心裡恐懼，內不自安，先後請求外調。保守派及既得利益者乘機加強輿論攻勢，肆意誣陷、抹黑，仁宗信心慢慢動搖。
慶曆五年 (公元 1045 年)，「慶曆變法」宣告失敗。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3.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
「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為己任，裁削幸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蔭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
這裡透露出幾個重要訊息：
(a) 范仲淹之所以被宋仁宗重用，原因有二：陝西用兵有功、獲知識分子擁戴。
(b) 變法剛開始，仁宗、中央及地方官員皆對仲淹抱有期望。而仲淹亦為一無私為國之賢臣。
(c) 變法推行過於急進，缺乏循序漸進的變革。
(d) 變法牽涉範圍甚廣，內容流於空洞不具體，保守派因此不太看好。
(e) 變法中限制恩蔭、嚴密磨勘等，令既得利益者有所損失，紛紛反撲。
(c) 至 (e) 可視作「慶曆變法」失敗的主因，保守派大臣及既得利益集團則為窒礙變法進行的兩股阻力。
我們過去講過，「慶曆變法」是在一不穩固的基礎上展開。
范仲淹和呂夷簡雖然已經和解，但范仲淹派系內的歐陽修、蔡襄、余靖等仍與夏竦 (讀音：慫) 等勢成水火。他們的直言極諫、嫉惡如仇、好言變革，尤其令朝中守舊因循不願變的大臣反感。諫官不代表朝中大多數聲音，偏偏范仲淹是諫官推薦出任參知政事，其力量有多大，變法可以做得有多徹底，可以想像。
范仲淹唯一的靠山，是仁宗的信任，這亦是傳統帝制下的無可奈何 (余英時：「皇帝所擁有的是最後的權源，任何帶有根本性質的變法或改制都必須從這個權力的源頭處發動，所以皇帝個人的意志是一個決定性的力量」)。
可惜仁宗對「朋黨」非常忌諱。仲淹有「前科」，加上部份變法措施彷彿衝著既得利益集團而來，既得利益集團一旦利用仁宗的心理弱點，藉重提「朋黨之論」以脫困，此等於制仲淹於死命，也制變法於死命。
果然，慶曆四年 (公元 1044 年) 夏，仁宗「與執政論及朋黨事」。
儘管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各為一黨，在主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不可禁也」、歐陽修撰＜朋黨論＞重申「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仁宗逐漸對變法失去興致。
不久，夏竦命家中女奴模仿石介 (作《慶曆聖德詩》，贊揚范仲淹、歐陽修等，斥夏竦為「大奸」) 筆跡，偽造了一封石介給富弼的信，信中指革新派陰謀廢掉仁宗，另立新君 (「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
仁宗初時不相信，但范仲淹、富弼等心裡恐懼，內不自安，先後請求外調。保守派及既得利益者乘機加強輿論攻勢，肆意誣陷、抹黑，仁宗信心慢慢動搖。
慶曆五年 (公元 1045 年)，「慶曆變法」宣告失敗。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3.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
2018年7月10日 星期二
既得利益者反對
范仲淹向仁宗上呈《十事疏》，史載「天子方信向仲淹，悉採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可見仁宗對仲淹非常信賴。「獨府兵法，眾以為不可而止」。
仁宗又用富弼為樞密副使。富弼堅決推辭，說：「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仁宗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富弼最終受命。
是時仁宗銳意變法圖強，屢次詔見弼與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 (二人) 書其所欲為者；且命仲淹主西事 (即西北邊務，阻遏西夏坐大)，弼主北事 (跟遼人交涉)」。
富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概以「進賢退不肖 (進納賢才，斥退無能)、止僥倖 (限制恩蔭)、去宿弊 (革除往日積弊)」為根本。其中，逐步更換監司 (宋朝設經略安撫使、轉運使、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司，即「帥、曹、憲、倉」，分管地方的軍民、財政、刑法、糧倉，合稱四監司) 中沒有才能的人，讓監司裁汰所屬各部的官吏，令既得利益者深感不滿。
和范仲淹友好的韓琦，於「二府合班奏事」時，言無不盡，即使「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此處有不在其位而謀其政的僭越之嫌)，招來同僚的反感。
仗賴仁宗撐腰 (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不妥韓琦的官員暫時不敢發作。韓琦不知自己「犯眾憎」，還條列先行者七事：清政本，念邊計，擢才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陳救弊八事：選將相，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值得注意是「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基本上跟富弼、范仲淹看法一致。「裁冗官」成為革新派的共識，既得利益者於是對他們咬牙切齒、恨之入骨。
呂夷簡慶曆三年 (公元 1043 年) 九月因病退休，既得利益集團失去一領袖，顯得群龍無首。
十月，范仲淹落實「十事」中的「擇官長」，「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張昷之、王素、沈邈、施昌言、李絢，分別出任河北、淮南、京東、河東、京西的都轉運按察使。
仲淹選監司時，一絲不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其意念雖善，為人民謀福祉 (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卻開罪了許多無所作為的官員。
更定磨勘法，考課中外職事，無過犯或有勞績者方獲升遷。更定蔭子法，凡選人遇郊赴銓試，不試者永不預選，且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侄年過二十，乃得蔭。兩項新措施尤其令希圖僥倖的人深感不便。
