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五年 (公元 1045 年) 三月，韓琦因「水洛城事件」罷官。
且說范仲淹離開陝西後，知永興軍的鄭戩出任陝西四路都總管兼經略安撫招討使，主持西北防務。
鄭戩採納劉滬等的建議，修築水洛、結公二城，以使秦、渭的援兵通行。渭州知州尹洙卻表示反對：「賊數犯寨，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常不滿二萬人，而當賊昊舉國之眾，吾兵所以屢為賊困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無故奪諸羌之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
鄭戩不久被免職，劉滬、董士廉竟監督工程如故。尹洙忿忿不平，安排張忠代劉滬，滬不受代。尹洙卒之令副將狄青率兵前往，把二人押解到德順軍監獄。
鄭戩在朝堂上據理力爭，獲得大臣普遍支持。韓琦則贊同尹洙意見，以為修城帶來不便。兩派角力，最後由鄭戩取得勝利，仁宗「徙洙知慶州，又徙晉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
為何仁宗會站在鄭戩一邊？我們不妨看看鄭戩出身。
史載「鄭戩，字天休，蘇州吳縣人。早孤力學。客京師，事楊億......與參知政事宋庠，為宰相呂夷簡所忌，與庠皆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
楊億曾為石介所批評，石介是范仲淹的支持者。宋庠被呂夷簡設計陷害時，曾說過：「范仲淹可斬！」鄭戩與宋庠同列，適逢范仲淹涉嫌大搞朋黨，而韓琦跟仲淹是一伙，仁宗沒有不支持鄭戩的理由。
加上鄭戩「敏強善聽決......政有能跡」、「遇事，果敢必行」，一度揭發仲淹好友滕子京在涇州濫用官府錢財。
比觀之下，韓琦一味維護范仲淹、富弼、杜衍，說：「陛下用杜衍為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固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命弼使虜，以正辯屈強虜，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近者李良臣自虜來歸，盛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羨之。陛下兩命弼為樞密副使，皆忘其有功，辭避不受，逮抑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為陛下立萬世之業爾。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
仁宗斷不可能縱容朋黨餘孽。
韓琦在尹洙被外調後，亦自知不對勁，「請外，遂出知揚州」。
可憐歐陽修不識時務仍替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講好話：「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唯指為朋黨，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為陛下惜之。」
他終於被牽連，貶官滁州。
六月，石介死。孔直溫謀反，事敗被抄家，搜出石介過去與孔直溫的往來書信。夏竦聲稱石介詐死，實際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要求開棺驗屍。杜衍、呂居簡等數百人保證石介已死，始獲免。仁宗罷富弼京東安撫使，貶孫復監虔州稅。
鄭戩「用刑峻深，士民多怨之」，其或許崇尚法家思想。
范仲淹等人相繼離開朝廷，標誌著宋代新儒學的「外王」實踐的首次失敗，同時反映仁宗對朋黨的確非常憂慮。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