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軍軍士王則與州吏張巒、卜吉合謀，利用「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號召徒眾佔據貝州，反抗宋朝。由於貝州城池堅固，官軍久攻不下，慶曆八年 (公元 1048
年) 春，仁宗命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加強進攻。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曾祖父原姓「敬」，因避石敬瑭諱，改姓「文」。天聖五年 (公元 1027
年)，文彥博中進士，歷任翼城知縣、絳州通判、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河東轉運副使等職。慶曆七年 (公元 1047 年)，「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
文彥博兒時已很聰敏，《邵氏聞見錄》：「文潞公幼時與群兒擊球，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球浮出。」這就是家喻戶曉的「文彥博洞中取球」的由來。「三川口之戰」後，臨陣脫逃的黃德和誣告劉平、石元孫投降西夏，彥博奉命在河中府設法庭詳細審理，終於還劉、石二人一個公道，黃德和被誅。
「王則造反」，明鎬無法剿平，文彥博遂主動請求去貝州討伐。是時夏竦為樞密使，跟明鎬不和，「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請，輒從中沮 (阻) 之」。彥博「言軍事中覆
(朝廷的批覆) 不及 (來不及)，願得專行 (獨斷獨行)」，仁宗「詔許彥博以便宜從事」，解決了問題。
文彥博至貝州，明鎬安排士兵所挖的地道已成。彥博「選壯士二百」，晚上「由地道入」，「既出，登城，殺守陴 (城上的矮牆) 者，垂絙 (繩索)
引官軍」。王則率部眾在牛身上綁草潑油點火，令其衝擊官軍，「軍校楊遂以槍中牛鼻，牛還走，賊眾驚潰」。
王則開東城門突圍，兵敗被俘。其殘部退守城郊邨舍，頑強抵抗，寧死不屈，最後被官軍放火活活燒死。
「王則造反」歷時六十五 (一說六十六) 日。王則、張巒等被押解至汴京處死。
值得注意是仁宗的善後。「曲赦河北，賜平貝州將士緡錢，戰歿者官為葬祭；兵所踐民田，除夏秋稅。改貝州為恩州」，錯僅在王則及其信徒，非貝州全體老百姓。仁宗的做法多少挽回民心。
文彥博立下大功，「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鎬為端明殿學士，獲彥博力薦，代丁度出任參知政事。史載「鎬端挺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而遇事能斷，為世所推重」。
有謂「王則造反」乃一場兵變。然而，縱觀五代以降之兵變
(包括陳橋兵變)，無非軍士們擁立一德高望重者為新主，以取代舊君，如李嗣源、郭威、趙匡胤。王則為一禁軍小卒，純粹借助宗教妖言惑眾，成就割據河北 (主要是貝州)
之事業。這更似是東漢末的黃巾、清中葉的太平天國，為一「亂事」，陳邦瞻稱「貝州卒亂」，庶幾近之。
從死守貝州一隅而不向外攻城掠地看，王則等人是短視的，目光狹隘。
「縋城下者日眾」，反映並非所有貝州人都支持王則，汪文慶等願做內應，尤其能夠說明這一點。
殺王獎、李浩、齊開、王湙，「王則造反」的本質彷彿是宣洩怨氣、去除積累已久的對官府的忿恨。它沒有立國的藍圖，只是一氣機鼓蕩、情緒上頭，故短視。
「王則造反」揭示出：北宋中期，地方官與老百姓 /
士兵之間存有嚴重矛盾。當野心家利用宗教煽惑群眾、激化矛盾，動亂即容易爆發。而宋朝迅速應對動亂的能力明顯偏弱，兵馬都監田斌巷戰不勝，明鎬遲遲攻不入貝州城，俱為例證。
加上官軍質素低 (率先登城的官軍，為爭功而砍斷繩索，不讓後來者登城，卒之釀成寡不敵眾，給敵方有機會反擊)，朝中大臣黨同伐異、汲汲於私怨
(夏竦對明鎬之阻擾)，宋朝步履蹣跚。
洪秀全借基督教創「拜上帝會」，集結信徒，於廣西桂平金田村起事，廣西也為一迷信風氣熾烈的地方。攻陷金陵後，改名「天京」，行天朝田畝制度，卻不支持林鳳祥、李開芳北伐，獨守一隅......
歷史竟然出奇地相似。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畢沅，《續資治通鑑》。
3.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4. 邵伯溫 (理學家邵雍之子)，《邵氏聞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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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吳天墀＜北宋中期的王則起義＞分析「王則造反」：
從北宋建國開始，各地的兵變時有發生。但是，貝州兵變有組織有準備且建立了政權，發生地又是距離京城不遠的邊防重鎮，表明北宋政府的統治機器已經在相當程度上運轉失靈，隱藏著巨大的統治危機。這種危機主要表現在：
第一，「積貧積弱」的局面已經凸顯。北宋政府不僅每年要支付大量「歲幣」「歲賜」給遼國和西夏，還要維持日益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隊。而政府的財政收入只能來自對平民百姓的搜刮。
河北地區一直是宋朝北部邊防的前線，不僅百姓要承擔繁重的賦役，衙前小吏（政府中的底層公務員）也備受盤剝。當時的北京留守賈昌朝說：「衙前公人，亡家破產，市肆商賈，虧本失業者，不可勝計。」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貝州兵變不僅有普通百姓參加，也會有州吏做參謀。
第二，北宋政府的募兵政策不同於以前，兵源主要是破產的農民。當時認為這樣的政策「凶年飢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變生，有叛兵而無叛民」，有百代之利。但是，這樣的政策把社會上存在的階級矛盾引入到軍隊之中，使備受壓迫的農民合法擁有了武裝，因此，宋朝的兵變就成了農民起義的一種表現形式。
第三，民間的秘密宗教又開始廣泛傳播。秘密宗教一直在民間傳播，農民受盤剝越嚴重，秘密宗教的傳播就越廣泛，進而成為農民起義的宣傳方式。貝州兵變前流傳的有關彌勒佛代替釋迦佛的「妖言」，曲折地反映出人民對北宋政府統治的不滿。這種不滿在合適的時機，只需一點火星，就會變成烈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