結果，范仲淹、富弼等以為對國家有益的政策，通通被既得利益集團誤解成針對自己的惡意進攻，他們因此「先下手為強」，指責范仲淹等黨同伐異 (「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蔭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仁宗又用富弼為樞密副使。富弼堅決推辭，說：「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仁宗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富弼最終受命。
是時仁宗銳意變法圖強，屢次詔見弼與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 (二人) 書其所欲為者；且命仲淹主西事 (即西北邊務，阻遏西夏坐大)，弼主北事 (跟遼人交涉)」。
富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概以「進賢退不肖 (進納賢才，斥退無能)、止僥倖 (限制恩蔭)、去宿弊 (革除往日積弊)」為根本。其中，逐步更換監司 (宋朝設經略安撫使、轉運使、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司，即「帥、曹、憲、倉」，分管地方的軍民、財政、刑法、糧倉，合稱四監司) 中沒有才能的人，讓監司裁汰所屬各部的官吏，令既得利益者深感不滿。
和范仲淹友好的韓琦，於「二府合班奏事」時，言無不盡，即使「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此處有不在其位而謀其政的僭越之嫌)，招來同僚的反感。
仗賴仁宗撐腰 (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不妥韓琦的官員暫時不敢發作。韓琦不知自己「犯眾憎」，還條列先行者七事：清政本，念邊計，擢才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陳救弊八事：選將相，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值得注意是「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基本上跟富弼、范仲淹看法一致。「裁冗官」成為革新派的共識，既得利益者於是對他們咬牙切齒、恨之入骨。
呂夷簡慶曆三年 (公元 1043 年) 九月因病退休，既得利益集團失去一領袖，顯得群龍無首。
十月，范仲淹落實「十事」中的「擇官長」，「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張昷之、王素、沈邈、施昌言、李絢，分別出任河北、淮南、京東、河東、京西的都轉運按察使。
仲淹選監司時，一絲不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其意念雖善，為人民謀福祉 (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卻開罪了許多無所作為的官員。
更定磨勘法，考課中外職事，無過犯或有勞績者方獲升遷。更定蔭子法，凡選人遇郊赴銓試，不試者永不預選，且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侄年過二十，乃得蔭。兩項新措施尤其令希圖僥倖的人深感不便。
結果，范仲淹、富弼等以為對國家有益的政策，通通被既得利益集團誤解成針對自己的惡意進攻，他們因此「先下手為強」，指責范仲淹等黨同伐異 (「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蔭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2018年7月8日 星期日
殺死 TVB 體育組的真兇
TVB 體育組被殺，連帶老牌節目《體育世界》亦壽終正寢，又一集體回憶消失了。
對於這次事件，有人覺得 TVB 涼薄，話解散就解散。然而，筆者覺得無節制的「新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 才是殺死 TVB 體育組的真兇。
TVB 體育組過去是以直播奧運、亞運、世界盃、歐聯等國際性賽事為工作重點。根據鍾志光最近在港台透露，世界盃轉播權費用於過去二十年一再創新高，由合理上升至癲價。開支過鉅，而收入 (包括廣告收益) 無法填補，不免令電視台卻步。奧運、歐聯等亦價值不菲，久而久之，惡性循環下，唯有加大劇集、綜藝節目製作 (因成本較低)，體育即被放棄。沒有大賽要報導、評述，體育組自然多餘。
加上互聯網發達，普羅大眾不用依靠電視觀看賽事，體育台偏偏要收費，遂支持不住。
總之，整件事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極至、「大市場」的產物。站在 TVB 的角度，蝕本生意固然不應做下去。而奧運、亞運、世界盃等播映權漲價也是大勢所趨，無法避免。可憐苦了一眾基層香港人，免費「睇場波」、「排球支持下中國隊」的機會都沒有。
香港政府在這裡有沒有角色呢？當然有。
「全民運動日」不是年年舉行推廣普及體育嗎？如果有免費電視直播 / 轉播奧運、世界盃等，學游泳、足球、乒乓球......的人一定更多，普及體育效果一定更好。
而從管治角度考慮，民主無寸進，民生死結難解 (只是樓市已令林鄭束手)，政府負評不斷，利用國際性體育賽事轉移民眾視線，給民眾「消消氣」，亦是有益的。說不定，中國隊的優秀表現，可再次凝聚部份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
一味強調「小市場」，甚麼都不介入，儘管能夠換得經濟自由城市之美名，卻迎來一連串後遺症 (不利體育普及、社會貧富界線分明、民怨無處消解)，何必？
或許，林鄭會學梁振英，說：「體育界沒有經濟貢獻」。若然是這樣，不如連大中小學的體育課、「全民運動日」都取消，一味唯利是尚，首尾貫徹。
否則，當商業機構無法承受大型體育盛事播映權的癲價，政府是有責任用資助 / 補貼方式支持他們。
TVB 體育組被殺，是值得注意的警號。
曾幾何時，我們只要打開電視，就可以聽到「阿叔」林尚義講世界盃、西甲、歐聯，見證「風之后」李麗珊奪得首面奧運金牌，那是一個美好的時代。
因為資本主義發展過了火，因為讓市場完全主導一切，結果未臻專業水平的足球評述也要付費收看。情況進一步惡化的話，香港人隨時無法享受國際大賽，據說來屆歐聯播映權連收費電視都沒有意欲買下。
當地產商用高價投得政府拍賣的土地時，無人會想到這些地全部變成貴價豪宅，更無人想到自己買不起樓，被迫屈居斗室。
同理，當大家認為 TVB 體育組被殺不是一個問題，他朝奧運、亞運、世界盃、歐聯等絕跡於香港各電視台，請不要抱怨慨嘆。
對於這次事件，有人覺得 TVB 涼薄，話解散就解散。然而，筆者覺得無節制的「新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 才是殺死 TVB 體育組的真兇。
TVB 體育組過去是以直播奧運、亞運、世界盃、歐聯等國際性賽事為工作重點。根據鍾志光最近在港台透露，世界盃轉播權費用於過去二十年一再創新高，由合理上升至癲價。開支過鉅，而收入 (包括廣告收益) 無法填補，不免令電視台卻步。奧運、歐聯等亦價值不菲，久而久之，惡性循環下，唯有加大劇集、綜藝節目製作 (因成本較低)，體育即被放棄。沒有大賽要報導、評述，體育組自然多餘。
加上互聯網發達，普羅大眾不用依靠電視觀看賽事，體育台偏偏要收費，遂支持不住。
總之，整件事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極至、「大市場」的產物。站在 TVB 的角度，蝕本生意固然不應做下去。而奧運、亞運、世界盃等播映權漲價也是大勢所趨，無法避免。可憐苦了一眾基層香港人，免費「睇場波」、「排球支持下中國隊」的機會都沒有。
香港政府在這裡有沒有角色呢？當然有。
「全民運動日」不是年年舉行推廣普及體育嗎？如果有免費電視直播 / 轉播奧運、世界盃等，學游泳、足球、乒乓球......的人一定更多，普及體育效果一定更好。
而從管治角度考慮，民主無寸進，民生死結難解 (只是樓市已令林鄭束手)，政府負評不斷，利用國際性體育賽事轉移民眾視線，給民眾「消消氣」，亦是有益的。說不定，中國隊的優秀表現，可再次凝聚部份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
一味強調「小市場」，甚麼都不介入，儘管能夠換得經濟自由城市之美名，卻迎來一連串後遺症 (不利體育普及、社會貧富界線分明、民怨無處消解)，何必？
或許，林鄭會學梁振英，說：「體育界沒有經濟貢獻」。若然是這樣，不如連大中小學的體育課、「全民運動日」都取消，一味唯利是尚，首尾貫徹。
否則，當商業機構無法承受大型體育盛事播映權的癲價，政府是有責任用資助 / 補貼方式支持他們。
TVB 體育組被殺，是值得注意的警號。
曾幾何時，我們只要打開電視，就可以聽到「阿叔」林尚義講世界盃、西甲、歐聯，見證「風之后」李麗珊奪得首面奧運金牌，那是一個美好的時代。
因為資本主義發展過了火，因為讓市場完全主導一切，結果未臻專業水平的足球評述也要付費收看。情況進一步惡化的話，香港人隨時無法享受國際大賽，據說來屆歐聯播映權連收費電視都沒有意欲買下。
當地產商用高價投得政府拍賣的土地時，無人會想到這些地全部變成貴價豪宅，更無人想到自己買不起樓，被迫屈居斗室。
同理，當大家認為 TVB 體育組被殺不是一個問題，他朝奧運、亞運、世界盃、歐聯等絕跡於香港各電視台，請不要抱怨慨嘆。
2018年7月6日 星期五
十事疏
仁宗希望擺脫積弱困境，用范仲淹為參知政事，屢次詢問變法方略。仲淹初時說：「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及至仁宗「為之開天章閣，召二府
(中書門下、樞密院) 條對」，仲淹卒之被他的誠意打動，上呈《答手詔條陳十事》(簡稱《十事疏》)。
在天章閣接見大臣，向大臣問治國方略、軍政要事，是宋朝皇帝對大臣們最高規格的待遇，難怪仲淹願意對仁宗鞠躬盡瘁。
所謂「十事」，即十項變法重點，包括：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
(a) 明黜陟 (嚴格官員升遷)
宋朝官員升遷，只講年資，不問政績，「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導致官員因循苟且，無所作為。
范仲淹提出「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京官及地方官須在職滿三年，才接受磨勘 (政府勘察官員政績，升降官員的一種考核方式)。京官「非選舉而授」(未經過科舉選拔而獲授官)，須在職滿五年，才得磨勘。
他又破格提拔政績卓著的官員，撤換有罪及不稱職者。
(b) 抑僥倖 (限制恩蔭特權)
宋初恩蔭令官僚濫進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冗官充斥，「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濫進之極也」。
范仲淹「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並規定「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限制中、上級官員的蔭子特權，防止權貴子弟、親屬壟斷官位。
(c) 精貢舉 (改革科舉制度)
「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
針對進士科以往偏重詩賦，仲淹改成「進士先策論 (議論當前政治問題、向朝廷獻策的文章)，後詩賦」。
明經科不再著重死記硬背，要求考生闡述經書的意義和道理 (「取兼通經義者」) 。
另外，令州縣立學，士子必須在學校學習一定時間方許應舉。
(d) 擇長官 (細選地方長官)
先由中書門下、樞密院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 (比較重要的州郡一級的行政區) 知州。
再由兩制 (翰林學士受皇帝之命，起草詔令，稱為內制；中書舍人與他官加知制誥銜者為中書門下撰擬詔令，稱為外制。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合稱兩制)、三司、御史台、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
再由知州、通判舉知縣、令。
簡單講，即由中書門下、樞密院慎選各路、州的長官。由各路、州長官慎選各縣的長官。
(e) 均公田 (平均職田分配)
公田，即職田，是宋朝地方官的定額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不均，有些官員長期缺乏公田。
范仲淹針對「外官廩給不均」，重新按照等級給予官員一定數量的職田。仲淹認為，地方官有足夠收入養活自己，朝廷便可以督責他們廉節 (清廉而有節操) 為政。對於那些違法的人，朝廷亦可予以懲罰或撤職，提高地方管治質素。
(f) 厚農桑 (重視農業生產)
命令各地方官獎勵農桑，興修水利 (如築堤堰、開渠塘)，「興農利，減漕運」，使「江南之圩田 (沿江河、沿湖或沿海的區域藉修築堤壩，再將河水、湖水或海水排出，所取得的可利用土地)，浙西之河塘，隳廢者可興」。
(g) 修武備 (整治軍事武力)
恢復唐代府兵制，招募京畿一帶精壯者為衛士，平時負責耕作，並接受軍事訓練，戰時協助正規軍作戰，寓兵於農。
府兵制確保政府有兵可用之餘，節省軍費開支 (「省給贍之費」)。
如果京畿一帶成效顯著，將擴及各地方。
(h) 推恩信 (一說覃恩信，落實朝廷恩惠)
范仲淹說：「今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谷司督責如舊，桎梏老幼，籍沒家產。至於寬賦斂、減徭役，存恤孤貧，振舉滯淹之事，未嘗施行，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
他因此建議「赦令有所施行」，主管部門若有人拖延或違反，依法重罰。
又政府應派遣使臣到各地，巡察那些恩惠是否落實，以取信於民。
(i) 重命令 (謹慎法令頒佈)
有見於朝廷頒佈的法令「煩而無信，輕而弗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范仲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 (事先須對法令詳加審議)，刪去煩冗，裁為制敕 (皇帝的詔令) 行下 (頒行天下)」。
(j) 減徭役 (減去人民徭役)
省并戶口稀少的縣邑，並使「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
「十事」中，除了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大部份與政治有關。明黜陟、抑僥倖更明顯得罪朝中既得利益者，為變法帶來阻力。
其他如精貢舉、修武備等，立意雖善，但要麼令士子反感 (需重新適應考試內容)，要麼失於迂闊 (唐之府兵建基於為民制產的均田及租庸調制上，人民不愁生活，自然樂意為國效勞。宋朝卻沒有均田及租庸調制)，不切實際。
不過，無可否認的是，范仲淹的意見乃日後王安石變法之濫觴。修武備、精貢舉、厚農桑、減徭役，俱為王安石所承繼，而作進一步發揮，開出保甲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等。
范仲淹於政治領域觸礁，也給予王安石可鑑的前車。故此，「熙寧變法」僅以經濟、軍事、教育三方面掛帥，不敢碰政治。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
在天章閣接見大臣，向大臣問治國方略、軍政要事，是宋朝皇帝對大臣們最高規格的待遇，難怪仲淹願意對仁宗鞠躬盡瘁。
所謂「十事」，即十項變法重點，包括：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
(a) 明黜陟 (嚴格官員升遷)
宋朝官員升遷，只講年資，不問政績，「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導致官員因循苟且，無所作為。
范仲淹提出「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京官及地方官須在職滿三年，才接受磨勘 (政府勘察官員政績，升降官員的一種考核方式)。京官「非選舉而授」(未經過科舉選拔而獲授官)，須在職滿五年，才得磨勘。
他又破格提拔政績卓著的官員，撤換有罪及不稱職者。
(b) 抑僥倖 (限制恩蔭特權)
宋初恩蔭令官僚濫進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冗官充斥，「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濫進之極也」。
范仲淹「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並規定「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限制中、上級官員的蔭子特權，防止權貴子弟、親屬壟斷官位。
(c) 精貢舉 (改革科舉制度)
「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
針對進士科以往偏重詩賦，仲淹改成「進士先策論 (議論當前政治問題、向朝廷獻策的文章)，後詩賦」。
明經科不再著重死記硬背，要求考生闡述經書的意義和道理 (「取兼通經義者」) 。
另外，令州縣立學，士子必須在學校學習一定時間方許應舉。
(d) 擇長官 (細選地方長官)
先由中書門下、樞密院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 (比較重要的州郡一級的行政區) 知州。
再由兩制 (翰林學士受皇帝之命，起草詔令，稱為內制；中書舍人與他官加知制誥銜者為中書門下撰擬詔令，稱為外制。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合稱兩制)、三司、御史台、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
再由知州、通判舉知縣、令。
簡單講，即由中書門下、樞密院慎選各路、州的長官。由各路、州長官慎選各縣的長官。
(e) 均公田 (平均職田分配)
公田，即職田，是宋朝地方官的定額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不均，有些官員長期缺乏公田。
范仲淹針對「外官廩給不均」，重新按照等級給予官員一定數量的職田。仲淹認為，地方官有足夠收入養活自己，朝廷便可以督責他們廉節 (清廉而有節操) 為政。對於那些違法的人，朝廷亦可予以懲罰或撤職，提高地方管治質素。
(f) 厚農桑 (重視農業生產)
命令各地方官獎勵農桑，興修水利 (如築堤堰、開渠塘)，「興農利，減漕運」，使「江南之圩田 (沿江河、沿湖或沿海的區域藉修築堤壩，再將河水、湖水或海水排出，所取得的可利用土地)，浙西之河塘，隳廢者可興」。
(g) 修武備 (整治軍事武力)
恢復唐代府兵制，招募京畿一帶精壯者為衛士，平時負責耕作，並接受軍事訓練，戰時協助正規軍作戰，寓兵於農。
府兵制確保政府有兵可用之餘，節省軍費開支 (「省給贍之費」)。
如果京畿一帶成效顯著，將擴及各地方。
(h) 推恩信 (一說覃恩信，落實朝廷恩惠)
范仲淹說：「今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谷司督責如舊，桎梏老幼，籍沒家產。至於寬賦斂、減徭役，存恤孤貧，振舉滯淹之事，未嘗施行，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
他因此建議「赦令有所施行」，主管部門若有人拖延或違反，依法重罰。
又政府應派遣使臣到各地，巡察那些恩惠是否落實，以取信於民。
(i) 重命令 (謹慎法令頒佈)
有見於朝廷頒佈的法令「煩而無信，輕而弗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范仲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 (事先須對法令詳加審議)，刪去煩冗，裁為制敕 (皇帝的詔令) 行下 (頒行天下)」。
(j) 減徭役 (減去人民徭役)
省并戶口稀少的縣邑，並使「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
「十事」中，除了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大部份與政治有關。明黜陟、抑僥倖更明顯得罪朝中既得利益者，為變法帶來阻力。
其他如精貢舉、修武備等，立意雖善，但要麼令士子反感 (需重新適應考試內容)，要麼失於迂闊 (唐之府兵建基於為民制產的均田及租庸調制上，人民不愁生活，自然樂意為國效勞。宋朝卻沒有均田及租庸調制)，不切實際。
不過，無可否認的是，范仲淹的意見乃日後王安石變法之濫觴。修武備、精貢舉、厚農桑、減徭役，俱為王安石所承繼，而作進一步發揮，開出保甲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等。
范仲淹於政治領域觸礁，也給予王安石可鑑的前車。故此，「熙寧變法」僅以經濟、軍事、教育三方面掛帥，不敢碰政治。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
2018年7月4日 星期三
「慶曆變法」的背景
仁宗慶曆三年 (公元 1043 年) 九月，范仲淹等人上呈《答手詔條陳十事》，厲行變法，史稱「慶曆變法」。
之所以有「慶曆變法」，跟宋朝政治、軍事、經濟出現一連串問題有關。
政治
宋朝優待知識分子 (旨在革除五代軍人專政的弊病)，進士一登第即授官 (唐代分禮部、吏部試，宋代只設禮部試)，此令官員數目大增。
另外，復有恩蔭，准許大臣「蔭子蔭孫，乃至於蔭期親、蔭大功親，甚至蔭及異姓親，乃至門客......沒有子孫近親，便只有鬻賣朝恩，把異姓及門客來充數」，這導致「官吏日多，俸給日繁」。
為了安置大批官員，官僚機構往往變得臃腫，架床疊屋，政出多門，影響行政效率。
結果，宋朝極力締造文治，竟太阿倒持，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包拯上疏仁宗：「今內外官屬總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其未受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不在數內，較之先朝，纔四十餘年，已逾一倍多矣......今天下州、郡三百二十，縣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縣所任之職，素有定額，大率用吏不過五六千員，則有餘矣。今乃三倍其多，而又三歲一開貢舉，每放榜僅千人，復又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廕序之官、進納之輩，總而計之，又不止於三倍。是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則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乏哉？」
由此可見冗官問題之嚴重。
軍事
宋朝採輕武政策，軍隊組成非游手好閒之輩，即負罪亡命之徒，戰鬥力低。
又武人需在面上刺字，且無法如文臣般出任中央要職，士氣低落。
「定禁兵分番戍守郡縣」，三年一調 (即更戍法)，造成軍費開支龐大，且「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兵將之間缺乏溝通)，軍力大為削弱。
宋代兵士更無退役制度，「募兵終身在營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間四十餘年，實際可用者至多不過二十年。廩之終身，實際即是一卒有二十年向公家無用而仰食」，宋朝經濟負擔沉重，卻無可用之兵。
經濟
真宗朝開始，土地出現兼併，史載「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併冒偽習以為俗，重禁莫能止焉」、「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
稅收短絀，衍生兩方面的影響：(1) 無法完成修橋築路等基建工程 (2) 天災來臨時，政府無法對人民施以救濟。管治容易動搖。
尤其甚者，收入減少，宋朝將無力應付冗官冗兵的開支，入不敷支。
仁宗「銳意太平」，希望解決上述問題，他於是聽從諫官歐陽修等的建議，罷免「懦默不任事」的王舉正，起用范仲淹為參知政事 (副宰相)。
仁宗「數問 (仲淹) 當世事」，仲淹為其誠意所打動，遂上《十事疏》(即《答手詔條陳十事》)。所謂「十事」，即十項變法重點，包括：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
范仲淹靠諫官們推薦成為執政推動變法，本身就對變法不利，蓋諫官們與朝中保守派、既得利益者勢成水火也 (儘管呂夷簡慶曆三年春已病重)，夏竦即為其中之一。
在浮沙上築高塔，是注定要失敗的。「慶曆變法」僅維持了一年零四個月，就宣告失敗。
補充一點，「變法」有別於「改革」。「變法」是通盤的轉變，連根拔起。「改革」則是在固有的基礎上小修小補。
[主要參考資料]
1. 錢穆，《國史大綱》下冊。
2. 脫脫等，《宋史》。
3.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4.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
之所以有「慶曆變法」，跟宋朝政治、軍事、經濟出現一連串問題有關。
政治
宋朝優待知識分子 (旨在革除五代軍人專政的弊病)，進士一登第即授官 (唐代分禮部、吏部試，宋代只設禮部試)，此令官員數目大增。
另外，復有恩蔭，准許大臣「蔭子蔭孫，乃至於蔭期親、蔭大功親，甚至蔭及異姓親，乃至門客......沒有子孫近親，便只有鬻賣朝恩，把異姓及門客來充數」，這導致「官吏日多，俸給日繁」。
為了安置大批官員，官僚機構往往變得臃腫，架床疊屋，政出多門，影響行政效率。
結果，宋朝極力締造文治，竟太阿倒持，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包拯上疏仁宗：「今內外官屬總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其未受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不在數內，較之先朝，纔四十餘年，已逾一倍多矣......今天下州、郡三百二十，縣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縣所任之職，素有定額，大率用吏不過五六千員，則有餘矣。今乃三倍其多，而又三歲一開貢舉，每放榜僅千人，復又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廕序之官、進納之輩，總而計之，又不止於三倍。是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則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乏哉？」
由此可見冗官問題之嚴重。
軍事
宋朝採輕武政策，軍隊組成非游手好閒之輩，即負罪亡命之徒，戰鬥力低。
又武人需在面上刺字，且無法如文臣般出任中央要職，士氣低落。
「定禁兵分番戍守郡縣」，三年一調 (即更戍法)，造成軍費開支龐大，且「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兵將之間缺乏溝通)，軍力大為削弱。
宋代兵士更無退役制度，「募兵終身在營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間四十餘年，實際可用者至多不過二十年。廩之終身，實際即是一卒有二十年向公家無用而仰食」，宋朝經濟負擔沉重，卻無可用之兵。
經濟
真宗朝開始，土地出現兼併，史載「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併冒偽習以為俗，重禁莫能止焉」、「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
稅收短絀，衍生兩方面的影響：(1) 無法完成修橋築路等基建工程 (2) 天災來臨時，政府無法對人民施以救濟。管治容易動搖。
尤其甚者，收入減少，宋朝將無力應付冗官冗兵的開支，入不敷支。
仁宗「銳意太平」，希望解決上述問題，他於是聽從諫官歐陽修等的建議，罷免「懦默不任事」的王舉正，起用范仲淹為參知政事 (副宰相)。
仁宗「數問 (仲淹) 當世事」，仲淹為其誠意所打動，遂上《十事疏》(即《答手詔條陳十事》)。所謂「十事」，即十項變法重點，包括：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
范仲淹靠諫官們推薦成為執政推動變法，本身就對變法不利，蓋諫官們與朝中保守派、既得利益者勢成水火也 (儘管呂夷簡慶曆三年春已病重)，夏竦即為其中之一。
在浮沙上築高塔，是注定要失敗的。「慶曆變法」僅維持了一年零四個月，就宣告失敗。
補充一點，「變法」有別於「改革」。「變法」是通盤的轉變，連根拔起。「改革」則是在固有的基礎上小修小補。
[主要參考資料]
1. 錢穆，《國史大綱》下冊。
2. 脫脫等，《宋史》。
3.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4.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
2018年7月3日 星期二
夏竦罷樞密使
仁宗慶曆三年 (公元 1043 年) 四月，杜衍出任樞密使。
樞密使一職，仁宗本來安排夏竦出任，但因諫官歐陽修、蔡襄等先後反對：
「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眾人之言，至遣敕使臨督，始陳十策。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元昊嘗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為賊輕侮如此。今復用之，邊將體解矣。且竦挾詐任數，奸邪傾險，與呂夷簡不相協。夷簡畏其為人，不肯引為同列，既退，乃薦之以釋宿憾。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
加上侍御史沈邈指夏竦與內侍劉從願暗中有勾結，御史中丞王拱辰亦言：
「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 (指抵禦西夏無功)，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
仁宗卒之改變決定，「罷竦而用衍代之」。
夏竦在蔡州 (自河中府徙判蔡州) 聞朝廷召他返京，不敢怠慢，瞬間已抵汴京。
右正言 (諫官之一) 余靖認為：
「竦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敘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解釋，則聖聽惑矣！」
覺得夏竦會動搖仁宗心志，令仁宗自我推翻，故堅持不讓夏竦見仁宗。
蔡襄甚至視夏竦為「奸邪」，把一眾直言極諫者 (包括他自己) 視作「賢人」、「良醫」：
「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眾邪並退，眾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史載「竦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律曆，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為文章，典雅藻麗」，其基本上為一知識分子，只是不純粹以儒學為宗。
出任襄州知州時，適值大飢荒，夏竦曾「大發公廩，不足......又勸率州大姓，使出粟，得二萬斛」，救活四十餘萬人。「徙壽、安、洪三州。洪俗尚鬼，多巫覡 (能運用超自然力的人) 惑民，(夏) 竦索部中得千餘家，敕還農業，毀其淫祠以聞」。
以民為本，重視農業生產，破除迷信，夏竦怎會是「奸邪」？
「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眾人之言」，此乃文人不知軍事之正常反應，有什麼值得苛責？
退一步，就算真的「至遣敕使臨督，始陳十策」，這不過反映夏竦做事不夠主動，不能以「奸邪」目之 (何況「十策」極有可能是洋洋灑灑的東拼西湊)。
夏竦不知軍事，勉強要討論西北邊防問題，就唯有「列眾人之言」了。他更「雅意在朝廷」，希望在朝廷做高官，「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盡量避免丟失性命，何足怪哉？事實上，夏竦「數請解兵柄」，他是知道自己不擅軍事，不勝任抗擊西夏的工作。
做著自己不擅長不喜歡的崗位，鬱鬱不得志，於是有「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有利用手中權力撈取個人利益......這些皆是人生的無可奈何，應該體諒的。
一味冠以「懷詐不忠」之惡名尚不止，還要仁宗不任其為樞密使、不讓其有機會見仁宗，歐陽修、蔡襄、余靖等人的做法未免有點兒過份，對夏竦不公道。
至於自稱「賢人」、「良醫」，尤其失於傲慢。
夏竦也是聰明人，仁宗即日要他離開，他自請還節鉞 (符節與斧鉞，古代授與官員或將帥，作為加重權力的標誌)，未幾「徙知亳州」。
至亳州，夏竦從歐陽修、蔡襄、余靖等人的彈劾奏疏中 (由仁宗封存好，於夏竦離開時交予)，知道誰令他無法進入中央權力核心，誰令他夢碎。夏竦於是「上書萬言自辯」。
有一石介，「為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眾」。他支持歐陽修、蔡襄、余靖等人，作《慶曆聖德詩》，斥夏竦為「大奸」，「夏竦怨 (石) 介斥己」，決意報復。
石介「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為蠹」，偏偏夏竦「以文學起家」、「多識古文，學奇字」，且通曉佛老 (此實際是宋代新儒家跟傳統知識分子的矛盾)。
補充一點，「竦材術過人，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以為奸邪。當 (劉) 太后臨朝，嘗上疏乞與修《真宗實錄》，不報。既而丁母憂，潛至京師，依中人張懷德為內助，宰相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遂起復知制誥，為景靈判官、判集賢院，以左司郎中為翰林學士、勾當三班院兼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又兼譯經潤文官」。
原來夏竦是透過依附宦官張懷德、結交奸相王欽若發跡，而且見風轉舵，難怪歐陽修、蔡襄、余靖等那麼敏感了 (歐陽修、蔡襄、余靖等跟范仲淹聲應氣求，而仲淹大體接續寇準、王曾一系之處事作風，其自然視王欽若一系之人物如仇敵，不予同情)。
呂夷簡在仁宗甫親政同意罷免「后黨」(支持劉太后的官員)，夏竦在「后黨」之列，二人因此不和 (從出身、學問、處事等看，二人其實無本質上的分別)。
[主要參考資料]
1.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2. 脫脫等，《宋史》。
3. 畢沅，《續資治通鑑》。
樞密使一職，仁宗本來安排夏竦出任，但因諫官歐陽修、蔡襄等先後反對：
「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眾人之言，至遣敕使臨督，始陳十策。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元昊嘗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為賊輕侮如此。今復用之，邊將體解矣。且竦挾詐任數，奸邪傾險，與呂夷簡不相協。夷簡畏其為人，不肯引為同列，既退，乃薦之以釋宿憾。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
加上侍御史沈邈指夏竦與內侍劉從願暗中有勾結，御史中丞王拱辰亦言：
「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 (指抵禦西夏無功)，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
仁宗卒之改變決定，「罷竦而用衍代之」。
夏竦在蔡州 (自河中府徙判蔡州) 聞朝廷召他返京，不敢怠慢，瞬間已抵汴京。
右正言 (諫官之一) 余靖認為：
「竦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敘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解釋，則聖聽惑矣！」
覺得夏竦會動搖仁宗心志，令仁宗自我推翻，故堅持不讓夏竦見仁宗。
蔡襄甚至視夏竦為「奸邪」，把一眾直言極諫者 (包括他自己) 視作「賢人」、「良醫」：
「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眾邪並退，眾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史載「竦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律曆，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為文章，典雅藻麗」，其基本上為一知識分子，只是不純粹以儒學為宗。
出任襄州知州時，適值大飢荒，夏竦曾「大發公廩，不足......又勸率州大姓，使出粟，得二萬斛」，救活四十餘萬人。「徙壽、安、洪三州。洪俗尚鬼，多巫覡 (能運用超自然力的人) 惑民，(夏) 竦索部中得千餘家，敕還農業，毀其淫祠以聞」。
以民為本，重視農業生產，破除迷信，夏竦怎會是「奸邪」？
「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眾人之言」，此乃文人不知軍事之正常反應，有什麼值得苛責？
退一步，就算真的「至遣敕使臨督，始陳十策」，這不過反映夏竦做事不夠主動，不能以「奸邪」目之 (何況「十策」極有可能是洋洋灑灑的東拼西湊)。
夏竦不知軍事，勉強要討論西北邊防問題，就唯有「列眾人之言」了。他更「雅意在朝廷」，希望在朝廷做高官，「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盡量避免丟失性命，何足怪哉？事實上，夏竦「數請解兵柄」，他是知道自己不擅軍事，不勝任抗擊西夏的工作。
做著自己不擅長不喜歡的崗位，鬱鬱不得志，於是有「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有利用手中權力撈取個人利益......這些皆是人生的無可奈何，應該體諒的。
一味冠以「懷詐不忠」之惡名尚不止，還要仁宗不任其為樞密使、不讓其有機會見仁宗，歐陽修、蔡襄、余靖等人的做法未免有點兒過份，對夏竦不公道。
至於自稱「賢人」、「良醫」，尤其失於傲慢。
夏竦也是聰明人，仁宗即日要他離開，他自請還節鉞 (符節與斧鉞，古代授與官員或將帥，作為加重權力的標誌)，未幾「徙知亳州」。
至亳州，夏竦從歐陽修、蔡襄、余靖等人的彈劾奏疏中 (由仁宗封存好，於夏竦離開時交予)，知道誰令他無法進入中央權力核心，誰令他夢碎。夏竦於是「上書萬言自辯」。
有一石介，「為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眾」。他支持歐陽修、蔡襄、余靖等人，作《慶曆聖德詩》，斥夏竦為「大奸」，「夏竦怨 (石) 介斥己」，決意報復。
石介「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為蠹」，偏偏夏竦「以文學起家」、「多識古文，學奇字」，且通曉佛老 (此實際是宋代新儒家跟傳統知識分子的矛盾)。
補充一點，「竦材術過人，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以為奸邪。當 (劉) 太后臨朝，嘗上疏乞與修《真宗實錄》，不報。既而丁母憂，潛至京師，依中人張懷德為內助，宰相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遂起復知制誥，為景靈判官、判集賢院，以左司郎中為翰林學士、勾當三班院兼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又兼譯經潤文官」。
原來夏竦是透過依附宦官張懷德、結交奸相王欽若發跡，而且見風轉舵，難怪歐陽修、蔡襄、余靖等那麼敏感了 (歐陽修、蔡襄、余靖等跟范仲淹聲應氣求，而仲淹大體接續寇準、王曾一系之處事作風，其自然視王欽若一系之人物如仇敵，不予同情)。
呂夷簡在仁宗甫親政同意罷免「后黨」(支持劉太后的官員)，夏竦在「后黨」之列，二人因此不和 (從出身、學問、處事等看，二人其實無本質上的分別)。
[主要參考資料]
1.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2. 脫脫等，《宋史》。
3. 畢沅，《續資治通鑑》。
2018年7月1日 星期日
枕戈待旦
在對外侵略擴張、稱霸亞洲的問題上，日本內部向來有「北進」和「南進」之分。「北進」以陸軍為主，主張向北進攻蘇聯，奪取蒙古等地。「南進」以海軍為主，主張佔領中國後，向南轉攻東南亞，奪取該地資源，對英、美作戰。
侵華初期，日本陸軍勢如破竹，「北進」佔盡優勢。然而，中國軍民退至丘陵地帶，日軍如陷泥沼。加上德、蘇 1939 年 8 月 23 日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同年 5 月至 8 月諾門罕戰役 (又稱哈拉欣河 / 哈拉哈河戰役」) 日本關東軍為蘇聯所擊敗，「北進」不得不擱置，「南進」抬頭。1940 年 7 月 2 日，日本在御前會議定出兩大國策，其中一項即為：配合適當時機「南進」太平洋 (另一是以日本為中心，建設以日、滿、華為骨幹的「大東亞新秩序」)。
1941 年 4 月 13 日，日、蘇簽訂《日蘇中立條約》，日本等於放棄北侵蘇聯。8 月，美國對日本實施石油禁運，嚴重不利日本長期作戰，日本被迫提早毅然「南進」，制訂「南方作戰」行動 (Southern Operations)，對香港發動進攻屬這項作戰行動的「C 作戰」。
日本跟美國談判，旨在爭取時間完成戰爭準備，奈何英國對箇中內情全然不知，邱吉爾還估計日本不會在 1942 年春之前開戰。
英國錯誤判斷日本謀劃，致使參謀長委員會曾重新關注香港防務，要求加拿大政府再派一營至香港，將 C 部隊 (C Force) 擴編成一旅。
可是，泰國首相洩密，英國終於夢醒，明白到戰爭近在咫尺，參謀長委員會遂擱下派兵香港一事，改為討論如何拉攏美國參戰。
莫德庇少將得知日本快將開戰，下令香港防衛軍集結，積極準備。1941 年 12 月 6 日下午，香港警察接報三師日軍 (第 38 師) 進駐深圳布吉。英國遠東三軍總司令樸芳雖仍對記者宣稱戰爭不會發生，但他已通知啟德機場進入一級戒備狀態 (No.1 Degree of readiness)。
6 日晚，所有高射炮位準備就緒。7 日清晨，守軍已離營就位。由此可見香港的戰爭準備比其他英國遠東殖民地完善。日軍戰機在 8 日上午飛臨香港，守軍其實守候已久。
一些口述歷史提到，有市民誤以為日軍轟炸啟德只是英軍演習，此可能與香港憲報 12 月 1 日刊登英軍將於 12 月 8 至 11 日進行包括重炮射擊等演習有關。
莫德庇少將 1941 年 7 月 (一說 9 月) 接任駐港英軍司令，當時他手上有四營正規步兵，包括：皇家蘇格蘭步兵團第 2 營、米杜息士團第 1 營、第 7 拉吉普團第 5 營、第 14 旁遮普團第 2 營。另外，他有一營香港防衛軍、一連香港華人軍團、曉士軍團民兵、四團炮兵、三連工兵、若干後勤部隊。
莫德庇的防守方案與 1938 年參謀長委員會的決議一致，集中守護香港島。他起初以三營步兵留駐港島，一營旁遮普步兵到新界、九龍拖延日軍。後來加拿大同意派皇家加拿大來福槍營、溫尼柏榴彈兵營增援香港，莫德庇於是決定增加新界、九龍的兵力，並重新駐守醉酒灣防線，以爭取更多時間破壞道路通訊，拖延日軍推進。
莫德庇把六營步兵分成「大陸旅」(Mainland Brigade，意指新界和九龍) 及「港島旅」(Island Brigade)，「大陸旅」拖延日本陸軍南侵，由華里士准將 (Cedric Wallis) 指揮。「港島旅」防衛港島南岸，阻止日本海軍登陸，由加拿大援軍司令羅遜准將 (John K. Lawson) 指揮。當日軍突破醉酒灣防線，「大陸旅」須撤返港島北岸防守，組成第二道防線。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2. 邱逸、葉德平、劉嘉雯，《圍城苦戰：保衛香港十八天》。
侵華初期，日本陸軍勢如破竹，「北進」佔盡優勢。然而，中國軍民退至丘陵地帶，日軍如陷泥沼。加上德、蘇 1939 年 8 月 23 日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同年 5 月至 8 月諾門罕戰役 (又稱哈拉欣河 / 哈拉哈河戰役」) 日本關東軍為蘇聯所擊敗，「北進」不得不擱置，「南進」抬頭。1940 年 7 月 2 日，日本在御前會議定出兩大國策，其中一項即為：配合適當時機「南進」太平洋 (另一是以日本為中心，建設以日、滿、華為骨幹的「大東亞新秩序」)。
1941 年 4 月 13 日，日、蘇簽訂《日蘇中立條約》，日本等於放棄北侵蘇聯。8 月，美國對日本實施石油禁運，嚴重不利日本長期作戰，日本被迫提早毅然「南進」，制訂「南方作戰」行動 (Southern Operations)，對香港發動進攻屬這項作戰行動的「C 作戰」。
日本跟美國談判，旨在爭取時間完成戰爭準備，奈何英國對箇中內情全然不知，邱吉爾還估計日本不會在 1942 年春之前開戰。
英國錯誤判斷日本謀劃，致使參謀長委員會曾重新關注香港防務，要求加拿大政府再派一營至香港，將 C 部隊 (C Force) 擴編成一旅。
可是，泰國首相洩密，英國終於夢醒，明白到戰爭近在咫尺，參謀長委員會遂擱下派兵香港一事，改為討論如何拉攏美國參戰。
莫德庇少將得知日本快將開戰，下令香港防衛軍集結，積極準備。1941 年 12 月 6 日下午，香港警察接報三師日軍 (第 38 師) 進駐深圳布吉。英國遠東三軍總司令樸芳雖仍對記者宣稱戰爭不會發生，但他已通知啟德機場進入一級戒備狀態 (No.1 Degree of readiness)。
6 日晚，所有高射炮位準備就緒。7 日清晨，守軍已離營就位。由此可見香港的戰爭準備比其他英國遠東殖民地完善。日軍戰機在 8 日上午飛臨香港，守軍其實守候已久。
一些口述歷史提到，有市民誤以為日軍轟炸啟德只是英軍演習，此可能與香港憲報 12 月 1 日刊登英軍將於 12 月 8 至 11 日進行包括重炮射擊等演習有關。
莫德庇少將 1941 年 7 月 (一說 9 月) 接任駐港英軍司令，當時他手上有四營正規步兵，包括：皇家蘇格蘭步兵團第 2 營、米杜息士團第 1 營、第 7 拉吉普團第 5 營、第 14 旁遮普團第 2 營。另外，他有一營香港防衛軍、一連香港華人軍團、曉士軍團民兵、四團炮兵、三連工兵、若干後勤部隊。
莫德庇的防守方案與 1938 年參謀長委員會的決議一致，集中守護香港島。他起初以三營步兵留駐港島，一營旁遮普步兵到新界、九龍拖延日軍。後來加拿大同意派皇家加拿大來福槍營、溫尼柏榴彈兵營增援香港，莫德庇於是決定增加新界、九龍的兵力，並重新駐守醉酒灣防線，以爭取更多時間破壞道路通訊，拖延日軍推進。
莫德庇把六營步兵分成「大陸旅」(Mainland Brigade，意指新界和九龍) 及「港島旅」(Island Brigade)，「大陸旅」拖延日本陸軍南侵，由華里士准將 (Cedric Wallis) 指揮。「港島旅」防衛港島南岸，阻止日本海軍登陸，由加拿大援軍司令羅遜准將 (John K. Lawson) 指揮。當日軍突破醉酒灣防線，「大陸旅」須撤返港島北岸防守，組成第二道防線。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2. 邱逸、葉德平、劉嘉雯，《圍城苦戰：保衛香港十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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